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籤: 奎澤石頭

1. 在苦悶的年代找尋自我

進入雄中以後其實不太清楚自己未來大學要讀什麼，雖然家裏希望我唸丙組當醫生，但我知道那不是我的興趣，所以後來就進入台大森林系就讀。進入森林系比在雄中快樂太多了，前兩年在溪頭實驗林實習，因為實在太有興趣，特別是對於認識植物的奇怪狂熱，我的「樹木學」還拿到全班最高分。當時，我也到哲學系修郭文夫老師「柏拉圖哲學」的課，受他的啟蒙非常大。郭老師上課旁徵博引，結合詩與哲學的教學風格，就像尼采的哲學，非常的迷人。

第一次上課時他告訴我們什麼是「philosophy」，philo就是love，sophy就是wisdom，愛好智慧的人就是追求哲學的人，這句話啟蒙我非常深。之後，我才了解什麼是自由的思想，什麼是對真理的追求。他說，「每個愛好智慧的人，是一個problem-seeker，就是追尋問題的人，不斷地找出問題，解決問題，而人真正的焦慮在於問題跟問題之間的空隙。」確實到後來，從求學到日常生活的實踐，我一直在印證郭文夫老師的這段話。順境時，知道自己以智慧的方法追尋到而且解決了問題，遇到低潮或困難時，就拿這話來自我勉勵，深信秉持柏拉圖信仰真、善、美之心，一定能走過。

在森林系讀完兩年後面臨現實的思考，決定轉到經濟系，剛開始時很不適應，因為經濟學的要求精確和我自己綜合創造型的思考方式有所牴觸。這痛苦的超越則來自兩個方面的助力：一個是我當時的導師吳忠吉先生，另一個是自我的閱讀。在那戒嚴的時代，透過和吳忠吉教授在他研究室的聊天啟迪，瞭解了經濟學也是面對資源分配不均的政治社會問題，如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的探討，這才體會到經濟學不完全是量化科學，而是一門「政治經濟學」。另外，因緣際會之下，透過台大社團大學新聞社的秘密讀書會，直到接觸了當時是禁書的馬克思的思想才對經濟學茅塞頓開，他的跨越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歷史學的理論的高度綜合性與批判資本主義的深度，令我幾乎廢寢忘食地閱讀它的主要著作，像《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資本論》等，也奠下了我未來決心在學術上以馬克思為主要論述的思想軸線。

也因為如此，讓我投入當時的學生運動，身為主要參與者之一的我在那個過程中，對於「學習」做了重要的反省－－讀書是為了什麼？記得那時候同學們紛紛計劃畢業後不是到美國唸書，就是到銀行上班。但我的問題卻是讀書為了什麼？對於社會國家有什麼幫助？這一直困擾著我，所以我選擇先去服兵役。

2. 從社會學擴大思想視野

約是一九八八年，當兵退伍後，經由吳忠吉老師的介紹，我在立法院為黃煌雄先生(現任監察委員)當了好幾年的國會助理。那時台灣剛解嚴，社會力正瘋狂地被釋放出來，社會運動風起雲湧進行著，我因為大學時代運動已經搞過頭，很想靜下來找個地方，除了養活自己，也能就近觀察時政，並安心讀書、寫詩。在這種心境下，黃先生的學者與政治家之間的風範，也頗能接受我的獨特個性，於是立法院與黃先生主持的台灣研究基金會，就成為銜接我的大學時代與研究所時代的最為重要的橋樑。

後來在一九九一年決定回到學術界，考進政大社會學研究所。讀社會所的原因實在對社會問題已經看不下去了。在當時劇烈動盪的台灣，當時立法院前天天有人抗議與示威遊行，從農民、工人、股票族、學生、與婦女，幾乎毫不例外地將立法院門口當成最大的戲劇舞台。哀生民之多艱。大學時代的運動沒有解決問題，反而創造了新的問題。因此，我深覺這些社會問題不經過學術上的、思想上的錘鍊是無法理解與解決的。在政大社研所，那時候我大概最能安心讀書，因為脫離了台大學生運動的風暴圈，在政大沒有人找得到，剛好躲在那邊看書。

那段期間對我而言是一個重要的轉折。我的視野慢慢從馬克思到韋伯、涂爾幹，以及後現代的思想家傅柯、班雅明、布希亞、布爾迪厄等，開始從一個新的視野，而不是從一種教條、一種思想來理解這個世界。我從寫碩士論文時的指導教授哲學系楊世雄先生的著作與教誨看到了一個「新的馬克思」，一個過於追求整體的堅強思考邏輯，卻可能造成實踐上的災難的弔詭。雖然，基本上，透過馬克思的理論，我更了解到人如何活在世界上免於被剝削、免於被不公正的對待，而思考人存在的價值。其他的思想家，在我日後的讀書生涯中，均是以馬克思的論敵的方式出現，用這種方法，每每有意想不到的創見與收穫。於是，我的學術世界已經開始具有一種超越任何一個思想家支配的潛能，獨立思考、批判性地對待理論與實踐的過程。

研究所畢業之際，美國伊利諾大學來台灣招考博士生，因為我三年來成績優異，經由面試，於是就拿了四年半的全額獎學金到芝加哥唸書。在芝加哥唸書是我生命中非常愉快的階段，雖然當時我已經三十四、五歲了，而同學都是二十幾歲的美國人，我第一個感覺是我們的成熟度跟他們差不多，我們成熟度竟落差十歲左右！在四年留學的過程中，徹底打開了我看世界的眼界。芝加哥的雄偉、多族群、藝術性、與傳奇性，每天都讓我發現新的東西。這些感受後來都收錄於詩集《在芝加哥微光中》。學術上，我的美國教授Katherine S. Crittenden、Anthony M. Orum、Xiangming Chen與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的Terry G. McGee對我的關懷及多元啟蒙，讓我真正從台灣的視野走向國際化、全球化，同時也能反過來從芝加哥這個global city了解台灣在世界上的位置。

花了四年的時間完成了博士論文，返國後直接到了東吳大學社會系任教。在我研究領域之一的〈藝術社會學〉中，試圖經由在課堂上對於藝術的形式，如詩的領域的探討，抽繹其普遍原理，而擴展到美學的領域。探尋的過程中雖然有很多的波折，但我了解到社會正義的實踐固然需要一種運動的形式，但在歷史轉變的過程中，可以綻放出更多的形式來完成，運動是一種，文學的形式也是一種。因為社會正義的實踐是為了完成真、善、美作為人類生命的普遍追求，這種美學的追求，從永恆的向度來看，必須自由出入於社會運動與藝術創作之間。我目前的命運走向，以詩的傾斜比重，凝鍊美學的高度，揭露社會的與個人的惆悵。

3. 在文學中開出生命的花

其實「文學」從小就一直跟著我，因為父親是國中國文老師，記得我最喜歡做的事情，就是坐在客廳竹椅上，看他帶著老式黑框眼鏡批改作業或吟哦唐詩，每到我的生日收到的禮物就是毛筆跟四書五經，所以受到很好的國學教養跟父親的風範有很大的關係。於是，開始對文學產生興趣，我覺得「文學」是一種前世的記憶，你會喜歡哪一個作家，誰的作品是一種因緣，如同社會學家韋伯所說那是一種「選擇性的親和」。

在我們成長的年代裡有幾個大詩人，像楊牧、余光中、鄭愁予等，這些詩人中影響我最大的是楊牧。記得大學聯考重考時，在高雄遠東補習班旁的一個釣魚池偷閒看書，因為過度入神整個人就掉進了池裡，惹得補習班路過的學生和釣客哈哈大笑。當時，手裡拿的就是楊牧的《海岸七疊》。當時閱讀他的文字感到非常驚訝，這麼深厚的中國古典文學素養竟然可以伴隨很多現代化的語彙，揉合在詩中而且安頓得這麼好。這讓我想到，古典文學應如何回應當代光怪陸離資本主義社會，這個落差如何處理，現代詩或許是一個出路。

也就是受了楊牧的啟蒙，所以在台大唸書時加入現代詩社。現代詩社中的幾個好朋友，廖乃賢、高榮禧、許銘義等人，對我的啟蒙也很大，讓我在同儕之中建立自信，所以詩對我的影響是在朋友、先輩跟父親的啟蒙交錯產生的。我認為詩是一種自我生命的記錄，將近二十年之後，一九九九年出了第一本詩集《在芝加哥微光中》，二○○一年出版了《海底裏開滿了花》。以及二○○三年由唐山出版的《時光飛逝》，文學的力量就是在這樣的氛圍下拓展開來。

對於文學及藝術的追求我曾經非常掙扎，不諱言地大學時代常陷在一種存在的痛苦、自我追求的困惑及自我矛盾，曾經幾度自殺未遂。當時家人希望我當醫生或從商，這是現實的考量；而我心中對美的追求跟涉獵則是永恆的考量，這樣的掙扎讓我的精神狀態非常不穩定。文學藝術在我身上變成為一個重要的影子，我認為是到芝加哥後才確定，之前我一直不太確定我是不是一個能夠寫詩的人，困難在我的內心永恆跟現實的拔河。

在完全脫離台灣去到芝加哥後，一個大半年大雪紛飛的零下國度，常常面對窗外多變的楓樹林景緻，我才慢慢體會可依自己的意志完成詩的創作，掌握大學時代就已發現的詩的「內面空間」，以一種專心而渙散的眼神，耑索意象轉換至象徵的醞釀、發酵過程的秘密，找到每個創造力量的來源。所以，完成一首詩的速度越來越快，文字的運用越來越自如，在芝加哥的那段日子，讓我在學術研究之餘清楚找到生命的另一條路－－我也是一個可以寫詩的人。

4. 社會學是我專業的業餘，詩是我業餘的專業

我曾在詩集《在芝加哥微光中》裡寫過一句話，「社會學是我專業的業餘，詩是我業餘的專業」，怎麼說？「社會學」是我的學術志業，我的專業，但就心靈深處來說它只是一個業餘的事情。社會學的力量對我來說無入而不自得，它被定位在對莘莘學子的啟蒙，這個啟蒙當然是非常行動式的，不只是知識的追求，而是應該介入社會，從中擷取智慧。因為從我個人的求學經驗，獲得了一個結論，學術與知識的象牙塔式的自我膨脹並無益於我們對於社會問題的理解與解決。所以，我所認定的社會學是一種以理論、思想、與方法為行動基礎的過程，應該從當下的社會著手，思考，討論，反省。接受電視訪問批評社會現象的方式是其中的一種展現。但這個專業的業餘並不能觸及我的內心深處，也就是對於美的追求。

對我來說內心世界最高層次的美的追求是透過詩來完成。其實周遭的人很少人知道我寫詩，這是一件好事。這確保我的躲藏能產生更大的觀察空間。但如果要歷史給我評價，我寧願被稱為一位詩人－－奎澤石頭，而不是做為一個社會學家－－石計生。因為我認為從美學的角度來看，詩是比較可以掌握高層次的美的形式。文學及藝術的追求，是每個人存在最根本的力量。外在的學術的地位、社會的位置再崇高都沒有用，因為那都是虛幻的，讓內心得到辯證的安寧，在美學及文學形式的掌握才有可能。社會學彷彿是上天要我盡的責任，詩卻是我下一世輪迴還想擁有的東西。

詩、文學做為我內在根本的動力，社會學做為我介入、關心這個世界的武器，這兩個東西對我來說是不可或缺，而且是相互滲透的。我寫的詩常蘊含著很強的社會意識，而我也在我的社會學教學及啟蒙學子過程，運用詩閃爍動人的力量介入社會學的講學。這兩個力量的相互滲透將是我未來繼續對社會盡責最重要方向，就如哲人蘇格拉底所說，「Know yourself！」了解自己的能力才華，如果大家都能真誠地去追求，我認為每個人都是天才，每個人都是詩人，每個人也都是社會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