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能常清靜，天地皆悉歸。 我命由我不由天。機在目。道法自然。 Since 1999
風吹著我像流雲一般。事實上去訪談洪小喬的時候，我的心裡一直哼著「愛之旅」想著我的姊姊石谷蓉。年輕時一樣地漂亮，一樣地有才華，一樣地遇人不淑，一樣地堅強成為單親媽媽，一樣倔強地無可救藥地與命運搏鬥著，一樣地仍然愛著這世界上的人。1970年代著名民歌帽子歌后洪小喬她早年的歌聲是姊姊教我唱的第一首民歌，是我們姊弟最為親密的記憶。而這時見了原唱者時間流逝裡有一種興奮又蒼涼的感覺。在長達三個多小時的深度訪談裡，本名洪天秀，因為嚮往三國時代東吳的第一美女小喬遂改名洪小喬。洪小喬從她奇特而精彩的一生開頭談起，誕生於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一年，1946年的廣州法租界，是豪門大戶之後，後來因為共產黨逐漸南下之故，在大陸經商的父親就攜一家人回到宜蘭羅東，再搬至花蓮市中山路。仍然是非常地有錢，買下一整條街的房子。(我心裡這時想著約同年齡的在台灣文學史上代表性人物楊牧先生，那時如何呢？)問洪小喬如何能有這樣出眾的音樂才華？那答案與紀露霞、潘安邦都一樣：生來就會，耳濡目染，唱歌是不能教的。作為有教養的資產階級，洪小喬父親洪萬枝在花蓮市就擁有三家戲院﹑一家自己中藥鋪，戲院裡時常上演顧正秋，胡少安的平劇、現代劇(話劇)和歌仔戲，洪小喬從小就自由出入戲院聽戲，唱戲，也在家裡時常聽著父親演奏各式樂器，摸摸也就會了。她說的。已經六十好幾人了，洪小喬說是這些，眉飛色舞，滔滔不絕，好像那光輝的豪門時光就在眼前。
這樣的音樂敏感創作能力與出眾的外貌，讓洪小喬唸淡江大學外文系時終究不只是個K書的學生，命運之神在她修余光中教授的英詩課時敲門，開始台灣音樂史的一個重要事件：洪小喬受到余光中課裡英詩民謠風格的啟發，她就把西方四句一組的「敘事＋抒情」民謠直接轉用在台灣民歌的創作，自己作詞作曲，寫了包括「愛之旅」「你說過」「我的歌」等十首歌曲，其才華終究被當時的中視製作人陳德利所賞識挖掘，開始主持「大家來作曲」節目，後來改名為「金曲獎」，洪小喬戴著帽子以神秘女郎的方式出現，以即席修改歌詞的方式彈著吉他唱歌，才氣縱橫歌聲驚人甜美，來賓不計其數有名的至少包括胡德夫，楊弦，林文隆等，號稱「金曲小姐」「帽子歌后」，那時是1971年。這談話裡揭開了台灣民歌的一些非常有價值的紀錄，如民歌緣起的史實等，仍須和當事人查證，現在無法明說，但我大致上已經知道先前訪問過的台灣史專家莊永明和潘安邦所言不差：台灣民歌的起源應該就是洪小喬。而洪小喬為何要戴帽子演唱這件事有卻合理的解釋。家裡有頭有臉，是當時的名門，洪小喬的母親不願意女兒像個當年不被看得起的「俳優」拋頭露臉，堅決反對。洪小喬說簽了約必須去。有天翻閱母親年輕時在南京中山陵前優雅美麗地戴著帽子，撐隻陽傘地擺姿勢的照片。母女同聲說，那就戴個帽子把臉遮了吧！經過十八個月，1973年的春天當洪小喬摘下帽子那天，據說轟動台灣。我是其中的見證者之一卻不太記得。那時我十一歲。發芽的生命尚有更多新奇事物譬如對於路邊植物天空的雲的興趣吸引著我吧。
洪小喬主持「金曲獎」的民歌威力讓台視已經開播八年的「群星會」停播，從她所主張的民歌是要和土地結合有抒情的故事看來，是必然的。因為，民歌的有血有淚，有真實的歡樂與悲哀，講的就是身邊發生的故事，與當時流行音樂的自戀式愛恨情愁顯然不同，直接觸動了人們的心靈。而洪小喬除了唱自己作詞作曲的歌外，還開放地吸納西方民謠(如London bridge)、大陸民謠(如大路)、台灣歌謠(如陳達思想起)等，致使原來雙親是台灣宜蘭人的洪小喬，在出生於中國，長大在花蓮，成名於台北的特殊身世與機遇作用下，成為民歌活水源頭時，竟然成為超越語言和族群束縛的「有容乃大」的代表性人物(當然，洪小喬對於台灣歌謠的認定有其時代限制，要說都是民歌一部份有所牽強，而是洪小喬個人才氣的吸納，演唱，但並不包括紀露霞老師，或其他當時台灣歌謠的紅星，明顯因為一些政治性的因素無法上電視)；然而婚後洪小喬的退出歌壇(和紀露霞老師一樣)，繼起者開始有著「文化中國」的轉向，楊弦的鄉愁四韻」「「歸去來兮」，李建復的「龍的傳人」等，不是說音樂不好聽，而是路被走窄了，和土地關連的恢弘台灣意識(這時與中國，西方實無法分離)的大河被反諷地擠壓成為只剩涓涓小溪，即使口中哼著是長江水。本來洪小喬開創的民歌很多元，很開放，很包容，很混血，很融合，很像「寶島歌后」紀露霞的什麼歌都能唱的本領，但是命運讓洪小喬離開歌壇後，這一切就變了。就像1960年代台灣歌謠在紀露霞退隱嘉義後，台語歌逐漸沒落了般，我在訪問過程中突然驚覺這樣的對比，有其意義。
現在問她對於民歌的看法，洪小喬非常直接地意識到「後洪小喬時代」的民歌路走偏了，而且毫不忌諱地認為由於不知道民歌為何物、由沒有作詞作曲能力的人帶領，使得台灣民歌只能燦爛一時卻後繼無力是歷史的必然。這當然和她所定義的民歌是抒情加上敘事的形式是有關的，而洪小喬所高度讚揚的合乎她的民歌標準表現傑出者，為林強(如向前行專輯)與羅大佑(如童年與鹿港小鎮專輯)，因為他們能以和土地關連的感情作詞作曲，並吸納西方音樂元素表現抒情的可能。其餘的人洪小喬像莊永明先生一樣非常直接地批判很多人，涉及個人也不需要在這裡言明。
而不願在豪門中被困住的感覺為追求自由而離婚攜子獨立生活(和紀露霞老師的白頭偕老婚姻不一樣)，撰寫「寧為女人」十足女性主義的清醒，在在都讓洪小喬那「風吹著我像流雲一般」的生命，註定要「孤單的我也只好去流浪」，帶著她心愛的吉他和一朵黃色的野菊花。資產階級的自傲與脫離人民疾苦的抽象理想。無可救藥浪漫主義的象徵與代價。過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記得她電視上的美麗的人越來越少，過目不忘才華橫溢台灣洪小喬彷彿「台灣民歌的莫札特」只顧創作毫不在乎地不保存自己的詞曲(有張散稿還是有年洪小喬租房子給潘安邦時，不小心被潘安邦發現)，卻逐漸為影劇版花邊新聞所淹沒悲劇性地消失被繼起者取代，而四五年級的歌迷只能零星感動於那些朗朗上口的洪小喬的傑作。我仍然是感動著的。訪談時，當著學生劉宏勳錄音時的面，我不禁想著隻身在加拿大親愛的姊姊跟著洪小喬唱和著美妙的「愛之旅」，洪小喬年逾六旬的歌聲依然繚繞。
「我要到那很遠的地方， 一個不知名的地方，我要走那很遠的路程，尋回我往日的夢。」我不留戀，我不在乎台灣民歌的起源是誰，我不斷地在追求更新的東西。洪小喬說。我個人也不在乎。我說。但是做國科會研究的責任是要忠實還原歷史，從學術層次中立紀錄真實的情況到底為何，這是一個學者治學的基本態度。我對洪小喬說。
現在的洪小喬走到的地方更為奇特。其實訪談一進門我就注意到這裡像是一家小公司，賣著以她年輕時帽子歌后為商標的保健食品。看著貼在牆上滿滿的照片與心經。我八年前因為炒期貨股票曾經兩腳癱瘓不能走路。我以我是洪小喬之名的堅強意志力接受復健成功走路，又去美國修了心理學與營養系碩士，所以開始研發藥物。我在生命最為低潮時想親近佛法，但是要佛陀回答我什麼是「慈悲」，我痛苦地得不到答案。一天睡覺時面見一道強烈開合卻又十分溫柔的光跟我說話。我知道那是佛陀跟我說話。我知道了什麼是慈悲。慈悲就是當你感受到所有世人和你自己內在都是有痛苦的，不管表面上看來多麼快樂，那同理心你就懂得了。洪小喬說讀懂了金剛經。我開始在這裡開班授課，結合心理學與佛法傳播福音，但來聽的人必需買我的產品，因為我必須生活。來聽講的學生受我啟發心裡的痛苦都解除，學生們說我是觀世音。我說我不是。因為觀世音不收錢，我為了生活要收錢。現在我在正聲電台有主持節目。未來，我的心願是開個不帶佛法儀軌用平常的語言講著佛法的「觀音講堂」。至於唱歌，我只願唱佛經音樂。說這些話時洪小喬眼角閃爍著不知是歡喜還是悲傷的淚光。
而這一切都能被理解。我甚至不想，也不願意問從音樂眾人注目的雲端離開後的孤單的洪小喬後來發生了什麼事情？經歷了怎樣的磨難與困境？讓她這樣豪門資產階級之後願意和一般人一樣去面對生活的辛勤工作與為錢喜怒哀樂，然後從中反省一種入世的精神性，不管是怎樣的宗教形式與天啟，這是一個上天對早慧的音樂天才的認識自己的某種命運安排。訪談後到信義路與建國南路附近的明德素食店吃完飯後又去她的小喬冰店吃冰，幾樣洪小喬小時候豪門時期常吃的台灣小吃被重新製作。我品嚐著洪小喬做的入口即化的排骨與綿綿冰，外邊滴滴答答不時有風撞擊門的聲音，強颱辛樂克的外圍環流已經帶來的豪雨已經迫不及待瘋狂地下著。出來。又回去。洪小喬帶出來一把傘，慈祥地遞給我和學生合撐著和她道別。心裡繼續哼著來時路的歌：
「風吹著我像流雲一般，孤單的我也只好去流浪，帶著我心愛的吉他，和一朵黃色的野菊花。我要到那很遠的地方， 一個不知名的地方，我要走那很遠的路程，尋回我往日的夢。」
想著遠方的姊姊，堅強在溫哥華過著平民生活又堅毅隻身養育一男一女的姊姊，當上了經理快樂面對生活。敘事加上抒情的民歌，四句一組永遠傳唱著，尋回我們往日的夢，夢裡有親情，友情與愛情，成或不成，都是記憶的一部份，都要感謝。從浪漫主義中日漸成熟，沒有了吉他沒有了歌也沒關係，通過命運的野菊花謝花開，我們多了更多愛人的理由，仍然熱情迎向這世界…
(二００八、九、十三)
◎石計生
這時所見的潘安邦與我想像中所差無幾，在眾人中我幾乎是一眼就認出他來，在進入紫藤廬茶館的剎那，感覺坐在中庭大廳裡穿著T恤帶著耳機講電話的人就是他。雖然帶著一頂帽子，然而我國中時電視上所看見的名歌手潘安邦的優雅氣質還在，只是多了些歲月留下來的滄桑與智慧，如「外婆的澎湖灣」即使過了三十年，「歌仍然在那裡」潘安邦說。「清新繚繞」，我心裡補充著自己的感覺。
做這國科會的音樂社會研究，這時已從台灣歌謠的紀露霞到了民歌的潘安邦，心中感覺非常複雜也慢慢清楚，這中間藏有深刻的機緣。那年一個盛夏雨夜因聆聽地下電台而遇見我失落的60年代歌謠的紀露霞，而這次能訪問我經由聽與唱成為真實青春記憶一部份的潘安邦，則是因為寫佛光山創辦的人間福報專欄《心見集》結下善緣後，一天在家看電視，無意中轉到也是佛光山系統的人間衛視，竟看見潘安邦在主持節目。遂通過人間福報代為聯絡，牽線乃能開展這一研究。
這已經不是社會研究法質化研究的「滾雪球」(snowball-rolling)完全能解釋，訪談這件事，當然形式上是通過問的第一人所透露的訊息，再去找下一個人，這樣不斷地訪問下去，就會累積大量田野資料。但問題是要如何「滾」的動那個訪談的雪球才是重點。人並非像我早年在台大經濟系所讀的主流經濟學所言的理性的「可以無限切割的數學邊際效用符號」，人更是有感覺情緒的社會網絡與超現實存在，與另外一個人的關連存在著某種「氣場」或者「選擇性親和力」(如果一定要引用西方的術語)，更是機緣，一種無目的性的目的，迂迴的關連。在尊重對方下的機緣。訪談潘安邦就是如此。若非他一場大病也不會開始親近佛法，然後無償義務地主持人間衛視節目，把他優雅的氣質進一步提升至慈悲心的朝向，然後我在電視觀看時爾偶然相遇，成就這樣的「滾雪球」訪談。
而通過音樂的聆聽與記憶，除了勾起個人經驗層次曾有的眷戀與哀愁外，研究之必要在於破除迷障與人云亦云。譬如坊間流傳的說法，都說楊弦譜寫余光中的鄉愁四韻是民歌伊始，在訪談過程中，包括台灣史專家莊永明與潘安邦不約而同地都說應該是更早的洪小喬。雖然我一直覺得追溯誰是「第一人」「鼻祖」是件很無聊的事，但這一切都是為了更為精確地把握事實的全貌，對台灣的音樂文化史交待。譬如原來研究假設歌謠「轉化」為民歌、歌謠的沒落是因為國民黨查禁台語歌的說法，經由多方面田野訪談出土的豐富一手資料我深深懷疑起來，這裡面極可能存在一個被我拉到理論高度的東西，我正小心翼翼檢視田野所得運用馬克思所說的「抽象力」(abstract power)建構醞釀著。潘安邦也談到自己的國語歌在當年也被食古不化、腦袋壞掉的警備總部所查禁，顯然可能當時的審查制度是不分語言類別地進行著。
潘安邦也展現驚人的旺盛生命力，現在幾乎大部分的時間在大陸各大都市演唱，深受歡迎。這裡面當然是有過去民歌精神裡本來就有的「文化中國」因素在裡面，但應該還有更多，屬於音樂人本身的演唱天分與表演才華，與時俱進的調整，譬如他說打進上海市場的一個關鍵：「潘安邦唱周杰倫的雙節棍」。但究竟民歌是什麼？與流行歌曲的差別何在？「民歌是國民之歌」「我和一般民歌手不同，比較像羅大佑，一開始就被唱片公司簽約，電視挖掘，是以歌手姿態唱民歌」「民歌是時勢造英雄」「原來少數人唱的民歌為大多數人所唱後就是流行歌曲」。
一陣惆悵，這時我心裡浮現的人，不是別人，正是我所敬愛的紀露霞老師。潘安邦所說的這些大致上我都同意的，但其中還是有些關鍵性的因素得細細思量。民歌之所以在當時異軍突起，和一批有才華的人「唱出自己(日常生活與精神嚮往)的歌」有關，當形成氣候之後，當時的政府本來就想要推行國語，遂順水推舟鼓勵，因此，外型俊俏，身材高挑的合乎當時上電視的「俊男美女」默契的潘安邦才能成為「電視時代」的寵兒，但為何當時我看不到紀露霞？這就是關鍵。「寶島歌后」紀露霞嚴格來說應是「台語寶島歌后」（雖然紀老師同時唱國台語和英語），這並不為當令所鼓勵、支持的語言與歌曲，註定「收音機時代」的台語歌手和紀露霞難以上的了電視(當然也跟她婚後搬至嘉義相夫教子有關)。「收音機」與「電視」這音樂載體的影響力差別十分鉅大，紀露霞的影響力是透過廣播電台，是眾多頻道中的一個，我年輕時受到父親外省家庭的平劇傳統，那時讀東海外文系的二哥石光生影響只聽ICRT的美軍電台，或國語節目倪蓓蓓的平安夜，永遠轉不到台灣歌謠的那一台，即使轉到也不會留意。而1960-70年代當時的電視只有三台：台視，華視和中視(更嚴格說，三台等於一台，均由國民政府的黨政軍控制大部分股份)。「那是上了電視唱歌的隔天，全台灣的人都認識了潘安邦」的時代，潘安邦自己說。確實，我那時就是這樣那樣通過電視影像崇拜著洪小喬，潘安邦，李建復和銀霞。
解開台灣歌謠沒落與民歌興起的謎團，還在途中。我現在還不想也不願意套用任何西方理論來解釋。我還懷疑，享受與感動於這些訪談過程中的人事物。作為共創台灣民歌的一員，這時所見的潘安邦是謙虛而成熟的，身上有和紀露霞一樣的宗教信仰，這或許在他身旁感覺安靜的原因吧。而已漸漸暗了的天色暗示著訪談應該結束。握手。點頭。照相。潘安邦與他的助手就這樣告辭。我又望著一個人物的背影離去，留下來是更多的責任：解開音樂社會學的謎團，台灣歌謠與民歌的並存與轉換。和通過這研究對於自己生命史的真切回憶與反省，如天上燦爛星辰數不清的民歌樂曲，與我那流逝青春裡藏著的悲喜往事。
（2008.08.29於外雙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