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構「圓現象閱讀」方法




◎ 石計生

1.

如果設想下面這個圖式甲所象徵的是文本(text),則至少曾經有一種流行的閱讀方式,非常接近這裡所說的「圓現象閱讀」,它們描述了大部分的可說性,卻遺漏了對於關鍵的「不可說性」的沈思,裸露這構成文本中的獨特又有普遍力量的「主體流」作用。

如曾經有一種流行的閱讀方式,被稱為「解構」(Deconstruct):從亞里斯多德那裡演繹出來「疑難」(aporia)概念,一種「不知向何處而去」(not knowing where to go)所展開的開放思維。它主張離開新批評派對文本敘事「推敲字句」的「細讀」(close reading),從而進入文本的內在差異的閱讀,不相信有什麼關於「邏各斯」或「語音」的「中心」存在,也不相信朝向意義秩序的理論思考,反而提出對於意義的挑釁:「解構」其運動類似物理學敘述的「光子」,呈現差異、差異的蹤跡和空間化的系統遊戲,是一種對於「意義」的「測不準原理」。意義是零碎或散佈在整個符號鎖鍊之中,它是無法輕易被敲定,絕對不是充分現存於某個單一符號,而是「呈現」與「缺席」同時不斷閃爍的狀態;而閱讀即是理解、探究、認識、忘卻、消抹、重複,換言之,是永無止盡的人物具象化過程。…一切的一切,無論是行為、詞語、思想或文本,都不是發生在過去、將來或其他事物的關係之中,不論這關係是正面還是負面的,而僅是種偶然的事件,它的效能有如死亡的效能,在於其發生的隨機性(Derrida, 1967; De Man, 1979, 1983; 石計生,2001)。

「解構」指出了圖式甲的虛妄性。一般人會直接定義左圖為「實」、右圖為「虛」的文本,這僅僅是基於約定俗成的習慣對於線條的符號理解;並且對於「圓」所象徵的「完整」、「完全」、「充滿」有著諸多想像,賦予「永無止盡的人物具象化過程」,卻在實現具象賦予意義的過程中僵化了想像本身的力量與詮釋的彈性可能;這時「解構」十分接近我們「圓現象閱讀」的某個原則:從文本的形式格局具象化內容去把握變動不居的現象是困難的;但「解構」所服膺的「偶然」、「隨機性」卻必須加以質疑、批判;蓋這種「差異」的「解構」閱讀,對於文本意義「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閃爍的懷疑,首先帶來的是受困於字裡行間推敲迷宮的震聾發聵效果,但旋即讓我們陷入「對文本內在空虛無有定所的探險,而文本就揭露了意義乃虛無飄渺、真理是幽然不可尋」(Eagleton, 1993)的恐懼,從而所勾引出對存在的徬徨,阻絕了自我探索與提升之路。

「意義不存在於作者的心理過程一那是觀察不到且無法發掘的,意義存在於作者使用特別語言系統所呈現的文本之上」(Ellis, 1989: 120)

這種「差異」與「差異化遊戲」的「解構」閱讀,簡單地說,就是發現圖式甲文本實與虛的流動性,看清了想要將意義定於一尊的理解的不可能,遂來回於的實與虛間,感受與捕捉其猶疑之軌跡,並且因為連帶質疑「主體」與「結構」的存在,從而不承認象徵秩序的「圓」的存在。

但我們必須警惕:作為創造或閱讀作品的「主體」,並非沒有意志只產生猶疑軌跡的「光子」,「主體」從來就是經由對現象再詮釋的「二度建構」的,其書寫從來就不是凌亂將事的,即使看來雜亂無章也顯示了一些「個性」;「主體」也會因為基於理念或採取某些切入角度而產生書寫文本的風格,因而產生和他人雷同的書寫「群性」,因此,我們稱文本呈現若能夠兼具這兩種性格的作者,為有「主體流」(subjects-flow)能力的人,能夠看出這點的讀者也是。

兼具「個性」與「群性」的「主體流」人才具備「圓現象閱讀」的能力,並且,他們對於「解構」的高明與問題了然於心:「解構」因為知道文本的流動性,而去捕捉不知向何處而去的疑難軌跡;但也因為如此陷入了虛無的泥沼。寫作「主體」是存在的,不是以一個食衣住行育樂的方式存在,而是以「特別語言系統」呈現於文本中的方式存在。在無效的道德判斷盡頭,以及對於「以有涯逐無涯」的憬悟,「圓現象閱讀」試圖找到自己在文本中得以看清局勢的位置,這個「位置」(position)虛虛實實的,閃爍中見定性,這是關鍵的「不可說」部分。

2.

為了找到具備「圓現象閱讀」能力的人在文本看清局勢的「位置」,我們現在這樣思考。

設想下面這個圖式乙所象徵的是文本,則至少曾經有一種思考方式,非常接近這裡所說的「圓現象閱讀」,它被稱為「莫比亞斯之環」(Moebius Cycle):從首尾相連、中間呈現螺旋扭曲的環上任一點出發,然後再回到原點的途中,我們會同時經歷正面與反面,或裡面與外面的兩組對立的極端。因此,「同一」和「差異」是可以相互協調運作的整體。而這是因為,矛盾既可以在時間的維度,也可以在空間的維度上相互轉化和共生共存的緣故;「正」與「反」總是可以相通的,諸微小差異構成的系統,會在不知不覺中自我翻轉。事物總是矛盾的軌跡上來回運作;任何對事物所謂的「真實」狀態的描述,都是一種權宜的、暫時的和將就的陳述(楊偉煜,2000)。

相較於圖式甲,這時,文本作為變動不居的現象呈現閃爍的軌跡,被「主體流」力量進一步加入「立體」與「運動」的空間與時間考量:

「圓」的概念被定義,被立體化為具有正面與反面的「螺旋扭曲的環」,而「主體流」力量在其中運動時,就會發現類似「輪迴」(reincarnation)的起始點和最終點其實是相同的歷程(process);而且,所謂的二元對立的「正」與「反」總是相通的,矛盾在時空中可以「相互轉化和共生共存」,這非常接近「圓現象閱讀」的能看清局勢的「位置」,是能站立在現象「流動中固定、固定中流動」的位置。

3.

「幾何學式」表達現在是貧乏的,不能窮盡的,在設想文本的誕生,衍伸出關於存在、與身體地景等概念時。則至少曾經有一種閱讀方式,非常接近「圓現象閱讀」,除了「正」、「反」的觀念,還以「內」、「外」;「陰」、「陽」來描述現象的意義。

至少曾經有一種思考方式,非常接近這裡所說的「圓現象閱讀」,它被稱為「內與外的辯證」、「想像力現象學」、「圓的現象學」(Bachelard, 1957, 1960),它直接和道家全真派的包含「有形之形」、「無形之形」無所不在的「圓宇宙」(李仲亮,1996)化生變化遙相呼應。那一切都是相通的。

「太極—圓宇宙。圓之宇宙,有始有終,無始無終;有有無無,無無有有;如環無端。」
「當您將一條直線的首端與末端銜接起來形成一個「圓」:頭即是尾,尾即是頭。始即是終,終即是始。進即是退,退即是進。生即是死,死即是生。簡單即複雜,複雜即簡單。有限即無限,無限即有限。來世即今世,今世即來世。前世即今世,今世即前世。此岸即彼岸,彼岸即此岸。」最初的物事包含最後的物事,最後的物事亦包含最初的物事;最初的物事祇是最後物事的潛在形態,最後的物事則是最初物事的實現形態。」(李仲亮,1994) 說出這段話時,不正是從不同的角度看到了「莫比亞斯之環」嗎?或者,「莫比亞斯之環」從另一個角度逼近了全真教的核心思維嗎?

「圓」不是幾何學式分析,「圓」是能以「詩意象」(poetic image)—那「原初狀態的印記」、「電石火光的瞬間完成」、「幽微的情感」、「特有的騷動」—所引領的「主體流」所掌握稍縱即逝能達無人之境的極端狀態(Bachelard, 1957)。「圓」的力量能翻轉「內」「外」之別,消化虛無持續千百年:

「當我們陷於存有之內,我們應不斷努力走出去;而當我們自外於存有時,我們又應該不斷努力走進它內部。這樣,就存有而言,所有的情況不過是迂迴反覆,循環不已,來來回回的迴圈,不過是一連串的旅居,是歌曲中無窮反覆的副歌。」巴什拉在《空間詩學》中說出這段話時,不正是從不同的角度看到了「莫比亞斯之環」嗎?或者,「莫比亞斯之環」從另一個角度逼近了巴什拉的智慧嗎?

人的存在,被巴什拉稱為「螺旋型的存有」:「自己從外部選定了一個充分投射能量的軸心,其實卻不曾企及其軸心。人的存有是一種變動不居的存有,任何表達形式都抓不住它,在想像力的支配下,雖然某一種表達方式已經進駐,但它需要另一種方式的表達,存有必然需要另一種表達方式的存有。」

想像力是兩尾相互追逐對方尾巴的魚,且每一尾都包含了對方的魚卵而深受吸引。「然而在內部,不再有邊界!」(Bachelard, 1957) 馴服了的熱情,向心力大於離心力,看來在內部,不再有邊界,也沒了外邊,因為流動了的「主體流」相互包含/分離的緣故。這看來類似道家「太極」的「陰中有陽」「陽中有陰」的力量,但是就符號學而言,作為一種能指(signifier),「陰」與「陽」顯然既具方向性也具厚度,同時包含的「正」與「反」、「內」與「外」的指涉部分。從抽象到現實,「陰」與「陽」成為具有多重所指(multiple signified)的力量,是明顯的羅蘭巴特(Barthes, 1999)所謂的「能指」和「所指」之間有「一對多」(one on many)的符號關係。

「太極」的動態「陰」與「陽」,為何具有如此含攝多方指涉可能的力量?那是因為「道行之可成,物為之而然」(莊子,齊物論)的緣故。作為「主體流」的能夠進行圓現象閱讀之人,其「堅苦卓絕的修持到達了大道的境界與體驗,超越了語言的束縛」,才能知道「萬物的名稱不是它們本身帶來的,而是由於人類稱謂才有的。」(陳志濱注譯,1984: 59) 人類稱謂才有的名稱是「符號」,而符號的變化多端來自於命名者的主體境界高度。

因此,這時「內」與「外」的界限只剩「幾何學」的形式意涵,是形而下的「器」行表現;而形而上的「道」 (Tao, Logos) 行,就是「圓現象閱讀」的方法,以「陰」與「陽」,超越「正」與「反」、「內」與「外」的形式束縛,而能「得其環中,以應無窮」:

「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使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故曰,莫若以明。」(莊子,齊物論)

「總是得不到彼此對立的原因來,這叫做大道的本源。掌握大道的本源,就像站在環形土地的當中,來應付周圍無窮的是非爭論。『是』中有是也有非,所以是不可窮盡;『非』中有非也有是,所以非也不可窮盡,所以說,只有用明白四達的胸襟,來應付彼此是非的困擾。」(陳志濱注譯,1984: 57)

從抽象到具體:不論是存有本身、身體地景、書寫的作品、社會變遷還是宇宙星辰的生滅等各式文本,「圓現象閱讀」掌握「陰」與「陽」的多重所指原理,能從「另一種方式表達」,不是「從外部選定了一個充分投射能量的軸心」,而是站在環形土地的當中,來應付周圍的無窮變化。這個「站立」既虛且實,一切最後均將轉化為可在可不在的「印象」(image):

在場的印象是屬於「視覺形式」 (visual form)的,不在場的印象則是屬於「記憶」的,無論如何它們都是「靜止辯證法」 (dialectics at a standstill)的:「既不是將過去投射其光芒至現在,也不是將現在迴光反照至過去;而印象是,在當下聚合曾經的剎那所構成的一種配置。換言之,印象是靜止辯證法。」「因為現在之於過去的關係純粹是時間上的,而曾經發生的過去之於現在則是辯證的:本質上不是時間而是形象的。只有辯證印象是真正歷史的—亦即,並非陳舊的—印象。印象之被閱讀—就是說,在當下被認知到的印象—具有所有可被發現的解讀中的關鍵時刻的最深印記。」(Benjamin, 1989: 463)

「在當下被認知到的印象」就是「圓現象閱讀」的「環中」位置,有著遊走於現實與超現實的能量。「圓現象閱讀」作為辯證印象(Dialectic Image),是當下與既往的交會。過去的意義是被現在的特殊配置形式所決定。辯證印象經由現在疊縮了過去,瞬間捕捉了歷史的物質展現,將記憶形象化,印象空間的行走紀錄,以一種「非意願式記憶」(involuntary memory),那涉及對於被遺忘的逝去時光的救贖,讓聲音回到沈默,讓無言自己說話完成「得其環中,以應無窮」的方法。

把萬事萬物視為「文本」,我們所說的「圓現象閱讀」在「當下印象」中掌握「陰」與「陽」,超越「正」與「反」、「內」與「外」的對立束縛,萬物沒有絕對的生成,也沒有絕對的毀滅,「圓現象閱讀」的「主體流」因此展示了「莫若以明」的澄清韻,而「認識當下就是覺醒的時光。」(Benjamin, 1989) 這「靜止辯證」的覺醒,仍然說不盡關於「不可說」的沈思:

「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莊子,齊物論)

「通達無礙,就能得到玄妙之味,如果真獲得玄妙就接近大道了。這種玄妙之味達到了頂點,就像日近中天,無可復加,就要停止了。停止之後卻不知道何以如此,這就叫做大道了。」(陳志濱注譯,1984: 61)

對萬事萬物的「文本」解讀,「停止之後卻不知道何以如此」的大道,是「圓現象閱讀」無窮無盡的「莫比亞斯之環」的出發點與原點,循環不已,直到忘記閱讀這件事





參考書目

伊格敦(Eagleton , Terry),文學理論導論(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吳新發譯。台北:書林出版社1993。
石計生,意義的挑釁:德希達與保羅德曼的解構主義及其當代社會的文化解釋探究,東吳社會學報,第11期,頁1-42,2001。
李仲亮,全真氣功功法檔案(五)─全真太極曲線導引功:“探索圓宇宙,體認生命圓”。《丹道文化》第十一期,台北市丹道文化出版社,1994。
李仲亮,全真道標誌(「九龍真圖」)龍脈去來及有關此圖的聲明,全真人雜誌社,1996。
陳志濱注釋,莊子內篇正註真譯:龍門心法,台比市 : 全真教出版社, 1984。
楊偉煜,社會控制結構與娛樂歡愉活動的雙重關係,東吳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文,2000。
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 ,符號學原理(Eléments de Sémiologie),王亮東譯,上海: 三聯出版社,1999。
Bachelard, Gaston: The Poetics of Space. University of France Press, 1957.
Bachelard, Gaston: The Poetics of Reverie, Childhood, Language, and the Cosmos. University of France Press, 1960.
Benjamin, Walter: The Arcades Project. H. Eiland and K. McLaughlin (tra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Derrida, Jacques: Of Grammatolog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7.
Derrida, Jacques: Aporias. T. Dutoit (trans.).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De Man, Paul: Blindness and Insight, Essays in the Rhetoric of Contemporary Criticism. Second edition. London: Methuen and Co. Ltd. Press, 1983.
De Man, Paul: Shelley Disfigured, Deconstruction and Criticism. New York: Seabury Press, 1979.
Ellis, John M.: Against Deconstructi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離岸之路—青年盧卡奇的《靈魂與形式》


⊙ 石計生

1.

活到了不可能再老的時候,回首審視自己著作等身的一生,仍然以決裂和偽裝泰然自若的口吻號召讀者:「那或許就忘卻或批判這薄薄的一本吧!」 晚年的盧卡奇(Georg Lukács),擅長以倫理與道德訴說「我們」的集體力量的優勢,在馬克思主義思想上已經響亮的名聲,與政治現實的起伏最終的勝利,他對《靈魂與形式》(Soul and Form)這本悔其少作的書的距離感,卻讓讀者產生想要一再重新閱讀的張力。去探究一個八十七歲行將就木的老人,面對白馬歲月時的璀璨、浪漫、流動的文采,他那敬而遠之的「姿態」(Geste; gesture),引發我們多重的疑難(aporia):走到了生命的尾聲,似乎卻「不知道要走向何處」。表面上堅信的社會主義道路在匈牙利政治的教育部長的職位上走得自信,關於黑格爾的本體與審美的邏輯分析得如此透徹,博愛(philanthropy )的精神貫穿在炯炯有神的字裡行間,與日復一日的反對商品化與物化的生活實踐中,此時他的姿態是「對一種看來不矛盾事物的運動的清晰表達」(Lukács, 1910:28 );但有一天,累了的盧卡奇坐在木質堅硬可以百年古董般的,二十五歲時常坐的椅子上時,而承受生命之重的椅子伊呀作響忽然指向岐出的路忽然就喚起了某個方向的記憶:那憑直覺奮不顧身追求的生活與愛,不為什麼而讀書浪漫孤獨的年代,而此時姿態是「心靈由一個階段過渡到另一個階段的飛躍(Sprung; jump)」(Lukács, 1910:29 ),老年的眼神展現青年的悲傷,初戀情人伊爾瑪投多瑙河自盡的消息從報紙如茶漬暈開,翻倒了的一切成為流動,水離開了可以穩定的岸。應有落淚。伏案。醒來。「我們」再以「我」的姿態醒來。


2.

藍色的稀世花朵。「我」醒來之前作了個夢,看見了一朵藍色的花(blaue Blume; blue flower)。它是古老的夢想,「黃金時代夢中騎士上山下海耑索的藍花」 (Lukács, 1910:47 ),神秘,永遠無法企及的美的象徵,卻又令人心神寧靜的淨土。伊爾瑪的臉龐。「我」知道,藍色的花就是詩本身,是諾瓦利斯(Novalis)的生活哲學,是齊克果(Kiergeggard)的信仰。而拒絕伊爾瑪的愛,從生活的表面中有意識地引退,盧卡奇也刺探自己的離岸可能。「一個真正信教的人的生活一定是象徵性的」,諾瓦利斯《花粉集》的句子。去尋找無法企及的寧靜會通過無數反覆的心靈風暴,藍色的花在灼熱的火山上的舞蹈光芒萬丈卻感覺不是真實的幻境,祂隱晦為生活染色的裝飾,為一股內心的能量所拯救,神衹的大名為「詩」。詩性的生活是象徵的生活。詩帶領青春走過所有的路,都通向了虛無;幾乎在同時,他們也看見從虛無走向結實累累璀璨文化的可能。

「浪漫派生活的哲學是基於—即使沒有被清楚意識到—他們被動經驗生活的能力(passive life experience capacity)。對他們而言,生活的藝術是自我適應(self-adaptation),以才氣通過,到達生活發生的所有事情。是對命運帶給他們的一切的最大限度的利用及對此向著必然性層面的提升。他們使命運變成了詩(poeticized fate),但既沒有營造也沒有征服它。他們所走的通向內心的道路,只通向所有適時的有機結合,事物影像的一個美麗和諧,而不是對事物的控制。」(Lukács, 1910:48 )

命運是一首化為行動的詩。對於詩而言,一切都只不過是一種象徵;一切都有一個意義,有「我」所創造的詩的深邃法則,生活的必要性方得演化出現。

3.

「實際的生活現實在他們眼前消失,並被另一種現實取代,這是一種詩的現實、純心靈的現實。」(Lukács, 1910:50 ) 但「我」看見了詩的現實終究是美麗的死亡(a beautiful death)。詩與生活的鴻溝來自於不可化約的現實複雜性,而死亡則是保持清醒的最終提示。諾瓦利斯早夭的彩虹追隨所愛索菲‧蔻恩小姐的病逝而去。快樂的訂婚兩年後卻成為烏影。命運給他毀滅性打擊。諾瓦利斯以跟隨的死丈量浪漫的深度,在兩個死亡之間的短暫的生活體驗富有。「他的手指觸及之處,都變成了黃金,沒有什麼不能讓他充實。他的目光總是與最深的痛苦相遇,因此,他必須一次次跳進最絕望的深淵,但仍然微笑著、快樂著。」(Lukács, 1910:52) 「我」寫下了字裡行間的現實生活印證。

4.

詩與生活的鴻溝來自於不可化約的現實複雜性,而死亡則是保持清醒的最終提示。齊克果何其薄倖地解除和里季娜‧奧森(Regine Olson)的婚約是一種「真誠的」(enrich)姿態,因為他體會到下圖的表面和諧事實的拉扯:


「真誠的」姿態是面對自己的充滿問題的生活、信仰與創作,在其中進行細微差異的觀照,並加以區別,沒有妥協。「生活中沒有什麼體系。生活中只有分離,個別和具體之物。」「生活中也有一些代表性的循環,用齊克果的話來說就是境界(Stadien; stage): 美學境界、倫理境界和宗教境界。」(Lukács, 1910:32) 「我」的詩是美學境界;現實的生活需要倫理境界;而超越的信仰是一種宗教境界。但我們的時代不是一個基督教社會。齊克果以充盈智慧的語言卻不容於當世,他洞悉了本該超越的宗教性卻屈服於現實生活,或者說共謀,或者說沈淪,以具像之姿自我否定神聖性。「我」在戀愛中的幸福。現實中當他和里季娜的關係成為一首詩,當他使自己的生活成了詩的時候,「其目的不再掩飾真相而在於揭露它。」(Lukács, 1910:52) 情感揭露了「我」事實上是一個憂鬱的人。倫理如何和美學與宗教爭寵?橫在生活中間的是純粹的詩的世界和純粹的信仰的世界。激盪。理想。與詩合一的「我」的生活是絕對的;與宗教合一的「我」的生活是超越的。詩與宗教的擠壓讓現實的愛情出局。與憂鬱的絕對相較,愛是相對的。「我」因為愛憂鬱而甚於「愛」本身而分手,以誘惑者的姿態。「我」的生活因此必須特立獨行。
「在所有可能的生活之中,詩人的生活在最深刻的意義上是非詩的,只有側寫和姿態的缺乏。」(Lukács, 1910:40) 在詩中豐沛的想像馳騁,在現實生活中,詩人是無趣的,因為他不可能自我困境於一個關於生活的有限精神。「我」的生活是無趣的,命運讓齊克果必須從生活中創造形式(form),以轉化生活為詩。但這一切卻是徒勞無功,詩人的生活是零合無價值。事實上他愛里季娜‧奧森。無窮的深淵。站在不斷流失的土地呼喊她的名字。「區別」的純粹壓垮了齊克果。信仰。詩。他癱倒在丹麥哥本哈根的大街上,人們將他送進了醫院,「他說,他該死了,因為他所代表的理想需要他的死。」(Lukács, 1910:41)

5.

兩人世界的生活是倫理的生活,但負擔過重的愛就不可能停留在與活著的對象之間所構築的生命中。愛發現了指向的對象,其對象便變成了要刺穿對象的愛的累贅。「我」想起了青年時期說服自己離開的想法。與伊爾瑪的共同生活屬於「現實的生命」(real life),走上工作(Werk, work)之路意味著「真正的生命」(true life)。「現實的生命」在人群之中,依照社會規則而生活;「真正的生命」皈依絕對的事物。但為什麼爾今「我」位居要津,在無神論的「我們」的大道上仍覺空虛?仍覺需要以遠離完成已然六十年的思念?盧卡奇在晚年寫《審美特性》(On Speciality as a Category of Aesthetics)重新探討失聯數十載的倫理學並非是一個意外,稍縱即逝的兩人世界實踐的倫理在抽象的哲學推理中聊堪慰藉,但在這伏案飲泣的時刻,早年〈渴望與形式〉(Longing and Form)篇章的句子卻如雨後初陽般朦朧而鮮明,「我」從柏拉圖(Plato)對話錄的〈宴饗篇〉(Symposium)中獲得了靈光,針對蘇格拉底所說的精神的愛情與身體的慾望的綜合—愛欲(Eros)發言:

「愛欲在兩者之間(in-between):人不能渴望異己的東西,也不可能憧憬原來就有的東西。愛欲是拯救者,但救贖對未被拯救的人方是問題—只對那些不能被拯救的人。愛欲在兩者之間:渴望讓不同的兩個人聯繫在一起,但同時它也摧毀兩人想要合為一體的所有希望。合為一體就像是回家,但真正的渴望卻沒有家。從一個鮮明的流放遙遠的夢中,渴望打造了他失落的故土,而渴望的內容是通往這失落家園的道路追尋。
即使豐富路途會經過外在世界,真正的渴望總是朝向內在。不過,因為它只朝向內在,渴望永遠在裏面得不到安寧。只有經由夢想,渴望創造最為深刻的自我;宛如陌生和失落的事物,透過完整於遙遠裏的夢,渴望追尋內在的自己。渴望可以創造自己,但卻不能擁有自己。渴望的人對自己而言是個陌生人因為這樣的他並不美麗,而一個陌生人卻因有了渴望而美麗。愛欲在兩者之間。」(Lukács, 1910:92-3)

安定這熟悉的陌生人的力量是形式。隨筆。
以一本書,讓愛完整於無可挽回的遙遠裏。

6.

一本書蘊含的能量有多大?「我」審視著這充滿詩的弔詭的字句,感覺陌生又似熟悉的距離。「我」是如此曾經沈溺於這樣的緊張關係,未完成的虛懸,在全有與全無之間的鐘擺間凝視生命,而「所謂生命是黎明時分的朦朧,在生命中,如果沒有被完全實現的東西,也就不會有完全結束的生命」(Lukács, 1910:153) 「我」所奮筆疾書的姿態,「我」的專注,「我」的引經據典,「我」在「工作」。「真正的生命」在於工作。工作想要完全實現以便完全結束,但不可能。於是工作就等於作品(das Werk, The Work)的場域,自我的專注如此神聖而無法分享,從生命而來,卻又脫離和獨立於生命。太近覺得焦慮,太遠喪失意義。工作的人註定經歷悲劇的形上學的道路。「我」在日記裏記載了伊爾瑪之死:為了完成「我」的工作,在這個世界上工作以外的任何東西都不要留給我,所以她必死無疑。「我」渡過六十歲,其實也活著的死了嗎?也有碩果僅存的靈魂世上飄移…

7.

通過靈魂,「我」必須回到「我們」,讓孤獨有依,悼亡止息,花開以真正的埋葬。而靈魂(soul)以兩種現實的形式展現:生活(d a s Leben, life)和活著(das L e b e n, living)。(Lukács, 1910:4) 「生活」是為了追求真理的普遍存在;「活著」是深刻經驗的短暫過程。「生活」在理性的基礎上安排規劃,「活著」面對感性的激情過去惟存悔。「我」的每一次行走都包含了兩者,從記憶到潛意識。靈魂穿透形式而降臨現實的日常行走,化身為兩種「我」的人格:「柏拉圖主義」者(Platonist)和「詩人」(Poet)。柏拉圖主義者是學者,是教授,是在海德堡學術圈與韋伯(Max Weber)亦師亦友的中年盧卡奇;詩人是青年盧卡奇從此隱藏在心裏的「我」,心愛的人死了,到處是地獄的「我」。柏拉圖主義者規劃生活;詩人只想活著。柏拉圖主義者活在法則性結構所建構的安全保護中;詩人活在千種危險和異想天開的自由中。柏拉圖主義者在無限的相對浪潮中起伏;詩人陶醉在自我內在的完美與光芒四射的幻想。柏拉圖主義總是近看事物,分析歸類,卻與永恆乖離;詩人有時手中把玩生活,大部分時間則超越以想像乘奔御風而行。(Lukács, 1910:20-1)如此兩極,卻又互補。「我」是「我們」的理想雛形,分裂的「我」加起來就是「我們」。

8.

解決分裂的「我」的方式來自於「形式」。只有形式能讓所有對立,所有轉折都變成音樂與必需。每一個充滿問題的人的道路都通往形式,因為形式夠整合人內在的最大部分的內趨力,而在道路的盡頭站立一個能夠創造形式的真正的自己:「藝術家」(artist),在那裏柏拉圖主義者和詩人合而為一。詩人的形式在他的生活之上翱翔,柏拉圖主義者的形式總是無法捕捉生活的吉光片羽;但藝術家的形式吸納所有招來的陰影,強化其自身光芒,讓醉無天日的黑暗黯然。只有藝術家的形式能夠平衡柏拉圖主義者舉步維艱的猶疑,和詩人飛軒絕跡的輕盈。在藝術家的形式,柏拉圖主義者深深隱藏的渴望—對確定、信條的渴望—能從詩中產生;柏拉圖主義者將多彩豐富的生活引入詩人神聖超卓的歌聲中。(Lukács, 1910:22-3)「我」是「我們」的理想雛形,分裂的「我」加起來就是「我們」。「我們」是藝術家。可以是「我」的「為藝術而藝術」(art for art’s sake)的藝術家,是上山下海耑索藍花的無能為力鄉愁(impotent nostalgia)的浪漫(Lukács, 1910:55);但「我們」將是「全人類的自由繫於每一個人的自由獲得解放」的藝術家。「我」的無可挽回逝去青春的淚痕與「我們」的為他人流的淚水請合而為一。青年與老年交會照耀了條理分明盧卡奇的臉龐如茶漬暈開,翻倒了的一切成為流動,水離開了可以穩定的岸,反覆可以再回來。離岸之路應有淚水,奮鬥與歡笑的靈魂與形式。伏案。醒來。「我」會以「我們」的姿態醒來。




跟著三島由紀夫走-在這些日子裡,我大概確實是幸福的


⊙ 石計生

 1.

 大雨的夜裡,我說完了像鏡子一樣映照的你的故事,聽眾的每張熟悉與不熟悉的臉,都有著富足的哀傷啊!人生,在你的筆下總是從幸福的春雪走向淒涼的春雪,沒有夏秋冬的期待,死於年輕的永恆感,無法完整的相愛,造就了這一滿堂沈默的激動。我又說:

 「那今天的演講就到這裡。」

 然後是不預期的掌聲,想哭,卻沒有了淚水。習於講台上的獨白,為的是逃離人際之網。就像你的《我的周遊時代》的告白:

 「我拼命地捨棄當時的現實,在文學方面我已經斷絕同別人來往,可以認為正在沈醉於微小而孤獨的美的趣味中。..遠處大城市的空襲是壯美的。火焰映出五顏六色的光彩,像是在黑夜裡遙看高座郡平原那邊,死亡和毀滅的盛宴所發出的篝火的光亮。在這些日子裡,我大概確實是幸福的。」

 經由金閣寺到豐饒之海的閱讀,讀者和我一起經歷了和自己關連的你的文彩,當決定性的時刻來臨時,所有外在拉力的作用下,只有保持微笑以對如果已經清楚了心中的價值是現實無法實現的話,行動是絕對悲劇的展現。因為美的恐怖總是把生帶到虛無的彼岸,海的沈靜與遼闊,對於「那邊」的憧憬,讓我早已放棄了這裡的嚮往,使得每個策劃均顯得可笑。我想我已經陷入你的邏輯太深,而且是志願的陷入。讀者們,小心這危險人物!

 並非故意的,但是一定要的,這是藝術家的責任,讓自己陷入矛盾的地步。向左走向右走都不是出路,面對面走也不是出路,跟著你走的危險的幸福是反所謂理性建構的幸福。如一些可笑的言論:為 了親友團的祝福/監視而維繫婚姻之類的,即使和吃素的先生從未共同度過一餐晚餐。你小說裡的人物都何其勇敢,視輿論與社會結構為屎尿,以激情創造越軌的筆觸觸動千萬深有同感的讀者,你的名言:

 「正因為是純真的愛情,所以才以悲劇美告終。」

 知道了吧,悲劇美是一種實踐,而不是作為對象朗朗上口的東西。讀者們的鼓掌其實不是為了我,而是為了你,真誠地說出自己的想法,即使與流俗是這麼不同而大膽啦。


 2.

 在咳嗽不止的病中展讀你的《奔馬》可以看出真正的意圖:為ㄧ個人而死。

 為ㄧ個人而死的條件是必須死於年輕。你事實上是完全不相信資本主義式頌揚及時行樂的線性時間的思考,你相信從美麗的春雪向淒涼的春雪過渡的生命。一切夏秋冬都是多餘的,關於繁茂的綠葉,染紅的楓紅,與大雪紛飛中的枯枝。從春雪到春雪的結果是轉世輪迴所見的rejuvenate,明眸皓齒的純粹,從外到內,為的是找尋唯一依戀。

 因此,為ㄧ個人而死必須是一種執著的舉動,超越宗教,超越家庭,超越黨派,超越愛情,乃至超越生命本身。這個人可以是ㄧ個象徵,一種理想,一種可能是過時的精神性,學說,或者一行詩;因為察覺在時間之流,光陰的無情推波助瀾之下,被新的主宰力量所拋棄,因為發呼內心的摯愛,於是以一種流俗與當代所無法理解的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

 你於一九七0年切腹自殺,為了天皇ㄧ個人。

 比較難以理解的是川端康成,你的亦師亦友的終生知己,於一九七二年也以吸瓦斯方式自殺。你完全是因為川端的提拔才能在文壇嶄露頭角,這個世紀的欣賞,使你完成了一種寫作的自信(想起我自己和楊牧的關係,他的一篇〈奎澤石頭記〉,終究打開了世人瞭解我之門),你和川端一生通信九十餘封你的自殺計畫完全在信中告知,甚至託孤給川端。你死,他是治喪委員會主席。

 川端早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你寫奔馬等《豐饒之海》也企圖以之得獎。但是你心中的為ㄧ個人死的念頭遠比川端強的多。你比川端有實踐力。你選擇了以行動死於年輕(至少身體上的鍛鍊是),你死,川端忽然覺得自己少了什麼。

 川端知道,你帶走的是一種日本非常根本的精神,環繞在ㄧ個人身上所發展出來的美德,內斂,與勇氣,所謂的武士道。那正是他畢生的寫作迂迴所要展現的美麗,隨著你死,就像櫻花一般的隨風四散了。

 瞻仰川端的作品絡繹不絕,川端卻打心底覺得孤獨,一九七0年後。自己站在所有文壇的高峰,卻很想再與你通通信。

 川端背手看著細雪,之外逐漸多了起來的汽車與自動電話與玻璃櫥窗,他是唯一身著和服的憂鬱的老人,讀著日益民主的報紙,用圓形的老花眼鏡,說著東京新的百貨大樓又要開張了,新幹線貫穿本來遙遠的關東與關西。川端很想念你,心中暗暗說著:

 跟著三島由紀夫走--在這些日子裡,我大概確實是幸福的。

 晚上,川端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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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對莫比亞斯之環的沈思】

 莫比亞斯之環 (La bande de Moebius),法國思想家莫比亞斯發現了一個新的思考邏輯,既是線性也是循環,而是同時蘊含了正面與反面的運動,看來是往前的正面的運動,事實上是往反面的繞著環形前進的循環過程。這同時挑戰了資本主義線性的進步史觀,也質疑馬克思的螺旋線性的辯證唯物論。

 而莫比亞斯之環 (La bande de Moebius),在此是輪迴的隱喻。

 對莫比亞斯之環的沈思:走在現實生活中的人以為自己正在「前進」,有上坡也有下坡,事實上是這個「前進」是一個既真實又虛妄的感覺,「前進」的「真實性」表現在「自我」(self) 與「他者」(other)的愛恨情愁的感覺上;「前進」的「虛妄性」則當人有能力脫離生活的軌跡,從虛空中鳥瞰自己的一生時會發現,原來是走在一個不斷重複、不斷循環的生命道路上,因為旋轉的作用力與反作用本身消弭了一切,才明示了前進的路途上的在意的一切原來都不存在的,如三島在《天人五衰》中所描寫的,出家之後的月修寺住持聰子,最後對本多的生命疑問報以遺忘的回答,「那位松枝清顯先生是何許人呢?」(IV, 292)。

 但生命的大海仍然是豐饒的,一方面,三島採取一種類似尼采(F. Nietzsche)的「永劫回歸」(eternal return)的概念,以肯定今世的入世美學方式挑戰佛家的輪迴觀,至少是片面擷取了唯識宗的阿那耶識主導的眼耳鼻舌身意的輪流演出,「由阿那耶識,這個在人人身上都有的種子識所幻化出來的七情六欲所支配的浪花,綿綿密密,未嘗稍歇」(II, 237),不管身體如何衰敗,醜陋,本多確實走過了精彩的一生。雖然本多終老之前誤認阿透是清顯轉世而認之為養子造成家庭之愛的崩壞,也因中年時愛慕月光公主美麗的身體卻發覺她是女同性戀的事實造成對於自我/同性的愛的結構的崩解,更別說更早之時發現但飯沼勳正是清顯轉世之人的不惜辭職奮不顧身的法庭辯護,這一切都是為了那真誠尋找,堅持挽住夕陽的純真情誼,他理性的按奈因清顯與聰子美麗的春雪般戀情的悲劇終局而有著些微的覺醒,讓一種非理性的「輪迴」之夢支配著他的一生方向,從這個角度來說,生命的大海是豐饒的原因就是在於出軌的常道,神秘的正常,痛苦的快樂,如潮水紛擾席捲,我們岸邊來不及退縮的身軀,與徘徊的靈魂。

 但生命的大海仍然是豐饒的,另一方面,三島在知識層次上也理解了唯識宗的阿那耶識的定持災的「瞬間不息的『無我之流』」(IV, 301)的力量。徹悟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的人,也能從種子識中得到大定解脫。這個大定表現在一個強烈的對照下: 歷盡生命滄桑的本多與由美麗跨向智慧的聰子最後的照面。佝僂百病纏身的八十一歲的本多,面見「身穿白衣、披著深紫色外袍、頭顱發青的人」,八十三歲的月修寺住持聰子,看到的是「六十年的光陰在一腳中踏過,從青春越向老年,聰子完全免除了紅塵俗世的辛酸和刻在世人身上的印痕。唯一的改變就像走過院子裡那座橋的人般,從樹的陰影步向陽光,只不過是受光的明暗而稍微改變面貌而已。」(IV, 291) 雖然本多這入世的豐饒面對聰子這出世的豐饒顯得佶屈聱牙、狼狽不堪,但終究是但終究是在月修寺「毫不出奇、閒靜明朗的庭園」得到了某種啟迪。三島在完結的《天人五衰》留下了對於佛學的不露痕跡的懷疑。「開悟」的本多感受到庭園中「像數念珠般的蟬聲佔領了整個庭院。除此之外沒有任何聲音,寂寞到了極點。」一個阿那耶識的無我之流要面對的竟是無邊無際的寂寞!這是三島充滿熱情的入世之心所無法忍耐的結局。因此,本多雖然覺得「自己來到了既無記憶也沒有任何東西存在的地方」,緊接著整個豐饒之海的最後一句話卻是「庭院沐浴著夏日強烈的陽光,一片悄然…」。

 「夏日強烈的陽光」,這暗示什麼呢?若我們以《奔馬》的最後一句「在他舉刀刺向腹部的剎那,旭日於他的眼瞼內奕然冉昇」連讀,可以發現,清顯轉世的阿勳的政治行動,是三島真正的伏筆,他企圖以心有所屬的自殺的入世豐饒之海,挑戰自稱從種子識中得到大定解脫的出世豐饒之海,從而接續上了日本傳統的櫻花式的死於年輕的淒涼與悲壯之美。政治刺殺行動因此與自殺的美學實踐合而為一,從而也嘲諷了屈從於現實而苟活的眾生種種,不管是為了他者/異性之愛、自我/同性之愛、或者家庭之愛,擁有金錢或者權力的醜陋的老年也只是欠缺勇氣的剩餘價值而已。三島的四十五歲的自殺因此顯得毫不意外,他並且是完全實踐飯沼勳的政治行動劇精神,並從豐饒之海的四部曲來看,同時也是三島關於愛的形式、內容的肉體與精神美學的徹底了結。生命的大海仍然是豐饒的,三島的「莫比亞斯之環」的道路將在讀者與時代的轉輪中不斷中斷與重新開始了。

盧卡奇(Georg Lukacs)的靈魂與美學


UDN / 聯合書報攤 /歷史月刊 2005/10/27
http://mag.udn.com/mag/newsstand/storypage.jsp?f_MAIN_ID=97&f_SUB_ID=240&f_ART_ID=20153



解決分裂的「我」的方式來自於「形式」。只有形式能讓所有對立,所有轉折都變成音樂與必需。每一個充滿問題的人的道路都通往形式,因為形式能夠整合人內在的最大部分的內趨力,而在道路的盡頭站立一個能夠創造形式的真正的自己…

【文/石計生(作者為東吳大學社會系暨研究所副教授)】

解決分裂的「我」的方式來自於「形式」。只有形式能讓所有對立,所有轉折都變成音樂與必需。每一個充滿問題的人的道路都通往形式,因為形式能夠整合人內在的最大部分的內趨力,而在道路的盡頭站立一個能夠創造形式的真正的自己:「藝術家」(artist),在那裡柏拉圖主義者和詩人合而為一。詩人的形式在他的生活之上翱翔,柏拉圖主義者的形式總是無法捕捉生活的吉光片羽;但藝術家的形式吸納所有招來的陰影,強化其自身光芒,讓醉無天日的黑暗黯然。只有藝術家的形式能夠平衡柏拉圖主義者舉步維艱的猶疑,和詩人飛軒絕跡的輕盈。


回顧上個月我對你《靈魂與形式》(Soul and Form)悔其少作的書的理解,終於跟著你來到「藝術家」的世界:以黑洞般矛盾的「靈魂」去掌握受困於現實的「形式」。這裡,凡是能夠來到這個世界的人,都能自由在生活的路徑中以才氣選擇出路,在吉光片羽的輕盈與舉步維艱的猶疑間平衡/不平衡。悲悼伊爾瑪之死之後,事隔僅僅五年,你出版了《小說理論,對偉大史詩文學的形式的歷史與哲學散論》(The Theory of Novel, a Historical-Philosophical Essay on the Forms of Great Epic Literature)一書。我重讀此書,感覺一種和齊穆爾(G. Simmel)、韋伯(M. Weber)與班雅明(W. Benjamin)當時閱讀時一樣的讚嘆,文采奕奕,不時的詩意穿梭在理性的哲學思辨上;但端詳其冗長的次標題,感覺一種精神分析層次上的焦慮,好像故意忽略一躍而入藍色多瑙河的記憶弧線,讓恣意綿延的雨絲皺紋了青春的遺跡無所倖存。這時,你已經不針對愛情發言,這時,你開始走上學者之路,讓心中奔放的詩性掩藏,雖然筆觸嚴肅,但也還沒到達引經據典的地步,總有些奔馳的長句讓我駐足沈思:


但靈魂的根本熱望只和本質性的東西有關,無論它從那裡來或要往何處去;靈魂有一種鄉愁當渴望回家的感覺是如此強烈,靈魂必須以一種盲目的衝動,選擇第一條看到的道路想就能回到家,而且,這種渴望真是不可抗拒,它使得靈魂總是能走向它道路的終點。對於這樣一個靈魂,每一條路都通往本質—回家—因為對於靈魂而言,它的自我就是它的家。(Lukacs, 1915: 87)


沒有了伊爾瑪的可能的「家」,對於30歲的你。


「家」意味著烏托邦,「整合的文明」「古希臘的光輝」。


「洪水曾沖走舊的統一,而洪水的源頭無疑已經枯竭。」(Lukacs, 1915: 38)在現實的邊緣感受時代的傾斜,從古希臘的史詩(epic)時代往現代的小說(novel)時代的傾斜。所以書的一開始就標舉了一個或許曾經存在過的幸福時代,「滿天星斗是所有可能道路的地圖—這樣的時代是由星光照耀的路途—─人們是幸福的。在這樣的時代,一切都是新的,也是為人所熟悉的,一切充滿冒險,但這些冒險又為時代所有。世界是廣闊的,但卻又像一個家,因為人們靈魂中燃燒的火焰和星星同源。」(Lukacs, 1915: 29)


幸福時代的本質是「烏托邦」,是一個「本質的」(essential)世界,「整體」(totality)的世界。不思而得,在問題之前已經完成了答案,謎題頒布之前已經知道謎底,混亂來臨之前知道穩定的形式,心領神會的意義一眼可得,每一個人都能找到自己的生命軌跡,人與物之間也有著同質的輪廓線。石壁自然鬼斧神工的刻痕千峋和臉龐沈思智慧積澱的皺紋同質。這是屬於古希臘的輪廓線,它規劃一個圈圈,在其形式之中:篤實的分離,走遠的守候,內即是外,外即是內,「家」在處處也處處不在,因為有著本命星的神祇先驗(transcendental)的守候。而藝術家的追求,是諾瓦利斯(Novalis)所言,「一種鄉愁,在到處尋找回家的感覺。」起了鄉愁之念,是因為「內」與「外」已經分離,「自我和外在世界有了本質性的差別,靈魂與行為有了不一致的跡象。」(Lukacs, 1915: 29) 史詩(epic),做為一種藝術形式,於是就以「生活如何能變成本質?」(How can life become essence?)提問,對一個開展出來的社會生活和藝術創作形式的辯證。


若隱若現,折煞神思。你說我必須去尋找一個這樣的時代。本質的時代。但你又說現在卻是藝術創造的最終基礎無所歸屬的時代,因為自我與世界的分離。你凝視曾有的史詩藝術,是精神性與現實性的合一,創作即是生活,隨著日出日落的循環所見的週期。


史詩的整體性表現在客體的內容中;它是主觀的、超驗的,是一種啟示與魅力。活生生的、經驗的人始終是史詩的主體,但是他的創造性的、駕馭生活的傲慢在偉大的史詩中被轉化為謙卑、沈思和顯而易懂的意義的無言的驚奇,這種意義如此出乎意料地、如此自然地被他、一個普通生活中的普通人所看清。(Lukacs, 1915: 50)


你嘆息那「容易看清生活意義」時代的喪失,目睹小說(novel)藝術的興起。小說藝術面對的是生活的內在性(immanence)被由魔力所控制的宇宙所放逐(那個「魔力」日後你才清楚知道是資本主義的力量),來到載浮載沈的流動世界,悲劇的世界。曾經隨手可得的「本質」,爾今是「半死不活的枯木燃起的火焰所意識到的一個短暫的存在。」(Lukacs, 1915: 42)在我們日常生活經驗的行走中,可能是因為等一個紅燈而抬頭看天突然靈光乍現的繼承,隨即淹沒於人群中的星河仰望。我感受到你,生活如戲,何其孤獨。而「孤獨是悲劇的真正本質,因為通過命運而達到自我的靈魂可以在意義的星辰中擁有兄弟,卻絕不會在塵世中擁有伴侶。」(Lukacs, 1915: 45)


伊爾瑪。伊爾瑪。伊爾瑪。


你說,「小說是這樣一個時代的史詩:在其中,生活的廣大整體不再能直接獲得,生活意義的內在性已經成為問題,但是這個時代仍須按照整體的關係來思考。」(Lukacs, 1915: 56) 這個「內在性」與「整體」的矛盾造成了現代的悲劇性,它和史詩世界的悲劇不同。史詩的純粹孩子般的世界,對於瘋狂一無所知,其「罪行與懲罰在世界正義的天平上有著等同、相互同質的重量」(Lukacs, 1915: 61);但小說洞悉了在新的社會秩序中,「罪行與瘋狂是先驗的無家可歸—人類社會關係的秩序中的一種行動的無家可歸,在超越個人的價值系統的理想秩序中的一個行動的無家可歸」(Lukacs, 1915: 62),所以,小說所掌握的藝術「形式」(form),是在藝術家感受到世界的傾斜之後,沒有神祇的最終保證善的獲勝。


「要解除存在的根本的不和諧;一切形式都將荒謬(absurd)的東西恢復到它適當的位置,作為意義的必要性的媒介。當荒謬的顛峰、真實的豐沃性、人的深邃渴望或人最終一事無成的可能性被視為是一個基本的中介的事實吸納入文學形式時,」(Lukacs, 1915: 62)產生了「小說特有的不和諧,即存在的內在性要參與經驗生活所遭遇的拒絕,而產生了一個形式的問題」。(Lukacs, 1915: 71)惡的花朵鮮豔開在善的池塘晃搖光影,為一以生命投注的篇章範囿定格。最為冒險的題材,小說藝術因此誕生了。(我想你的隻字不提是因為過度的思念,經由詮釋他人的小說冒險來彰顯自己過早關閉的安全。)


作為形式,小說在變化過程(becoming)與存在狀態(being)之間建立一流動然而牢靠的平衡;作為有關變化過程的思想,小說成為一種狀態。於是,小說通過將自己轉變為變化過程的規範存在而自我克服。「航行結束,道路開始。」(Lukacs, 1915: 72)


史詩的海闊天空的航行結束,小說的都市叢林的道路開始。小說藝術家所必須忍受的不是清晨巷弄髒亂的垃圾,而是海平面彼岸逐漸遠去的船影。在資訊爆炸的流動中,小說家以「短篇」或「長篇」自我規範,讓主觀的詮釋和傾斜的地平線歪斜交會,掙得時代印記。小說的內部形式是已經成為問題的個人走向自我的過程。小說家發展出一種形式技巧—─諷刺(irony)─—經由「主觀的自我承認和伴之而來的主觀的自我消解。」(Lukacs, 1915: 72)在陌生的世界打上自己渴望的內容的印記,看透世界的有限。「諷刺是雙重的,它沿著兩方面前進。一方面讓人深刻地看見奮鬥無望;另一方面讓人更深刻地看見拋棄奮鬥亦無望。」(Lukacs, 1915: 85)諷刺描寫現實成為勝利者時,其實同時揭露現實不是最後的勝利者,而是歸功於靈魂的內在性的不可捉摸性。小說的諷刺是對世界脆弱性的自我糾正,同時也莊嚴地嘲笑自己的存在狀態。活著的死,無窮深淵以筆桿的揮舞自我救贖,分割小說與現實生活的世界,讓一切在前者完整。


小說內部世界的開始與結束,就變成一條已經明確探勘後的道路的重要界標。就小說的本質而言,它絕不受生活的開始與結束─—生與死─—的約束。但是通過小說的始末,它就指明了生活的唯一基本片段,即由中心問題所決定的那個片段。(Lukacs, 1915: 81)


你雖然活得夠老,但終究也無法張開眼睛看見,我說,新的時代的荒謬性在於,連「中心問題」也消失了的分離,後現代,我的時代。


你果然是堅持「中心問題」所決定的小說形式思考。傾斜的時代你以詩意的筆觸首先區分小說為「抽象的理想主義」(Abstract Idealism)與「幻滅的浪漫主義」(The Romanticism of Disillusionment)。你說現代的世界「為上帝所拋棄表現在靈魂與作品、內心與冒險的不一致(incommensurability)─—當中表現為沒有一個超越的『位置』留給人努力去占有,這樣的不一致性粗略而言有兩種類型:和行動的場所與基礎的外在世界相比 這個世界要不是更為狹窄,就是更為寬闊。」(Lukacs, 1915: 97) 為「上帝所拋棄」的世界就是著魔的世界,資本主義的世界。這裡,當內心的活動比外在世界更為狹窄時,對著靈魂限制的著魔,就是「抽象的理想主義」的著魔,這是精神直接選擇去實現理想的道路,卻完全不能感受到現實中的距離的作品;而當內心的活動比外在世界更為寬闊時,由於靈魂大於生活不得不向它提供的命運而造成的不一致,以自發的自信心把自己看成唯一的真實,看做世界的本質:這種企圖在兩者之間劃上等號的一切作法都失敗了,這就是「幻滅的浪漫主義」(Lukacs, 1915: 112)的作品。「抽象的理想主義」如塞萬提斯(Cervantes)的《唐‧吉訶德》(Don Quixote);「幻滅的浪漫主義」如福樓拜(Flaubert)的《情感教育》(Sentimental Education)。唐‧吉訶德,我從HBO電影中完整的看見一個商品化了的瘋狂的英雄,非凡的圓滑,深不可測的瘋狂,騎士精神滑稽的模仿,手執長戟與風箏決戰的英雄。這樣抽象的理想主義,把複雜的現實簡單化藏在自己的褲袋中,期勉它好好發芽。


正因為英雄如此狂熱地囚禁在自身內部;這種孤立使靈魂像一部藝術品,也使得它脫離一切外界現實,脫離靈魂所有那些尚未被魔鬼攫取的其他區域。於是,內部獲得的最大限度的意義變成了最大限度的無意義,崇高變成瘋狂,變成偏執狂。(Lukacs, 1915: 100)


這種詩和諷刺,崇高和怪誕,神性和偏執狂的特殊的混合體,如此牢固地和歷史時刻相連。這個時代,失去了和「幸福時代」的聯繫,這裡,英雄的作用只能是唐‧吉訶德式為冒險而冒險(adventure for adventure’s sake)的精神中的行為,英雄與外界的接觸都是純邊緣性的接觸,執著於內在對於史詩整體很遠又很近的嚮往,將靈魂縮小,凝聚於「單一的存在點」,親近魔鬼於每個執著不合時宜的姿態,由惡生出善的人造花朵。英雄不得不拋棄他獲得的一切,因為這一切絕不是他要的東西,惡的力量支配現代,惡的「魔鬼」具體化為一種社會結構,商品化的消費社會,肯定的、有生氣的作用,表現在華麗的包裝外衣下。英雄的靈魂與現實的歧異變得神秘且顯然全無理性,心繫整體,身在紅塵,靈魂的自我冒險瞭解到:只有被嚴厲地禁錮在自我之中的它才能和它最莫測高深的、支配一切的本能相適應;靈魂必然被禁錮在一個和它本質相異的世界中,並最終在其中被毀滅;拒絕去捕捉一部分被戰勝的現實—每一個拒絕都是一場真正的勝利,是向征服幻想中解放出來的自我邁出一步。(Lukacs, 1915: 111)


而所謂浪漫是內心大如宇宙寬廣含納外部世界,其自身是樂天知命的。個人的內部重要性在此達到歷史的高度,將價值完全包含在自身之內。你說,在浪漫主義中,孤立於超越性的自我且把自己看作理想的現象的泉源,並且作為必然的結果,看作唯一值得自我實現的材料。生活成了文學作品。人,成為生活的作者,也成為藝術作品的觀察者,當這雙重性被放置在緊湊的整體時,浪漫主義對自身和世界變得懷疑、失望和殘忍;因此,你說,「有生活浪漫感的小說就是幻滅小說」(Lukacs, 1915: 118)福樓拜(Flaubert)的《情感教育》的英雄的內心生活向外部世界一樣破碎,他的內心不擁有一種嘲弄與哀婉的抒情力量,可以使他和現實相對立(Lukacs, 1915: 125)。但是由於英雄情緒不可捉摸的觸發,領悟了時間不受打擾,不受限制的流動,穿梭異質以非理性的表達,卻在死之前主觀地戰勝了生活的枯燥與無趣。這如同我所看過的一齣電影「鬥魚」中的台詞: We have got nothing but time. 敘述年輕人以無懼的熱情揮霍青春的悲劇,在街頭格鬥中無名死去。時間所帶走的是鐘錶時間計算的粗俗、短暫與公式化的期望;而心受了傷的青年人之美奄奄一息時,其奮力說出的「我們擁有的就是時間」:由意識流動構成的,詩,這一本質的東西並不隨之死去。三島由紀夫的《春雪》也完全說出了這一點。


然後所有的綜合與超越其實都是枉然。你在〈序言〉曾說讀者應該以批判的方式閱讀此書,「藝術家」的世界本來就是一個精神分裂的世界,你確實提到但終其一生未曾深入討論你最後終於提到的杜斯妥也夫斯基(Dostoevsky),你所說的「幸福時代」是否存在過令人懷疑,雖然你想藉由這書的末端所舉的哥德(Goethe)和托爾斯泰(Tolstoy)的小說逆溯回去。你說,哥德的是經由妥協,走向理想的有信仰的浪漫的個人,威廉‧麥斯特(Wilhelm Meister);那個時代是成為問題的個人經由理想的指引,和具體的社會現實達成妥協的學習時代(Lukacs, 1915: 138),是一種資產階級生活的態度,將扎根於社會生活中的小說形式粉飾太平為史詩。


我想,當社會世界被展示為常規的世界時,不應妥協,而是持續抵抗。


那你一再提及的諾瓦利斯到處尋找回家的感覺,在現實中以藝術創造超現實,超越的整體,於字裡行間安居,瘋狂。


而托爾斯泰的小說,你說,是最大程度和史詩部分重疊的小說形式,他追求一種「和自然緊密相連的單純人類的感情一致性為基礎的生活,適合大自然的節奏的生活,按自然的生死循環而運動(Lukacs, 1915: 145)。我說,這如蕭紅的《生死場》,自然的豐富性在社會生活的不完美中毀滅,同樣地,異化的社會生活面對豐富的自然最後美景也奄奄一息。托爾斯泰遂以筆下的英雄「偉大的垂死時刻」展現他對「幸福時代」極樂的追求。人在該死的時候,該死的地點不死時,偉大的時刻就會消失無影無蹤,在現實常規生活中過著漫無目的、非本質的生活。錯失了一種哲學深度的選擇。


「你擁有的將只是日子,而不是時間。」我說。


「是不是這樣呢?你的餘生的歲月? 還是在另一條道路上找到生命的出口呢?」


【本文摘自歷史月刊2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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