(003)“全球暖化”迷思—媒体如何让全球更暖?

【編按】從今天開始,本網站將陸續刊出石計生教授2007年7-8月間在北京大學社會系暑期講學正式課程【全球化研究】的期末小論文的精選。文章表現了這些本科生們吸收課堂上的講學知識、自我的見解和對於經驗世界的敏銳觀察,反思與批判;觸及層面包括社會、經濟、文化與理論各方面的探究;學生則來自北大、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傳媒大學、北京工業大學等學院,學習科系亦包括社會、國際關係、新聞、傳媒、物理、生命科學、信息技術、工業和力學等多元化來源;中國學生外,亦有韓國留學生在內。這些對於全球化的文章或有不成熟之處,然皆表現了尋找真理,追求理想的熱忱,這是年輕人應有的求學姿態。故石教授認為這些學生表現傑出,文章值得細讀、分享並歡迎讀者一起加入討論(2007.08.08)。

⊙ 倪伟峰(中國傳媒大學 S0700189) 电子邮件:vincentwfni@gmail.com

GLOBAL WARMING MYTH
—HOW MEDIA MAKES THE GLOBE WARMER?

【摘要】
“全球暖化”(global warming)已经成为当今全世界都在密切关注的议题。从学界到媒体,再到政府,甚至是商业从业人员,无不对该议题保持着高度的警觉。本文在对媒介新闻文本进行研究后发现,媒体对于该议题的报道存在着一定的“说服”方式和逻辑。进一步假设,这个最热门的全球议题已经,或正在逐渐形成一道“产业链”,使得各个利益相关群体趋之若鹜。

引言

公元2000年前夕,一种名为“千年虫”(Millennium Bug)的电脑病毒把全球所有网络用户带入对英特网的恐惧之中。先前,美国电脑专家向媒体发布研究结果,说计算机内部系统采用两位数字来表示年份(即98表示1998年)。当踏入千禧年(1999年12月31日后),”00″则会被计算机理解为”1900″年,计算机的运作因而倒退100年,由此可以触发数码世界的灾难性混乱。随后,美国媒体开始连篇累牍对这项令人恐惧的英特网灾难进行报道。美国全国公共电台(the National Public Radio)资深记者John McChesney在1996年11月20日的报道说,“美国国税局(IRS)正把‘千年虫’问题当作首要的技术问题(top technology problem)加以处理 ;当时“千年虫”的咨询公司The Gartner Group, Inc据称花费了6万亿美元用于对于该问题的解决上 。不仅美国的媒体,英国广播公司(BBC)对千年虫的报道在其间也花了大量的力气。BBC资深记者史蒂夫-谢菲尔斯(Steve Schifferes)回忆道,当时BBC在其所属的广播、电视以及全球网站上投入了大量的记者,从各个角度来报道“千年虫”议题 。

毫无疑问,权威主流媒体的报道必然会引起受众的关注。虽然有人表示对此乐观,认为这并不是一个大问题,但同样也有调查显示,在那些担心2000年到来的美国人中,他们最关心的议题是就“千年虫”病毒(占43%) 。

媒体的关注,受众的担心,自然成为政府所关注的议题。在政府方面,除了上文提到的美国政府组织的会议以外,在中国香港,特区信息技术和广播秘书K. C. Kwong 先生在1998年香港英国计算机社会年会晚宴上的(British Computer Society (Hong Kong Section) Anniversary Dinner)在演讲中也呼吁民众对此问题有所关注,并且指出,政府会开展一些公共项目来帮助提供公众对该问题的认识。

不过,人类最终还是顺利渡过了2000年这个“坎儿”,“千年虫”也在人们欢庆千禧年的过程中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现在,当我们回过头来重新观察这场耗资三万亿美元的虚惊时,我们惊讶地发现,一只“虫子”居然可以引发社会不同领域的关注和行动。当然每个领域的行动内容和行动初衷各有不同。但毫无疑问,这些不同领域的专家们除了对“虫子”议题本身的关注之外,他们同样也发现了相关的利益来源。

在我们探讨“全球暖化”议题时,“千年虫”似乎并不是一个最适合拿来类比的案例。但是,笔者认为,单从媒体的报道以及媒体与其他社会群体互动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是有一定对照和启示作用的。本文试图探讨在全球化语境下媒体对于“全球暖化”议题的报道,并且试图指出媒体以及与“全球暖化”议题利益相关集团之间的关系。

研究方法

除了阅读相关背景资料以外,本人的写作同时基于本人于2006年11月至2007年4月分别在美国和英国两大媒体工作时对于主流媒体记者报道议题流程的观察和讨论。

一、 议题的流动

从以往媒体对于新闻事件的筛选中可以看到,新闻业的惯例是以新闻组织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兴趣为基础的。 在信息流动愈加快捷和多样的年代,虽然各国,各类媒体对于经济利益和政治兴趣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往往会在一些更中性化的议题上达成一致。从1979年第一届世界气候会议(World Climate Conference)提出人类可能对全球气候产生影响 开始,“全球暖化”这个词就大量地出现于媒体的报道当中。
当然,我们已经很难考究是谁第一个报道了这个议题,以至于流行到今天,成了全世界的关注焦点。但是从各大媒体对于报道的引用来看,媒体之间的议程是相互影响的—这个互相影响的过程包括了政府,专家,NGO组织和民间反馈等。

在“议程设置”研究发展到今天,该研究主要有三个阶段。

1. 媒介影响议题及其他一些对象的显著性

美国《纽约时报》签发行人苏茨贝格(Sulzberger)在1950年5月8日打趣地将他所办的报纸,公众和报道议题说成“只要我们告诉公众猫往哪里跳,公众就会照顾好猫。”(We tell the public which way the cat is jumping. The public will take care of the cat)。事实上,他的这句话已经足以说明媒介对公众注意力的影响是多么巨大。直到1968,传播学者麦库姆斯和肖(McCombs and Shaw)(1972, 1993)在研究美国总统选举期间传播媒介的选举报道对选民的影响后,引用“议程设置”一词,来描述一种在选择的情境中长期受到关注和研究的现象。他们的研究发现,在选民对当前重要问题的判断与大众传媒反复报道和强调的问题之间,存在着一种高度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大众传媒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问题,同样也作为“大事”反映在公共的意识当中;媒介给予的强调越多,公众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也就越高 。迪尔润和罗杰斯(Dearing and Rogers, 1996)则将议程设置的过程定义为“以获得媒介专业人士、公众政治精英的注意力为目标的议题间的持续性竞争” 。因此,媒体赋予不同的“议程”不同程度的显著性,以此影响公众和政治人物对议题的认知。

当然,“议程设置”的效果并非绝对强大,有时候媒介用突出重要性的方式为为公众设置的议程并不一定能够让公众紧随其后,因为媒介的可信度是不同的,个人经验和媒介图像也可能是有所歧义的,而公众对于媒介新闻事件则可能具不同的价值判断 。而且,议程设置的形式并不单一为媒介为公众设置议程。“谁为媒介设置议程?”有人认为是政治家,有人认为是政治记者,有人认为是政治顾问,也有人认为是媒介之间互相设置议程。这通常被认为是“媒介间的议程设置”(inter-media agenda setting)。最早研究“媒介间议程设置”主要集中在美国全国新闻机构和日报间的关系上(White,1949;Snider1967;McCombs&Shaw,1976;Hirsch,1977)。其它研究则检验了大报和电视新闻网之间的关系上(Reese&Danielian,1989);更近的研究发现了这些设置新闻议程的政治议程间的影响。(Jamieson&Campbell,1992) 。

2. 媒介影响议题对象属性的显著性

另外,也有研究发现,另外一个层面的议程设置也要被考虑,即议程设置中的每一个主体都有不同的属性(attributes),这些属性间也会相互影响 。这是议程设置的第二层面。议程是指的第一层面是一系列的“对象”(objects)。通常,这些对象是公共议题。议程设置的第二层面则考虑到了这些“对象”的属性,它们的特性反映了每一个“对象”的真实面貌。在这层的议程设置中,根据“对象”的属性进行显著性排列。在麦科姆斯看来(McCombs, 1995),选择“对象”的来引起注意和选择“属性”引起对这些“对象”的思考在议程设置中是一样重要的 。当然,并不是媒介自身为受众排列的“属性显著顺序”都能够成功影响受众。事实上,在该顺序的排列中,必须得符合受众的需要,即什么情况下媒介效果较强?什么情况下效果较弱?研究人员将“导向需要”(need for orientation)的概念引入了议程设置理论。需求小产生弱效果,需求大产生强效果 。这也解释了克林顿执政期间关于他与莫妮卡-莱温斯基的绯闻。尽管媒介在好几个月的议程中一直不断地强化克林顿有关绯闻中的种种属性,公众仍然拒绝了这一议程,认为它与克林顿的执政无关,并且仍然对克林顿作为总统做出的政绩评价很高的原因 。

3. 受众-公众介入影响议程设置

在电视传播进入传播者和受众的关系从单向传播到互动传播时,受众-公众也(及其表现在民意调查中、市场研究中和媒介报道中的“舆论”)也可能发挥全然不同于过去的、更积极的作用。布拉姆勒和古尔维奇认为,虽然新闻媒介常常被描述为第一线的“议程设置者”,但又是谁为他们设置了议程?有人认为是政治家的各种动议和陈述。那么,政治家口中的言辞又是哪里来的呢?答案往往是政治家的顾问、传播专家和民意调查者。那么,这些人又是从哪里得到这些想法的?一个主要的来源可能就是民意调查、焦点访谈(focus groups)等等的结果—也就是说,来自各种公众成员。因此,议程设置就有了某种循环,其中,受众的贡献,现在看来至少与其他来源一样重要了。
唐纳德•肖曾经在2004年接受中国人民大学一位学者的访问中认为将受众纳入议程设置研究,分析他们对于媒介内容的感受和反应可以被视作议程设置研究的第三层 ,但麦科姆斯则更倾向于将基本的议程设置效果和属性议程设置效果视为第一和第二层,而将受众的反应视为结果,而不是另一个层次。总之,这只是一个名称的问题,而不存在实质上的观点差别 。

不过,英迦尔(Iyengar 1991, 1987)的研究则发现了影响人们对议题接受和产生偏好的关键。在研究“媒体的议程是否以及如何介入到收看电视新闻的社会成员的个人议程中去”时,他明确地认识到,新闻是由精英控制、受市场驱动的机构的产品。他把制度因素作为新闻故事的内容和形式进行了分类。比如,他在新闻故事刻画中区分了“插曲性”和“主题性”节目,也区分了“生动的”及“平白的”节目。插曲性及生动的节目居绝对统治地位的情况表明,客观上存在着作为意识形态发生作用的制度权利。对英迦尔而言,这是在测量意识形态如何建构人们个人议程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

英迦尔的研究将议程设置和制度意识形态,媒介的权利联系在了一起。事实上,议程设置从效果上看,是引导受众关注所设置的议程,但本质上,议程设置是运用媒介的潜在权利,影响公共舆论,并企图在受众间进行意识形态规训,从而制造社会共识的一种重要手段。

在“全球暖化”的议题上,我们对于该议题的关注来源于媒体对于该议题的突出报道。同时,关系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气候变化和各国政府的关注行动使其在一段时间内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焦点。

二、“全球暖化”中媒体与政府的关系

从议程设置的理论来看,尽管媒体对于政府的议程也有所影响,但正如乔姆斯基(Chomsky 1989)指出,新闻议程是由国家和政府利益所主导的。他认为,主流媒体不但会对主流新闻议题进行调整,使其与国家/政府的要求、用途和评判标准保持一致,同时也会全盘接受国家/政府的种种预先设定的想法。 塔克曼(1978)认为,即便是在民主社会,新闻生产也不可避免地是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缩影,并为金融-意识形态机构和支配性的阶级、种族和性别服务。 尽管在专业主义的新闻教材中,新闻应该保持客观和公正,但也有学者认为,这其实是新闻专业主义对于客观性原则的神圣化。它的前提应该是媒体对于既定秩序的效忠(吉特林,1980;萨依德,1978;施莱辛格,1979;塔克曼,1978)。 在所有对于“全球暖化”议题的报道中,媒体一再强调政府在其间的重要性,并且暗示民众引起关注。言下之意,若要对“全球暖化”有所贡献,民众应该配合政府的行动,这样民众才能受益。

三、 媒体影响公众的话语方式

诚然,在关于“全球暖化”议题的表述中,每个利益集团内部都有不同的话语方式产生互动。媒介通过对信息的筛选和删除、强调以及运用语调等所有的处理方式来实现自己的作用和影响 。这里,我们关注媒体在对“全球暖化”议题表述以影响受众时的话语风格。

1、为“公众利益”代言

在Fowler(1991:49, original emphasis)看来,话语(discourse)并不是排出,而是对意识形态的精心阐述。他更多地认为,这是一种“语言学实践”(linguistic practice) 。在对于“全球暖化”议题的报道中,主流媒体不约而同地采用了为“公众利益”代言的话语方式。

LONDON, England (CNN) — “I want to scare you about climate change,” says Fred Pearce, veteran environmental journalist and author. “We are probably the last generation to be able to rely on a stable climate.”

(BBC)–The earth is warming up. We’re going to have more floods, more disease, fewer polar bears. The only humans left that haven’t been wiped out by an apocalyptic series of disasters will be crammed together on an island of ice in the Arctic. If we don’t do something about global warming in the next 4 years WE’RE ALL GOING TO DIE! Or so the scientists tell us.

在第两篇报道的导语部分,记者分别引用了一名资深环境记者和科学家的话,暗示了该篇报道的大意,即:对“全球暖化”采取行动迫在眉睫。接着,记者运用了“我们”这个词,将自己归入和读者一个群体中,暗示在“危机”被确认(affirms)的时候,“我们”,任何人,任何体系是没有任何不一致和差别的(Fowler 1991: 49, original emphasis) 。

2、引用权威人物

在新闻专业主义的中,记者在引用被访者观点的时候必须注明观点得出处,这不仅是一个新闻道德问题,更能够使得报道变得更具有可信性。很显然,在科学范畴内研究“全球暖化”议题的研究者中,科学家的观点是最具有公信力的;当然,政府官员的表态也能够突出政府的“有所为”。

It’s official: the heavier rainfall in Britain is being caused by climate change, a major new scientific study will reveal this week, as the country reels from summer downpours of unprecedented ferocity.

霍夫兰(1942)的传播心理学研究认为,说服者的权威性和可靠性在说服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这篇报道中,作者分别用“官方”(official)和“重大科学研究”(major new scientific study)强调了最近的英国水灾和全球暖化有直接的联系,提升了其可信性。

除了这些记者在说服受众中常用的手段之外,媒体编辑将“全球暖化”议题置于头条新闻,或者作成新闻包裹(news package)等方式,突出该议题的重要性。

不仅如此,媒体在对该议题的报道中还不断引用辩证的意见源,引起辩论,求证部分假设,同时也增强更多证据。最终要的是,媒体在对于议题的报道处理中,必须对于议题进行“渲染”。阿伦森(Arnson, 1983: 23)将“渲染”定义为人为的、迷乱的氛围中,买卖产品—包括物品、人物和观念—以创造需求,或者强化业已存在的需求 。事实上,在全球信息流动速度愈发加快的今天,在拥有主流话语权的主流媒体同时也在不断为主流媒体中的次主流媒体实施“渲染”,通过强化、煽情和可信的证据,“科学”地为其他媒体设置报道议程和角度。

讨论

毫无疑问,媒体的存在,已经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已经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新媒体的出现,更是将无所不在(ubiquitous)的信息把我们所包围。在信息全球化的时代,国际各媒体间快速的信息流动不仅影响到了各媒体之间的信息互动,也逐渐让信息的观点趋于一致。全球化时代媒体正运用这颇具说服性的美德、平易近人的亲和力为人们编制着信仰、价值和集体认同。

本文的假设为:事实上,“全球暖化”议题已经形成了一条看似科学合理的利益链条,即:科学家发布信息,媒体记者前去采访报道,在受众间制造认同,并引起政府的关注。随后,政府将该议题列入议程(agenda)中,并致力解决(国内和国际层面)。NGO组织出来呼吁,引起媒体的关注,并且影响受众。同时,其间也有商人制造“环境友好型”(environmental friendly)商品,兜售给消费者……

本文关注的焦点在于媒体在该议题上与政府和受众之间的关系和互动方式。限于时间有限,有些重要议题本文尚未涉及和完善。比如,媒体报道“全球暖化”议题的框架(framing)是什么样的?因为媒介框架是选择(selection),强调(emphasis)和表达(presentation)的原则,由很多对存在、发生和发展的事物加以解释和细微理论构成 。它虽然是很难言说,但这微妙的方式正是我们认识在这场全球“迷思”中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另外,本研究还需要进行大量的深度访谈和实际操作观察。限于研究时间和学识有限,本文尚未展开大规模的操作。

(002)扎根大地,拥抱苍穹

【編按】從今天開始,本網站將陸續刊出石計生教授2007年7-8月間在北京大學社會系暑期講學正式課程【全球化研究】的期末小論文的精選。文章表現了這些本科生們吸收課堂上的講學知識、自我的見解和對於經驗世界的敏銳觀察,反思與批判;觸及層面包括社會、經濟、文化與理論各方面的探究;學生則來自北大、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傳媒大學、北京工業大學等學院,學習科系亦包括社會、國際關係、新聞、傳媒、物理、生命科學、信息技術、工業和力學等多元化來源;中國學生外,亦有韓國留學生在內。這些對於全球化的文章或有不成熟之處,然皆表現了尋找真理,追求理想的熱忱,這是年輕人應有的求學姿態。故石教授認為這些學生表現傑出,文章值得細讀、分享並歡迎讀者一起加入討論(2007.08.08)。

⊙ 张思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05级)

乡村——他没有名字
他们是一群没有声音的人 ,虽然他们占了中国人口的五分之四 。
——赛珍珠(Pearl Buck l892-1973)

他死了。

家里面只有他和父亲两个人。在父亲进城卖水果的那个晚上,他一个人坐在家门口痛哭。夜里十点钟的小村庄已经进入睡梦里。邻居们听到屋外的哭声,并没有出门询问。不知道哭了多久,他打开早就准备好的一个玻璃瓶,含着泪,仰起脖子将瓶里的液体灌下喉咙。随后,平静的夜被巨大痛苦的嚎叫声打破。

第二天清晨,邻居早起下田干活,在他家门口发现他早已冰冷的尸体。一个空瓶子在离他不远的地上躺着。父亲悲痛欲绝。在父亲出门之前,他还叮嘱父亲把脏衣服脱下来,把它们都洗了。

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中国农村青年,出生,生长,并且在有生的二十多年里一直生活在湖北省浠水县的一个小山村里。那个曾经出了爱国诗人闻一多的县,平静得就像闻一多的那首诗——“死水”。闻一多死后,多少年过去了,浠水县始终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地方。没有任何吸引人之处,没有什么特产可以将名声散播在外,也没有什么旅游风景区可供外面的人来观光游玩,更没有再出一个像闻一多那样的名人。这里的人们就过着普通的生活:乡镇上的人以各种职业为生,受着大城市纷繁的物质诱惑;农村里的人多数务农为生,靠着几分田维持家庭。他也不例外。家里种着一些田,他和其他的农民一样,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按照农历的节气料理庄稼作物。

然而,他又与其他农村青年有着迥异的生活道路。

在农村,只要是身体健康的青年,假如家里有钱供得起读书,就通过学习改变“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飞出农村这个狭小落后的天地。读不起书或者无心向学的年轻人们则十几岁就出去打工,在城市里打工赚的钱是种地所不能比拟的。也有些青年留在了祖宗的土地上,接过父辈的犁耙和“农民”这个称呼,早早便挑起家庭的重担,要喂饱家里众多的嘴。过了二十岁,这些青年便会被家里人催促去找个对象,或者家里人就替他们在邻近的村子里寻找合适的姑娘,两家互相都满意就结为亲家,共同维持家庭,繁衍生息。

他,小学辍学后便在家里帮助父母干活。家里还有一个弟弟,与弟弟相比,他要愚钝很多。从生下来起,他的智力就有点问题。父母都是农民,供两个儿子读书未免吃力,于是他很自然的离开了学校。日复一日,二十年间他每天过着一样的生活:做饭,洗衣服,下地里干活,偶尔看看电视。八九年前,母亲脑溢血去世。弟弟从小学,上到初中,然后是高中,后来在武汉上大学,最后毕业留在武汉,当了一名武警学校的教师。父亲在母亲走后娶过一个女人,后来又离了婚。而他的生活轨迹始终没有过任何变动波折。也许因为他的智力问题,也许因为其他什么原因,一年又一年,他无法找到一个女人做妻子,甚至连对象都没谈过。而他脸上却总是带着笑容,别人或许认为他的笑容很傻气,但他始终和善的对待每一个人。

没有人想过他会有这样的结局。没有人真正和他谈过心,父亲也没有,他们只有些日常谈话,情感上的交流在农村似乎很困难。没有人知道他想过什么,他走之前做过什么样的挣扎,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会结束自己的生命。

一切只能靠猜测来构想。

这个农村青年就是我不久之前死去的堂哥。或许他是一个太特殊的个案,他与外界没有任何交流,日新月异的世界对于他没有任何意义,变化中的中国也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的好处。他在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与这个世界似乎没有任何关系。这个世界每天都在变化,战争、饥饿、贫穷、歧视、疾病、干旱、死亡、俘虏人质、协商谈判、经济危机、全球变暖……当然,这个世界也有好的一面。但我要说的是,在那些丑陋、痛苦和死亡的背后,是千千万万没有姓名的人。现代性和全球性没有在这些人的生活添上任何美好的色彩,他们最基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与这个似乎一直在进步,或者说一直在创造财富的世界没有实质性的关联。这些匿名的个人,从出生到死亡,不过是人口统计中的数字。

边城——看不见的城市

这是中国版图上最大的一个色块,六分之一,这是一个反复被提及的数字——相对地图上其他三十几个不同颜色标示的区域,“六分之一”似乎是一个说出来值得让人骄傲的事实。这六分之一在“鸡尾巴”的部位,如果你能明白我的意思。而“尾巴”,就像“屁股”一样,是不好意思说出口的,所以,我们往往忽略了这一点,同时忽略了这其中包含的任何可能的隐喻。我们用“西北”这个苍茫又神秘的词语代替,于是它的名字和身份又有了一层特殊的含义。

这就是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位于中国的西北边陲,“面积为一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均占全国面积的六分之一,是中国面积最大的省区”,这是所有人知道的事实,所以这也是人们最爱提及的。在一个网页上看到这句话,“她相当于45个台湾省,或相当于陕西、甘肃、宁夏、青海4省区面积的总和”。它的东面和南面,与甘肃、青海、西藏相邻,因为邻近且都处于中国的西北部,这个共同点似乎带来了这四个地区和当地人们相似的历史和现状。

1980年代初我的父母来到乌鲁木齐,打工,做小本生意,那时候的普通人日子都很苦,我的父母租一间平房,很努力的工作。1987年,我出生了,为了生产和给我买奶粉,爸爸欠下了一千块钱,在那时一千块是很大一笔钱。一直到我三四岁时,那笔钱才还清。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饮马渡秋水,水寒风似刀”,自古以来,西域都是一片兵刃交鸣之地,“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战士和诗人们荒凉的忧伤和无奈穿越几千年的时空在今人的吟诵中回响,其实从来都没有什么视死如归,笑看生死不过是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们的臆想。“长河落日圆,大漠孤烟直”,“九月天山风似刀,城南猎马缩寒毛”,无数描写边塞风光的诗句点缀着历史的画卷,然而太多人只是通过这些间接经验窥豹一斑。

想起高中时同学们之间流传的一个笑话。某君去内地游玩,当地的同龄人听闻他从新疆来,兴奋地追问“你们是不是住在帐篷里”,该君揶揄地回答道:“是啊,我们还骑马上学呢。”据说,还有内地小孩问新疆小孩“你们晚上睡在哪里”,新疆小孩回答“我们像《神雕侠侣》中的小龙女一样睡在绳子上”,内地小孩居然信以为真。类似的段子经常被新疆小孩讲来笑话内地人的无知。

其实现代化的进程在城市中的推进是必然的。虽然在新疆的山区中还有许多游牧的少数民族,他们至今仍过着和几百年前的父辈一样的生活。但是所有的城市都不可避免的被卷入现代化的进程中。但这个进程却缓慢而痛楚。

中国的发展政策很长一段时间都忽视了内陆省份和城市。沿海城市的地理优势使得政策一次一次向他们倾斜,人力、财力、物力、以及一扇敞开的大门使沿海城市的发展自然如虎添翼。而内地和更偏远的西北部则在起跑线上就落后了。国家称其为“让少数人先富起来”,有人戏谑说这意味着“让大多数人先穷起来”。我不否认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功,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所谓先富起来的人并没有“带动大多数人富裕”,中国的贫富差距却在逐渐拉大。还有很多内陆的城市,例如内蒙古的乌海,由于丰富的矿产资源而逃不脱被疯狂开发利用的厄运,这些地区不断地给予国家以资源,当地的居民生活却得不到改善,贫穷就像一条甩不掉的尾巴,而由于污染严重,他们的生命健康都受到威胁。

有人说“世界上的资源已经够了,只要想办法均匀地分配,我们就会有一个和谐的社会”。我想这是一个很长期和缓慢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人们不断地革新,改变观念,才能发展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另外还有一个不言而喻的道理,即这个过程必须是自然的,不应该有粗暴简单的外力作用,由内因产生的转变才能可能安全平和。

乌鲁木齐是这千百个“看不见的城市”中的一个,虽然近十年有了所谓的“西部大开发”,有了“大学生支援建设西部”这样的政策和召唤。乌鲁木齐和其他的城市一样走向了千篇一律的道路,仿佛上了一道流水线,经过加工后,出来的是一盒盒从外观到味道都无差别的罐头。毫无思考和感情的城市规划,没有限制和管理的楼房建设,一切的标准就是“现代化”。而那些有地方民族特色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被以碎片的形式残留下来,不过为了赚旅游经济的钱,同时也满足游客的猎奇心理。

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在对“边疆”这个特殊的所在思考时提到,“喷汽式飞机日渐摧毁了我们的感受力。从北京出发,四个小时之内,你可以来到中国的任何一个角落。你几乎很少去想象,我们这个‘地大物博’的国家如何缓慢的形成的,在那么漫长的岁月里,这么多彼此不同的民族、人群,是如何被紧密的联系到一起的。” (许知远,2006)对他人的观照以及他者所描述的我们始终是帮助我们认识自己的途径。在乌鲁木齐这个城市里,各种民族杂居在一起。我们从小就知道了新疆有十三个少数民族,各民族之间以“大杂居,小聚居”的状态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少数民族与汉族,落后与现代,个性与普遍,野蛮与文明,混乱和秩序,各种事物奇妙的融合进这个城市的血脉当中,造就了今天这个城市,这个独特而又与其它城市并无二致的地方。

首都——旧血与新创

上个世纪50年代,梁思成提出把老北京留下,在外面建新北京。而政府则宣扬“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和文化,在愚蠢的当权者眼中竟然只是

一张白纸。于是后来,“宣武门”、“东便门”、“永定门”、“地安门”,这些“门”因为名不副实而成了一个讽刺。民国时,有钱人住胡同,他们在里面过宽松舒适的生活。而1949年后的胡同就像穷人的救济所,拥挤不堪。有人说胡同的消逝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然,更多人口涌入城市,住房问题只有用更多的楼来解决。拥挤的胡同生活在现代化进程中很难跟上城市的节奏。胡同的存在方式是落后的,尽管它有着最鲜活的百姓生活。那种紧贴大地、和谐自然、人情味十足的生活方式随着胡同的消失随之也不复存在了。人们都躲进了火柴盒高楼里,过着匿名的生活。

大拆大建的工程一方面显示中国不断增强的信心,另一方面也给人们带来反思,究竟这个国家要怎样发展,物质文明突飞猛进是否真能给人们带来幸福?

房价不断上涨,全国GDP每年都在增长,物价也在上涨,而人们的工资却并没有物价涨得快。城市里的人们,个个都是房奴、车奴。外国人发现中国人成天讨论的话题都是房子、薪水和车,总是离不开钱。但我发现,这似乎并不能责怪国人,在整个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有人都想要生活得更好一点,而事实上却又有种种现实问题的情况下,人们的话题怎能不围绕金钱呢?

在后海,原来北京爷们儿悠闲垂钓,享受宁静的地方,已经成为了灯红酒绿、声色犬马的浮华之地。在大学里,曾经的学子们每天风花雪月或者激扬文字,每个人都写诗,如今的学生则考虑如何赚钱,每天为考试成绩、GRE和TOEFL烦恼。我不是说这种改变不好,但也不得不承认这转变太快,快得不那么可爱了。

关于北京这座历史都城和当今首都的讨论已经太多了,我不打算再赘述。北京城变迁的重要之处在于,她是整个中国的标杆,她是一个典范。透视北京,也许就能对整个中国的趋势有所了解,不仅是城市的变迁,乡村也不例外。

人们对于乡村无知到可怜的地步,除非你出生成长在乡村。城市里的人对于乡村的概念越来越模糊,所有有关乡村的知识越来越是来自书本而非直接经验。而从乡村里走出来的人也渐渐发觉乡村的陌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位贵州作家的写道:“我从未感到生命如此的饥渴”,“在钢筋水泥建筑的挤压中,我感到了自己的虚弱,全身僵硬,僵硬成水泥板块中的一部分”。于是他想“回家”,“回家尝试河水和山风”,“寻求大山的庇护”。作家归乡后却发现,由于“村里人与自然反目与天反目与同类反目”,“人欲膨胀飞禽锐减走兽绝迹”,村里的“小河日渐干涸”,“河水”不见了,“树林也已消尽”,又何来“山风”?人们亲手毁掉了家园,这是一种二十世纪六七

十年代政治动乱也为城大道的更为致命的“内乱”。不仅是人和自然的关系乱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乱了,而且人心也乱了。也就是说,作为社会超稳定因素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秩序,底层民间社会的基本伦理、价值观念,都遭到了颠覆和毁灭。

中国——全球化下的主体性思考

似乎是从今年开始,我突然发现了许多国内外各种学者所著的有关中国和中国人的书,这一类书甚至被一些书店单独陈列在一个书架上,将之归类为“中国研究”。与“国学研究”、“汉学研究”不同的是,这是一个更为宏大和背景深厚广阔的领域。当史景迁决定把自己称为“史景迁”时,中国研究还未像现在这般伴随着中国话题的升温成为显学。随后,在通俗历史书籍上,本土历史学家和记者的集体式微,使中国的年轻人们习惯于通过中国观察家的笔调来了解中国。这些中国观察家由外国记者、汉学家们构成。他们理解中国的新颖方式和视角,以及他们的写作方式,让他们本是为西方写作的作品在中国同样受欢迎。 而我们从他人的目光中也能够更好的认识自己,这是我对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的文化认同所做出的回答,但前提是这种自我认同必须要扎根在自己的土地上。

中国并非主动选择发展为一个现代民族,而是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被动地面对国难而团结起来,求助于现代化以图存活和延续。林语堂在《吾国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或译《中国人》)中说过,如果过中国想要变得现代化,她必须调整自己去适应现代工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一切内涵。 (349页)但他也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对待旧文化。毫无疑问的,旧文化在那样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无法拯救中国人,事实告诉我们,只有现代化才能救得了中国人。中国人必须要学习和汲取,以获得救亡图存的本领。保存了自身,才谈得上保存自己的旧文化。从帝国主义列强用船坚炮利将中国的大门撞开之时,中国人就在进行着一场艰难又漫长的现代化进程,虽然这过程十分痛苦,但也是毫不迟疑、坚定不移的。 如今我们已经看见了现代化的成果,中国人在世界上的成就已经为人瞩目、令人惊诧。但是现代化进程中忽略了的一些问题,正在重新显现成为可能阻碍中国人发展的绊脚石。

这些被忽略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历史和传统,如何在现代性中找到自身的身份和价值。而中国人对于这些问题的态度实在让人羞愧汗颜。“对西方价值体系的无条件投降,处于我们对自国历史的无知;而对西方所提倡的人类普遍价值的否定,有无异于在变损者自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无论是‘美他’式倾倒,还是‘自美’式癫狂”都挣扎在中西二元对立的模式中,都“鲜有当下价值和未来意义”。(韩冬育,2006 )也许是有秦始皇焚书坑儒、项羽火烧阿房宫的前例。中国人对于历史和过去始终没有一种敬畏的态度,而多是任意的摧毁、篡改或者完全夷平重来。有人说,中国人喜欢一切新的东西,而对旧物则不屑一顾,事实似乎的确如此,无论是建筑、生活还是习俗、传统,人们统统将旧的摧毁,重建一个没有任何根基的新的世界。林语堂:“人类的一切生活无不蒙上自己过去的阴影,并把现在的阴影投给未来。”(《中国人》,391页)中国如此对待历史的态度,已经使中国人自己尝到了后果。对于历史的抛弃和遗忘,也许当即没有什么明显的危害,但随着时间推移,其破坏力量将越来越大,直至摧毁整个民族的精神和国家的存在。

“试图恢复所有的旧价值观、道德系统,既愚蠢、更是不可能的,我们已经生活在了现在。但是从传统中寻找精神资源,并为它赋予新的涵义,却是可能的,而且它变得如此迫在眉睫。” 在我看来,这确实是中国目前最为关键紧要的问题,一个国家的精神和文化消失殆尽,再如何谈论民族的独立和经济的强大都只变得可笑。

如何建立新的文化和价值体系?学者南帆在讨论全球化下本土化经验时指出:“把握现今历史的能力,重要的是,阐释当今,阐释本土。当今和本土的历史不是印证西方文化模式,也远远超出了传统文化的范围。”“不要将本土想象成某种静态的,单一的,纯粹的文化形象”,“本土不是固定在汉或唐的某一时刻,本土处于历史脉络之中,变动不居,本土之为本土的特征是在全球种种文化的不断对话之中呈现出来的”。 只有在持续的对话关系之中才能掌握本土的命运。张旭东教授有一个很好的论点,“把西方内在化,把中国对象化”。 他提出,中国当代的文化认同应该是来自作为主体性的中国同外部的关系,来自在这种关系中对自我—他人、内在—外在的把握。“中国人对自己前途和命运的思考如果不能在‘认识你自己’的过程中,通过对自身现代性经验的反思和总结,把握关于‘人类整体’的新的历史实质,那么我们的一切自我理解必然只能是陈腐的、了无生气的——也就是说,它没有超出一个以往的历史时代,一个业已成为现实型的世界体系所规定的‘普遍’。”

跳开东方看东方和跳开西方看西方,都具有无可替代的认识意义。费孝通在谈及中西文明交流摄取问题时,曾提出过一个很高明的见解,叫做“美人之美,美己之美;美美互美,世界大同”。而这个“大同”,并不是人们以往所提出的“大同”,而是一种对扬长避短的,中西对话交流的呼唤:不是“大我”,也不是“无我”,而是“第三种传统”。(韩冬育,2006)

其实,关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我并没有什么成熟深刻的思考,也没有任何有说服力的答案,我只是在这里试图把我自己一些零碎混乱的思考整理起来,虽然我的努力并不那么成功,还有很多想法无法在这里一一表达。事实上真正要把这个话题所涉及的内容囊括在一篇短短文章中也是困难的。我只有尽力把自己的一些思考呈现出来,另外拾他人“牙慧”给我黯淡的文字增添些光彩,关于这个主题,我的问题还很多,想法还不成体系,需要学习和思考的更多。
最后,冒着断章取义的嫌疑,我想引用张旭东教授的一段话,“主体之所以成为主体,在于它不断更新和扩大自身的边界的同时,又承认、保存、肯定和捍卫这个边界;在于它不断丰富自身,将自己的内部多元化的同时,又具备将这种多元性统一于一种价值整体的力量。”用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吧,或许并不恰当。我想,每一个主体就像一棵大树,深深植根于脚下的土地,吸取养分得以立足天地之间;同时又将枝干向各个方向伸展,以开放和友好的姿态拥抱天地间的其他事物:阳光、雨露、其他树……也就是我标题中所说的,“扎根大地,拥抱苍穹”了。

参考文献:
1.许知远:《未知的旅程》,来源《生活》杂志网站http://www.citymagazine.com.cn/Html/heart/2006-2/15/20060215296.html
2.钱理群:《小城故事里的历史和现实》,《书城》2007年7月号
3.http://www.onewaystreet.cn/chinastudy.asp
4.林语堂:《中国人》,郝志东、沈益洪译,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
5.韩冬育:《第三种传统》,《书城》2007年7月号
6.南帆:《“五种形象”背后的存在》,《书城》2007年4月号
7.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版

(001)从地铁空间看全球化下的都市生活


【編按】從今天開始,本網站將陸續刊出石計生教授2007年7-8月間在北京大學社會系暑期講學正式課程【全球化研究】的期末小論文的精選。文章表現了這些本科生們吸收課堂上的講學知識、自我的見解和對於經驗世界的敏銳觀察,反思與批判;觸及層面包括社會、經濟、文化與理論各方面的探究;學生則來自北大、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傳媒大學、北京工業大學等學院,學習科系亦包括社會、國際關係、新聞、傳媒、物理、生命科學、信息技術、工業和力學等多元化來源;中國學生外,亦有韓國留學生在內。這些對於全球化的文章或有不成熟之處,然皆表現了尋找真理,追求理想的熱忱,這是年輕人應有的求學姿態。故石教授認為這些學生表現傑出,文章值得細讀、分享並歡迎讀者一起加入討論(2007.08.08)。

⊙ 徐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100871)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地铁从单纯交通工具所需到地铁空间生产再到地铁社会出现的发展脉络来窥视全球化语境下的现代都市生活的各个面向,从现实的,到其他可能性的存在,借此来更为清晰地、深刻地解剖全球化下的现代都市生活。

【关键词】地铁空间、全球化、本体空间、衍生空间、地铁社会

一、引 言

1863年英国伦敦建成世界上第一条地铁,拉开了“地铁世纪”的序幕。轨道交通的地下化趋势随着全球化浪潮从北欧、北美迅速传至亚洲,席卷全球,如今全球有115个城市有地铁运行。越来越多的大城市中都建有或者正在筹建地铁,随之应运而生的有地下商业区、地铁枢纽站周边房地产经济区,当然还有许多发生在地铁中的故事,开往春天的地铁、地下铁等作品给大都市的地下世界增添了不少浪漫的人文情怀。毫无疑问,地铁已经成了继摩天大楼之后又一个国际大都会的象征性建筑。

那么,当地铁与其代表的地下空间的开发与利用为众人膜拜的时候,我们便需要开始进行习惯性反思。地铁的出现顺应了何种全球化需求?在全球化的作用之下,地铁空间是如何完成从原初的仅为交通之用到如今集交通、商业、文化、娱乐等诸多功能为一体城市空间枢纽的角色转变?地铁空间功能的多元化给生活在大都市的人们带来了什么?又让他们失去了什么?地铁空间的迅速拓展是全球化的必然趋势吗?换言之,全球化与地铁空间的拓展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吗?再进一步刨根问底,地铁空间发展的终点会不会是地下城市的出现?这样的结局又会给全球化城市带来什么?

如同地铁空间一样,上述问题看似平常却十分有趣,而要真正回答却实非易事。本文以社会学的视角窥探地铁空间不断发展背后的社会事实,并试图由此来探求上述问题可能的回答面向。

二、地铁与全球化模式的选择性亲和

地铁作为一种对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手段,在现代社会受到追捧并逐步成为城市生活文化的重要元素之一,无论路面交通如何花样百出(如单行道的设立、高架道路、高速公路等),地下轨道交通总是无可替代地成为较佳选择。总地看来,地铁受到追捧主要是因为它的运行方式同全球化模式存在以下三方面的选择性亲和。

首先,地铁满足了都市生活对效率的高度崇尚与追求。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建设的不断推进,城市地面密度不断增加,路面交通堵塞现象已成为大都市尤其是城市市中心的痼疾。然而同时,一方面现代性资本和劳动的分离使得工作地、居住地、娱乐地空间上的分离愈加明显,人们的活动地点呈原子化不规则地分散在城市的各个结点;另一方面,资本自由流通之下的都市对机会成本的重视不亚于资本本身,故而能否迅速地完成从一个结点向另一个结点的转移自然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地铁建设向下发展的选择正是对这一焦点的回应。避开已然高度饱和的路面,向地下世界寻求新的空间可能。地铁的出现很直观地让城市交通拥堵的状况得到有效改善,零拥堵、零换乘实现了各结点间的迅速转移,自然也实现了转移的效率最大化。

其次,地铁班次发车时间的标准化、程式化为人们提供了把握精确性的可能。地铁的始末班时间与每辆车之间的间隔时间都是已知的,且不会发生改变,变动弹性几乎为零(除非发生重要事故),这就给人们事先在时间上的精确安排提供了可能。精确地安排出行时间,将时间紧密挤压入迅速转移的空间中。当然,这种精确性的前提是上述的地下轨道交通的零拥堵、零换乘实现的高效率。当上述条件失去的时候,对精确性的惯性信任与依赖将会带来极大的损失。2005年夏季上海地铁二号线在上班高峰时的半个小时故障就耽误了数以千计市民的出行,更不用谈受到恐怖分子袭击的地铁枢纽给当地市民带来的损失了。

最后,地铁本身体现了全球化对技术的热衷与狂热追求。地铁建设对技术的要求远远高于路面道路建设。地下空间开发风险性远大于路面,需要在对不同地区的地质条件和水文地质条件加深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比选各种修建方法的技术可行性和经济合理性以及环境保护要求等,技术人员引进、完善、开创了一系列适合当地地质条件、技术条件和经济条件的地铁施工方法。地铁轨道的开挖方法已由原来单一的明挖法发展到现在的明挖法、盖挖法、矿山法、盾构法等多种方法并存。同时还发展出了其他的辅助方法,如降水、注浆、高压旋喷等技术 。在对专业技术高度要求的情况下,出现了一批专业的修建地铁的技术人员,对专业化的建构和区隔融合入了对技术的永无止境的追求中。更进一步看,对技术的追求实际上是现代性对秩序的迷恋和对人性世界的抽离。目前,全球几乎所有地铁站都设有自动售票机,接受币种也从原初的硬币逐渐转变为硬币、纸币兼容,有些城市的地铁站中还设有自动零钱兑换机,让乘客可以在几秒钟内完成兑换零钱、购买车票的程序。地铁出入设立机器自动检票,免去了人工检票消耗的无谓时间浪费。可以发现,在地铁运行的过程中,出于效率、秩序的考虑,人被机器所替代,乘客迅速地从机器处获取所需,迅速地完成一个城市的穿越。当然,对技术的追求不仅体现在地建设中,还体现在地铁车厢内部设施的创新和高科技的融入。手机通讯无障碍,电子屏幕抬头看,更有特色创意扶手使得站立乘车更为舒适。对技术的追求开发了人们的创造力和创新力,这也可以说是全球化时代的一个积极的客观结果。

总之,地铁满足了都市生活对效率的高度崇尚与追求、为都市人提供了精确性掌控的可能、体现了对技术的热衷,而这三点恰恰是全球化经济、政治、文化等维度上均集中体现的面向。纵观这三个面向,核心为对高效率的推崇,从而引发了对精确性掌控的渴望和对技术的迷恋,导致的客观结果是人为地排除人性世界。地铁与全球化模式存在着选择性亲和,地铁不是全球化发展的产物,全球化也不是在地铁空间中扩张自己的势力,然而二者又并非完全无关,它们好比氢原子遇到氧原子,一拍即合,相互影响,共同塑造了全球化社会中的地铁空间,也为地铁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创造了条件。

三、地铁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

地铁如果仅仅是作为一个交通工具而存在的话也不足以引起全球追捧,其实真正受到关注和青睐的是以地铁为依托的地铁空间,或者称为地下空间。借地铁的不断发展、延伸,以地铁站为结点对地下空间进行开发和利用,已经成为全球大都市创造更多生活空间的最佳选择。国外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从大型建筑物向地下的自然延伸发展到复杂的地下综合体(地下街)再到地下城(与地下快速轨道交通系统相结合的地下街系统),地下建筑在旧城的改造再开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旧城改造及历史文化建筑扩建相随,在北美、西欧及日本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大型地下公共建筑:有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会议中心、展览中心以及体育馆、音乐厅、大型实验室等地下文化体育教育设施。一些地下空间利用较早和较为充分的国家,如北欧的芬兰、瑞典、挪威和日本、加拿大等,正从城市中某个区域的综合规划走向整个城市和某些系统的综合规划。

地铁空间的生产以商业为主,主要为地上商业的延伸和补充。四通八达的地下街道将商场、超市、餐饮、书店等项目同地铁站相连,形成地下综合体。地下空间被不断地生产、再生产,突出表现为地下层级的迅速增加,较为普遍的地下布局是地下四层格局:地下一层是公共交通集散空间、商业以及展览扩展集散空间,地下二层是商业区,地下三层是地铁站台,地下四层为地铁轨道。当然部分地面资源极为稀缺的国家(如日本)借助地铁施工更为大力地开发地下土地资源,地下空间便会更为多元、复杂。地下商业街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位于地铁站台上层,一般设有大型超市、大型购物中心地下延伸区域、餐饮业、连锁书局等,同地表空间布局并无差异,可以看作是地表建筑地下化、外部结构内部化;另一种是与地铁站台处于同一水平面,以小店面、零售业为主,集中分布在地铁站台周围,尤以地铁换乘通道周围最为密集。

当然,在地铁商业如此旺盛的势头之下,以广告业为代表的生产者服务业自然也不会错过商机。无孔不入的广告业,从自动售票机到四面墙壁,从车厢内的电视屏幕到扶手上的塑料盒,随处可见各式各样的广告贴图和标语,甚至连漆黑的地铁运行轨道的墙壁上都会有伴随着高速运行车厢而闪动的电子广告,人们在一遍遍的地下穿梭中自然而然地受到影响,可谓是润物细无声。至于保险、法律咨询、金融等行业则通过地铁电子信息发布平台、定期在地铁站台摆放宣传摊位等形式进行商机的抢夺。

地铁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不仅存在于地表以下,还作用于地表以上的繁杂世界,主要表现为地铁站(尤其是换乘枢纽站)周围,或称地铁上盖区域房地产业的兴起。正如本文第二部分提到的那样,都市生活结点分散,而同时又需要迅速完成在这些结点之间的转移,应对此矛盾有两种策略:1、人为将生活各结点集中化——这一策略需要一定的资本作为后盾,且人为可控因素较少、机会成本较高,故而较少人采取此种策略;2、选择最为便利的交通出行方案将各结点连接——这一策路机会成本较少,且可控性强,采取此策略的人占多数,而居住地作为生活结点最为重要的一环,在选择上自然免不了交通方面的考虑,许多事实也已经使得交通对于房市楼盘的影响无需论证。地铁网点星罗密布将城市的各个角落有机整合,实现城市的迅速穿越,“地铁站”对于房地产开发商而言便具有非同一般的符号意义。“地铁站”意味着地铁的可到达性(accessibility),且耗时较短,具有高效率(efficiency),因此“地铁站”周边的房屋受到普遍的青睐。开发商关注“地铁楼盘”,大大增强了房地产市场的空间弹性,将整个城市,不论城郊还是中心地带均合理开发、利用,一方面避免了城市开发过程中空间结构失衡,出现扎堆现象,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城市的整体规划,弱化中心、城郊之分,有利于推动城市化进程。

概括地说,笔者认为地铁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包括地下空间和地表空间,其中地下空间为本体空间,地表空间为衍生空间。本体空间以地铁建设为依托发展出具有一定规模的地下商业、服务区,同时,随着本体空间非本体功能的开发,本体空间的职能发生一定的改变,简单说来就是人们不再只是为了乘坐地铁而进入地铁空间,越来越多的人出于购物之需专门前往地下商场,主要因为地下空间封闭性强,且相互之间的连接紧密,免去了地表的出入之累。地铁商业区、服务区满足了都市人对“流水线消费”的需求,一气呵成,即使是步履匆忙的上班族也能在短短几秒钟内完成交易同时不耽误行程。至于衍生空间的出现则是地铁空间强影响力和侵略性的体现。地铁空间由其本身高效、整合、现代性等特征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应,波及到其之上的空间规划、布局与再生产。衍生空间最大的特色是地铁站的符号效应,主要作用在房地产行业。

地铁空间生产的本体与衍生之分大大拓展了地下空间的功能,更为有效地利用所有土地资源,地下与地表,而对土地资源的充分、合理、有效利用正是所有国际大都市所需要的。当然,随着地铁空间的职能的分化,其本身也愈加复杂,整个城市逐渐分为地下和地表两部分,地铁空间演变为特定的地铁社会。

四、地铁社会与都市生活——以上海为例

正如上文所述,地铁空间仍然是以本体空间为主,本体空间的再生产趋势愈发“去地铁化”,地铁空间愈发不是以地铁为中心,却大有将地表社会倒置入地下之势。地铁虽小,却也五脏俱全。地铁空间在逐渐演变成为一个地下社会,我们可以姑且将其称为地铁社会。总的说来,地铁社会是一个“复制社会”,复制的是地表社会的消费方式,然而同时它又不仅仅是复制,还具有一定的强化功能,它通过建立一系列的符号体系、“理所应当”的行为方式,强化了地表都市社会中的阶层区隔、私人空间挤占、主流价值、生活方式等。现笔者便以上海为例,对地铁社会进行一个细致分析。

外显、强化阶层区隔。现代都市的匿名性给与了个体一定的私密权,日常生活的快速人流中逐渐淡化了阶层之分,然而在地铁社会中,这一区分却通过一系列的符号体系和“理所应当” 而被不断制造、外显、强化。符号体系的核心是地铁通行资格。上海地铁运营初期,地铁票为单次购买的单程,只有少数大型国有企业或者外资、合资企业才会统一发放多次乘坐、重复使用的票卡(类似于公交车的月卡),这也是交通“一卡通”的前身。当时,进出检票轧机口所持票种的不同以最为显性的方式将中产白领阶层同其他人区分开来。随着众人对多次、重复使用地铁票卡需求的增加,于是出现了“一卡通”。之后,社会各阶层均有机会手持“一卡通” 出入地铁轧机口,此时白领阶层又开始享受“专车待遇”,以提高区隔层次。前几年,上海地铁二号线在早晨上班高峰期开设“白领专列”,从浦西中山公园站直达浦东开发区各金融、商务区,中间不停靠任何站台。这趟“白领专列”的车厢比其他普通列车空间充足很多,在车厢内有无线网点,液晶电视播放国内外各种经济、金融新闻,白领乘客在行程中迅速地收发邮件、浏览相关新闻、安排会议内容等。无停靠专列在速度上大大提高,让白领迅速抵达上班地点,行程中还能进行业务的处理,深受白领青睐。虽然之后这辆试运行的“白领专列”停运了,但是我们依然能看到上层人士总是试图通过各种“特殊化”手段形塑某种区隔,而地铁社会中的可视通行证无疑将匿名社会的朦胧面纱揭开,将阶层在无语中充分外显,并在下层阶级不断攀爬、模仿中得到强化。

私人物理空间受到挤占,陌生社会中难以避免“身体亲密”。地铁的便捷和高效已经被社会广为接受,选择地铁作为出行工具的人也越来越多,致使地铁车厢乘客密度剧增。在如此高密度的车厢内,乘客间难免会发生身体接触。上海地铁一号线由于建造时间较早且线路较长又经过火车站,故而人口分布更为密集。在一号线车厢中,经常会出现站立乘客间前胸贴后背的情形,不分性别,一视同仁。那样的一个陌生空间是陌生社会的浓缩形式,而同时,身体的亲密接触却应是拥有亲密关系的个体之间才会采取的行为方式。于是,在那个封闭空间里就出现了这么一个逻辑上的矛盾:陌生世界里的个体被迫进行着亲密世界中才会发生的身体接触,物理空间与心理空间之间存在矛盾。面对这样的矛盾,个体的选择只是忍受。更进一步来看,地铁车厢是都市生活的片断性浓缩。现代性之下的都市生活高度匿名化,但人们同时又必须忍受只有在亲密关系中才会出现的接触、干预甚至是监控,而这些在除去了情感依附的陌生社会中显得更为生硬、干涩、难以接受。然而,这是现代性的一种生活方式,处于其中的人们无法反抗,更多的只能通过改变自己(比方说改变在车厢里自己的站姿,或者缩小自己所占据的空间)来进行妥协,以求更为舒适的生存。这或许便是全球化之下人类生存的无奈之处。

同自然空间的隔离,空间维度简单化。地铁社会与地表社会最为直接的区别就是物理空间上同自然的完全隔离,这种完全隔离是对地表社会的半隔离状态的强化。都市化进程之下,上海城市迅速出现无数幢高耸入云的“筒子楼”,这样的高楼玻璃窗四闭、中央空调四季开放,楼内设施一应俱全,将内部世界同外部自然空间隔离。不过,由于地表土地的规划分散,工作或者居住在“筒子楼”里的人们总是需要走出封闭的楼房,所以是半隔离状态。然而地铁社会是将地表社会以一种高强度的复制力倒置于土地之下,吃穿住行均可以在封闭空间中完成,形成一种完全隔离。现代社会对功能化、专门化的需求在全球化资本高速流动中愈发加强,作用在空间上便是人为地将空间维度简单化、单一化、功能化,物理空间被固定,形成空间办公室化。

主流社会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渗透。人民广场站为上海地铁1、2号线的换乘站,是隧道交通的核心枢纽地,由于这两条线路建造间隔较为长,故而地下位置间隔较远,乘客需要通过一条长长的走道方能进行换乘。最初在这条换乘乘客必经之路的两边设有小型商业街,各种以零售业为主的小店面迅速发展壮大。但是随着换乘客流量的不断增加,道路面积便无法满足人流量的需要,而进行地下路面的拓宽较地表更为复杂,所以有关部门就撤去小型商业街设置,拆除店铺,将其原本所占地面用于拓宽人行道路所用,致使很多人再次面临失业,其他地铁站的私人零售业也受到波及,一时间人心惶惶。“地铁”在现代社会中已经被赋予了效率、速度的象征性意义,在地铁社会中出现任何有碍效率和速度的情况均被视为异类,需要“铲除”。从此,换乘过道中只有五彩斑斓、布满广告电子版的墙壁,而不再有商家的叫卖,不再有可供短暂歇脚的饮料店,不再有别具一格的小书店。在这样的道路上,我们看到的是相同的一张张封闭在自我世界中愁云密布的、行色匆匆的脸孔和那永不停歇、快马加鞭的脚步。

可以说,地铁社会汲取了地表都市生活之精髓,并在狭小空间中得到了不断强化与放大。在这里,我们可以更为直观、真切地观察到都市人的生活状况;在这里,我们更难建立亲密关系,同时却又时刻面临着陌生社会同传统亲密关系之间的张力。与其说地铁社会是普通的地表社会的复制品,不如说是它的浓缩提炼品,撇开了用以掩饰的包装,直达“都市”的核心。

五、小结与其它

从地铁到地铁空间再到地铁社会,这是一条描述“地铁”在城市里扮演的职能角色转变的发展脉络,从最初仅为交通运输所用到周边地段(包括地下和地表)经济利益的突显,再到地表社会地下化形成浓缩的“地铁社会”,在这一的转变中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地铁空间“本体”的迷失。在全球化模式的影响下,地铁的空间生产逐渐远离地铁本身,地铁空间更像是地表空间的翻版,地铁在其中更多的只是发挥着类似公交一样的作用。全球化资本的流通与买卖、文化的交融与入侵总是无处不在,以其温柔的控制力将地铁空间也俘获,占为己有。

那么是不是地铁的发展总是躲不开这样的脉络?华盛顿、雅典新建的地铁告诉我们,地铁的设计和发展还有其他的选择。华盛顿的地铁建在很深的地下,电梯一直坐下去,有似科幻片,奇怪的是,两边几乎没有任何广告。下到地下,宽大的站台,两边赫然是没有经过任何修饰的岩体,只是在一些松动的地方有些钢丝网之类的保护措施。而雅典2000年修建的现代化地铁专线不仅缓解了雅典城地面交通压力,还为文物出土与保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不间断的挖土建造地铁线路过程中令雅典出土了大量古文物。目前已有五个地下车站开始展出这些出土文物。雅典的地铁站正朝着小型博物馆的方向发展,每个车站墙壁四周都用厚重的玻璃墙隔开,向乘客展示考古学家留下的真实印记。卫城车站展出了80多件文物,包括玩具、古代的青油灯和酒坛。在锡塔玛广场地下,人们可以欣赏到令人惊奇的地面横断,展示了雅典辉煌时代的情形。大理石墙壁上整齐地排列着各式各样展品和艺术复制品,玻璃盒子里展放着形态各异的雕塑。

华盛顿和雅典已经开始尝试新道路,不仅是地铁建设和地铁空间规划的新道路,更多的是对单一全球化发展模式之外的探寻。全球化并不会抹杀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就好像科学技术只会更多的挖掘人类的想象力一样。但是,我们已经接受资本主义秩序之下的全球化,并把它认为一个既定的、且是最终的事实。如果承认现有的东西,那么便无从改变、无从反思,即使可以在一些小地方做微小改进,但对整个系统则并无意义。就像现在,全球化只发展了其模式中的一个面向且我们认为是理应如此,其实全球化并非只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样,还是有其他的选择。空间的生产可以不带有侵略性,可以保留空间诞生之初的意义,得以保存社会文化的多样性。

故而,我们从地铁空间中窥视到的全球化都市生活是具有多元化、文化共融的可能性,也是全球化得以更好发展的可能性。将视野从效率、速度、盈利等字眼上移开,便会发现全球化其实带给我们更多的是交流、借鉴的机会,而非侵略性的单一扩张与掠夺。换只眼睛看世界,会发现很多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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