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紫藤廬學生運動座談會(中)

石計生（主講人）：
紫藤廬是一個偉大的空間，它是文化運動與學生運動聚集的地方，所以這個地方應該非常具有批判性。我是完全不同意前面三位講者包括主持人對學運的詮釋的，原因是如果學運本身只剩下一個記憶，只是一個傳閱的方法的話，學運本身就是一個死亡的文本。所以學運本身應該要在一個記憶當中被掙脫出來，然後要變成一個向前實踐的力量。它目前面對一個非常危險的沉寂，大家都知道。為什麼？同樣有學生出來，但毫無實踐力，沒有行動能力。這應該是我們在座的每一個人都要去想的事情。這些演講也不應該只是消耗經費的，而應該是讓我們從這樣的記憶裡面去找到一個新的力量。

我會分成三個部分來談：第一個是關於過去的學運的部分，第二個部分是藝術的社會性的形成，如何能夠發展出一種藝術本身不祇是個人的情緒出發，而是它能夠帶有某種的社會性，第三個是如何用實體來抵抗。大概是這三個部分。

關於學運的記憶本身，它可以是一個集體的記憶，前面已經提過。雖然我不同意但是勉強可以接受，它確實是一個集體的記憶。這是一個無限複雜的時期，是被人用主觀來詮釋的。基本上這種主觀詮釋的無限的時期，它對學運作為一種抵抗的力量，不管是誰當政，是無濟於事的。因為你去主觀詮釋它，就落入一種記憶的範疇、形式的範疇，它缺乏一種行動的能量在裡面。學運的記憶有沒有可能有第三種的詮釋？我的想法是學運應該是一種熱情，是存在於我們每一個人的心中無法磨滅、無法去除的部分，它可能在我們的成長過程中被隱藏起來，但是它永遠存在。所以我想學運作為一種熱情來講，它所相伴的是學運的異化。如果我們把今天的演講當作是一個記憶的方式，它就是一個異化。這個異化是對整個學運記憶的一種可悲。所以當學運是一個熱情的時候，其實剛才張教授提到的所有的學運我都參加過，最早的反杜邦、李文忠事件、自由之愛、中正廟抗議、火車站前面反政治迫害，我全部都有參與。這裡其實蘊含了一個東西，就是所謂的學運本身，從當年到現在，320的大遊行，這中間的差別到底在哪裡？我一直在想這個問題。在我們那個時代，83年到86年，學運本身其實蘊含了一種非常強大的反抗力量。

這裡有一首詩是我在鄭南榕的《自由時代》裡面寫的，當時我們在編《自由時代》。所以學運的記憶，就我來講，它並不是一個主觀去詮釋的東西。因為它現實地發生在我的生命裡面，它即是一件可悲的事情，對我來講，又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在我過去的年輕的歲月裡面，從1983年到1989年那段時間，或許對其他幾位教授或朋友們是一種詮釋、一種學術研究的對象，對我來講它是一個生命真實的恐懼，那種生命真實的恐懼，包括發生在自己身上，更重要是發生在我的好朋友身上。我們在搞學運的時候，有一位最偉大的人物，他是台大醫學院的，是我們真正的學生領袖，我們叫他阿草，living Max，是活生生的馬克思，他是真正領導1983到1987戒嚴時期的學運領袖。但是在1985年李文忠事件之後，他全家被殺掉。全家殺光了，爸爸媽媽、他懷孕的姊姊、他的妹妹，全部被暗殺。隔天當我回去看李文忠的絕食抗議，進台大校門的時候，就看到阿草他抱頭坐在花園裡。自從那件事情之後，他再也沒有出現過。所以對我來講，學運本身並不是一個抽象的集體意識，或是一個事後被主觀詮釋的文本，學運本身蘊含了極大的，在創作、政治上抵抗的能量。

我們在陽明山、七星山當兵的時候，被我們的隊長詢問的第一句話是：「你是不是學運份子？」「是！」當年學運份子就等於台獨份子，等於共產黨。我到現在還一直在想，為什麼這三個人是三位一體的？如果從正面的角度來看的話，應該是這三種人都非常有理想。學運份子在戒嚴時期所追求的是校園民主，我們做到了。台獨份子做什麼？是獨立憲法。泛綠過半的人也做到，歷史是弔詭的。共產黨的理想更大，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的最後一句是「全世界的人類解放，是每一個人的自由獲得解放。」共產主義的理想是每一個人的全面解放，是需要每一個人獲得自由的條件。這三種人各自有各自的理想，一個是校園民主，一個是建立台灣國，一個是全人類的解放。

但是學運異化了。張教授也提到，在學運的統獨論戰的時候，那時學運已開始要異化了。所謂的異化，本來學運、台獨、共產份子是同一種人。戒嚴時期的國民黨要對付的學運、台獨、共產份子是類似的。台獨份子不滿當時的政治勢力，他想要有獨立見解。共產主義只萎縮到只有少數左翼的學者和理想主義的年輕人身上。學運份子分裂成兩批，一群就是現在在朝的朋友，這些人就是當年被我們詩社的人認定為毫無美學素養的人，他們是搞政治的。這一種人就去進行，就是我們在學運論壇的引言中看到的──政治吸納了純潔的人道力量。這些人根本不管做什麼，潛意識裡就有政治上的考量。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另外一批人則進入學界，或是進入文化界，這是另外一群人。這兩群人基本上可以這樣看：校園民主的理想基本上已經完成，至於台獨還在未定之數。但是人類的解放這件事情，如果你是傾向學界、文化界、運動界的人，如果我們還是左翼的人的話，我們的理想當然還是人類的解放。但是進入政界的人，他的理想不一樣，會跟隨政治領導人而變，目前為止當然是建立台灣共和國，一種現在被認為是與民意背道而馳的危險幻想。

這就是學運的異化，這個異化產生了路線的鬥爭。但這並不表示如果學運不是一個傷痕、不是一個記憶的話，它是一種能量、熱情，並不表示沒有顛撲不破的本性。我們今天坐在這邊的原因，是因為你要去感受學運的熱情力量，變成你生命的一部分，去行動。其實學運的異化，代表的是一個理性化的過程。這個理性化的過程，你可以看到，像剛剛張教授所講，我很不同意的，就是在我看來，九○年代的根本不是學運，它早就理性化了。而且中正廟是絕對不可能被鎮壓的，因為八五年李文忠的時候就沒有被鎮壓了，為什麼到了九○年還會有可能被鎮壓呢？戒嚴的時候沒有被鎮壓，難道解嚴的時候還會被鎮壓嗎？所以這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所謂學運的理性化，你可以發現野百合學運、佔領火車站，它本身的組織動員能力、目標已經非常地清楚，所以他進行所謂的藝術表演等等，其實基本上是產生了某種集團的意識在裡面。第一部分就簡單講到這邊。台灣學運怎麼異化？如果我們看先前進入政界的這些人，以及現在在學界，文化界的這些人，我可以提提這些人的名字：陳昭瑛、吳介民、吳叡人、廖乃賢、高榮禧、郭宏治等，這些我的好朋友們。你可以看到台灣的學運，為什麼今天困坐在這裡？因為它建立了台灣的主體性，但是喪失了世界觀。我們的世界觀喪失掉了。我們被媒體，被陳水扁這樣搞，我們竟然根據他的喜怒哀樂去掌握我們所有的政治、社會方面，甚至藝術的議題。一個曾經背負整個台灣人民期望的集體，現在其短視盡利黨同伐異且毫無藝術涵養的總統及其政府團隊，有什麼資格來主導我國的政治走向和文化政策？我們簡單來講就是這樣。在學運裡頭已經可以看到這樣的情形。第一段就是這樣。

第二段，藝術的社會性的形成。我在大學修課的時候，台大哲學系郭文夫教授開的「柏拉圖哲學」這門課對我有決定性的啟發。讓我產生了非常寬闊的生命想像與存在困境的突破，特別是他結合柏拉圖與易經的天馬行空比較教學，徹底讓一個潛藏好智的靈魂羽翼灌滿詩的靈光而進行宇宙的飛翔；再經由對於楊牧詩學十幾年證悟，其相乘效果連鎖反應讓我找到了「詩的內面空間」(poetic inner space)。我當年寫了一組〈雪菲爾悲歌〉詩作完全表達了我這個詩的內面空間的創作理論與證悟過程，雖然表面上那是一組輾轉反側追求美的對象而不可得的情詩。其詩學原理基本上是三個部分，很簡單，我面對複雜的社會現象的意象(image)，你如何把複雜的社會現象的意象轉化為象徵(symbol)，再把象徵轉化為作品(work)。有兩個轉化的部分。在里爾克(R. M. Rilke)的時代，我們可以看到從意象變成意象，再變成作品的過程，他主要依賴的是一個內面空間的轉換，就是一個人他必須把不屬於自己的東西都丟掉，甚至他內心的慾望、意識或想法，然後把外在的一些東西轉化為作品。這個證悟是有一天我在台大經濟系修體育課時在法學院，因為時常遲到而被罰站，每次都面對一株台灣朴樹的觀察其季節變化而得。

當「詩的內面空間」秘密被找到，我從此變成一個很會隱藏感情的人，不是羞於啟齒，而是等待那些感性的力量轉化為詩篇回家。

但是這條創作的路在我83年到86年參與學運的過程中發生了絕對性的轉變。

昭瑛在email問我一個問題：「如果你沒有經歷過這個學運，你還會寫詩嗎？你的詩會不會像現在一樣呢？」我現在回答你：可能已經不寫了。因為光憑剛才講的路線，不可能有繼續寫的動力。因為內面空間作為個人主觀意識惟美式的轉化，它本身如果不透過一個社會性的發生和衝撞的話，他永遠是流於資產階級的東西，它本身並不具有學運的熱情和動力。我們看到社會性在學運過程中被吸納進來。

我後來了解到一件事情。我們在學運時代請了一些重要人物來學校演講：陳映真、楊逵、南方朔等等。這些人對我們來講，重點是讓我們看到了社會性的重要性。但是今天，我們發覺看到他們時是非常痛苦的，就像我看到自己的痛苦一樣。因為當你佔有某個社會地位的時候，作家也好、教授也好、國家文學獎得主也好，最後理想化為愈小，你基本上完全沒有辦法把內心的熱情表現出來，這樣的人是墮落的，是缺乏作為人的意義的。那是根本的人的特質。「根本」是什麼？「根本」非常簡單，就是一個大愛，就是對弱者的一個不需要思考的同情和付出。這在現在基本上已變成一種笑話。所謂的後現代都會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從教條到意識的相對性是非常地重要的。在陳映真的時代，在楊逵的時代，是非常教條的學運時代，但是後來我發現，所謂的寫實主義跟現代主義並非完全對立的，它本身有一種的內在的相互吸納的可能性，一種與敵人共枕之後去毀滅敵人的可能性。這樣的可能性可以吸納對面的力量進來，然後從裡面感受到一種以詩抵抗的可能。但是吸納所謂的社會性是一個非常慘痛的事實。剛才提到阿草他家裡的事情，你可以了解到，目睹、親身經歷學運發生的那些事情，那個代價是多大。這就產生了我接下來要講的──街頭是不可放棄的。當我們愈來愈看到議會民主是一個笑話的時候，你就了解到街頭是不可放棄的。街頭為什麼是不可放棄的呢？因為它是一個機會，讓你從內在喚醒你心中沉埋已久的熱情的機會。

那些機會是什麼呢？那些機會就是，在我的文本裡面，第一段是86年寫給台大的一些人的部分。其實裡面最重要的是，我談的大愛是要談普羅階級之愛。〈國父思想五十九分〉，這是取校園民主階段的一個歷史。這首詩原本是要登在台大大學新聞社發行的校園報紙〈大學新聞〉的副刊上，但是有人說這是反國民黨文章，思想有問題，不要刊，所以那一次就開了天窗。但人的思想是不會有問題的，只有不認真思想的人才有問題。那首詩最後是刊登在鄭南榕這個瘋狂的天才的自由時代雜誌上。〈公館‧木棉花〉講的是一個回憶，第二段的「活動中心238」是學運的大本營，活動中心238裡面有大學新聞社、大學論壇和現代詩社，我們最大敵人就是國民黨的學生學會。這一段「善行不能達到救贖」，我想這是一個現實，因為當它變成典範的時候，基本上它是欠缺抵抗能量的。講到抵抗能量，我必須講最後一首詩〈致盧卡契黨人〉。這首詩當初寫給陳昭瑛，當年他的碩士論文是《論黑格爾與盧卡契的美學》。這裡面談到實踐本身是非常重要的，走入身體，身體是一個自然的本體。在今天這個場合，我最想講的話是：我們應該去抵抗、叛逆、不滿，我們應該如此、應該奮發。我們應該有一種霸氣，現在的運動缺乏一種霸氣。現在的運動本身在異化和理性化之後，一開始就是一種目的理性的計畫，一開始就想我的錢夠不夠或是便當夠不夠，基本上非常可笑。但是學運既然已經理性化，它就是一個必然的結果。

最後的一首詩〈三月二十七日在街頭〉，這首詩最重要的是中間這邊：「不是藍與綠，而是/左與右的/旋轉問題」。這個「左與右」是我最想講的事情。現在的問題不是藍色或綠色的問題，現在的問題仍然是老的問題，是「左與右」，是階級的問題。台灣還有多少無產階級、受苦的人、失業的同胞，為什麼它不會變成選舉的主軸或是我們關注的主要對象？

昭瑛請我來的時候，我就想，她要我提供的東西我不想提供。有兩個原因：第一個是，學運不能只是過去，它是不該被理解的。不該被理解的原因，因為它裡面有我太多的熱情、太多的夢魘，對我來講是太過激動的。這是重要的一個理由。當你年紀輕輕就成為歷史的一部分，這是一件可悲的事情，因為你已經變成一個死的文本了。你被寫入歷史，這很好笑。最後我想講的一句話是，沒有理想，什麼都是多餘的。欠缺叛逆與熱情，我們最後會變成虛無的前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