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凍的希望

◎ 周珊瑢畫作:Frozen Hope(America: Michigan, 2008)

Chou is a Taiwanese painter who currently lived at Michigan, United States. During high school, Chou learned from 楊恩生教授. She was graduated from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nd used to teach Chinese painting at Princeton Chinese School for 3-4years. Aslo have an exibition at that time.She learns from great water colorist in US –Nita Engle. She will have Exibition at Toledo Art Museum Jan 2009.

慘敗之後:民進黨需要黨外精神

【計生按】2008年01月12日台灣立法委員選舉結果,基本上是對陳水扁的超爛執政投下了不信任懲罰票,政黨票只得361萬票,遠遜於國民黨的501萬票,民進黨遭受空前慘敗,立委席次只得27席,國民黨得81席,加上泛藍席次,共有86席,超過國會席次的2/3,這是國民黨解除戒嚴以來的最大勝利。陳水扁因此辭去黨主席一職,馬英九團隊則十分低調聲稱「只高興一晚就好」,為的是直指總統大選。投票率相對較低的58.5%,單一選區兩票制消滅了所有小黨,變成國民黨一黨獨大,一種平常的嗅覺與知識告訴我們,這結果極可能不是喜歡曾經施行戒嚴,想像力贏弱與派系也是林立的國民黨,而是痛恨民進黨政府的貪腐、固步自封、跳樑小丑當道,與倒退台灣經濟與生活水準的無能,才含淚選擇性遺忘一些小黨與優秀獨立參選人而進行結構性零合投票。從台灣民主平衡角度來看,這種傾斜說明了「人心思變」的歷史轉變,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被稱為「民主聖地」的宜蘭縣,民進黨連一席立委都保不住,從縣長到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潰敗,倒退至國民黨獨大狀態。但這種「人心思變」的轉變,在過去歷史並不陌生,石計生教授以下這篇〈蘭陽平原的雨夜四十八日〉所論述的發生的在宜蘭的轉變,正是從土地角度去思考的史鏡。可以這樣說,陳水扁與民進黨政權真正對不起的是當年這些對於台灣意識的建構與土地無私奉獻的人民,而因掌握權力後的腐化附帶傷害的是全台灣的想要過好日子的百姓。「改變」的時代來臨,正是知識份子監督國民黨,批判民進黨,讓台灣進入成熟民主社會的開始。(2008.01.12)

〈蘭陽平原的雨夜四十八日〉

「那黨外的無私奉獻精神今日何在?」

⊙ 石計生(東吳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1.

「人創造自己的歷史,卻無法隨心所欲地創造;他們不能在自己選擇的環境下產生,而是直接得到,給予和從過去繼承而來。」(Men make their own history, but they do not make it just as they please; they do not make it under circumstances, chosen by themselves, but under circumstances directly found, given and transmitted from the past.)(Marx, 1978)

馬克思以這段話,評論偉大的拿破崙一世的「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姪子路易‧拿破崙‧波拿巴(Louis Napoleon Bonaparte),如何能籠絡並代表各方勢力當上法國皇帝,主要是在一個結構上政經衰頹的亂世,利用其家族歷史的光環、黨派之間的合縱連橫,虛應地建立法國「第二共和」,旋即又以真正想要的「第二帝國」毀滅「第二共和」。一八四六年以來的法國當時失業率高、工資下降、貨幣市場崩潰、股價慘跌等經濟蕭條現象嚴重;在包括擁護波旁王室的保皇黨派、溫和共和派、社會黨人(左派共和派)、擁護拿破崙王室的波拿巴派、和考量其生存經濟條件與社會連帶層級形成「是又不是一個階級」的農民等競逐權力下,一八四八年十二月,路易波拿巴獲得廣大農民的支持,以囊括75%選票的五百萬票當選法國「第二共和」總統,卻又在一年後背叛農民與工人政變稱帝,「逮捕三百名市議員、在巴黎殘殺四百名工人、大動亂,七萬農民與城鎮居民起義、法國32個省宣布戒嚴(共130個行省)、兩萬六千人被逮捕,一萬人充軍。」(Sauvigny, Bertier and PinKeny, 1989)希冀民主共和的「人民的力量」化為泡影。馬克思的這本政治社會學名著《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以經典的辯證分析說明了人在政治的開創與限制性質,主要是受到「結構與事件」(structure and event)兩方面力量的過程和交互影響:政治與經濟等結構式問題與客觀現實,會和由人所發動的事件與運動的主觀意圖交織,產生有機的變化;但意圖的行動卻常常產生非意圖的結果。因為歷史的幽魂總是飄盪在結構、人的意識與實踐的天空深處,讓那錯綜複雜的政治權力競逐與社會變化顯得益發弔詭與戲劇化。

2.

而「人民的力量」在台灣卻曾十分成功地展現,雖然從「黨外」到「民主進步黨」,拉長歷史距離後現在看來,昔日無私奉獻的理想今日也戲劇化呈現傾頹腐敗之勢。

如果說,「權力是對社會有深遠影響的強制性決定的社會能力」(Power is defined as the social capacity to make binding decisions that have far-reaching consequences for society.)(Orum, 1989 ),則我們這裡所研究的,是權力如何在社會場域裡被競逐與運作。只不過是從馬克思筆下的法國總統/皇帝大位,轉換為宜蘭地方縣長/省議員的具備「強制性決定的社會能力」的權力追逐而已。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七日,一個選在宜蘭縣羅東鎮鄉下的看來微不足道的地方所召開的選舉協調會議,歷史卻顯示,那現在幾乎被遺忘與淹沒的「廣興會議」及其在四十八日後所產生的結果,是從台灣的東北部所昇起的巨浪,呼應著一九七九年台灣西岸南邊的美麗島事件所在地的高雄呼嚎,成為顛覆國民黨戒嚴體制,整體黨外民主運動大浪潮的最關鍵性戰役之一;其前後發展過程中,開啟了二十四年的宜蘭綠色執政與民主進步黨的取得中央政權,並且,因緣際會地,直接或間接產出了許多全國性政治人物:林義雄、黃煌雄、游錫堃和陳定南等,他們分別擔任或曾經擔任民主進步黨主席、監察委員、行政院長和法務部長等黨政要職,功在國家。然而,在今日弊案頻傳,民怨四起的新政治形勢下,岌岌可危的民進黨政權,似乎陷於一種我們可稱之為「權力的高度均衡陷阱」—政治人口的利益需求高於合理的資源分配現象—使得派系的共生共犯結構傾向,無法在黨政利益與人民期盼間做出理想回應。首先看出這個問題的人是林義雄,他毅然選擇離開了民進黨;而昔日為清廉、進步象徵的其他幾個人,陳定南爾今罹患癌症重病在床,游錫堃續任民進黨主席卻顯得優柔寡斷建樹有限。這時,幾乎這幾年來算是最為潛沈的黃煌雄,卻由其主持的台灣研究基金會策劃以一本書《人民的力量》(台北:玉山社出版,2006),把那蘭陽平原的雨月四十八日的記憶重新喚醒,在這曾由黨外主導,人民希望之所託的台灣民主運動風雨飄搖之際,產生了震聾發聵的作用,本質上透過對於「廣興會議」的歷史回顧問了一個石破天驚的問題:

「那黨外的無私奉獻精神今日何在?」

3.

歷史並非由一個人創造,偉大的精神也是,或許我們該這麼說,是集體意識所匯聚的一群人創造了歷史。但這段歷史由黃煌雄來問這個問題極為合理,雖然之後的二十年目前歷史主角似乎轉向擔任更具實權公職的游錫堃等人。文獻顯示,黃煌雄從為林義雄因美麗島事件入獄而巡迴台灣演說的一九八0年開始政治生涯,他這個人曾經擔任過三屆立委、一屆國大代表、一屆監察委員,問政的認真與嚴謹向來被稱為是「立法院的模範生」,但是,他介於「學者」與「政治家」間的個性,在民進黨內總是被視為是不結盟的「孤鳥」、「獨行俠」。而其被「邊緣化」的歷史弔詭,卻在二十年後顯示出其「真金不怕火鍊」的價值。令人不勝欷噓的是,他竟和林義雄一樣,成為現在的民主進步黨少數拿的出來的清廉、進步和有理想形象的人。黃煌雄其堅持原則與理想,給人略顯單面向與沈悶印象,有點「古代人」意味的一貫性格,數十年不變;而在當今民進黨一片重拾創黨精神的緊急呼籲中,這書中他的角色,卻又給人與時俱進的樣貌。我們發現,原來在今日後現代社會中,保持「原則」是一件歷久彌新的事情。而從《人民的力量》書中,雖然出場人物眾多,如果細讀會發現,作為這場會議「關鍵貢獻者」(key trigger)的黃煌雄,究竟怎樣將其力量貫注於並贏得這場關鍵戰役呢?那蘭陽平原的雨月四十八日的記憶,還需要更多的細緻分析。

4.

可以這樣說,從歷史角度來看,沒有一個人是完美的。凡是完美的人格就是握有詮釋權力的作者針對文本的美化,會喪失真實性,也早晚會被翻案。所以近來許多重拍歷史偉人,如電視劇「大漢風」的項羽和劉邦的楚漢相爭、西方電影「亞歷山大大帝」等,均顯露了經典人物的致命缺點和其面對的悲喜劇方式。如性好漁色市井粗魯但為人豪邁能「用人不疑」、有「容人之量」的劉邦,若沒有呂后的節制與道家高人張良戰術上指導,體察社會局勢與民心需求息兵養生,則不可能成就霸業;而剛愎自用卻有著高超品德真情至愛的項羽,擄獲了天下美人虞姬之心卻因暴戾脾氣,不能察納雅言徒有百萬大軍失了江山。這些歷史中的人物,啟迪我們的是,除了主觀的意圖外,如馬克思在《霧月十八日》中所言,並且是受制於政治、社會與經濟結構,和歷史的幽靈作用的。因此,若說起《人民的力量》這本書的弱點,就是在於欠缺對於出場人物性格的立體描繪,讀者讀來總是少了那麼一點情感澎湃起伏的故事性,這或許是這些人都還健在的緣故;但其優點卻是,以忠於歷史原貌的「學術式」訪談和敘述,將幾乎隨老成凋零的民主運動重要一頁保留了下來,並且透過當時的場景紀錄(field record)活靈活現地呈現了選舉過程的焦慮、緊張與幽默,從一些細微的部分,也讓讀者見到了所謂無私奉獻的「黨外精神」。如:

「…林和國繼續說道:「我們如果叫你不要選,你會不會硬是要選?」,陳定南無奈答道:「當然不能硬選。」,林和國於是提議:「這樣好,你剛才說認同我們二十四個代表,現在我請你去選縣長。」,「對對對…」與會代表一窩蜂鼓掌叫好,陳定南抱起六法全書不情願的說道:「這不是叫我去做犧牲打嗎?」。」

「『我問陳定南他過去曾不曾演講,他說不會,不得了…』擔心這場選舉不知道怎樣選下去。在當天演講的過程中,台下的觀眾也不斷提供陳定南演講改進意見。」

「幾位老師也經常親身參與文宣張貼工作,在當時情治單位的嚴密監控下,為避免身份曝光,他們多半是頭戴帽子身著雨衣悄悄的進行著這項工作。」

「吃國民黨投黨外…在游錫堃競選總部中,由於便當數量有限,菜色也只能算是尋常,常常不能滿足助選人員的需求,某日中午,…整批助選人員,浩浩蕩蕩的走到附近國民黨縣長候選人李讚成競選總部的用餐地點,抵達時,一群人就著桌子拿起碗筷就開始大吃特吃起來,整桌的飯菜比起游錫堃競選總部便當裡的飯菜當然好上很多,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意猶未盡。之後持續吃了一段時間後,終為李讚成競選總部人士所發覺,面對這一批食量頗大的黨外不速之客,李讚成競選總部頗感吃不消,後來遂將整個競選總部工作人員用餐地點遷移,才總算結束這種尷尬的場面。」

「在一九八一年縣長選戰過程中,當時擔任黨外縣長候選人陳定南競選總幹事的黃煌雄,手上經常有處理不完的大小選舉事務,有一次,黃煌雄的太太吳月娥碰巧由台北回到宜蘭,到陳定南競選總部走走時,正好看到黃煌雄要陳定南早點回去休息,以儲備明日行程所需的精力,接著又繼續忙著交代總部相關人員後續相關事務。深夜三、四點回到家時,吳月娥打趣的跟黃煌雄說:『煌雄,是你在選縣長還是定南在選縣長…』」

從人物的個性來說,以上書中片段所提供的,雖嫌扁平,仍可勾勒出「廣興會議」這一歷史事件的主要演出者的特色。從馬克思《霧月十八日》所啟迪的研究方法來說,「人物」是創造「事件」的施為者(agency),是一切事情發生的開始。即使有再悲慘的經濟蕭條,社會的戒嚴與動盪,若沒有不滿現實的先行者發出第一聲怒吼,與規劃行動的智慧,則社會結構永遠也不會轉變,世界還是在腐爛,不公義的軌道自我蒙蔽地運行。

《人民的力量》書中的這群先行者:已經是當時在宜蘭唯一一席黨外立委的黃煌雄,是理所當然的有全國性聲望的在地領袖。他對於要把將要選省議員的游錫堃、新參選宜蘭縣長的生澀新手陳定南、和新生代的省議員參選人張川田擺在怎樣的政治層次思考,對於這宜蘭黨外,乃至整個台灣民主運動而言,至為重要。讀者從書中的紀實敘述可以發現:黃煌雄的考量是拉高到一個全國層級的戰略高度,考慮的是「最大勝選,最小成本」避免分裂的面面俱到因素,而沒有從在宜蘭縣政治實力消長的一己之私角度思考。可以反面思考地說,如果當時黃煌雄並非從台灣民主運動全局考量,他事實上可以為了保全自己之實力而虛應故事支持陳定南,當一個假的縣長競選總幹事,只讓有地方經營實力的游錫堃當選省議員後收為己用,而發展其蘭陽平原的政治影響力;這點,相較於霧月十八日裡的路易‧波拿巴,其以權謀和稱帝私心過河拆橋殘殺異己,顯得格外「過於理想地」醒目。黃煌雄其堅持原則與理想,有點前面說過的「古代人」意味的一貫性格讓他在「廣興會議」中,堅持主持最大勝選可能、無私避免分裂的大局:陳定南選縣長,游錫堃選省議員,也歡迎張川田參選。以當時的政治實力而言,黃煌雄的決定一言九鼎。雖然競選過程衝突不斷,各方勢力也因忌憚黃煌雄的影響而未敢過度逾越。但現實是,黃煌雄承襲份量過重的蔣渭水以降的歷史責任感,這少了一份權謀,多了一份品格的決定,我們可說乃其政治性格上「下不了重手」的弱點,讓陳定南崛起,游錫堃壯大;黃煌雄在接下來的二十年在宜蘭的影響力逐步被吞噬,所以轉戰台北縣與中央。而這裡我們要思考的是:「品格」是否是政治場域中的第一原則?還是「權謀」才是?還是兩者必須交互應用?項羽和劉邦的楚漢相爭,劉邦爭得了一時,而今日讓人掬一把同情之淚的項羽是否爭得了千秋?在沒有完美人格的政治人物的今日,當民進黨政權陷入空前危機,「品格」、「清廉」、「道德」和「操守」又被推上政治前線時,《人民的力量》一書所敘述的人物類型,值得讀者深深思索。

5.

而從結構面思考,或許更能看出「廣興會議」的馬克思歷史分析的「意圖的非意圖結果」(intentional-unintended consequence)。從書中我們會發現,在後美麗島事件的第二年,當時整個台灣可以說仍處於風聲鶴唳的肅殺氣息中。全國黨外領袖黃信介、張俊宏、林義雄、姚嘉文、施明德、呂秀蓮等均鋃鐺入獄,現在的總統陳水扁當年是後生晚輩、年輕的辯護律師之一,而政治與社會結構處於保守、恐懼和噤若寒蟬的狀態。從書裡可以看到國民黨當時趾高氣昂的相信,取得宜蘭縣長與省議員的席次是輕而易舉之事。這事不但國民黨相信,事實上,連當時的黨外所有人,包括領導的黃煌雄,和參選的游錫堃、陳定南、和張川田都心知肚明,勝過擅長打組織戰的國民黨是件非常困難的事。

但正如本書書名《人民的力量》所顯示,宜蘭作為一塊台灣「民主聖地」有其特殊性。就在全國各地因美麗島事件大逮捕而懼不敢言時,曾經在日據時代出現抗日英雄蔣渭水,也於國民政府統治初期產出過郭雨新等黨外先輩的宜蘭,人民反而因為高雄這壓制民主的作為而累積了抵抗的能量。這股能量所等待的,就是不怕死的「揭竿而起」、奮不顧身的「登高一呼」!這點,我們認為,在「廣興會議」時事實上並不知道的,或者說是模糊不清的;證據是,從書中描述的當時的各自盤算可以知道:意圖上當時沒有人相信可以當選。如陳定南覺得自己是「犧牲打」、游錫堃力阻張川田參選,因為省議員黨外基本盤不可能當選兩席、當時民眾也曾傳出黃煌雄要出馬選縣長,結果也沒行動、黃煌雄雖從黨外民主發展角度有堅強意志力協調保持和諧,但也必須承擔讓張川田參選後的游系不滿,對於陳定南的輔選勝選也完全沒把握等。

因此,從馬克思的「結構與事件」歷史過程分析方法來看:從一九八一年九月二七日召開「廣興會議」至十一月十四日的投票日的四十八天,台灣最著名的,時常陰雨綿綿的蘭陽平原的政治局勢,也產生了天翻地覆的轉變。政治結構上是國民黨已經從二次戰後連續三十年在地方執政,可說是盤根錯節,牢不可破。而整個台灣的社會經濟形勢,也因為美麗島事件大逮捕後,人民雖然政治上有白色恐怖,但是經濟狀態處於繼續成長、日常生活作息也趨正常的情況。而台灣民主力量之所以能夠增長,以媒體輿論為主體的市民社會(civic society)得以形成,弔詭地卻是因為人民在經濟上是從生存的滿足朝向生活的追求轉變,衣食足而知榮辱,也要言論自由與出版自由。而一九八二至八五年間,白色恐怖的箝制亦深入大學校園,我們在台大的學生運動參與,和許許多多的同學產生的集體意識,「那時代的理想青年,憂心戒嚴的烏雲罩頂不知何時解脫的痛苦」(石計生,2006),也作出了校園言論與出版自由的要求,正是這整個大的台灣社會結構轉變下的市民社會先行呼聲。

地方客觀結構上而言:一九八一年十月十三日選舉截止登記,創造「事件」的施為者,出場的人物包括(1)縣長部分,應選一名,登記三名:李讚成(國民黨)、陳定南、許仁修(無黨籍);(2)省議員部分,應選兩名,登記五名:陳泊汾、官來壽(國民黨),張川田、游錫堃、張文鵠(無黨籍)。而國民黨部分的主導,是由當時的縣長李鳳鳴與立委林坤鐘、國大代表羅文堂與監委許文政、前縣長陳進東和代議長陳進富等三股力量中的諸人操刀;無黨籍(黨外)則單由唯一黨外立委黃煌雄主持大局。這份領導名單,可以看出一個事實:國民黨因為長期地方執政而產生政治派系的結構功能分化嚴重,所以想於選後分一杯羹的各股勢力多元而複雜;黨外則因為是新興的政治力量,在林義雄身陷牢獄的情況下,顯得同仇敵概而相對單純,黃煌雄的指揮與運作效率上相對有效。更重要的是,宜蘭地方因為「民主聖地」歷史傳統特殊性,則更能嗅及大政治與經濟等結構式問題與客觀現實,從而能會和由人所發動的事件與運動的主觀意圖交織,產生有機的變化。

但可見的是,當時黨外的選舉政治並非「菁英—人民」二元施為者,而是「菁英—中間—人民」的集體運作。屬於檯面上的政治「菁英」:黃煌雄、游錫堃、陳定南、張川田等,說實話,除了前二者比較經驗老到外,其他人都屬剛剛嶄露頭角,在與人民之間顯有鴻溝,難以成事;必須依賴「中間」層級的「次菁英」—如黨外志工、中學老師等—的宣傳戰略討論、行動執行與衝突轉圜排解;這些如李清煌等不支薪的黨工與地方傑出知識份子徐惠隆等的在地無私加入,宜蘭黨外的「空前」團結,終究使得人民的熱情被喚醒。選舉過程仍然暗潮洶湧,衝突不斷,雖然不應如書中被過份高估其影響力,但事實是,建立在「廣興會議」價值倫理約束力共識,確實使得「菁英—中間—人民」的三位一體產生「非意圖」連結或共振,終究是讓國民黨在宜蘭經歷有史以來最為嚴重的慘敗。

這場精彩追逐「深遠影響的強制性決定的社會能力」的地方權力大戲的戲劇張力在於「事件」的發生:當黨外的菁英們在宜蘭街頭巷尾,開始散發由競選總幹事黃煌雄設計的聲東擊西的「打破國民黨三十年縣長專賣局面」的陳定南競選縣長的傳單時,當由中央請來的助講團和地方名嘴結合溪南溪北到處演講時,奇妙的化學作用開始了。到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投票前,已經經過多次政見發表洗禮的陳定南,在「菁英—中間—人民」的三位一體運作啟蒙下,終究展現他的個人演說魅力,也看到他日後連任縣長與擔任中央要職的實力。如《人民的力量》書中訪問稿所述,他邀國民黨縣長候選人李讚成出來發誓不買票做票,去溪北礁溪帝君廟發誓,去溪南羅東城隍廟發誓,對著國父遺像下跪發誓等戲碼,均是宜蘭未曾見過的戲碼,也使得人民從家中、鄰里、學校和工作地站出來了;黨外的演講場子幾乎場場爆滿,擠得水洩不通。黨外到今日民進黨選舉時所最擅長的「宣傳戰」,在當時看到了驚人的成效,聲勢看漲後,就這樣蘭陽平原的雨月四十八日後徹底擊垮了國民黨的「組織戰」。其原因無它,因為當時宜蘭執政的國民黨的貪污腐化已經到了極點,組織早已經僵化生鏽了;而當時形象清新的黨外參選集體就因為點燃了民眾的積壓的對於全國性的大逮捕不滿與對於宜蘭地方新局的開創熱情,將縣長與省議員政治權力的權柄,第一次不交給國民黨,而是當時的由黃煌雄所組織,領導的黨外。「廣興會議」意圖上勝選的沒把握,選舉的「非意圖結果」卻是黨外大獲全勝:陳定南以九萬零三百八十票當選縣長,游錫堃如願以四萬一千六百三十一票為黨外搶下一席省議員,張川田雖然以兩萬九千兩百一十五票敬陪末座落選,卻也如願累積了政治實力,逐漸在宜蘭地方嶄露頭角,目前是宜蘭民進黨籍立法委員。勝選當天,蘭陽平原的雨月四十八日終於有了政治上象徵雨過天晴的這一天,如《人民的力量》書中所述,黨外志工和地方知識份子

「徐惠隆的日記裡記載著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四日晚間勝選時人聲鼎沸的情景,當時鞭炮煙硝瀰漫,助選員一個個走上臺上演講並接受歡呼,說出彼時心情,高鈴鴻紅炵炵的臉上滿堆著笑意,邊越過人群邊說著:『倒下去了吧!騙我不懂,選久了,國民黨也會倒下去。』」

6.

「黑格爾在某個地方曾說過,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會出場兩次;但是,他忘了補充一點: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滑稽劇出現」 (Hegel remarks somewhere that all great world-historic facts and personages appear, so to speak, twice. He forgot to add: the first time as tragedy, the second time as farce.)(Marx, 1978)

「霧月十八日」,嚴格來說,應是「十八霧月」,按法語習慣,先說日期,後說月份。它指的是法國第一共和八年的霧月十八日,即1799年11月9日,是拿破崙一世發動政變,改共和體制為軍事獨裁,取得第一執政頭銜的日子;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效法他的叔父拿破崙一世發動政變,使得馬克思在書中,就借用「霧月十八」,這個法國共和曆紀元,被稱為「霧月」(Brumaire)的日子,作為「政變」的代名詞,並藉以諷刺庸碌的路易‧波拿巴的意味。今日,當我們以這篇長文評論發生於二十五年前的「廣興會議」與其所激發的人民的力量時,再重讀馬克思經典名言時,有著特別深刻的感觸。歷史的「悲劇—滑稽劇」所引發的弔詭思考在於,前面所述,慶祝黨外空前勝利的話語:「倒下去了吧!騙我不懂,選久了,國民黨也會倒下去。」在二00五年的宜蘭縣長選舉中,變成了「倒下去了吧!騙我不懂,選久了,民進黨也會倒下去。」出場兩次的「黨外—民進黨」,第一次是「喜劇」,第二次是「悲劇」。

從一九八一年陳定南勝選開始,經歷游錫堃、劉守成等數任執政長達二十四年的「黨外—民進黨」地方政權,竟然又終結在已經擔任過兩屆八年縣長,從法務部長職位辭官執意回宜蘭參選,不願世代交替的陳定南手裡。三十年國民黨手裡腐化專權的宜蘭地方政權,歷史輪迴地讓人民重新做出了選擇,以選票質疑僵化了的綠色執政、欠缺世代交替決心的民進黨地方政權。但這並不是偶發事件,環伺其地方乃至全國的氛圍,宜蘭地方的社會經濟失業率排行全國前五名,而陳水扁總統政權目前正面臨弊案纏身,貪污腐化的人民嚴厲質疑,連支持綠色政權最有力的中央研究院院長,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李遠哲也說出「政績有限、弊案不少」的譴責話語。而昔日無私奉獻的「黨外精神」,說穿了,就是台灣人民對於實現一個理想社會所願意出錢出力、奮不顧身,寄託政治菁英在民主選舉中實踐的精神。從前,國民黨令人十分失望,所以,「黨外精神」就出現了;但是,宜蘭地方的二十四年綠色執政,中央的民進黨政權的六年執政,結果卻是令人民更為失望的地方無能發展,中央結黨營私、上下交相利的貪污腐化現象。民主的可貴在於,可以經由選票的力量讓喪失品格與理想的一方下台反省。我們或許可以重覆馬克思在《霧月十八日》的經典話語:「人創造自己的歷史,卻無法隨心所欲地發生;他們不能在自己選擇的環境下產生,而是直接得到,給予和從過去繼承而來。」以此說明,蘭陽平原的雨月四十八日現在成為一個鮮明的印記,過去黨外的「結構—事件」的過程、「菁英—中間—人民」的集體運作,「意圖的非意圖」結果,過去並非完全過去,它會成為一個陰影,一個幽魂,時時纏繞著現在的施為;大凡不能以史為鑑者,面臨唾棄是必然,但其中果有高難度的堅持原則與理想,既能高超品德、又能「用人不疑」、有「容人之量」者,終能在與時俱進的自我學習中,掌握人物本身的價值,伺時而動,融入歷史洪流,在潮起潮落間,與大海共處成為陽光溫暖照耀。

(二00六、七)

參考書目

1. 石計生,就在木棉花開時,公館/溫羅汀的那個年代。台北:歷史智庫出版社,2006。
2. 德索維尼、品克尼(De Sauvigny,G. de Bertier, Pinkney, David H.)等著,蔡百銓譯,法國史(History of France),臺北市:五南出版社,1989。
3. Anthony M. Orum: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ociology : the Social Anatomy of the Body Politic. Englewood Cliffs, N.J. : Prentice Hall, 1989.
4. Karl Marx,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Selected from The Marx-Engels Reader Robert C. Tucker(ed.), Norton Press,1978.

法蘭西學院與紫藤廬講座–撰寫傅柯時的聯想

◎ 石計生

一九六九年,法國當代後現代思想家傅柯(Michel Foucault)才四十三歲就獲選為法蘭西學院教授。法蘭西學院幾乎可說是法國最高學術機構,它的制度非常特別經由投票從研究者中選出最為優秀者,卻不問教授的學歷為何,既沒有學生也不具任何資格。每年,教授們必須舉行的公開講座對象是開放給一般的市民,完全免費內容呢?是教授們的最新所想的,所實驗的,所研究的最新努力成果時間呢?通常是每年的11月至隔年的5月,每次兩個小時,一年十二次。從一九七0年至一九八四年,傅柯十五年來的系列主題,是他生命裡一些偉大著作的內容構成部分,如:認知的意志(1970-1971)、不正常的人(1974-1975)、必須保衛社會(1975-1976)、生命政治的誕生(1978-1979)、主體性與真理(1980-1981)、主體詮釋學(1981-1982)、對自己與他人的治理(1982-1983)和對自己與他人的治理:說真話的勇氣(1983-1984)等,而傅柯每週三的課總是聽講者眾,常常擠爆了那民主而深邃的講堂空間。

法蘭西學院的開放演講制度讓學術與平民的距離化解了。

而台灣有沒有這樣的制度呢?我在寫作這三民書局版的四十五萬字力作 《社會學理論–從古典到當代之後》時,每天埋首書堆與撰稿,同時也想著我們自己的社會學教育的問題,直到已經完成的今日。

答案是沒有與有(no and yes)。學術界肯定是「沒有」,像檯面上的最高學術單位中央研究院離群索居久矣!甚至目前感覺它太接近政治權力核心而遠離平民,而執學術牛耳的台大也忙於開MBA自行籌措學校財源,多數時間看來更接近資產階級而非平民老百姓,學院結構似乎侷限了和民眾的親和,那麼「台灣的法蘭西學院精神」何在?

「有」的答案可能在民間。在台北新生南路上,離台大不遠位於新生南路上的一個民間經營的茶館:紫藤廬。這始建於一九二0年代的古雅木造日式住宅建築,本來是日本中級官員宿舍;戰後日人搬走,由財政部接收,再由居住者後代開設茶藝館。這裡,傳遞一種精神性,屬於自由主義與社會改革者言論自由與實踐策劃的空間,本來因為產權關係面臨拆除,終於被有識之士奔走下,成為市定古蹟而被保留,條件之一就是要將茶館部分空間開放給市民免費使用,作為思想講座之用,這就使得紫藤廬成為整個台北城最具深度而民主的思想空間。

我的眼裡紫藤廬是莊子所謂的「無何有之鄉」,來此聽講是完全沒有負擔地喝茶聆聽,不爽就可以隨時離開;講者也是隨性之至,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沒有任何限制與規範,甚至超越所謂的「自由主義」或「激進」的論述,可以不為什麼講些什麼東西,考驗的是講者的演講魅力與才氣。

紫藤廬裡有許多的免費講座,以「美學策進會」名義,從2000年開始我在這裡至少和巴黎索爾邦(Sorbonne)大學藝術史博士高榮禧教授也開講了數十場以上。其實「美學策進會」,這個連在內政部都沒登記的地下組織,已經在台北街頭「逐水草而居」活動了十八年,簽名但形同廢紙的「會員」不下數千人。1988年開始,最早在公館地下道隨機演講,然後是木柵優劇場,新生南路台灣研究基金會,和平東路台北尊嚴,濟南路黃煌雄立委的基金會,然後再到紫藤廬。我們的演講內容環繞在馬克思主義、電影評論、當代美術思潮、現代詩學、攝影美學、後現代思想、道家身體美學和台灣文學評介等包羅萬象的主題。

來聽的人很像候鳥,有一種習慣性的來去自如,完全無拘無束年齡沒有限制,有五六十歲的退休的人,也有十五歲的高中生,少則七八人,多時達七、八十人,記得那是某年我講馬克思經典名著《資本論》時,整個一樓的花廳被人擠得水洩不通,正慶幸有這麼多人對於理解資本主義運作邏輯有興趣,革命有望時,比較好笑的是來聽的幾個提著公事包西裝畢挺的年輕人,中間休息時走過來問我:「今天不是要講關於資本的嗎?怎麼沒講到股票漲跌的看盤方法?」那一刻開始,我意識到講「後現代理論」的時代來臨了。不多久,「美學策進會」A4在街頭,唐山書店,秋水堂,和紫藤廬散發的演講宣傳單就出現了講「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和後殖民的霍米 巴巴(Homi K. Bhabha)等人的思想介紹。我決心和大眾一起去尋找。

紫藤廬演講的有趣在於不知道會面對誰,會因為聽眾而轉換比喻與內容。最為經典的是講後殖民的霍米巴巴那次,我面對的是四十幾個人吧,其中坐在最前排左邊的是穿著景美女中制服的學生。我正講述著巴巴如何經由理論對於西方殖民社會秩序統治論述的對抗。霍米巴巴重讀十八與十九世紀初英國殖民的文獻,指出殖民主體,包括殖民者與被殖民者,是差異的主體,分別屬於另一個歷史,另一個文化。這會產生對殖民者的內在殖民和「不及物抵抗」 (intransitive resistance)。這時我瞥見那學生的一臉狐疑,或許是專有名辭的晦澀影響了她的理解。所以我就直接問她:「英語中的不及物動詞是什麼意思?」這學生對答如流地講出來沒有受格的動詞型態。從此例子,我就引伸出霍米巴巴理論的抵抗西方霸權的迂迴之路,是虛空化殖民主體的作戰策略,那學生恍然大悟是這個意思啊。說著「不及物抵抗」如以「擬態」(mimicry)的殖民策略的抵抗。「擬態」是相當複雜的權力策略,能將形塑後的雙方變得幾乎完全一樣卻又不是完全相同,這指涉到殖民者「凝視權威」(the gaze of the colonizing subject)的受到挑戰。本來殖民者希望經由如好萊塢或麥當勞的文化消費形式,來誘使從屬者效仿其文化來鞏固其權力。但是,「不及物抵抗」的行動是從屬者策略性地和主宰者保持距離,將「模擬」變為「雙向溝通的符號」(一種「借用」他者來進行改造、調節與控制的複合策略)或「差異系統」(在主宰者與從屬者之間建立一系列的區分,使得差異對常規產生威脅)。現在看來,這個「不及物抵抗」的最為驚人的成功,就是周星馳自編自導自演的2005年海峽兩岸賣座冠軍電影「功夫」,這以後一定會在紫藤廬講其中之道理。

對我而言,紫藤廬演講同時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它不是學院教學的「外一章」,而是心目中的「正課」。最感動的一次是講「徐志摩的詩」,那天來的聽眾並不多,但都是上了年紀很有涵養的台北人。那是一個講期還排在星期三晚上六點半的寒夜。紫藤廬裡熱呼呼的茶煙裊裊,在我的朗誦徐志摩浪漫的詩行與解讀楊牧傑出的選詩中完成了一個古典的思念。不知怎麼的,是夜想起了去世的 父親與遠在加拿大溫哥華的姊姊,月影伸入這美麗的場景,老了的古典的心。

講三島由紀夫與班雅明人也很多,有時因為人太多,講到聲音沙啞得吃彭大海才行。針對三島由紀夫(Mishima Yukio)的演講是最具自我生產性而且危險的,我記得,那一系列係講三島的壓軸之作《豐饒之海》四部曲,持續至少半年之久,引了各式各樣傅柯所謂的「不正常的人」,詩人,同性戀,雙性戀,路倒者,蹺家者和厭食症患者等,與更多循規蹈矩對於「不正常」有所嚮往的「正常人」,我當然在那場域「正常人」與「不正常的人」的總代表。講三島讓人覺得奮不顧身想跳入一個漩渦,一池流沙,一團黑洞,自己知道根本不是對讀者講,而是講給自己聽,自我迷幻的陶醉與悲歡離合的現實與超現實想像,這種自戀式的憂鬱,卻和讀者產生了奇妙的距離的共鳴。記得那一系列講得過於投入,我發現自己完全陷入三島美學的自殺念頭與輪迴邏輯,常常幻想最後一講時拿起刀自刎完成一轉世的東方美學,一種死於年輕的悲壯實踐;可惜身上寫詩的能量太高,轉換了實踐的軌道,留下了這樣的「自我生產」的危險痕跡:

◎ 豐饒之海

向岸靠近的是命運的回聲
高拋弧度中貝殼滾動夾雜細瑣
珍藏卻糊了的幻燈片增補探照
隨波逐流凹塌的冷的洗禮

在更深處長出的種子,從海
綠光構成晨曦豐腴現在良田
荷鋤整理所見流動無邊失了根
仍然累累結實的夢

裝飾著距離寬幅的結晶
屬於墨綠的泅泳夕陽隱沒
印記,可以承擔身體停止呼吸
如同植物化的愛日夜滋長
眨眼星光普世晃搖,浪的來回
無非水中樹一念三千 (2003/10/18)

2.

多層次的滾動面見凝視靜止
感覺很近其實很遠的味道起伏
魚舟撒網鹹濕鰭鱗拍擊垂死
多想多看水的韻律一眼大快朵頤

上岸前,輪迴出現的折射之光仰望
林相單一箭竹染黃起伏一葉沉甸甸的秋
落入混合落入硫磺落入波濤,怎樣
化石化了的顛簸人生

推到盡頭,接觸的念頭為
堅毅的巖岩化解,行注目禮
遊行已經結束才出發的浪
遠遠的,墨綠翻白的想像靠近距離
之外,捧在手心的國度
旋蟄旋動的光速 起義獨立 (2003/10/26)

班雅明部分則進入另一種類似吃迷幻藥的境界,咀嚼其魔幻般詩意的文字,與自己曾經根深蒂固的馬克思經濟先行的思維進行對抗,在生活中從不情願到欣賞地走入shopping mall,無可救藥地轉換一種觀察姿勢:關於資本主義這回事。瞭解班雅明的難度除了詩意的文字外,也在於必須具有像他一樣的生活與感受思想分離的精神分裂能力,與和現實永不相交的逼近的常態分配曲線的生命態度,這些加總起來,理解乃至成為班雅明的同路人就像太極拳內功所謂的「鬆功」「退去本力」「聽勁」般超現實,困難。班雅明系列講了六個月後,就仿效傅柯的法蘭西演講,我也把班雅明系列及其聯想,結集出版為一本書,《藝術與社會—閱讀班雅明的美學啟迪》,它也奇怪地成為博客來網路書店上的暢銷書。

但「正課」講多也會累。遂於2005年後改到星期六早上後人少了點,但是早上演講感覺是非常美好的。可以看清窗外紫藤的猶疑與堅毅飄移的雲。

但這種演講學院派大概會嗤之以鼻,有一個聽我講「班雅明」的聽眾據說因為受到啟蒙丟掉工作不作,竟到東吳大學考社會研究所,被問起考試的動機,據實以告,乃當眾遭受揶揄;當然也有好結果的,譬如另一位聽眾也因此拋棄工作去考東華大學,順利錄取。被揶揄只能說自己批判性不夠,順利進入學院也只是另一生命旅程之開始。沒什麼好與不好,重要的是自己的心靈有沒有受到真正啟發,於社會化中揭竿而起自我辯證。

這些事情傳來傳去,基本上只顯示一件事情,「紫藤廬」具備「台灣的法蘭西學院」精神性,只要隨機聆聽,隨個人領悟之不同自行去發展,獨立思考,自覺。我覺得這會是生命裡一件值得的事情,其中當然也涉及因此所做的選擇的自我負責。

但我也時常暗自想像傅柯當年演講心情如何?而紫藤廬這種演講對我而言是一個極大的挑戰。這和在學院教書完全不同。因為我從來不知道這次會面對怎樣的聽眾,因此,每次演講都必須全神貫注地疏離以當時聽講者的表情與理解程度而隨機調整,所以常常和預計的講稿有很大的出入。我最大的喜悅是講到老嫗能解,空氣中飄滿了知識的花朵時我就覺得這一切是有意思的,雖然踏出紫藤廬的木門時常覺回到虛空中。

我選擇演講的題材也和學院上課不同。學院是官僚體系的一個部分。在其中會受到限制是必然的。紫藤廬的精彩之處它是無何有之鄉,莊子的理想國,充滿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開放性像上次學運系列時,我就重砲批判了當權時政,並同時指出一個理想的言說空間應該是從這樣的茶館,咖啡店等等開始,要滿溢著抵抗的精神,不為流俗所動。

紫藤廬演講我最近選擇的講題是「道家的身體」,這系列是和寫完了四十五萬字《社會學理論–從古典到當代之後》力作後「後殖民」的生命反省的結果。亦即,脫離西方及其資本主義的理論與實際支配的呼聲,在我的心中波濤洶湧地呼號著。即使後現代如傅柯,我們有要將之放在一個以「東方」為主體的「身體」架構下去思考。傅柯的「非連續性」歷史理解說:當一個歷史時期轉向了另一個歷史時期後,事物就不再是以和從前一樣的方式被理解感知、描述、表達、分類和認知了。但是身體詮釋的「非連續性」:宋代到現代,西方到東方,資本主義真的是一個統一的,標準化的控制力量嗎?還是有差異存在呢? 而且關於身體,傅柯在《性史》中提出的自我治理(self-governance)的問題:在我們這樣一個到處充滿權力關係的時代,自我治理的技藝如何能夠行得通? 宋代道家身體的精氣神轉化的自我統治的技藝,在2005年的台灣,我們這樣一個到處充滿權力關係的時代,如何能夠行得通?

這在社會學學院是難以被承認,所以也是不談的。這個系列是逐漸知道有必須討論的深度。過去反覆在美學策進會的場合談過這次回來談,有其辯證的意義。大概有三:其一, 身體的東西方見解有距離,大體上是環繞在身體的社會性與身體的神秘性之間的差別;其二, 東方道家的身體論述的封閉性,必須經由西方社會的身體論述加以解放;其三,全面解放的西方社會性身體所指向的愛/欲,有沒有可能被東方身體的「身神說」的修行鍛鍊所超越?這種超越,被放回現今被西方標準化的資本主義社會生活中,如何持續完成?或者是淹沒於一個永劫回歸的「後身體」中?

我練了二十餘年的全真派龍門宗道家氣功,精氣神之間,最後得自我對決。

而紫藤廬的美學講座,「美學策進會」的精神性,終究要以「台灣的法蘭西學院精神」在學院體制外自力救濟,在據說沒有救贖的時代,與持續了十八年的候鳥般來來去去的聽眾共同產生一個奇蹟。從脫掉鞋子,步入燈籠構成的唐朝式為日人轉換的盤腿聆聽,每一個與胸同高的茶香與裊裊熱煙,啟示一個不懈的努力與追求,關於自己是誰的追尋,為一道射入眼簾的晨光,永遠不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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