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稻埕奇妙的基督徒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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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春生紀念教堂前不期而遇基督徒教友郭重興及其兄弟(臺北/大稻埕,2010.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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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龍斌牧師授職禮拜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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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生教堂二樓


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自一八六○年代傳入台灣之後,至今已超過一百年,除了傳教活動之外,其所引進的現代教育、思想及醫療觀念,也對台灣有著重大影響。然而,基督教終究是屬於近代才傳入的外來宗教,許多教義也與漢人傳統的觀念有所衝突,使得許多台灣人對於基督教義及其傳來的西方事物,往往不分好壞就加以排拒。不過,李春生是個例外,他在很年輕的時候就受洗成為基督徒,對於所接觸的西方事物都能充分接受和學習,成為往後有用的資產。

  李春生於一八三八年(清道光十八年)出生於福建廈門,父親是船伕,家境並不富裕。小時候為貼補家用,經常和鄰居小孩帶著糖果沿街叫賣,從而立下日後從商的志向。十三歲那一年,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裡,李春生在廈門受洗成為長老教會信徒。十五歲時,李春生的父親將他送到廈門的錢莊當伙計,由於經常與外國人交往,李春生藉此學會了英語及商業經營。

  一八五七年(清咸豐七年),李春生受聘在廈門英商怡記洋行擔任掌櫃,從事洋貨及茶葉買賣,這段期間,李春生因為做買賣的關係,遊歷許多地方,眼界因而大開。

  一八六六年(清同治五年),李春生受聘來到台灣的艋舺(今萬華)擔任寶順洋行的總辦,負責管理茶葉種植與生產,同時還協助一名英國商人多德(John Dodd)從福建的安溪引進茶種,勸導淡水農戶種植。數年後,多德引進的茶在台灣種植成功,由淡水銷往紐約,大受歡迎,台灣茶(註1)從此揚名海外。不久,李春生也自製茶葉外銷,並經銷煤油,由於經營成功,使他的財富迅速累積,很快就與板橋林家並稱為北台灣最有錢的兩戶人家。 一八八九年(清光緒十五年),李春生與板橋林家的林維源共同建造千秋、建昌二街(今貴德街),並出租給洋商,從事茶葉的買賣,帶動大稻埕初期的繁榮。

  另一方面,由於李春生精通英語、熟悉洋務,很受洋人及官府的信賴,每當官府與洋人有所交涉時,都會邀請他提供意見或擔任翻譯,也因此得到「番勢李仔春」的稱號。同時,李春生在劉銘傳駐台期間,還協助清政府推展各項工業建設,不僅擔任募集委員,並不惜投下巨資,積極推動各項公共工程,如台北城的建造、鐵路的興建、八堵煤礦的修復、大稻埕港岸堤防的興建、大稻埕新市街的營造工程,以及擔任蠶桑局副總辦等,後因功獲朝廷頒給五品同知,賞戴藍翎功名。

  經商致富的李春生,並沒有一般商人的市儈銅臭味,而有著深邃透徹的思想內涵。他的為人行事、思想作風都受基督教義影響頗深,甚至著書宣揚基督教創造說的觀點(上帝為創造之手,沒有任何事可以超越上帝之創造),對科學家達爾文、斯賓塞、赫胥黎與穆勒等人的「進化論」、「自由論」提出嚴厲批判。

  除對宗教問題提出獨到的見解之外,李春生也關懷各種社會、文化現象。那時候,由於西方文化的勢力強大,有許多知識份子主張全面西化,並全盤否定傳統文化。李春生對此提出反駁,認為「文化不是全盤都不好,將好的精神保留,不好的現象斬除,而不是為反對而反對,將它們連根拔起」。這樣的想法,在那個全盤否定傳統的年代裡,更顯得理性,可看出李春生雖然接觸很多西方文化,卻不會因此完全「崇洋媚外」,在思想見解上展現了哲學家的風範。

  另外,針對一八七四年(清同治十三年)日軍發動侵台的牡丹社事件(註2),李春生也寫了<台事>七篇,以他對台灣資源的了解及對國際情勢的認識,建議和日本議和,並加強對台灣的防務工作與開發台灣豐富的資源,是極早對台灣提出具體經營策略的人。

  一八九五年(清光緒二十一年)五月,清廷決定將台灣割讓給日本,全台官紳震驚。五月二十三日,台灣巡撫唐景崧發佈「台灣民主國自主宣言」,建立「台灣民主國」,宣示捍衛台灣主權。不久,日軍從澳底登陸後,瑞芳不守,基隆也落入日軍之手,信誓旦旦要死守台灣的唐景崧,眼看情勢不保,很快就乘船逃回廈門。唐景崧逃走後,台北城內一片混亂,土匪蜂起,官兵為盜,局勢混亂,人心惶惶。以李春生為主的紳商於是召開緊急會議,商討如何安撫局勢,最後決議由辜顯榮前往基隆迎接日軍進城,以維持台北城的新秩序。

  日本在台的殖民政權建立之初,為了攏絡地方士紳,不但敘勳授章,還延攬有聲望的人出任街庄社長(即現在的鄉里長),又邀請他們到日本參觀。一八九六年(日本明治二十九年)春天,李春生帶著家人隨第一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到日本遊覽,順便送六名子弟到日本留學,打開了台灣富豪子弟留學日本的風氣。

  李春生雖然叱吒商場,接觸過不少外國人,出國卻是頭一遭,對在日本的所見所聞都感到很新鮮,甚至表示:「出門便是佳景,竭盡心力都看不完、玩不完!」

  六十四天的日本之行,讓李春生驚覺現代化的重要,更加深他對改革台灣教育文化的期許。

  在日本,李春生剪掉前清所遺留的長辮子,換上西式服裝,行動變得自由敏捷、有自信。回台後,鑒於以前清朝時期台灣人留辮子及綁小腳風俗不但不符合衛生觀念,也限制了行動自由,因此與大稻埕中醫師黃玉階籌組「台北天然足會」,宣揚斷髮放足的改革。除此之外,一旦日本政府要籌建公學校、國語傳習所等教育機構時,李春生也一定捐獻巨款、大力資助,以振興地方學風。

  李春生深深認為西方的力量和成功來自基督教,日本的富強也是因為對基督教的支持,而得到上帝的福佑。所以從日本回來之後,李春生便更積極地宣傳基督教義,推動基督教事務。
一九○一年(日本明治三十四年),李春生出任大龍峒教會(今台北市大橋長老教會)長老一職。除了自己的教會之外,對於其他教會的各項硬體建設、宣教工作,更是不遺餘力地加以支援,現今坐落於台北市甘州街的長老教會禮拜堂,就是他一手奉獻的,而在中山南路的濟南長老教會,李春生也是主要的奉獻者之一。
 
  李春生於一九二四年(日本大正十三年)過世,享年八十六歲。現在在甘州街附近的貴德街有一座李春生紀念長老教會禮拜堂,是子孫輩與其信徒為紀念李春生而特別興建的。

  綜觀李春生的一生,可說是一位具有特殊地位的歷史人物;他是一位生在清朝、崛起於台灣的富有企業家,其思想混合著漢人的意識型態、西方的思維模式、企業理念,以及基督教的精神。在日本殖民統治下,面對西方思潮和科技的威脅與衝擊,李春生勇於從基督教信仰中尋得有力的觀點,並加以實踐,化思想為具體行動,也展現了最完美的宗教家精神。(鄭玩香執筆)引自
http://www.tipi.com.tw/taiwanhistory_detail.php?twhis_type=2&twhis_id=118

註1 根據記載,早在荷蘭時代,台灣就已經有野生茶樹的存在,不過直到一八六○年代台灣開港之前,台灣的茶都只有零星的種植。等到一八六六年(清同治五年),多德在李春生的協助下,從福建安溪引進茶種獲得成功之後,大量的茶樹才開始在台灣種植,並與糖、樟腦並稱為清末台灣的三大出口商品。其中台北的大稻埕,就是清末因從事茶加工及買賣而興起的一個大聚落。
註2 牡丹社事件:日本藉口五十四名琉球人在南台灣被原住民殺害,出兵攻打南台灣。日軍登陸牡丹社之後,便開始建築營寨,與居民簽租地合同,屯田闢荒,有長居的打算,這才讓清朝政府警覺到事態嚴重,於是一方面派欽差大臣沈葆楨前往防備,另一方面則準備議和。經過這件事後,清朝政府了解到台灣在國防上的重要,於是取消封山禁海的命令,增設行政區,廢除渡台耕墾及販賣鐵、竹的禁令,並在廈門、汕頭及香港設招墾局,招募人民渡台耕墾。這是自台灣入清版圖之後一百九十年來,清朝政府首次注意台灣、積極治理台灣。

大稻埕的一頁燦爛:巧遇新芳春茶行王國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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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遇新芳春茶行王國忠先生(台北/大稻埕,民生西路上,石計生,2010.08.07)

社會學質化訪談的最高境界之一是隨機訪談,充滿印證生命的真實:意圖的目的往往導向意圖之外的結果。這天遇見昔日著名的大稻埕出口茶葉精製廠新芳春茶行的王國忠先生完全是的偶然,原來與研究生邱婉婷,朱思樺早上十點來大稻埕所為者是參加在大同分局(日治時期台北北警察署)舉行的「台灣新文化紀念館」的台北市文化局活動;和下午兩點訪問延平里郭義興里長,孰料三點鐘郭里長要開會,使得有關江山樓的正開始有趣的正式訪談必須中斷。以我長期執行國科會關於流行音樂與空間研究的經驗,當然是需要尊重受訪者禮貌告退,交換名片期待下次相逢。
 
然後跟隨著本身就是大稻埕人的學生思樺腳步,與婉婷一起師生三人就在歸綏街,貴德街,碼頭,延平北路與民生西路間隨意行走,這基本上是一種完成訪談後的放鬆狀態。但是,大稻埕作為一個深具文化厚度的研究空間是能呼吸,與反饋的活生生結構,即使繁華歷史已經成為異托邦(heterotopias)。在歸綏街的辜顯榮宅第,坐東朝西經典洋樓格局隱藏於狹窄巷弄不起眼的路口內,其前的停車場就昔日水線而言推測就是唐山帆船停靠之碼頭。現在辜宅是榮星幼稚園,其前是環河快速道路,更西邊就是9.6米高的堤防,外面就是大稻埕生命的真正靈魂:淡水河。空間上而言,再也無法一眼就親近的經濟與文化命脈,大稻埕,在淡水河堤防完成後,從面水變成背水城域,注定與光榮歷史背道而馳的沒落命運。這昔日水線一直從歸綏街延伸至貴德街(昔日之千秋街,建昌街)的著名台灣茶商陳天來的雕飾著台灣蓮霧與香蕉的巴洛克風格豪宅,同樣傲然沒落貴族的景觀。

沿著淡水河岸的歸綏至千秋,建昌街,清代劉銘傳以來的水造繁榮地域,洋人居住區的已早就不見蹤影的怡和,德記洋行,現還能見得到的辜顯榮宅,陳天來宅等,交錯於車水馬龍倏忽而過的環河快速道路與陳舊火柴盒式三四層建築間,我們穿行其中,因有歷史意識心感覺微微震動,因為腳踏實地而感覺有些什麼在我們之間流傳。

一座高不可攀的堤防如城牆隔絕了大稻埕跨越至二十一世紀的記憶,我們在碼頭眺望河的紋路時,一群年輕單車族集合著正背對著水乎蓄勢待發。

今日的風帶領著我們的腳步其實已經踏上歸途,去找尋捷運雙連站。在一個轉彎我們告別中午用餐的設立於1934年的波麗路西餐廳,卻被路對岸的一棟雕工同樣精緻的豪宅吸引,仍然清楚可見寫著:新芳春行。其中「行」的燙金已掉。好奇心或者說大稻埕空間本身的結構魅力吸引,渡河過去所見的牆壁上文化局留下來的說明說這是一間茶行但有點簡略語焉不詳。旁邊那間鐵門拉開三分之二的店面,一位穿著夏天常見的透氣有口袋內衣的老人,精神抖擻地看著我們。經過交談,就幸運地受邀入內,喝茶聊聊。這位老人其實就是新春芳行的第二代屋主:王國忠先生。

直覺這就是比較少發生但總會碰到的訪談的最高境界之一的隨機訪談。我禮貌遞上名片,就直接說在做國科會的大稻埕空間文化研究,希望他直接談談自己的故事。王先生可說是很好的說故事的人,以典雅深奧的台語娓娓道來,從他的父親王連河先生胼手胝足從福建安溪堯陽來台,講到大稻埕的發跡動力茶葉與新芳春行過去輝煌的歷史。位於民生西路的新芳春行是「精製場」–將昔日從坪林,南港和內湖一帶茶農那裡收購來的文山包種與烏龍茶進行分類與精製,從昔日至少有一百多家茶行的民生西路運往西邊淡水河,直接走水路向泰國等東南亞國家出口。他說。台灣茶葉出口有兩個黃金時間點:一是他父親那輩約是1930年代與他繼承後的1950-60年代。茶葉基本上彼時都是奢侈品,泰國是由信仰佛教的貴婦購買後送給僧人作為過午不食的禮物。中午後,經由喝台灣的包種茶,泰國僧人修行著。王先生提出一種結構論:在台灣經濟起飛後的1970年代,過去相對繁榮的泰國卻衰退了,台灣茶葉因此喪失了市場。新芳春行乃結束出口生意。其他一些做台灣島內生意的是林華泰,全祥等茶行。我說我常買林華泰的茶喝呢。

信任是訪談成功最根本的要素。在我和王國忠先生的隨機訪談過程,感覺他是一位精明幹練的精實商人,已經近八十歲的人生智慧,與三言兩語間就對我們師生三人做出了真誠做台灣文化研究的判斷。所以可以在最短時間內產生了巨大的逐字稿可能。我們甚至沒有像正式訪問郭義興里長時去十字軒買了鳳梨酥送給受訪者,卻得到更多的大稻埕知識。臨場的誠懇與禮貌是最重要的。機遇一到,必須掌握,稍縱即逝。在信任之下,接下來就是無入而不自得地交談,發現我與王先生生命史交叉點很多:如當兵都是空軍,他在統指部我在37。如我父親是孫立人新軍部屬,軍隊在岡山,他也在岡山當兵。然後就順裡成章地上樓參觀:驚人完整的新芳春行格局展現了大稻埕輝煌經濟文化歷史的內部格局。大片半落地窗櫺,檜木門扉與地板,堅實紅磚構成層層落落的房間,蜘蛛網雖然穿插巴洛克廊柱於寬敞空間裡顯得高貴而中西合璧。雙天井讓燦爛陽光直接映照屋裡院落,讓殘餘數十年猶在的大捆茶葉包保持著一貫的乾燥,清香我們剛才在樓下就是喝著其中之一。昔日讓看茶的商人論茶的木製櫃臺,還在樓間灰塵未滿地閃亮光彩。格局完整的佛堂奇特的祖先居中的擺設,我細細讀著王家先人的渡海而來開拓的歷史。

我們就這樣隨著王先生仍然矯健的腳步巡禮大稻埕的一頁燦爛,滿溢的意象目不暇接,看著王國忠先生的慈祥表情,感覺溫暖而些微蒼涼。

下樓後想是他的內人與孩子回來了。我們寒暄後舉止合宜地告辭。我回首看著在門口送行的王先生與他的新芳春行,很想過街再從遠方瞧瞧。但其實也不必。

異托邦像一面鏡子,那空間是一個無地方的地方(placeless place),新芳春行在民生西路上有住址,但已經喪失意義。它現在只是一個住址,與整排後來拆建的現代建築無異,是老區內等待都市更新,等待被資本主義「拯救」的空間。但是它卻充滿能量,這住址是一個鏡子裡不存在的存在的地方,當受邀進入其內部時宛如進入一個時光隧道的歷史世界,如這時的大稻埕新芳春行。讓我們遺憾在彼時缺席卻又激勵著我們於這時行動,去完成一種比古蹟保存更為激進的事業:打掉堤防,讓親水的城市地域成為真實。淡水不就是如此嗎?你對在鏡子裡的自己說。

你走出鏡子,師生一行人漫步於黃昏台北,用腳書寫大稻埕的一頁燦爛。

(2010.08.08)


曾經江山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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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江山樓(台北/大稻埕,2010.06.03)


那是非凡的震撼,當面見大稻埕江山樓的原貌,難以想像的宏偉與美麗,本來只是我研究台灣歌謠的一個空間上失落意義的小點,它忽然間在那刻無限地放大,成為一個巨大的星球,瑰麗七彩地旋轉著,騷客文人歌舞昇平杯酒交歡吟詩弄詞繁華似錦濃妝豔抹不知日夜地出入,正面用漢字,日語和英文拼音的台語同時顯現,遺跡成為異托邦,在即使是照片裡仍蘊含巨大能量,那美,令人不敢直視。究竟是怎樣的人會把江山樓毀掉呢?那曾經的光芒在原址上以其不滅的靈魂召喚著我們去踏查,以一種親炙的悼念,在那裡,手牽手,圍成圈,讓我們一起於心中默禱:大稻埕。大稻埕。大稻埕。名字如河流流入我們的心田,默禱的河 (石計生,2010.06.03)。

Smetana – Die Moldau 莫爾禱河



石計生教授藝術社會學課程戶外教學:北美館參觀張才攝影紀念展

石計生教授藝術社會學課程戶外教學(201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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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館參觀 意像地圖:張才攝影紀念展

 
本戶外教學課程將點名,且需繳交看展心得報告,無故不到均以曠課記。
集合時間地點:2010,05.19 pm2:50於北美館門口點名,3:00入場,逾時不候。


引用資料來源:台北市立美術館官方網站
展期:台北市立美術館
2010/3/27 – 2010/6/6 

1916年出生於台北大稻埕的張才(1916-1995),有一位熱衷台灣新文化運動的大哥張維賢,童年充滿著跟隨哥哥成立的「演劇研究會」登台演出、到處活動的回憶,也開啟他對庶民生活關懷與同情之心。1934年在大哥的安排下,他前往日本東京研習攝影,接受當時「新興寫真運動」攝影理念的啟發,二年後返台成立「影心寫場」。1942-1946年,張才三度往返於臺灣與上海,並以萊卡相機紀錄了當時上海都會風貌,不僅彌補了中國攝影史1940年代在影像紀錄上的空白,同時也是珍貴而極具藝術性的攝影系列作品。


國民政府遷台後,張才無法再前往上海,他參與一群台灣大學人類學教授,對原住民所進行的田野調查,拍攝著名的蘭嶼與原住民系列作品,呈現他們真淳、質樸的生活與性格。與此同時,他也對廟會慶典及其中酬神的歌仔戲團十分感興趣,因此在他的相機底下,生動留下1950年代台灣民間宗教慶典中的熱鬧場面、殷殷祈福的民眾、豐盛的祭品與神豬、以及台下歌仔戲演員為生活打拼的辛酸。自從1957年在延平北路成立「大新照相材料行」後,張才以彩色沖洗的業務為主,較少從事攝影創作,1987年亦曾擔任本館申請展之評議委員。1990年代,張才重新拾起相機,在國外旅遊途中,拍攝一系列彩色風景照,藉由抽象的風格,象徵晚年的心境與對人生的感慨。




張才曾說:「個人攝影理念,向喜直接拍攝,力避仿造性描繪,常憑直覺對事物作主觀之詮釋或造型之表現,或顥示隱喻性幻想,或寫出象徵式影像,或作忠實之紀錄。」他以真誠的情懷,透過觀景窗,平實而直接地反映人生。他的攝影親切、單純而有力,不僅打動人心,也成為台灣紀實攝影的典範。展覽所展出的二百餘件黑白攝影作品,主題包括「上海1942-1946」、「原住民容顏」、「時代觀照」、「三峽豬公」、「新莊大衆爺神明遶境」、「歌仔戲的後台人生」、「影會時期的指導者」、「影心1987-1989」;展覽現場也將一併陳列張才所使用的萊卡相機、收底片用的茶葉罐、日常生活照及珍貴的原使印樣,與他所珍藏之留聲機及黑膠唱片,期能完整呈現這位台灣紀實攝影先行者精采豐饒的生命與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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