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堂訪談海山唱片董事長鄭鎮坤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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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堂訪談海山唱片董事長鄭鎮坤先生(台北/2009.09.08邱婉婷攝影)

可以說是台灣流行音樂重要推手之一,1960年代,鄭鎮坤開始經營他的小小的海山唱片行,主要出版國語流行歌曲,如姚蘇容,謝雷和青山等歌手歌曲。1958年先設廠於三重光明路,過兩年後,因業務擴充需要更大土地空間,再搬遷至土城。他以刻苦敢拼的台灣精神隻身闖蕩新加坡,馬來西亞和香港,推銷台灣的如姚蘇容的今天不回家等流行歌曲,吃盡苦頭,終有所成。因為眼光獨到,願意在當時著作權曖昧的時代以明確的簽約,投資出高價購買作詞作曲人的作品,如洪一峰(舊情綿綿,淡水暮色等三十幾首),楊三郎,周添旺,李臨秋,林文隆,駱明道,陳和平,黃國隆,黃敏,劉家昌,左宏元,梁宏志(恰似你的溫柔),葉佳修(鄉間的小路)等等。也參與當時和唱片息息相關的台灣電影工業導演,如白景瑞,李行等的電影的插曲,主題曲製作,時常出入中影文化城的錄音室。更大手筆地從美國進口數十台最為先進的壓黑膠的機器,於土城的海山唱片行已經一貫作業(從歌手演唱錄音樂隊到按一個按鈕就全自動化壓片的機器,瞬間可以生產數百張黑膠唱片)的音樂工業,面向全台灣乃至東南亞的華人市場,鄭鎮坤的事業在1960-80年代的台灣唱片業,可以說位居龍頭位置,或者說,和麗歌唱片,台南的亞洲唱片行,都是當時台灣較大的唱片行。而海山最為特別的地方,可能是當時唯一具備海外市場經營能力的唱片行,在馬來西亞吉隆坡就自己設有唱片製作工廠。鄭先生說海山全盛時期,幾乎所知道的所有台灣當時流行音樂歌手都在他的旗下,如尤雅等,也包括校園民歌手,如潘安邦,蔡琴等等海山製作的〈民謠風〉民歌系列。而台灣唱片工業的沒落,則與政府未盡心輔導,卡帶的出現和盜版猖獗有關。
經由三重市公所蔡棟雄先生的介紹,在訪談中十分健談的鄭鎮坤先生所說出的大量的名字,令人吃驚地將我們原本以為是消長或取代關係的台灣歌謠(如楊三郎,李臨秋),校園民歌(如梁宏志,葉佳修,潘安邦)和所謂靡靡之音的國語流行歌曲(如姚蘇容,劉家昌,謝雷等)全部都攪在一塊了,成為一種並存的關係!這給我一個全新的研究視野,從音樂製作與產銷角度來看,在一個前卡帶的時代,像海山唱片這樣首屈一指的大公司,幾乎就是媒介迴路裡的關鍵樞紐,與電影,廣播電台,電視和歌舞廳產生一種共生的臍帶關係,在海山長達五十年的時光裡,它能夠吸納各種音樂流行形式,成為傳播的重要利器。台灣歌謠的重要作詞作曲者(洪一峰,楊三郎,周添旺,李臨秋等)出現在他的契約讓渡書中最令我驚訝,因為之前的訪談的印象都是台灣歌謠的作詞作曲者窮困潦倒,三餐無以為繼,但如果鄭鎮坤所出示的東西是真實的話,會推翻台灣歌謠研究裡的這種刻板印象。因為對後世理解這一段歷史影響深遠,我還需進一步交叉比對考證這一件事情。
但無論如何,鄭先生雖已經年近七十,但是和藹可親,甚為健談,在研究助理邱婉婷的認真整理,照相後,我想這一次深度訪談,又對台灣流行音樂史裡的六零年代的情況,有了更為深入的理解。這樣一個既有理想又有衝勁的音樂人,我想我會再跟鄭老先生聯絡,抱著這樣的心情,跟他道別,因為鄭董事長還要去忙他的海山國際唱片的事業呢(2009.09.08pm2:00-4:00)。

再現三重埔光輝的蔡棟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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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再現三重埔光輝的蔡棟雄先生(台北縣三重市,邱婉婷攝,2009.08.20)

滾雪球的深度訪談一旦發動,就不可收拾,其執行所依賴的除了「熱情」二字外,就是心中那個清楚的研究輪廓提問,在經驗中累積的作為意義的深度訪談靈光,關於音樂社會學的跨界的思維與自由聯想的整體拼圖能力的實踐。會來找蔡棟雄是因為那日去訪談陳和平先生時候,他無意間從房間裡拿出一本「三重工業史」令我心頭既驚又喜,敏感地覺得這不可輕輕放過。我在思考為何1960-70年代三重市是全台灣唱片公司最為聚集的地方時,感覺其人口之高度聚集有其背後的社會經濟原因。當時工業的聚集三重埔,肯定是重要線索。所以詢問陳先生後,知道該書作者是他的好友三重市公所的蔡棟雄先生,當下就決定要而且真的通過陳和平就能夠訪問到他。

這天一早就和助理風塵僕僕來到市公所。蔡棟雄先生說他接觸台灣歌謠與三重研究是個偶然。他有次爬山受傷後去卡拉OK唱歌時,原來對於台灣歌謠也很排斥的他,卻因為聽到洪一峰的舊情綿綿,感覺辭意雋永,曲調感人,就一發不可收拾地愛上有演歌味道的台灣歌。洪一峰長住三重市。蔡棟雄原來在台北市政府工作,後來調到台北縣三重市公所計畫室任職。因為心中有一份對於台灣歌謠的欣賞與感情,他就不是一個照章行事的公務員,而是一個令人驚豔的文史工作者。經由他的幾本市公所出的書:三重老照片,歌星影星歷史和工業史等,蔡棟雄為三重市立下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扭轉一種三重是文化沙漠,是充滿地痞流氓的刻板印象,而還原這個地方空間的豐富歷史人文力量:曾經是台灣北部頂崁工業區重鎮,化學,塑膠和紡織的聚集地,這些工業也是構成黑膠唱片原料的來源,而從中南部聚集來的大量工業人口,就這樣成為滋養三重埔如繁星點點的唱片公司和歌廳,舞廳的觀眾群,媒介迴路裡的廣播電台,電影院等也很興盛;從而台灣歌謠首屈一指的演唱家,作詞,作曲家:洪一峰,陳芬蘭,林英美,葉俊麟,楊三郎等,都人文薈萃地聚集在綻放璀璨光芒的三重都市空間。

通過長達兩個多小時的訪談,一部台灣歌謠幾乎被遺忘的城市空間歷史,就這樣經由蔡棟雄先生的文史保存熱情再現於眼前,聽的令人覺得津津有味。蔡先生其實很忙,在這中間不斷地有人打電話,直接到公所找他辦公,之後,仍然說抱歉地繼續接受訪問,還很謙遜地說自己寫三重只是起個頭,大家可以在此基礎繼續深化。感覺一種台灣人的文化深度,即使是政府官僚的一員,仍然臥虎藏龍地展現謙遜入世的風範。我雖然為台灣歌謠研究而來,卻為這樣的人格所打動。告辭時帶著滿袋的蔡先生送的三重的書,踏著大洪水後的台北向南的豔陽,感覺一絲絲希望與溫暖。

在坐捷運回東吳大學外雙谿研究室的途中心裡從接受美學向度思考,為何蔡棟雄先生比較喜歡林英美而不是紀露霞?除了個人的Enka味道偏好,與三重地緣關係外,是不是和我已經看到的紀露霞的演唱具備超越1960年代的戰後台灣歌謠的演歌風,吸納來自日本的美空雲雀,中國上海的周璇,白光,李香蘭等的演唱揉為一體蛻變為自己的獨特風格有關?這是我這一年想要從聽眾的面向解答的問題之一。

(2009.08.20)

台南亞洲唱片行原址田野記錄

石計生教授台南亞洲唱片行原址田野記錄補遺(2008.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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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台南市健康路一段349號,這二樓的別墅當年紀露霞與文夏,洪一峰,顏華,林英美等台灣
歌謠巨星錄製唱片處。

右:當年的亞洲唱片行是台灣首屈一指的黑膠唱片生產公司。就在住家別墅對面,就是壓製黑膠唱盤的工廠,現今工廠主體被保留下來,創新建築極為珍貴,現為
伊藤日式料理 (台南市健康路一段357巷8號)。據說保留原始建築承租只有五年,要看生意才能維繫原貌,一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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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石計生教授與亞洲唱片行老闆蔡文華先生的姪子蔡永得與蔡家五媳(有荷蘭人血統安平人)討論工廠當年是如何運作。

右:紀露霞老師與石計生教授討論當年來此灌錄唱片細節。


兩岸社會與城市論壇:石計生教授音樂社會學論文摘要

「黃色歌曲」裡的文化中國分合:上海老歌,台灣歌謠與校園民歌

Yellow Music in Cultural China: Shanghai Old Song, Taiwan Pop Music and Campus Folk Song

 (初稿請勿引用) 

石計生*


中文摘要

本文跨越五十年,30年代的上海老歌、60年代的台灣歌謠到80年代的校園民歌,運用滾雪球深度訪談等方法,舉具體歌曲為例,探究被政治意識型態污名化為「黃色歌曲」的流行歌曲的兩岸間發展與流傳演變;揭櫫音樂作為一種精神現象,除了存在權力擁有者與音樂人的迂迴,調整統治設計或因應的「隱蔽知識」外,流行音樂與政治權力的關連,更存在著「道德經濟」,即雙方在強調生存倫理的道德內容所衍伸出來的對於流行音樂演出的互惠性判斷與選擇。流行音樂裡的「道德經濟」是隱蔽知識的社會道德思考與行動的延伸,首當其衝的就是對於所謂「黃色音樂」進行判斷,其中政治權力的態度是絕對道德化,而相反的音樂人則是傾向去道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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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國混血歌:周璇至紀露霞

而60年代與80年代的差異在於,台灣歌謠裡的「文化中國」翻唱上海老歌的混血歌成分,相對於日本歌部份是比較少的,「日歌台唱」是真正混血歌的大宗,但隨著國民黨強化其北京話文化控制對台灣歌謠影響日趨顯著,演歌日趨式微,本文從空間繪圖詮釋與Andrew Jones 的「媒介迴路」觀點對話亦證明這現象,台灣媒介迴路的獨特性在於廣播電台的作用是先於唱片公司和電影的傳播;而80年代的台灣民歌因為國民政府的持續審查,導致民歌成為台灣認同矛盾既不是中國人,也不是台灣人的弔詭象徵,但通過大陸歌手的翻唱,突破當時中國政府的綜合治理的「道德經濟」控制,大量流傳於民間,傳唱,終至全面解放。總的來說,從60年代國民政府在台灣壓制台灣歌謠,或80年代共產中國的防堵港台流行歌曲,人們卻棄「道德化」政治正確不顧,迂迴地選擇相信自己耳朵所透露的情感,「文化中國」的力量在日常生活的哼唱中表現一種超越分裂的「政治中國」的「合」的狀態,黎錦暉的「平民音樂」理想終於實現,聆聽流行音樂的兩岸人民通過自己的感覺直接成為理論家。

關鍵字: 黃色歌曲,文化中國,道德經濟,混血歌,翻唱。 

 * 東吳大學社會系副教授,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GIS中心召集人。cstone@scu.edu.tw


兩岸社會與城市論壇:

◎ 時間:200956()下午12:40-5:10

◎ 地點:國立臺灣大學工綜館國際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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