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行
逆行(大稻埕迪化街/林復振商行，2009)
標籤: 大稻埕
最後一日歷史空間政治學
最後一日歷史空間政治學 ◎ 石計生 台北市長選舉前一日，為何蘇貞昌選擇在大龍峒保安宮，再到艋舺青山宮？為何郝龍斌也去青山宮？大龍峒清代以來漳泉械鬥後就是傳統閩南人居住地方，與大稻埕均是所謂「台灣人市街」。保安宮宗教位階很高，日治時期以來霞海城隍廟的年度繞境曾有二十萬人蒞臨的盛況，其城隍歷屆起點都是從保安宮起駕可知。而艋舺日治「萬華遊廓」以來就是台日/外省台人混居的地域，是以兩黨市長候選人白天都去青山宮有其道理，這是傳統台北。晚上就會到台北西區，是戰後開發的摩登台北的區塊。 事實上，艋舺，大稻埕與城內，清末至日治時期以來就被稱為「台北三市街」，也就是當時台北市的都市空間範圍。東吳大學SocGIS中心珍藏的南天書局出版的一張艋舺在明治35年(1902)的地圖顯示，艋舺範圍包括今日的西門町，當時是窪地。明治37年(1904)日本總督府下令拆除清代所建的台北城牆，其拆牆土方則用以填平隔絕艋舺與大稻埕的窪地—建立今日的西門町。西門町的出現是為了讓殖民台灣的日本人有娛樂休閒的地方，所以戲院，劇院，歌舞廳林立，如芳乃館，國際館，大世界館等等，以放映傳統日本舞劇，日本電影與歐美電影為主。日式料理店也非常聞名，戰後1946年建立的美觀園是峨嵋街上最有名的平民美食。西門町這個區塊在戰後出現非常多上海人經營或控制的館子與戲院，說明了一個新的政治勢力的降臨，從中國大陸撤退來的國民政府。雖然意識型態與日本對立，但空間上卻延續著日本人的歷史，將西門町納入外省人的消費勢力範圍，所以，國語流行歌與上海電影，是以西門町的歌舞廳為核心，如碧雲天，國賓戲院等等，寶島歌后紀露霞就說在西門町唱國語歌，看上海電影就是明證。當代西門町的娛樂版圖已經不是紀露霞口中的體面紳士出沒的閱聽空間，而成為哈日，哈韓的青少年享樂空間。西門町是一個流動空間，是由捷運所帶來又迅速離去的屬於全球化娛樂享受不確定的空間，政治基本上卻步。 一個歷史政治空間學的問題：大稻埕既為正港台灣人市街，為何蘇貞昌不選擇霞海城隍廟做最後一日政治空間？可以想到的現實面就是日治時期人山人海的城隍廟繞境，在戰後迅速萎縮，從全島盛事成為地方性祭祀，其號召性明顯不如宗教位階較高，今日人氣更旺的保安宮。但這並非故事的全部。歷史空間裡的大稻埕是最為著名的抵抗空間：日治時期的蔣渭水，組織台灣民眾黨與發行台灣民報，堅決與日本殖民政權周旋，被稱為「台灣人的救主」「台灣的孫中山」。如果競選人物效法逝世前的蔣經國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話，應該超越族群藩籬全心全意去愛大稻埕，去繼承蔣渭水的精神，但歷史意識與地方感的薄弱，讓他們的破壞集體記憶的都市更新主張，與縱容淡水河堤防毀滅艋舺大稻埕的親水城市成為事實。 蔣渭水之被稱為「台灣的孫中山」引起我們特別注意，這說明日治時期的住在大稻埕裡的台灣人的特殊情結：一個嚮往文化中國的台灣人世界。證據是蔣渭水在台灣民眾黨黨綱裡直接挑明台灣人喜歡的布袋戲，歌仔戲的落後性，而主張閱聽京劇與新文化運動裡的新劇(話劇)。他自己經營的春風得意樓，辜顯榮買下的淡水戲館，與江山樓，蓬萊閣，東薈芳等酒樓都是以閱聽京劇為主，這是大稻埕知識份子與菁英階層的文化品味，卻與一般普羅大眾背道而馳。蔣渭水非常清楚地在其著作裡傳達他對孫中山的敬意與理論實踐傳承。但這1930年代的回歸祖國以對抗日本殖民政權的蔣渭水路線，卻在戰後迎接國民政府派來的陳儀軍隊瓦解了。大稻埕90歲耆老翁東城先生說了他看到情況大致如下：衣衫藍縷，滿臉疲態，步伐混亂，扛著的槍上掛著鍋碗瓢盆的國民革命軍就這樣走進台北城，與紀律嚴明受降的日本軍隊成為鮮明對比。過了兩年，通貨膨脹，台籍菁英無法進入政治圈，人民生活日漸艱苦，終於積怨爆發了在大稻埕法主宮廟前的「二二八事件」，死傷各方統計不齊，至少萬餘人。從人口來看，大稻埕從1930年後就是台北市的人口最為聚集的地方，卻於1960年代之後戲劇性地驟降。大稻埕的沒落雖然不能完全歸咎於「二二八事件」，但是其對於大稻埕這個區域的流行音樂與政治認同來講，卻是決定性的轉向：京劇所象徵的文化中國力量消退，台語流行歌，歌仔戲與台語電影成為各大歌舞廳與戲院的主流。拜殘殺無辜的國民黨之賜，政治認同上台灣人的符號逐漸去除了「中國＝祖國」元素，這是二二八傷痕後的歷史影響與真實。 另一個問題是：為何蘇貞昌與郝龍斌都選擇艋舺的青山宮，而非最大的龍山寺或者因為電影艋舺出名的祖師廟？前面說過，艋舺的複雜性在於族裔混居，但它卻曾經是台北的代名詞，原因就是清代以來福建漳州、泉州人最早落腳台北的地方就是艋舺，以黃，林，吳三姓為主。所謂台灣人意識在這個區塊有部分是相對於日本人而出現的。以日本人建立在歡慈市街的「萬華遊廓」為例，是給日人尋歡作樂的藝妓場所，雖處相對弱勢，台灣人的聲色場所則拒絕日人消費，從流行歌來看，這裡就很特別，戲館裡有京劇，南管，北館，布袋戲，歌仔戲與日本能劇等混血演出。而漳州人為主構成的艋舺，何時脫離對於中國的嚮往？這很難說，或許從來沒有過。祖師廟原已經影響力式微，只是因為電影艋舺炒熱與其信仰關連性唐突的黑幫輪廓。而龍山寺作為最高位階的宗教位格寺廟，是全台灣聞名的大廟，連青山宮城隍出巡經過龍山寺都必須低頭而過可知其高度。為何不在龍山寺？或許不是政治理由，而是廟方自己的價值中立選擇。 但青山宮為何是兩黨候選人都去的政治空間？混居可能是原因之一，但還需進一步解釋。我過去訪談艋舺文史工作者柯得隆所得的研究顯示：事實上，艋舺的青山宮與大稻埕霞海城隍廟的「漳泉械鬥」從未停止過。當代的「漳泉械鬥」延續過去的族裔衝突，以城隍繞境的文化拼場方式再現，其較勁除了是歷史記憶痕跡，還有的是一種現代宗教宮廟市場化的競爭結果。龍山寺因為是全國性寺廟，因其大所以不需有此經營規模考量。而青山宮或許是因為這樣而願意接受兩黨候選人的進入，廣結善緣，以成其大。當然，這些只是假設，還需深度訪談。 以上論述，有一個我希望不存在的假設：民進黨提名的蘇貞昌與國民黨的郝龍斌有其綠色與藍色的政黨與省籍背景，從而造成其歷史空間政治活動的驅動力。這族裔與空間的對應關係理論上台灣經過二十多年的民主化過程應該瓦解，但事實可能並非如此，這證明歷史傷痕與意識的抹去並非如我們想像中容易，需要更多的耐心與謀和才有可能。 (2010.11.26)
台灣政治人物的欠缺城市空間的歷史意識才是真正台北城市治理的危機。
而這最後一日政治，台北市長選舉的結果將影響這城市的未來，就在這歷史空間的移動中隨著黎明來臨時逐漸揭曉。
在王有記茶行
在王有記茶行(台北，大稻埕，2010.11.17)
大稻埕六館街的輝煌時光：訪談翁東城先生
大稻埕耆老翁東城先生訪談(台北/羅斯福路五段，2010.10.22)
說起對於台灣歌謠的研究，從紀露霞一路走到現在的回到過去看時空裡的流行音樂與社會空間關連，發現大稻埕與艋舺是台灣正港藝術精神性的表現地域，並且是充滿異質，傳統，開放，與混種可能的表現。大稻埕區域，繁華雍容文化深厚的台灣人市街並非是一個抽象的存在，而是具體而微地，活生生地存於記憶裡，雖然物質空間中已經被摧毀，如清代被稱為六館街，日治時期被稱為港町，今天貴德街一帶的英國經營茶葉的洋行，與荷蘭，德國，美國等各國領事館聚集的區域，全數拆除改建，狹窄斑駁的小巷，今天已經完全無法得見其興盛繁榮的面貌。我在閱讀歷史文獻時，每讀於此，對於那從深廣良港處處的淡水河眺望洋行茶館林立的河岸美麗景觀，及其背後的階級與族群革命意義脈絡理解，均深深嚮往之。
而今日能夠訪談到明治時期就已經是大稻埕六館街英國洋行的總舖師翁車之子翁東城先生，談他父親與自己，是一個偶然。我指導的東吳大學碩士生徐培堯，一個從小受到良好音樂培養卻毅然轉研究台客音樂社會學的獨立思維學生。有天在我研究室看到一張1903年的台北市地圖，他端詳良久後跟我說，「老師，我家以前就住在太原路，我外公他爸爸就是六館街的外國領事館的廚師。」我聽了心中一振，覺得實在難得，竟然過去只能仰賴莊永明先生零星說明的幾乎是像神話般的六館街，今日竟然有一個大稻埕耆老可以親口告訴你一切，乃請學生思樺安排，約定這樣重要的深度訪談。
生於大正十年，西曆1920年，今高壽九十的翁東城先生記憶力驚人的好，他完全記得小時候與父親怎樣在六館街至河溝頭街之間的英國洋行，領事館出入，在大花園與洋樓遊玩的場景，以及船如何從深遒淡水河入港，英國人，廣東人，台灣人與日本人是如何在這充滿異國風味又十分本土的大稻埕，台北首善之地產生既合作又競爭的生意與文化關係。他的父親翁車，是台灣第一個作西餐的總舖師(如何學得這門廚藝，還需進一步訪談)，受到德記，怡和等六個洋行和領事館的委託，作每日三餐的食物與有時宴會時的總舖工作。薪水好得不得了，一般工人一月工資為七塊半，翁車先生一月一家洋行給他三十五元，三家就超過一百元。而日本三井株式會社的出現，企圖進入茶行生意，彼時也無法撼動英國人的基業。翁東城先生也提到他去第一劇場，第三世界館，永樂座與淡水戲園(新舞台)看影片，聽歌的經驗，其中一個待考證問題，皓瑜與我都察覺了，是翁東城說新舞台看的是歌仔戲，沒有正音(京劇)，就目前史料顯示，辜顯榮從日人手中買下新舞台後，是從上海，福州引進京劇班為主。一個可能是大稻埕既是台灣人市街，京劇的欣賞主要是在知識份子階層，一般人基本上聽不懂，所以新舞台為了吸引票房，會穿插上演歌仔戲等台語戲碼與音樂。翁東城也說到去太平町通，延平北路上的古倫美亞唱片行聽台灣流行歌的經驗，更說到一件非常特別的事情，約是大正十五年間，1926年，他在永樂市場附近看過一個彈著日式三味線的台灣歌手，名字不記得，只記得有爆牙，在邊教人唱台語歌，邊賣歌本。我懷疑是陳君玉或者是誰。這事情是比戰後洪一峰，楊三郎，葉俊麟他們在圓環作同樣的事情早了三十年，十分有台灣流行音樂史的意義，必須進一步比對文獻與交叉訪談確認。瑪丹也希望未來能問翁先生關於聆聽流行小曲的經驗，我說好。
翁東城的妻子蔣粉女士，現年也八十多歲，令我十分驚喜地說出她是台灣歌謠作詞家李臨秋在公路局時期的同事，十分熟悉，辦公桌就在對面。出身也是大稻埕世家，為位於大光明戲院(日治時期第三世界館)的松茂茶行掌上明珠(下次深入訪談其父親與茶行事宜)。她說本來公路局有六個會社，她當時當到主任職，辦公室就在博愛路七重天菊元百貨上，因為結婚必須辭職，但又需離家近點的工作。李臨秋遂介紹她先去永樂町第一劇場擔任剪票員，因工作時間在晚上，不適合已婚婦女，又轉至大稻埕陳天來的錦記茶行擔任出納(需進一步問她與李臨秋關係，特別是台灣歌謠這塊)。他們倆夫妻還談了國民政府軍隊從火車站走出的敗軍之象，與後來二二八當時的實況。也說到戰後六０年代越南總理阮高祺來台北跟翁東城設於衡陽路的外幣匯兌處交易的事宜。因為已經讓翁先生連續講了三個小時，從早上十點半到下午一點，我覺得應該停止訪談，適可而止。遂帶領一起來訪談進行照相錄影錄音工作的學生皓瑜，瑪丹與汝育禮貌告辭，培堯送我們至捷運站。我說你外公喜歡攝影，剛才他說那時就照了很多相片，改天整理好，我們再來拜訪，一定也是對於台灣土地珍貴的記錄。
所謂的颱風的雨直直落下，吃飯喝咖啡時和皓瑜討論了舊約出埃及記裡的一些信仰問題，後來大家一起討論。瑪丹則問我，老師，你這研究訪談的熱情是不是你過去做學生運動的延續？我說，不是，我本來以為經歷杜鵑花城那段沒有明天的戒嚴時期運動後，實質上的熱情已經結束了，因為不會比那段時間更激烈熱情的生命投入了。但是，自從於地下電台聽到紀露霞老師的台灣歌謠青春嶺後，迄今五年，我知道，通過流行歌研究，對於土地的熱情，一點一滴地回來了，以更為成熟之姿，如同一種對於邏輯神，而非功能神的信仰。
DRA，關於愛與土地的熱情這一切，他需要的是被靠近，被喚醒。
(石計生田野後記，2010,10,23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