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台北的音樂與SocGIS:兩岸學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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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台北的音樂與SocGIS學術交流(上海大學/樂乎新樓,2010.12.17,上海)

照片說明:前排中石計生(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SocGIS中心召集人),中右劉玉照(上海大學社會系副主任)和中左黃曉春(上海大學社會系教授)。後排從右至左:朱思樺(東吳社會系碩士生),邱婉婷(台大音樂所碩士生),紀建良(台大建築城鄉所博士候選人),黃映翎(台大建築與城鄉所博士生),韋謝(上海大學社會系碩士生)和崔凡(上海大學社會系碩士生)。

應上海大學社會系劉玉照副主任之邀,這次我帶領東吳大學SocGIS中心研究團隊至上海進行兩岸關於社會組織與城市文化研究的學術會議,並進行兩場專題演講:一場是與我目前進行的上海-台北的流行音樂跨界研究有關,另一場是針對我過去十年累積的社會地理資訊系統(Social Geographic Ingormation Systems)的研究方法與理論的成果。兩場演講均獲得許多迴響,也讓我產生許多新的想像。並且主要還是風塵僕僕地進行幾位上海流行音樂研究的學者專家的訪談與資料收集。而海峽兩岸學生們表現亦極為不俗,互相針對對方研究進行提問與發表,展現一種難得的溝通可能。這晚是接風,一切活動開始之初的感覺,在圓滿完成後回頭看那瑞雪過後的樂乎新樓裡的情誼,在攝氏五度低溫裡特別感覺溫暖(石計生後記,2010,12,22)。


石計生教授流行音樂國科會研究成果:台灣社會學會年會學術論文發表(2010.12.05)

 2010臺灣社會學年會發表,時間: 2010.12.05 pm3:30-5:10, 地點: 輔仁大學國璽樓第六會場,詳細時間地點,請上網查詢。

台灣歌謠作為一種「時代盛行曲」:音樂臺北的上海及諸混血魅影(1930-1960


石計生、紀建良、邱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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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從音樂社會學視角探究台灣歌謠作為「時代盛行曲」的可能,挑戰目前1950-60年代「台北是上海的影子」、「上海香港單一流傳路線」的「國語流行曲中心」論述。本文以音樂文本分析、質性訪談、空間分析三方面進行追溯。從音樂文本發現,戰後紀露霞、洪一峰等「中歌台唱」跨越時空的上海臺北的連帶,在日治時期甚至更早的清領時期已有所交流:日治時期流行小曲的盛行,更展現台灣歌謠在發展之初,強烈的「臺灣主體意識」而又「混血」的現象。然而,不可忽略的是,即使有著與上海密切城市交流的過往,台灣歌謠在日治時期在「臺北三市街」的建立下呈現族群差異的分布日本文化也與上海文化,以及歐美文化同時對台灣歌謠產生影響。

至於在深入進行空間的分析之後,發現臺北三市街所蘊含的交錯縱橫的權力運作與文化分布,正是產生以「台灣歌謠」作為流行歌曲之中心的支撐。而台灣歌謠就是在「臺北三市街」以「流行音樂三市街」的活潑作用下,成為臺灣的「時代盛行曲」。而這「時代盛行曲」的特質背後,就是無所不在的「混血」魅影,本研究更認為,多方面吸納各國的音樂曲目,且以台語唱出的混血現象,就是「準全球化」下的結果。
 


關鍵字:台灣歌謠、流行小曲、紀露霞、洪一峰、混血歌


大稻埕異托邦(詳細內容精選II)

 大稻埕異托邦(詳細內容精選II)

石計生等(DRA)著

  
「這昔日水線一直從歸綏街延伸至貴德街(昔日之千秋街,建昌街)的著名台灣茶商陳天來的後文藝復興巴洛克風格豪宅,兩側凸窗塔樓立柱拱廊雕飾著台灣蓮霧與香蕉,同樣傲然沒落貴族的景觀。」在街上行走這段描寫陳天來洋樓豪宅的景象,在日治時期,「巴洛克裝飾之洋樓的立面處理成為商品化符號所需要的表皮包裝,西式彩色的店屋立面豎立於傳統的長形街屋平面之上。與之相對的鄉土意識,則採取典型的清代造型如淡水戲臺,江山樓,或者是在洋樓立面山頭上加上中國的裝飾,如人物花鳥走獸,人參,書卷,八卦等形式包裝[1]。」走在大稻埕,其他如鳳梨大王葉金塗宅[2],迪化街的商行等均有類似的中西混種洋樓設計。而陳天來洋樓「兩側凸窗塔樓立柱拱廊雕飾著台灣蓮霧與香蕉」,台灣常見的水果蓮霧與香蕉巧妙地裝飾在巴洛克式洋樓立面山頭,事實上具有鄉土意識與西化混種的普遍性,呈現的不是組織台灣民眾黨的蔣渭水的普羅反抗;而是為著商業利益的與日人的妥協,採取了西式洋樓又不放棄台灣的元素,呈現建築上的兼容並蓄。這也表現在當時台灣仕紳的妥協,周旋于台日之間的性格。如霞海城隍廟繞境上陳天來的角色,他常是祭典的祭祀委員長:「昭和十年(1935)年六月十一日,稻江迎城隍,九份怡和堂參加續報行列。續於席上選舉陳天來,張東華,楊深,蘇穀保,莊輝玉,張清港六氏為祭典委員。而陳天來氏為委員長。一同會議後,聯袂赴北署,訪問井上署長,將同會議定事項,周詳報告,並就此後手續進行上,有種種接洽,井上署長亦頗諒解,且許以後務計方便,一同滿足,同四時告退。[3]」而昭和七年(1932)年的繞境,陳天來宅成為日本殖民統治者由上而下俯視城隍繞境的親善地點:「是日督府安武文教,殖田,殖產兩局長,中瀨州知識,西澤市尹等,聯袂往港町陳天來氏樓上觀覽。[4]








[1] 陳章瑞,台北大稻埕的都市轉化(1851-1989),台大土木工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p.541989



[2]葉金塗古宅位於重慶北路二段172號,在重慶北路與保安街交叉口上,葉宅建於西元1926年,於1929年落成,是由生產鳳梨罐頭致富的葉金塗所興建。葉金塗所開的商行名為的「金泰享商行」,人稱「鳳梨王」,是當時大稻埕的富商之一,從葉宅豪華奢麗的及外觀,即可想見葉金塗雄厚的財富實力。可參http://tw.myblog.yahoo.com/puffy-chu/article?mid=861&prev=874&next=838&page=1



[3]宋光宇,林明雪(1992),日據時期大稻埕宗教活動節錄(),台北文獻,直字101節,頁38,台北文獻委員會發行。



[4] 同上註,頁27

「一座高不可攀的堤防如城牆隔絕了大稻埕跨越至二十一世紀的記憶」,這條堤防的興建是民國五十三年(1964)「淡水河防洪計畫」的一部份,主要應是因應1963年嚴重肆虐台灣中部與北部,造成共363死,450傷的嚴重傷亡的葛樂禮強烈颱風[1]所建。1975年後則因為有個「萬大計劃」,所謂萬大計劃是萬華大稻埕重新再規劃,主要的交通工程是拓寬環河南路、北路,成為台北市重要外環道。而堤防內的環河北路,基本上是將清代的河溝頭街、港邊街、港邊後街、大有街等打通而成,是民國六十七年(1978)完成的拓寬長安西路及環河北路的工程[2]。該工程造成的結果,讓光緒初年以來的英商德記,怡和在千秋街,建昌街建的洋樓,與美國(建昌街渡船頭附近,今之民生西路尾偏北)、荷蘭、法國、德國等領事館依序位建於六館街至河溝頭之間的城市地景逐漸消失。昔日佔地千餘坪的洋樓改建為現代化大樓,怡和大樓正門由貴德街改向環河北路,始於清代的貴德街,原來是台北市最早的洋樓街,也是領事館洋行茶商聚集之地,盛況空前,一世紀後景況蕭條,行人稀少,反成後巷。「民國六十六年,怡和洋行遷離,德記洋行則於次年最後搬離生意逐漸式微的大稻埕」(吳密察等,1984)。德記洋行的搬離就實質上讓貴德街的倖存洋樓成為遺跡,一些零星古蹟如著名台灣歌謠作詞人李臨秋故居(西寧北路86)、千秋街店屋(昔日之「莊協發商店」,位於貴德街5153) 、店屋對面的建於昭和五年(1930)著名茶商李春生紀念教堂和陳天來故居等還留下,見證風霜歷史。









[2] 黃淑清編,《台北市路街史》,p.285,台北市文獻委員會發行,1985




  對於日常生活的台灣人而言,大稻埕「夢址」指的是台灣人的市街,它直接與城內總都府所在的日本人領域相對。大稻埕是蘊含革命潛能(如蔣渭水的大安醫院)與休閒極致(如江山樓)的「夢址」。而對於日本帝國乃至於國民政府而言,大稻埕「夢址」是被國家權力控制篩選過濾後的地域秩序所刻意劃分的差異空間,是隨時可能遊行,聚會與暴動的需要被監視與堤防的地域。既然此區域為叛逆之地,大稻埕「夢址」在權力擁有者眼中就是必須刻意遺忘,刻意蕭條,刻意邊緣化的地方。


 


    而讓「面水」的大稻埕轉為「背水」的河堤建設背後,其實是國民政府延續日治時期的台北市持續向東發展的城市意識型態,對大稻埕城市文化的「反政府」性格日治時期蔣渭水領導組織的台灣人第一個政黨「台灣民眾黨」(1927年成立,在蓬萊閣召開「第二屆中央委員會」)抗日與國民政府時期的「二二八事件」(1947年,在法主公廟附近)—均在這裡活動發生的恐懼,城市發展的向度從城內不往北邊大稻埕而往東發展乃有其歷史的社會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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