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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君，要從自己生長與站立的土地
及其油然而生的熟悉地方感情，
去看那跨越疆界而來經濟、文化或政治的
全球化力量的影響，理解它、比較它、
感受它、反省它、批判它
然後才決定要融入還是抵抗 …」

–石計生北大講學〈第一堂課的話〉2007.07.09

1.Beijing Rising

這天在台北誠品書店的士林分店閒逛，我無意間看見了擁有全球發行量300萬份，與109個國家的讀者同步接收各地最新動態故事的影響力，二００七年八月六日上市的《新聞時事週刊》(Newsweek)的以「北京崛起」，(Beijing Rising)作為封面故事，詳細敘述著一種「新北京的誕生劇痛」：「隨著2008奧運最後一年倒數正式展開，中國正以一種全世界從未見過的規模翻修北京。這不僅只是體育運動場所的大肆興建，也包括公園、運輸網路和中央幹線道路的擴大和重新再設計，聲勢之壯大遠勝過十八世紀奧斯曼男爵重建巴黎的市容。」該雜誌也提出問題：「然而，大刀闊斧的整建是否能夠造就一個具有清晰中國識別力的首都呢？」

這問題的回答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具有中國特色的首都城市」應具備的條件很難確認，甚至，論者可以從「疆域擴張過程」(boundary-expanding process)的全球化角度說這是一個「偽問題」。今年七月份我在北京大學社會系講學時的課堂討論，這些來自中國各地最菁英的學生們針對北京故宮博物院內的星巴克咖啡店(Starbucks Coffee)撤出事件、胡同拆遷和「鳥巢」「水立方」等奧運的後現代建築聳立於千年古都等問題均產生了「發展」或「保存」兩極化的激烈辯論可知，「北京崛起」本身不只是一個《新聞時事週刊》短短三頁的偏重建築與政策轉變的論述，其中有著更為深刻的微觀社會意涵：個人的城市生活、意象與感受息息相關的種種。

拿二十一世紀的北京和十九世紀的世界首都巴黎相提並論並不是偶然，因為兩者的城市空間的劇烈變動均是劃時代且前所未有，而所剷除的古老舊城市意象，也同樣引起知識份子的爭議。當年為稱帝的路易拿破崙(Louis Napoleon)所任命的巴黎行政長官奧斯曼(Georges-Eugene Haussmann)，以都市計畫的理想除舊佈新的意志與鐵腕，將一個中世紀的城市空間徹底改造，於1864年大刀闊斧，掃平巴黎四分之一的地方，取代原有風貌的是，四通八達著名的為現代大都市競相模仿的香榭麗舍(Avenue des Champs Elysees)林蔭大道，看來壯觀進步無比，也真的打造出一個集閒適、炫麗、幻景、時尚、流行於一身的發達資本主義下的世界首都；然而，在當時的思想家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眼裡，奧斯曼的「司馬昭之心」其實是為了避免巴黎內戰，在新的街道在兵營與平民區間提供最短的軍隊鎮壓路線，而所剷平的卻是老巴黎的日常生活記憶。那時的知識份子問：「香榭麗舍林蔭大道後，巴黎還剩下什麼？」現在的北京在當局全面推動下的大規模翻修，在寫下人類都市更新史的新頁同時，推倒無數的老空間記憶，我在台北的捷運上任意翻閱雜誌的同時不禁也要問：「2008奧運後，北京還剩下什麼？」

2. 城市行走修辭學

這裡，從「微觀社會意涵」出發，我打算把做為華人圈的一環，一個台北人觀看二００八年北京奧運前的城市態度直接交代，特別是前些時候應北大之邀的近月講學才結束，對於一個城市的記憶尚有餘溫時。不用過於敏感的人都能領略到，離這盛事僅一年的現在，除了大興土木外，官方正以大量資金投入進行城市綠化、綿密而系統化的媒體宣傳與廣告的力量，將一個好不容易競爭而得的世界型運動會與中國的繁榮興盛結合，而其縮影就是承載奧運的主要賽事、實現「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One World, One Dream)的北京城形象；收集統計數據與瞭解這一切制式的東西並不難，但我更有興趣的是，在與「全球化」接軌的意識型態下，那些被主流話語所忽略與掩蓋的城市地方流動性偏好、稍縱即逝的堅守和不能上達卻極為真實的感情。我的態度是同時看主流與非主流，不是系統性的建構與描述城市經驗，而是從足下經驗的行走出發，跟著筆尖的馳騁隨意轉彎，有時現實，有時超現實。

整理著長時間在研究所開設「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後現代空間」(Postmodern Space)等課程的資料，這時的午後從四面八方而來的蟬聲引領如昔圈點文字，我正在台北東吳大學教授研究室重新翻閱哈維(David Harvey)的名著《後現代的條件》(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他接著評論塞圖(Michel de Certeau)的理論，「將日常生活通過一種能被理解的『神秘結構』的各種軌跡的『行走修辭學』(pedestrian rhetoric)，以之替代一個連貫而整體化的空間的技術系統；並看成是『根據取自普通言說的要素散漫建構起來的一個故事，一個暗喻和不連續的故事，其中的那些脫漏與它所象徵的社會實踐相互吻合』」。掙脫主流的思維需要能夠進行「普通言說」，從日常生活與記憶的吉光片羽進行耙梳與反思；我所要裸露的觀看北京奧運前的態度大約就是「行走修辭學」，加上班雅明的「將過去與現在，甚至未來的想像交織、疊合於永恆當下足下經驗行走」的「印象空間」(space of impression)，用一雙接受了以中華文化為主體四十五年教養的台北眼光、「局外的局內人」 (outsider as insider)、陌生而親切的閒逛者(flâneur)姿態，走在北京城裡的足跡浮水印出我的城市觀看與形象化的思維，說「暗喻和不連續的故事」，主流與非主流，我打算這樣去描繪個人的城市生活、意象與感受息息相關的種種。

3. 海關作為城市門戶

第一個「普通言說的要素」是海關，它裡面蘊含著許多故事，隨每一個人而不同。記憶所及，印象較清楚的我從台北出入北京有三次，分別是一九九二、二００五、和二００七年；而作為城市門戶的海關，每次都隨著社會氛圍而有變化，而且這些變化裡有著更為深入的城市文化轉變，其基本感覺是從肅殺嚴厲走向親切和藹，從封閉走向開放。

說起一九九二年那次很特別。那階段我還在讀研究所碩士班階段，因為身體爆發猛爆型肝炎練了道家全真派龍門宗的北派氣功而痊癒後，追隨恩師 王來靜至北京造訪有名的中國氣功奇人張寶勝先生。也不過經歷了十五年，現在記得張寶勝的人已經不多了。我這次在北大講學時，在座六七十個學生沒有一個人聽過他，老一輩教授或有所聞；然而在九０年代的兩岸，張寶勝可是家喻戶曉的能「隔空取物」「透視人體發功治病」的奇人。隔了這麼多年，當年第一次進入北京海關的情景細節幾乎全忘了，只依稀記得冷酷嚴肅的海關臉龐，一些禁制性政治標語還在。還好後來我寫了一首長詩〈北京‧臺北〉與一篇文章〈我與張寶勝〉，分別收錄在我的詩集《在芝加哥微光中》和散文集《成為抒情的理由》中。

十月間的北京
首都機場，搶進海關的臺北老兵
那一個 不是 低頭 看著紅星
制服 默念 他媽的 反攻大陸
灰濛濛而沉悶的祖國啊
反正 我們的骨灰早晚
也要蒙塵。楊樹兩排雄偉
接引 所有朝拜千年古都的
人群，你知道而那些悲歡離合無涉
紫金城垣的歲月剝落。

〈北京‧臺北〉的這些句子是寫於十五年前，忽然在現在這樣一個強烈颱風侵襲台北的夜晚進入我的腦海，在我耽沈於思考北京與台北這兩個城市的前世今生之時。雖可能平淡無奇，但我一直知道，這兩個城市的浮沈，就像人生的起伏一樣，充滿了戲劇性與張力，也蘊含著某種和個人生命史相關的非常微觀的關連性。詩裡的一九九二年是怎樣一個年代？北京天安門事件後不久表面上社會主義意識型態重新取得支配權事實已經資本化，我的 父親證實罹患癌症於翌年過世，台北解除了戒嚴體制不久還開放了大陸老兵返鄉探親，在社會運動的餘緒中政治上的轉換當口。我當時是一個窮研究生，正在與猛爆型肝炎搏鬥後窩在台北木柵寫碩士論文，認真練氣功與讀書，過著與世無爭卻充滿理想挫折的日子。詩裡部分反應了我的論文研究馬克思主義與當代社會制度轉變，去北京時卻直接面對正在轉變中的社會，其衝擊可以想像；也預示了一個後來在台北知識份子圈中被具體化的「文化中國」與「政治中國」的矛盾辯論。詩裡也隱喻著台灣族群認同的複雜性，我誠懇地從個人真實狀況出發，這父親來自中國安徽省，母親台灣高雄縣的我的被稱為「半山」「芋兒蕃薯」的敏感心靈，解構式的「疑難」(aporia)：「不知往何處去」(not knowing where to go)的流浪心靈，從台北惠我良多的溫羅汀教養，去發覺存在最為黑暗的深淵與宗教般的光芒出口。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而這經由踏查城市的現實與超現實經驗的路途卻永不止息。有如赫塞(Hermann Hesse)詩云：「不論是被禮讚或詛咒/我衷心服膺自己內心的呼喚」(Not caring whether I am courted or cursed, I follow truly my inner calling.)

「空橋接引我和師父走出港龍航空。剛下機前師父才對我說張寶勝可能會到機場接機，要我扛好書別跟丟了。走出空橋許多來來往往的人擦身而過，我突然感覺就在空橋和機場的接壤處站立的那三個人，最前面那個瘦瘦小小低著頭，若有所思的人是張寶勝。師父在前面走著，我急忙拍拍師父肩膀說「師父，那個人應是張先生！」，王師父回頭，摘下墨鏡，疾步趨前和張先生握手，並介紹我說是徒弟。張寶勝說「噢，是學生啊」，旋即疾步向前 走了約十公尺，突然回頭對我們笑了起來，那笑容可掬，正是《張寶勝奇人奇事》書封面的招牌笑容。我第一次到北京，但出入中國無數次，也知道通關不會是很容易的事；但現在只見張先生拿著我和師父的證件在三道首都機場的關卡櫃台前晃了晃，一分鐘我們就準備搭車進北京城了。許多機場的守衛和將領都過來和他寒喧，並請他有空去坐坐。張寶勝操著 遼寧本溪的高吭聲調口音，若對話，又似自言自語地，不置可否的和我們乘坐兩輛軍車鳴 著警笛開道離開。」

「從首都機場到市中心的筆直道路，兩旁的樺樹極美，讓我想起高中時讀過的一篇有關松花江畔的愛情故事，使我感動的情節是在江畔樺樹發生。師父和張寶勝在後面那部車子裏；我則和一個肩上有二顆星星的軍人同車，我心裏想的事想必這個軍人毫無興趣。車子因為鳴著警笛，那個軍人不斷以擴音器命令所有前面大排長龍的車子、騾子、腳踏車、摩托車閃開！我們大概只花了三十分鐘就到了預先師父已訂好的北京香格里拉飯店，ROOM NUMBER, 1911，我還留著存根所以記得。存根上寫的是，原來張寶勝早三天已住在此房，MR. CHANG。」

一九九二年那描寫我與張寶勝見面進海關的幾個片段，正是這樣紀錄著封閉式海關的森嚴「出入中國無數次，也知道通關不會是很容易的事」與特權「張先生拿著我和師父的證件在三道首都機場的關卡櫃台前晃了晃，一分鐘我們就準備搭車進北京城了」，和尚未興建現在的外環高速道路，當時還是與「大排長龍的車子、騾子、腳踏車、摩托車」爭道的交雜泥土的柏油路面的首都機場周邊，美麗的樺樹現在早已因道路拓寬不見蹤跡，而當時首屈一指的香格里拉飯店，於現在滿城高樓處處是五星級酒店看來已經微不足道，森冷海關所通往的一九九二年的北京城，是以腳踏車與低矮樓房、胡同、紫禁城等為形象古蹟為主體的「半現代城市」。

而像才發生不久的這次出關，二００七年的七月，則在滿城槐花的落英繽紛季節裡，一早六點從北大勺園搭出租車，張思和徐辰兩個尊師重道的本科生來幫我提沈重行李，我揮手與她們所象徵的中國正要萌芽的新生代知識份子告別，車子走的是北大社會系謝立中教授溫暖幫我規劃的路線：

出北大西門左轉/海淀體育館前右轉/過橋上五環往機場方向。

「五環好我不喜歡四環。」心裡有幾年前的塞車陰影。十點一刻的飛機。握著紙條跟開車師傅說了。老經驗的他笑笑直說知道。「這個時間四環五環都一樣」。我在清晨微霧的高速路上急馳。北大旁的一望無際的圓明園似拋遺歷史傷痕猶沈睡於霧裡，只有零星早起的飛鳥與運動的市民逐漸模糊地在身後消失。或許因為時間早，順利的車況還是令我驚訝。來去北京塞車不知何時開始是一種親炙這個千年古都的儀式，至少我的三次經驗裡的兩次是如此。我想起二００五年的抵達北京，是為了到清華大學社會系講學，下午五點半抵達首都機場，通關時面對身著軍服般仍板著撲克臉的海關查驗人員，仍然十分不自在。「來北京做什麼？」「嗯，到清華大學講學」「講什麼學？」「社會學」。似乎狐疑著社會學是什麼然後他就將我的台胞證翻來覆去看來看去，抬起頭上下打量三次，才好像心不甘情不願地重重蓋下那楕圓形的章「中國邊防檢查。北京(入)2005.10.20」。瞪著我的眼睛將證件還給我。出關時已經六點。誇張的事情才要發生。清華社會所的研究生開車來接我，走四環到達海淀區的清華大學內的甲所時，已經晚上九點！因為大塞車，擺了一桌的菜餚和滿座的接風師生就這樣枯坐了三個小時，真不知要怎樣說抱歉。

但這樣的事情現在似乎每天都在北京上演，北京人也開始習以為常。一九五０年代的中國著名建築師梁思成與陳占祥提出「保留舊城、行政中心西遷」「雙都市中心」的「梁陳方案」不被當局採納後，五十幾年來的發展是以紫禁城故宮為中心向外「攤大餅」的單中心城市發展模式，建立二、三、四、五等環狀高速公路，卻仍無法解決已經超過一千一百萬人日益膨脹的人口壓力，即使已經在北京週邊的通州、望京、回龙观和天通苑等地建立「夜間人口」(居住地)與「日間人口」(工作地) 分離的「睡城」情況也沒改善。都市設計不良的後果就是塞車。我在急馳的車上隨手翻閱一些北京的相關書籍如王軍的《城記》約莫這樣描述著。這些感覺其實在台北也不陌生。我記得一九八０年代在台大唸大學時的羅斯福路，上下班時塞車根本上是家常便飯，而後來城市捷運系統完成，九０年代後就改善了。雖然歷史條件不同，但從人口只有四分之一、城市面積只有北京六十分之一的台北經驗，以小窺大，證之以和規模北京相仿的日本東京、英國倫敦和美國芝加哥、紐約等大要若是，我想四通八達的地鐵網絡是承辦奧運的北京城目前唯一解決方案了。

(北京地鐵路線圖，2007)

當局確實也是如此規劃著。北京現有的八通線、一號線、二號線和十三號線地鐵路線等將舊城老北京與東西向郊區與部分北邊串連著，而加上正在或計畫興建的四號、五號、九號和十號是進一步擴張與聯繫南北向區塊；機場支線、奧體支線地鐵專為迎接二００八奧運而興建；這些地鐵加上城市既有的外環道路，應可有效抒解這城市的交通困境。現在雖已具現代都市網絡雛形，但其搭乘內容存在著落伍設計的問題。在台北，或者我所留學的芝加哥城，都是一票到底的，轉換線路的乘坐基本上都在地下直接進行，並不需要上上下下進出，北京地鐵常需換票且在路線銜接處卻是曠日廢時。我不由想起那天北大講學課堂上學生倪偉峰，在陪我拜訪了中國傳媒大學的著名音樂社會學教授曾遂今先生後，畫了個路線指引我從傳媒大學回北大勺園住所，這段北京地鐵路徑看來就很複雜：

中國傳媒大學/四惠站(八通線終站)/換一號線至建國門/換二號線至西直門/再換十三號線至五道口，出站即接近清華大學，再搭出租車至北大。

那日我按圖索驥，四惠轉建國門換一號線時就糊塗了，上上下下走著，不知手中這張票該哪裡換票或買新票，好不容易問人搭上了車，又換線到了西直門，轉十三號線時就擁擠不堪，出了五道口已經一個半小時，據說只比搭公車快半小時，和台北的捷運迅速轉乘和準點效率比起來，這麻煩的路線轉換實在有點誇張；雖然車廂的狀況大部分還好，但似乎沒有禁食，像我對面那年輕人右手吃著麥當勞，左手十分大聲地講著手機，也沒人制止，這在台北是無法想像的。北京地鐵最糟的是興建於一九六０年代的一號、二號線，是虛懸在車廂內頂端的嘈雜電風扇而非冷氣空調，在裡面人多時個個揮汗如雨，體味撲鼻，加上食物五味雜陳的散發混雜其間，很難想像北京奧運時的八月夏天世界各地參觀的人湧入時，若還是這般設備，會是怎樣的國際觀瞻與感受？

在我心裡想著並衷心期盼著未來能改善的當口，不知不覺五環的高速就讓我提早於九點不到就抵達了機場。出租車師傅禮貌地下車幫我拿下行李，還響應北京奧運禮貌運動，非常全球化地用英文說了一聲thank you! 笑著離開；我則堅持用中文跟他說「不客氣」。拖著兩箱行李，在辦理登機托運那兒，有心裡準備地接受因裝滿書超重至少二十幾公斤的被罰款後，進入牛步化跟著長長出關的隊伍枯燥前行，左側一排身高都在180以上衣著整齊的男女武警精神抖擻地經過，牆壁上寫著盡是「以客為尊」等為了奧運要親切服務的標語，心想這跟我一九九二年所看到的「發揚××精神」「××萬歲」等禁制性標語有天壤之別。我把視線轉回來，終於等到下一個就是我的同時看到了一幅奇特的景象：

竟是堆滿笑意的女海關人員輕聲細語地詢問著要出關的旅客，並且在一樣高高的櫃臺前出現一排從未見過的按鈕，電子儀器上顯示著五個統計上稱為順序量尺(ordinal scale)的服務滿意度按鈕：「很滿意、滿意、普通、不滿意、很不滿意」。按下去就紅光一閃，並且直接統計出現在已有多少人對這位海關人員進行過服務評價。13215。一早已經有這麼多人評價了她。

這景象讓我忽然對於全球化與其中的資本主義邏輯產生了某種敬意。因為舉辦北京奧運，竟能讓印象中向來森冷嚴肅的中國海關查驗人員笑臉迎人，並且還(恐怕是)世界首創地進行即時的個人服務滿意度調查。可以想像，這些調查背後蘊含著市場機能的理性計算與人員間的服務、競爭的績效原則(滿意與否極有可能會影響到薪水)，使得中國海關的形象在二００七年的夏天產生了令人難以置信的親和改變。「回台北嗎？」「是的」「嗯，那祝你一路順風」，像朋友般的問候，有點港式的衣帽黑白分明的制服取代生冷的紅星軍服，那女海關不到三秒就蓋章處理好後嫣然一笑跟我道別。我按下「非常滿意」的按鈕，背著簡單背包，踏著歸鄉的步伐往候機室而去，心裡想著一九九二年以來的三次北京海關經驗：張寶勝以及他所象徵的玄學時代氛圍在一個城市起伏的過程中被有意識地放逐了，在那個時代，北京海關的冰冷象徵著政治與社會的禁忌，兩岸久旱忽逢開放甘霖的喜悅，湧入的歸鄉老兵所代表的台北心情非常複雜、矛盾：一方面希望回家，另一方面希望不回家。「回家」的心情是記憶中的老北京的所有美好，「不回家」的心情是這些國共內戰後的倖存者在首都機場面對曾經敵對的紅星低頭情何以堪？而去意識型態化卻日漸商品化的二００五年後至０七的北京海關，越接近北京奧運時事情越起了奇妙的化學變化：為了國際形象也好，市場機能或者績效原則也好，對於每個懷抱不同目的來造訪千年古都的人，不論國籍、種族或信仰，機會均等地報以開放(不論真假)的笑容與親切服務，這不就是走到所謂現代文明社會的「顧客永遠是對的」的基本硬道理嗎？在台北從來就感受到的日常生活的資本主義笑容，這時在北京海關竟如此鮮明地如捲起的海浪撲打在我的臉龐，有力、過度徹底、略微刺痛卻愉悅地說明著北京這個城市「終於趕上時代了！」

但趕上的後遺症是什麼呢？北京、上海、香港、台北，我的「行走修辭學」在自北徂南的飛機上，有點暈機我吃了一顆止痛的阿斯匹林，用城市裡的足跡，記憶，繼續思索著。

4. 奇觀與傳統，那些新的與舊的

蟬聲大作，後即午後雷雨不止，黃槐花落滿園，我坐在台北外雙谿的學院研究室專心閱讀、書寫與懷想著，關於夏天以來的北京種種。抬頭就可以看見，飛機上三萬呎的窗外白雲點點離散處處，好像不久前近一個月住在北京城裡時，閉上眼睛就可以看到的人文精彩，宛如許多顆閃爍的星子散落在這千年不墜的人間，炫麗與樸質的光芒，這城市，那些新的與舊的。完成嶄新的展現是以剷除陳舊的古典為代價，這或許就是今日所看到的北京城「終於趕上時代」的後遺症：具有成為一個所有全球城市共有的「標準化繁榮感」表象，卻可能喪失了中華文化的傳統精髓的日常生活感受，其矛盾同時表現在空間建築、人的互動及其社會關係上，更具像化為關於胡同的保存、奧運賽場的後現代建築和行走城市的失落等問題之上；關於「發展」與「保留」，這些爭論點，北京知識圈從未停止過。

哈維書中說道「城市的特定空間是由無數行動造成的，所有的空間都帶著人類意圖的印記。」我圈點畫線這兩句話，並補充旁註：而這些對「特定空間」人類意圖的結果，可以創造了驚奇感，但往往也伴隨一去不復返的記憶。二００八年北京奧運的符號意涵對於中國人而言是非常巨大的，至少涉及了民族自信、國家形象和龐大的商機與經濟效益，它們之間有著環環相扣的關係。民族自信當然與能得到多少面獎牌去破除一九六０年代紅極港台的李小龍電影裡描述的西方人他者化中國為「東亞病夫」刻板印象有關；而國家形象方面就直接和奧運的主要空間載體北京城連結在一起，這一切背後當然就是對於「特定空間」的特定人類意圖：龐大的商機與經濟效益的「空間資本化」結果。現在就可以預見，二００八北京城從首都機場所接引來的世界各地的超過50萬水準參差不齊的外來觀光客，會肆無忌憚地對於這個和中世紀一樣古老的城市品頭論足，因此可以想見官方必須以取「最大公約數」的方式有計畫的建構這個城市，我想依其重要性應臚列為：安全的競技環境、四通八達的順暢交通與整齊街景、現代化舒適的競技與觀看場所和足以代表中國的空間地景。安全的競技環境目前兩岸媒體都有報導的當局清查流動人口的舉動可管窺其決心，而經由上述的北京已完成和興建中的綿密地鐵網絡，非常大步地邁向四通八達的順暢交通運輸目標前進著，官方的由上而下的「指令型操作」令人從不懷疑其絕對會如期完成。但，我從哈維的書演繹出來的論點，正是這「指令型操作」創造了北京城的「新」–北京首都機場的新第三航廈、奧運開幕與閉幕場的「鳥巢」和水上賽事場館的「水立方」等現代化舒適的通關、競技與觀看場所，卻或許也太快地毀滅了這城市的「舊」–曾經無處不在的胡同等足以代表中國的空間地景。

(鳥巢與古剎，2007)

而這城市的「新」與「舊」的並存有時會產生令人吃驚的空間效果，可以被稱為「休閒仕紳化」(tourist gentrification)或我所說的「建築奇觀東方主義」(The Spectacular Orientalism)。如我記得的在北京講學期間的七月間，應邀至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演講後，就近在其十二樓的窗口獵取到一幅十分奇特的景象：正在興建中的奧運開幕場「鳥巢」本來是我照相目標，卻無意間在「鳥巢」主體工程與其工作住所間發現一塊大面積的廟宇，綠樹密佈下莊嚴飛簷隱約透露著這寺廟悠久的歷史。這四環外的「郊區」，我可以想像這身份不明的寺廟原來是當地居民的信仰中心，千百辛勤耕作的農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後來因為都市「仕紳化」 (gentrification)的結果，逐漸為工廠所取代，然後因為此地為奧運展場「鳥巢」及「水立方」後現代建築的興建地點，其周邊的空間又生產了大量的高級住宅、酒店與賓館等建築群，結果就是農民/工人/中產階級的和階級間土地利用的轉換。然而，這種因應北京奧運而大面積都市更新的「仕紳化」還是一種「休閒仕紳化」：這是專為吸引外來觀光客目光所建設的都市驚奇，是外來的知名國際建築設計師的競圖獲選作品(如「鳥巢」是瑞士的Herzog & de Meuron建築設計團隊、「水立方」則是奧地利的PTW公司領銜、而北京首都機場的新第三航廈則是英國Foster & Partners公司作品)展覽場，但這些基本上和原來地方的文化脈絡與歷史傳承毫無關係，因此，階級間的仕紳化進一步被轉化為「外來」/「本地」間的仕紳化。這種未被地方認真討論與評估的都市更新，在建築空間層次上，我在二００六年的《閱讀魅影—尋找後班雅明精神》書中，稱之為「奇觀東方主義」。因為「鳥巢」等前衛建築設計所創造的「建築奇觀」，是以龐大資本的理性計算與技術為基礎而產生的感性視覺驚奇，但事實上資本的交換價值從來不是中性的，而是傾斜的，帝國主義式的，「建築奇觀」因此與「西方是自我，東方式他者」的「建築作為一種東方主義」有著姻親關係，我因此稱體現西方外顯式美學、生活方式與霸權意識型態的建築為「奇觀東方主義」。當這兩個力量結合後，東方是毫無招架能力的。「東方主義」的批判性本身成為隱性的存在，甚至已經被商品化為一種知識奇觀了。在知識上理解了傾斜關係卻在視覺經驗上被建築奇觀所瓦解；在視覺經驗上努力移開奇觀建築的吸引卻在生活世界被資訊媒體帶回西方的論述。

(新中央電視台「褲腳」，2007)

就奧運前的北京而言，除了專為奧運設計的後現代建築外，還有靠近天安門中軸線上的國家大劇院「水煮蛋」(法國設計師Paul Andreu作品)和位於東二環呼家樓一帶的新中央電視台播放中心的「褲管」(荷蘭建築師Rem Koolhaas公司設計)等前衛建築。特別是中央電視台，可以說是目前中國傳遞官方消息與意識型態最重要的媒介，但你也很難想像它的新址呈現的是兩個230呎高的L型高塔相互傾斜至對方形成令人目眩神移的環圈，地方上的人以形論名稱之為「褲管」。但這對於老北京的觀瞻是如何呢？那日我和北京的人民日報記者李輝與畫家友人張斌等為蕭乾先生的夫人，著名文學家文潔若女士慶生，約在附近的朝陽文化館用餐。宴會結束後，步行出來至大街上一眼就見到這興建中的「褲管」，對於這歪七扭八的怪建築，擁有深厚文化涵養的心靈與眼見這城市五十年來變化無端的文女士，除了以非常符合她個性有話直說的痛罵外，也只能報以拂袖而去的嘆息。

老北京心裡的北京城市意象是什麼呢？不消說，這城市最為動人、歷久彌新的「舊」，是任誰都說是屬於中國的二環內的傳統舊城：紫禁城(今之故宮博物院)和其原來星羅棋布的胡同所構成的生活空間與文化氛圍。

在外雙谿圈點書籍的午後大雨稍歇，我又憶起二００五年七月份的清華大學社會系講學之際由該系主任李強教授的博士生吳春帶領，兩次面見了「什剎海」：這北京城最負盛名的遊覽勝地，位於京城西北隅，北海公園以北，由東南向西北延伸的三個水域组成，依次为前海、后海和西海，直接和故宮緊鄰；雖然胡同在政府的現代發展思維下正在快速消失中，但這裡仍是老北京城風貌保存最為完好的地方。總體印象而言，風光雖好，對我而言一眼就可以看穿，仍有兩大問題：其一是胡同現代化治理的弔詭；其二是西方式酒吧入侵古典空間。

那是在一個嚮午到了該區域，從有點歪斜的清代就存在的煙袋斜街進入，修繕如新的石砌地板兩旁是各式商品販賣的店面與消費地點，這裡面隱藏了許多條縱深長短的胡同，我們先走進了其中曾經是道觀的一條。看來面積不大，但本來應是中庭的地方被砌起了許多寬寬窄窄的房間，從剝落的泥牆與裸露的紅磚，可以看出是有了些年代了。不斷地有人探出頭以戒備的眼光問找誰有什麼事，當知道是清華大學的參訪時均表示了歡迎之意，這互動很清楚地說明了清華的田野調查不但深入而且取得了常民的信任。「而這種一個胡同內可能同時住上三、四十戶人家是非常平常的事情，其形成的歷史因素包括戰亂、文革、唐山大地震等。過去政府是鼓勵興建的，但是現在又想整頓這大雜院式混亂的空間，卻因產權不清產生了很多的爭議與抗爭。」學生解釋道。

⊙胡同裡燒煤的大娘(北京，煙袋鞋街，2005)

我隨著又進入了一條更深的胡同，這裡面一個大娘正撥弄著葉子，那北京傳統(現在大概僅存於下層階級民眾)儲存準備過冬的大白菜堆積如山。表明身份後，大娘引我們參觀她胡同裡的「家」。雖然據說已經是比較好的了(有一個廚房及一個房間)，但你仍然無法想像在這動輒零度以下低溫的北京，只是靠著燒煤球取暖度冬是怎樣的生活？常民的生活智慧則表現在用煤燃燒的熱蒸汽傳輸至房間的牆壁之中，保持了室內較為暖活的溫度。熟練地夾開兩層鐵蓋，翻動著煤球，把水壺放在上面，蓋上，大娘甚至彎下腰來，親自示範給我們看怎麼做。問大娘為何住在這狹小空間的胡同中呢？「一直住在這裡習慣了，小孩大了後搬出去住公寓，節日也會回來看看老人家。」在大娘家繞上一圈，完全看不到廁所，詢問之下，才知道整個胡同均用公用的衛生設備，離胡同不遠的街上。我們道別了大娘和病到語焉不詳的她的老伴，走出了胡同，沿路守在門口的小販每個人背後都有一個和拆遷有關的故事。「像那賣鞋子的老先生，上回我們來訪問時，他憂愁地跟我們說搬離這裡後，就沒了習慣的生活和老鄰居的熟悉，所以堅決不搬。」吳春邊走邊指著那低頭整理類似清代繡花鞋的老先生說。我看著他認真整理躺在一個人力木板車上的三四十雙鞋子，感覺一種隸屬於這個空間的歷史光影日常。我們走出了煙袋斜街，到了另一個變成一個深達數十米大洞的鴨兒胡同。旁邊剩下一間突兀未被拆掉的四合院，牆上寫了一個大大的拆字，外面畫了一個圈圈。近看之下，門板上四行即興詩和一張小小的報紙簡報記載了這一帶居民抗議拆遷不公與其冤情之內容。

這種當時不顧民情，由上而下的單向決策情況，當我們後來轉至北京東城長安街的「南池子」一帶情況其實更為嚴重。網路上資料顯示：「二００一年北京市在向居民发出的第一份《南池子历史文化保护区(试点)房屋修缮和改建实施细则》中，所涉及的北起东华门大街，南至灯笼库胡同，西起南池子大街，东至磁器库南、北巷以西的地区共有240个院落，只保留了9座院落，其余的将全部拆除。」在大量拆除的過程中，據說有一個案竟是趁人家出門拜年時用推土機將之整個推平，回家之後面對廢墟的一家人不敢置信地悲憤填膺，沈冤難雪。迄今，那寫了個「冤」字的一對燈籠雖已取下，你仍然可以在那暫住的門扉看到用紙寫的「冤」字，在車水馬龍，觀光客絡繹不絕的街旁迎風飄動。更為驚人的是，這些拆除重建的胡同裡的四合院，已經搖身一變成為叫價動輒兩、三千萬人民幣(換算台幣是上億)的豪宅，賣給出得起價錢的人(包括外國人)。

⊙ 白字文化酒吧(北京前海，2005)

而這些有錢的外國人與貪污腐敗的官員可能就是直接或間接出資在風光旖麗的「前海」沿線設置夜夜笙歌、擾亂居民清夢的酒吧的人，你若在其中行走，可以感覺，這些酒吧幾乎到了五步一店，十步一家的瘋狂地步。不管是真正擁有還是「公屋私租」，這些共犯結構與決策錯誤的結果，不僅是在北京，在我去過的蘇州、上海和來自的台北也是一樣，處處可見。(這時，我也想起了上海外灘遊艇上的夜遊：昔日各國租界興建的西式宏偉建築在柔和探照燈下與黃浦江夜色中處處可見的SONY、NOKIA、PHILLIPS等廣告拼貼成為奇特的後現代景觀。) 然而，其結果卻是賠上了中華文化的古典地景之美，逐漸流失了的地方感、心靈圖像與歷史意識，取而代之的是後殖民的標準化記憶：麥當勞、星巴克、酒吧、爵士樂和好萊塢等，繼續標準化我們的生活風格與品味。我們竊竊自喜於成為觀光休閒的偉大城市，我們卻同時讓一種無聲無嗅的文化殖民瓦解了原來的生活味道與古典空間的靈光行走。

北京舊城內什剎海與南池子等胡同建築，事實上還具有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說的會呼吸的城市空間「多孔性」(porosity)的特質，我曾引伸這樣描述：

「「多孔性」因此是會呼吸，有機城市生活的「空間—建築—人」三位一體關係：其間與土地溫情脈脈、人際網絡親近連結，並能逆轉外在與內在成為不明確、流動的實質空間。人在其中行走，充滿自我喪失的冒險，似是而非的迷路，是記憶裡的超現實與地景新舊並陳的現實交織的萬花筒的、意識流時間的裸露，是生者與逝者在遺忘的邊緣中被記起，相互滲透、即興表演、無所不在、生生不息地呼吸著，透過閒逛者的步伐，不帶意識型態地敞開觀察。」

「萬花筒的、意識流時間」「在遺忘的邊緣中被記起」「相互滲透、即興表演、無所不在、生生不息地呼吸著」的有機的「空間—建築—人」三位一體」的北京胡同，卻在都市現代化發展過程中遭遇了極大的破壞，王軍的《城記》直接說「統計表明，1949年北京有大小胡同七千餘條，到20世紀80年代只剩下約三千九百條，近一兩年來隨著北京舊城區改造速度的加快，北京的胡同正以每年六百條的速度消失。」在迎接北京奧運的創新建築的同時，胡同所代表的消逝中的古都優雅與常民的生活風格。在北京城，「建築東方主義」與「建築奇觀」合而為一，產生了更為細緻的運作方式。它的他者–「西方化的東方」，不一定是以外在的視覺震撼為奇觀的基礎，它可以創造一種「內在化的他者」(Internal Other)，以表面平衡或差異的方式進行。這種東方主義與奇觀的新型混種，表現在北京什剎海的胡同改建都市更新現象中。如德波(Debord, 1994)所言「奇觀表現為一種巨大的實在性，不可企及，不容爭辯。它所說的就是：凡呈現的就是好的，凡是好的就會呈現。它所要求的態度原則就是消極的接受。」表面上維持了「東方的」傳統四合院建築，實際上內在已經成為西方的酒吧或者咖啡店。在資本所創造的巨大利潤驅動之下，一種事實上是「西方就是好的，凡是西方的好就會呈現」的意識型態，就這樣無聲無息地滲透入即使曾經如銅牆鐵壁般的共產主義中國裡，而日漸商品化，娛樂化的北京城市，面對這樣的城市空間消費，人們作為「非對抗性他者」，在什剎海胡同或四合院酒吧夜夜笙歌消費中被形塑。

而我所想說的「後殖民下的中華文華保衛戰」並非排斥西方的自閉狀態，雖然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東西方文化的相互滲透其勢乃必然，也不需阻擋，甚至應該說是件好事，但其前提是人民對於中華文化保存與活化的自覺，和握有權力的政府的懂得尊重地方的把關與適當決策。否則，今日即使我們在經濟上、政治上找到了「自我」(self)，實際上卻會在文化上、精神上繼續而且更徹底地淪為喪失主體的「他者」(other)。其自覺的開始可能在於這樣的反省：資本主義商品化與消費民主化讓我們以為找到了「自由」，其實那是建立在「商品拜物」「以金錢為公分母，分子可以是任何東西」「權力共謀出賣常民靈魂」的浮士德精神域土上。如這參訪所見，胡同現代化治理的弔詭在於嘗試給予北京舊城區筆直的道路、整齊的屋宇和合乎現代衛生的生活條件，但是同時所喪失掉的可能是「什剎海」和「南池子」等地的歷史記憶、地方感與常民百年如一日活化石的生活，取而代之的「白字文化」充斥的酒吧與朱門酒肉臭的豪宅，這些拼貼與解構，都使得幾個後現代的「新租界」正在北京形成中。

更有傳聞中的二００八年北京奧運，要在天安門廣場，也就是紫禁城，故宮博物院前大打沙灘排球，你可以想像穿著比基尼的金髮碧眼歐美選手與亞洲的一起，在這古都的最核心奔跑尖叫，直接褻瀆了的是每一個曾經為這裡貢獻過生命的人，與一種被降格為「符碼」(code)的遙遠記憶「中華文化」。而台北所象徵的台灣的「過度自由」則早就瓦解了那個「符碼」，城市空間裡舉凡的東方建築早已商品化，而心靈裡的古典嚮往在當權的意識型態的有計畫「去中國化」之後，只能於分眾的、去中心的義憤填膺裡兀自生死，個人主義與只能被政黨動員的選舉集體，五十對五十的藍綠對峙，零合遊戲正在快速形成當中；並且，這裡的食衣住行育樂的一切都是混種的，不是東西方混種，而是西方加上西方化的東方混種，一種全球化下的歡愉，人成為「裝備著意識的萬花筒」。兩岸，在中華民族成為一個完整的域土之前，若是先有「北京的台北化」，將是已經進行幾百年的「他者化東方」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的最大勝利。

5. 要記得居士林的蟬聲

「2008奧運後，北京還剩下什麼？」這時問的就不只是城市空間的大刀闊斧的新門戶，新建築如何替代舊有的胡同成為中國的代表，而是關乎和土地有溫情脈脈情感的「舊」的裡面綿延千年的文化內涵與精神性，是怎樣一點一滴消逝了，退化成為形式主義的建築驚奇感、與全球接軌的炫麗幻景，人們在其中以標準化繁榮感虛榮地，模仿十九世紀的巴黎驕傲地宣稱，啊這二十一世紀的世界首都，卻沒有了靈魂的北京。

我們所衷心希望「新」與「舊」不是消長的關係，而是「有容乃大」–因為這個城市的千年文化厚度與空間上的龐大讓這一切敦厚並存。外雙谿的暴雨後陽光初露，我是這樣耑索懷想著，一些比暴露的、拼貼與新奇更為內斂的記憶。

⊙居士林維摩講堂(北京廣濟寺旁，2007)

二００七年七、八月間，北京舊城內的廣濟寺附近的「居士林」，那是个小院，现在正在改建大门，从大门进去，先入眼帘的是维摩诘的金色塑像，然后是一个小院子，院子里有一棵老槐树，它的树枝伸展向前方的大讲堂，也是一处佛堂，來自台灣旅居美國又回到北京立誓講授中華文化之學的葉曼女士，在此处讲经，近３００人就坐在日常礼佛的凳子上，一直到院子里槐树下，因为扩音器的作用在露天也听得很清楚。窗户两边倒没有树，只是环绕着屋墙种了许多观赏荷花，葉曼以九十三高齡平和寧靜地侃侃而談《道德经》、《維摩詰經》的夜晚，蟬聲在门外的古槐上低沈應和著；而夙夜匪懈的因應北京奧運的地鐵工程也在講課的附近趕工機械規律地敲打著，這些聲響相互交織成一個神清智明的「有如雷響的的沈默」，我們的心領神會，成為我這個台北人的北京奧運前的城市觀看結論。至少是我這個世代與上個世代，即使在台北，對於歷史重壓在這片蒼茫神州大地的創傷和美麗有著滾瓜爛熟的背誦式記憶，而親臨蝸居後的四處行走卻像浮水印般逐漸真實顯露，輕輕地印記在北京這幾乎已經被高樓大廈包圍的城池的街角巷弄；古典，稍不注意就會消失如竹掃帚帶離成為垃圾的槐花，在一個強調經濟發展全球化的意識型態集散地導引下。風簷展書讀。千年唯一不變的，或許就是溽暑帶來心靈清涼的「居士林的蟬聲」所象徵的這個城市的文化深度，總是依約前來提醒，昨夜、今朝、明夕，在人們幽微心中點亮一盞光風霽月的燈。

(二００七、八、二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