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大立:激荡30年,青春怎么还没褪色?

邱大立:激荡30年,青春怎么还没褪色?


2010-02-20 14:56 来源地址:网易娱乐


  网易娱乐220日报道 70年代据说是一个变幻不测的时代。作为70年代的一根尾巴,1979年留给我太多的记忆芯片。和家人从东北调到安徽芜湖两年后,我在父母单位,一家军工企业的子弟学校读二年级。大我3岁的姐姐喜欢听歌,不知她从哪里找来了一本本印有流行歌曲歌词和歌谱的小册子。在那个年代,上班,人们少得可怜的文化消费也不外是看露天电影,传阅杂志、听单位广播站的歌曲欣赏。那时候,谁家也没有电视,人们接收的各类资讯也是经过统一调控发布的。我在刚懂事的时候,就懵懵的发觉,很多很多的信息怎么都是模糊不清的。广播站放歌的时候,播音员从不介绍是谁唱的,谁写的,只说是台湾校园歌曲。《橄榄树》、《外婆的澎湖湾》、《爸爸的草鞋》、《童年》,它们全是对岸来历不明者,所以全部统称为台湾校园歌曲。它们大概就是在七八十年代匆忙交接的一刻传遍全国的。


  而文艺青年的祸根,应该就在那时致命的扎下了。


  80年代据说是一个骚动不安的时代。不知怎么回事,我在成人之后竟然还牢牢记得读小学时教学楼外墙上义正严词的8个红光发亮的大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可能正由于某段岁月太团结,人才会越来越紧张;正由于某种生活太严肃,心灵才会抑制不住的憧憬活泼。八十年代初,在中央电视台、中国广播电台强大电波的播放中,李谷一、朱明瑛、朱逢博、苏小明、成方圆、郑绪岚、王洁实、谢丽斯、程琳的名字走进了人们的心里,他们是文革后第一批流行歌手。但当我们痴痴坐在广场上看露天电影,聆听她们演唱的电影插曲时,我们却怎么也弄不明白她们中的一些佼佼者为什么会遭到有关部门和人士的点名批判。除了李谷一,她们大部分都翻唱过台湾或外国的民族歌曲,却都没捅大漏子,唯独是曾经到老山前线,在刚落完炸弹的最前沿,为保卫祖国的边疆战士演出过200场的李谷一,她在1980年演唱的《乡恋》被批判为靡靡之音、黄色之音、亡国之音、亡党之音,这也是30年里中国内地第一首禁歌。直到1983年中央电视台的春晚,它才解禁。当时,距离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辑的书籍《怎样鉴别黄色歌曲》问世才刚刚半年。


  奇怪的是,内地歌手们把那些来历不明的歌曲演绎得越动听,人们越削尖脑袋想找到原唱版本。我不敢告诉同学的是,还没发育成熟的我已经在这些闪烁其词的歌曲里开始偷偷去揣摩风情或爱情。为了让这些心爱的歌儿认祖归宗,我只好通过各种报刊杂志的边角余料去捋清脉络,《大众电影》、《电影世界》、《环球银幕》、《上海电视》、《海外星云》,母亲订的这些杂志全部成为我排查故障的线索。重重围剿、顺藤摸瓜、乘胜追击、水落石出,这些程序被我一路磨练得炉火纯青。就在这种营养不良的半封闭半开放环境里,我顺利的通过黄色歌曲发现了邓丽君,通过邓丽君顺路知道了凤飞飞,通过琼瑶认识了刘文正,通过朱逢博版的《橄榄树》找到了齐豫,通过成方圆摸到了罗大佑、通过《搭错车》听到了苏芮。内地歌手对20年后,我在中国某知名乐评前辈编写的一本资讯简陋(而且模糊)的回顾中国流行音乐发展史的书里得知,早在19811101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行过两场台湾歌曲演唱会,由大陆艺人演唱台湾校园歌曲。而5天之后,上海电台推出了立体声之友节目,专门介绍最新西方和港台音乐。南方,永远对细节保持着一种敏感性,以及一种行动上的自觉性。19863月,我再接再厉,翻出了我家杂物室床下一台父母结婚时买的电子交流管收音机,直接对准了海峡对岸,在每周三下午5点半到6点的流行歌曲龙虎榜里听到了邓丽君、潘越云、苏芮、黄莺莺、齐秦、文章、蓝心湄、林淑容、江玲、刘德华一首首惊心动魄的原人原唱。


  在二十世纪的流行音乐里,能把全世界十多亿华人的心连在一起的,只有一个人,邓丽君。为什么?因为她只在乎爱情。对她来说,歌唱就是爱情,就是爱人。她把自己毕生所有的爱全部唱进了歌中。如果歌唱要付出一个人生命的代价,那就是爱的代价。对于那个年代的人民来说,邓丽君是金曲,也是禁区。在我们的音乐记忆里,邓丽君是第一个敏感的符号。她不光让我们认识了台湾流行歌曲,也认识了一个美丽而深情的宝岛,她甚至还让我们认识了什么叫靡靡之音,什么叫黄色歌曲。她的歌被封为禁歌,但事实的结果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七十年代末的南方,邓丽君的录音带甚至被列为必备的嫁妆之一。在过去说邓丽君是特务,对一名歌迷来说,自然有一些歌特色彩。在那个水深火热的年代,邓丽君的歌担负了一种极特殊的任务,那就是用柔软真挚的歌声去解冻僵硬虚伪的现实――这应该也是一种特务的功能。从社会意义的角度来看,邓丽君的歌在30年里还见证了两岸的国共合作这项大业――从冷战、敌视到和解、和谈、合作。其实邓丽君并没有太多的政治觉悟,她只是喜欢唱歌。上天生她,就是让她来给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唱歌的。直到今天,邓丽君的歌解禁了,但人没有被平反。但这没有关系,因为每个老百姓都知道,邓丽君不是靡靡之音,而是天籁之音,而且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宝贵的一笔财产。


  1983年,我家买了12寸的黑白电视,从此,听歌的渠道有保证了一条。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范本,《霍元甲》成为第一部走入内地银屏的香港电视剧,从19831986年,随着《上海滩》、《射雕英雄传》、《万水千山总是情》、《流氓大亨》、《笑傲江湖》、《警花出更》、《武则天》、《猎鹰》等港剧在内地的播出,直接引发了粤语流行歌曲在中国内地光速传播的狂潮。当迅雷不及掩耳的片尾字幕开始闪现时,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纸和笔早已紧紧的攥在手心。叶振棠、叶丽仪、罗文、甄妮、梅艳芳、徐小凤、汪明荃就是在这最紧张的一分半里奠定乾坤的。他们是中国内地第一代粤语歌发烧友的引路人。我也是一边看片尾的字幕,一边抄主题曲歌词学唱的。因为对歌曲本身的关注,我还记住了黄沾、顾嘉辉、黎小田等词曲创作人的名字(因为他们同样是线人)。值得一提的是,在整个80年代,央视的春晚成为传播港台音乐最强有力的一个途径。张明敏、费翔、奚秀兰、罗文、文章都是在每年最震撼的58分钟里一锤定音的。1990年,文章在内地举行演唱会。1989年夏天,我又发现了一个强势通道,当年730日,上海电台上录音乐万花筒节目推出国内第一个流行歌曲排行榜单元,港台歌曲在内地的传播终于名正言顺的走上正轨。


  90年代据说是一个举棋不定的时代。西方音乐以各种途径排山倒海的扑向中国。中国流行音乐齐刷刷的开始和西方音乐沾亲带故,这10年的精品,基本大部分都是台湾乐坛制造的(尽管台湾的造星工程也开始全速起飞)。1994年,迷恋西方音乐的我南下广州工作,对华人音乐的接触暂时告一段落。1995年夏天,我看了第一场中国摇滚乐的演唱会,王磊的出门人的呐喊1997年底,我写了一篇齐豫《骆驼 飞鸟鱼》的评论,发现华语音乐并没有停滞不前,才终于重拾对华语音乐的热爱,而与此同时,我和中国地下音乐的接触也越来越频繁。1997年,我和游威、风子等生活在广州的一群华语音乐爱好者开始给《粤港信息日报》每周日的音乐花园栏目推荐最新发表的华语唱片,那一年,我们把黄耀明的《人山人海》评为了1997年华语唱片十佳唱片之首,在运作了3年后,游威终于创办了华语音乐传媒大奖,我自然也成为了评委之一。每年,来自内地和港台的评委会对一年内公开出版的中港台三地的专辑进行评选,优胜者获得每个单项奖,国语、粤语、歌手、作词人、作曲人、民族音乐、民谣、摇滚、电子、年度专辑,这些奖项的设置证明了华人音乐的30年发展已逐渐步入正轨。


  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据说是一个纠缠不清的时代。20044月,我第一次去香港,参加全国荣迷纪念张国荣的聚会。也就从那时起,华语音乐进入了一个分流的时代。旧的巨星消逝,新的明星升起,新一轮乐坛气候快速形成。但令人惆怅的是:有一种感动却似乎再也找不到了。21世纪,互联网的发展让中央电视台、调频电台和专业杂志终于渐渐成为了历史。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时至2004年,我们这些乐评人写唱片评论还不得不先去街上买盗版唱片。记得2004年我买过的3张盗版唱片是梅艳芳的遗作《经典金曲演唱会》、周杰伦的《七里香》和罗大佑的《美丽岛》。2005年开始,互联网的资讯越来越有营养了,我们再也不用风吹日晒的奔走盗版店了。那一年5月,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华语音乐传媒大奖连续第二年举行现场颁奖礼,大会特别设置了一个80年代致敬的单元,当罗大佑、黎小田、潘越云、达明一派、朱明瑛、程琳、李克勤、李达成、廖百威、窦唯、陈珊妮与拜金小姐、黄耀明与达明一派、王磊、许巍、陈奕迅、容祖儿、古巨基、林一峰、刀郎、周云蓬等几代音乐人同时出现在同一个舞台上,那恍如梦中的一幕,相信会在很多乐迷的心中永久铭刻。20067月,我策划了胡德夫内地第一场演唱会,逆风的稻穗广州弹唱会。同年,我还协助一个朋友在广州还做了世界上第一场满语演唱会,沈阳音乐人萧寒仰望九月广州弹唱会;2007年,同样在广州,我们迎来了台湾原住民音乐的标头兵,野火乐集的唱自己的歌中国巡演,同一年,我在30年前北京北锣鼓巷童年玩泥巴的同一地点等到了台湾现代民歌之父杨弦的弹唱会;2008年,还是在广州,我们迎来了台湾大大树的客家音乐人林生祥、罗思容每日种树弹唱会中国巡演;2009年,依然在广州,我们继续迎来大大树的泰雅族女音乐人云力思泰雅古调专场。


  2009年,游威又有了新的思路,创办了一个站在更高更阔层面的面向全球华人的殿堂音乐奖――“华语金曲奖,发扬香港十大中文金曲”30年以来表彰经典的传统。这也许说明,华语音乐的又一个30年已经重新上路了。


  (本文来源:网易娱乐 )


 


蔡茂雄:縱橫台灣唱片悠悠五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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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訪談蔡茂雄先生(台北/中山堂,2009.10.14)



身為台灣唱片與孔雀唱片真正老闆,對蔡茂雄先生訪談達到了三個小時,上一個花這麼久訪談時間的人是文夏。因為早上有連三節課,課餘又與學生討論了關於後現代的理論,從外雙谿趕到中山堂已經一點半多一點。沒吃飯,就去隆記菜飯巷裡的麵館囫圇吞棗吃了碗麵,匆匆就趕上中山堂二樓的堡壘咖啡店。在裡面的座位,先生早已端坐,也先喝了咖啡。我表達了歉意,互換名片寒暄後不久,助理也至,就開始了此次深度訪談。先生的令人敬佩的特質是不浮誇地仔細訴說他所經歷時代裡的流行音樂媒介迴路,生於1942年,十五歲開始在父親與人合夥開的台中的中聲唱片做唱片工廠學徒開始,完整地經歷的黑膠,LD,卡帶,CD和數位MP3的台灣音樂工業時代,對於唱片業的產銷,和連帶相關的廣播電台,台語電影等如數家珍,已經六十七歲的他,說話中仍帶著曾經輝煌叱剎風雲的傲氣,展現真正親炙唱片業的大家風範。當蔡先生說他是孔雀唱片老闆時,我馬上說紀露霞的「黃昏嶺」黑膠有一個版本是孔雀唱片出的。他說是啊,當年是他去嘉義找紀老師唱的。然後蔡先生就旁徵博引地將當年他是怎樣在三重埔製作唱片,並至台北的中華商場,萬華,大稻埕,龍安街,中山北路和羅斯福路等,加上台北縣三重,板橋,新莊等地約四五十家的唱片行(全省上百家)的批發零售狀況,與他年輕時候騎著摩托車從台北一路經過桃園,新竹,水里,台中,嘉義,台南,高雄遠至屏東的各大唱片行幾天幾夜的收款過程,甚至遠至台東,花蓮的情況,說的一清二楚。不只如此,1988年後他至廣東番禹市做台灣CD的大陸銷售,對於台灣歌的大陸流傳有著深刻的理解,間接也證實的我對廣州流行音樂教父邱大立訪談的論點,台灣民歌的中國流傳和轉口(從新加坡或香港,美國等第三地),翻唱,盜版有關。而他對當時是否有像海山唱片老闆鄭鎮坤所說的詞曲創作讓渡書這件事深表懷疑,這證明質化訪談滾雪球永遠要交叉驗證訪談結果,輔以歷史考證,才能慢慢經由深度描繪(deep description)找出真實情況。


蔡茂雄先生的唱片業生命史的全面性,幾乎涵蓋了1960-80的所有流行音樂樂種:台灣歌謠,日本演歌,國語流行歌,流行歌西洋和校園民歌等,其豐富性聽來令人目眩神迷,也說明了當時台灣流行歌的蓬勃發展一面。


這個重要訪問,讓我對紀露霞研究有一新的反省。我因為與紀老師特殊的機緣而開始做台灣歌謠研究,卻也因此在感情上有種濃郁的黏貼在台灣歌謠這個面向上,而校園民歌面向的比較,其實並不是當時台灣流行音樂的全貌。從人們日常生活史而言,耳朵的聆聽不是二選一,而是多選多。這多,就是所有當時流行的音樂樂種:台灣歌謠,日本演歌,國語流行歌,流行歌西洋和校園民歌等等。它們共同存在於那一段歷史中,混種與創新乃是必然的。不應該將眼界只侷限於台灣歌謠或民歌,應該更全面的看待。而蔡茂雄先生的唱片業生命史的跨界與長時段歷史,對於我過去研究盲點造成的侷限眼光產生了深刻的教誨。挖掘台灣歌謠的深度因為偶然的聆聽開啟,爾今是那段時間裡流行歌曲的宏觀探究的時候了。


進而,蔡先生的訪談也完全打開了我的再現1960-80年間台灣流行音樂的媒介迴路的視野,從三重埔放大到整個台灣。又因為注意到地理資訊系統GIS跨界研究之需要,我特別對空間位置進行詢問,蔡先生竟也能知道十之六七,著實驚人。其中特別令人注意的是台南的重要性:除了亞洲唱片外,另外幾家唱片行與全台最大的唱片批發商都在台南。台南,台南,勢必在我狂熱追尋台灣歌謠的人文脈絡裡產生巨大行動力影響。向來的台灣古都,果然在音樂的製作,產銷,聆聽與創作裡,有其歷史高度文化素養的意涵在其中。南下扎根時期不遠矣,所欠者找到關鍵訪談人物的機緣而已。這件事情,如我過去所有的訪談,其中有偶然,也有必然。「偶然」是打開眼耳鼻舌身意的開放態度就會接收相關訊息,「必然」是因為這樣的追尋的誠心,感動天地諸神與人間糾葛的冷漠互動,讓江湖成為可以涉足的沈靜,研究成為血液裡流動的感動。


時至五點,我深深向蔡茂雄先生致謝,並親自送他出中山堂,他很親切,並且說以後有需要可以繼續聯絡。細雨微微我望著這棟清朝的布政司所在建築前的廣場,迷離不遠處有日據時期的古倫比亞唱片公司舊址,後有民國時期剩下三台升降梯孤伶伶懸在已經斑駁漫漶空無一人的力霸百貨半空中,彷彿凝視著這歷史澱積層堆砌成的人間流行音樂化石,慢慢重新釋放其暗暗含光的力量,離開的平凡人像是巨人,我們只是雕刻時間的工匠,或者藝術家(石計生後記,2009.10.14)。



一直流浪下去,就到了南方

精選轉載


邱大立:一直流浪下去,就到了南方


——第8届流浪之歌音乐节综述流浪之歌音樂節




9月26日到十月4日,台湾第8届流浪之歌音乐节完美举行,台湾推动世界音乐的舞台得以再次壮大了一圈。在台湾,每年都会举行几十场大型的音乐节,而流浪之歌音乐节无疑是最独特的一个。因为它立足台湾,把目光面向全世界。无论是哪个洲际的乐人,只要你的音乐是独特的,只要你‘幸运’而又刚好被策划人相中,那么就可以参加这场一年一度堪称亚洲最重要的音乐节。而流浪之歌的发起创办人、大大树音乐图像的负责人钟适芳,同时也全程包办了第1到第8届的节目策划和音乐节筹办。她每年都不停的飞往世界各地参加各种民族与世界音乐节,在发现到独具特色的乐人与乐团后,就会想方设法的把他们采集移植到流浪之歌的舞台,台湾乐迷得以‘守株待兔’的在家门口就欣赏到来自全球的音乐豪华大餐。在前六届,大多数都在台北市大安区的大安森林公园户外举行,但由于举办时间刚好是在秋季,而这刚好撞上台湾的台风季节,影响到观众参加,于是从第7届开始,主舞台转移到台北中山堂进行。当然,这样大型的音乐节仅仅靠一家民办的唱片公司举办远远是杯水车薪,在这场一年一度的音乐节中,台北市文化局和台北县政府文化局在财力等方面的大力扶持是非常关键的。在这一方面,台湾各种大型音乐节都是有效的得到政府方面的协助才得以延展至今。而这其中,流浪之歌音乐节的至高口碑和它的巨大风险也是成正比的。如果政府方面的资金赞助不能支付音乐节所有乐人的国际交通费和食宿,那么策划人就只有采取个人倒贴。

不过,在十月4日晚上的中山堂中正厅,当策划人钟适芳告诉观众,由于长期无法解决的问题,流浪之歌音乐节从明年开始将会暂停,希望可以尽快再和大家见面时,人们对这个‘噩耗’尽管惋惜,但似乎仍在意料之中。尽管大大树从1993年就开始以唱片的形式不断引荐全球优秀的民族与世界音乐到台湾,但台湾关注世界音乐发展的乐迷,其实一直没有大幅度的提升。在今年流浪之歌主舞台可容纳三百人的光复厅,有些场次的观众上座率几乎只有三分之一,而容纳七百人的中正厅,两场上座率也不到一半。当钟适芳对大家说,她其实也想当观众时,一些流浪之歌的忠实乐迷隐隐感到了心痛。今年流浪之歌音乐节的主题是‘南’,从台湾的南部、中国的南部、亚欧大陆的南部,搭建一个‘南’国音乐风景的舞台。而当我们不小心的触及流浪之歌的声带,在‘南’的背后,何其不是另一个‘难’呢?


不过,聆听的喜悦总会淹没思索的感伤。在今年音乐节的这9天时间里,来自西非马利的吉他诗人Habib Koite(阿比·科提)、法国的六人手鼓民间音乐团体Lo Cor de la Plana(拉布蓝之心)、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古派摇滚三人团Sam Karpienia(卡别尼亚)、以色列的犹太乐三人组合Kol Oud Tof(声·弦·击)、菲律宾的母语民谣乐团Nityalila Band(妮提雅里拉乐团)、台湾高雄美浓客家创作歌手林生祥与日本冲绳吉他手大竹研为台湾乐迷各自展现了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音乐溯成,而音乐节一个特别的单元则是撮合了芬兰古乐器久黑克琴手Pekko Kappi(培可·卡比)、日本吉他手大竹研、台湾琵琶演奏家钟玉凤联合嘉义市布袋镇组建六十年的传统乐团北管庆和轩共同创作完成的‘南计画’。在9月27日‘流浪到嘉义’的一站中,他们的越界合作让古老的北管音乐发出了新的呼吸。



按照惯例,今年的流浪之歌音乐节依然由旅者说故事、流浪驿站、市民工作坊、户外启幕和主舞台演出组成。在旅者说故事的单元,第一个出场的是知名客家作词人钟永丰,他的讲座主题是“寂寞是在南方向南看”。钟永丰的社会身份是原台湾行政院客家委员会主任秘书、是前交工乐团主唱林生祥作品的专有填词人,他们在今天客家音乐新浪潮中的突出位置,犹如一个客家版的“周杰伦+方文山”。在今年6月林生祥的‘野生’南中国巡演中,本来钟永丰也准备参加,但因故没有成行。9月26日上午,在台北国际艺术村的讲座中,钟永丰就今年台湾八八水灾为引子,阐述了台湾人民今天对土地的态度。全台湾最大的生产基地在南部,但为什么台湾最穷的地方也是在南部?他回忆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台湾烟酒业开放给美国后,台湾农民于1986年3月16日举行的示威游行。台湾的农业结构转换,但对台湾南部的农民却没有实质性改善。至九十年代初,台湾经济泡沫化,农业子女在都市没办法生活,只好回到农村,再度失业。钟永丰和林生祥从交工乐团的《菊花夜行军》专辑那时起,开始思考这个问题。钟永丰指出,台湾农业从一九九零年开始就处于被高度剥削的处境。他说,他希望他写的东西南部人看得懂,北部人也看得懂。钟永丰说,他的创作从一开始就放弃了国语,因为台湾南部发生的事情如果用国语来记录,他自己会恶心,会觉得做作。他要用美浓的母语客家话记录南部发生的事情。他说他最早的创作就来自南部民谣、歌谣和童谣。他表示,童谣一直在嘲讽大人世界,它没有受知识分子和统治者的干扰,那里面没有统治阶级喜欢的东西,所以会有一种遥远的魅力的召唤。当童谣演变成大戏之后就是给员外、给统治于我们的人听了。在古代,统治者用民歌教化百姓。他对比了客家童谣、广州童谣、江苏童谣的各自特点。钟永丰说,我们其实可以从边缘看问题,从边缘看核心。在谈到创作时,他说,他从来不接触家族、亲情的东西,因为他会腻、会自恋,一个人二、三十年历练的东西会废掉。他回忆以前在台北的生活,傍晚5点下班之后慢慢走到街头,却不知道吃什么。他说,


“我很孤僻,但我很想与人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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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几天的工作坊环节里,音乐人和艺文工作者们围绕‘南’的主题,延展开‘南’音的流浪之旅。妮提雅里拉的讲题是菲律宾的独立音乐场景,台湾的许雁婷讲题是声音的风景在南方,越南的罗漪文讲题是越南的诗歌,而来台任家庭帮佣三年的范氏祥则用古韵的节奏吟唱自己的诗歌,台湾的吴欣霏则结合吟诗和南管,诠释‘河洛雅言吟咏-千年古诗歌在南岛’的讲题,来自广州的王亮(林生祥今年《野生》专辑的版画创作者)的版画讲题是‘南国少年的生活与思想轨迹’,而以色列最具影响力的乐评人、前欧洲世界音乐节论坛主席杜比·蓝兹则解述了由八十多个国家的移民所构成的犹太族群是怎样把以色列作为一个音乐熔炉,烧制出一道道古色古香的以色列音乐。以色列的声·弦·击的讲题是摩洛哥犹太音乐传统。十月2日音乐节的户外开幕演出,是在新店的碧潭高滩地举行。当地的气象局一直传闻说三场台风将接连在十月初集体袭台,但2日的晚上,一场小雨并没有驱散人们聆听各国音乐家作品的兴致。林生祥用一把月琴带来了最新的客语歌创作,也带给人们无数惊喜,这一次,他的创作轨迹是沿着钟理和的生命思路,回往梳理美浓朴素自然的乡间生活。当阿比·科提从台上走到离观众不到1米的对方开始歌唱,他只想和人民靠得更近。他温暖湿润的歌声搅合着同样质感的雨丝,成为音乐节最难忘的一幕。他的吉他演奏已经不能用‘风格’、‘技术’这样的字眼来形容,从他吉他里奔跑出的节奏,让非洲大陆的呼吸栩栩如生的呈现在人们眼前。他在演奏时那种全身心的放松,让人觉得吉他早已不再是一种乐器,而生长为了他身体的一部分。妮提雅里拉乐团的菲律宾母语歌谣已经是第二次在碧潭高滩地放送,东方音乐特有的和谐曲风自然让台湾乐迷感到亲切。


音乐与创作在今天正成为音乐人需要作出艰难选择的矛盾焦点。在林生祥的专场演出时,林生祥提到一个细节,他说他的母亲今年准备退休了,她准备让自己的儿子接手。林生祥说他今年真的有两次都在考虑这件事,但他最终还是放弃了。因为他觉得自己最擅长的还是唱歌。虽然是一个轻松的插曲,但插曲后的细节却并不轻松。正由于这样的一个个插曲,才加深了人们对歌曲的理解。以色列乐团声·弦·击在十月3日的主舞台演出时,三位成员才全部到场。一身黑色长裙的女主唱说,因为在她准备参加音乐节时,她的母亲去世了。本来她准备取消这次行程的,最后她还是决定如期前往。她是十月2日晚上才抵达台湾的,那时离犹太教的传统守丧期一周还差一天。在唱第3首歌时,她说这首歌献给她的母亲,在唱到一半时,她情不自禁的开始擦眼泪。而在唱下一首时,她突然把一块红色的布包裹成一个婴儿的形状,抱在怀中,仿佛一个幸福的母亲哄着自己的孩子睡觉。她一边幽幽的唱着,一边轻轻摇晃着这个幸福的孩子,她在揣摩一位母亲的心情。我们听不懂她的语言,但我们听懂了她的灵魂。


每一首有感而发的歌都是我们的母亲。


每一个接收到这个讯息的听者都是她的孩子。



闭幕式的‘南计画’是一场crossover的大展演。而这个单元绝对是一次艺术的冒险,因为所有乐人合作排练时间只有当天下午短短两三个小时。在晚上演出中,难忘的细节一个接着一个。在阿比·科提和林生祥、大竹研合作时,他根据林生祥中文名字的发音,幽默的把林生祥的名字蓄意读为‘Sunshine’,让观众大笑不已。这位51岁的音乐人在台上彻底放松的精神状态让所有人叹为观止。相信几乎所有的音乐节乐人都已在心底把阿比·科提拜为了老师(至少林生祥用了一个词‘强壮’来表达他对阿比·科提音乐的激赏)。阿比·科提对音乐的理解是非常饱满的,所以笔者甚至认为,他可以和所有类型的乐人合作。声·弦·击乐团和妮提雅里拉乐团令人惊奇的跨界合作也是本次音乐节的惊鸿一瞬。两位女主唱在对方唱完一首歌的前半段后,很自然的接上下半段,而且毫不生硬,这种音乐的神秘融汇实在令人感叹。最后,当音乐节所有乐人集体谢幕时,那一定是在场每个乐迷心中永远惦记的一幕。当笔者看到拉布蓝之心两位成员头顶青油油的一层头发时,不禁非常感慨。9月底音乐节启动时,他们和我一样,才刚刚剃了光头。我们已经在流浪之歌的营区里共同度过了十天。


阿比·科提唱的是马利语,拉布蓝之心和卡别尼亚唱的是欧舒丹语,声·弦·击唱的是希伯来语,妮提雅里拉乐团唱的是菲律宾语,林生祥唱的是美浓客家语,培可·卡比、大竹研、钟玉凤以琴代唱。语言聆听的惯性已经打破,奔流而出的只剩下丝弦的问候和鼓乐的召唤。当耳朵聆听的方向逐渐脱离核心的控制,而朝着边缘地带移动时,听觉的流浪就已经启程了。如果你问什么是南方,这就是南方。


歌为什么流浪?因为它不愿永远只属于某一个地区或某一个族群,所以它一直伺机去越过边界,赶赴下一个现场。


人为什么流浪?因为他们一直幻想要去浏览不同的风景,去验证很久之前编织的一段想象。然后,让想象和真相汇合。


而人为什么要去听歌呢?因为歌中的人,一直是我们中间某一个化身,因为他们一直干扰着我们的内心困境:我是谁?我要去哪里?‘我’是‘我们’的几分之几?就这样,思绪的流浪一直鼓励着我们去寻找下一个聆听的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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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大立:第8届流浪之歌音乐节日记

用戶插入圖片(有朋自遠方來,於大大樹流浪之歌音樂節之際,特轉載石計生bro.廣州流行音樂教父邱大立文章。)

邱大立:第8届流浪之歌音乐节日记(1)

文/邱大立

9月25日下午,在从桃园机场开往台北的路上,当窗外的平原沐浴在一片金色的阳光中时,我情不自禁的哼唱起王磊的一首老歌《你害怕吗?》。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个动作其实已预感到了什么。在思容家吃过晚饭后,铁志电话里告诉我,今晚在‘地下社会’有演出,赵一豪和他的Double
X乐团复出。因为初来乍到,思容怕我迷路,她执意要陪我去看演出,她说反正没有看过赵一豪。但让我非常惊讶的是,她却以为赵一豪是大陆的歌手。晚上9点半,我们来到位于师大东路一间面馆地下的‘地下社会’。门票才300台币(折合人民币70块)一张,可以看三支乐团。这在内地是不可想象的,光看同样出道】资深的窦唯一场小型演出,已经不止100块了。看来,台湾的明星数量与大陆相比,远远不止100倍。走下楼梯,发现这是真正的地下世界,闭塞、拥挤、闷热,但人贴人的空间流动着一股异常的活力。这就是台湾培育了一代代地下乐团的伟大摇篮——地下社会。10年来,它见证了台湾地下音乐从一个旧世纪向新世纪爬行的历程。

第一个出场的是一支年轻的乐团Lucky
Q,让人眼前一亮的是,主唱和鼓手都为女性。他们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中文原创(相比之下,内地的年轻一代乐团却,虽然偏流行摇滚,但他们有自己的曲风和质感。最重要的是,他们无比的自然、放松,并没有像内地很多年轻乐团一样刻意摆酷。当主唱拿起一支红色的大喇叭对着嘴巴唱歌时,这种年轻的创造力真的可以称之为酷了。他们说,他们要把这场演出和一周后下一场在河岸留言的演出收入捐给八八风灾的灾民们。台湾年轻人对自己土地的热爱是非常真诚的。

第二支上场的是一支即兴组合,‘一席之地’。因为一部同名电影即将在10月9日公映,所以催生了这支乐团,乐手来自其他乐团。小提琴手来自‘自然卷’,最瞩目的当然是吉他手徐千秀。这位曾经的‘骨肉皮’乐团吉他手近年因为担任杨乃文和陈珊妮的乐手而被年轻一代乐迷熟悉。他们流畅的曲风和老到的经验与Lucky
Q明显拉开了距离。在一首歌的前奏响起不到10秒时,我立刻听出,它的骨髓是Joy Division的《Love Will Tear Us
Apart》,后朋对台湾乐团整整一个时代影响所产生的发酵性至今都没有彻底褪去。但今天台湾年轻一代乐迷中有多少人知道Joy
Division呢?

最后一支乐团上场了,这就是传说中的Double
X。一个蒙着眼罩、穿着修身条纹衬衫的精瘦男子背对观众走上了舞台。他先是蹲在地上,然后转过身,开始唱歌。他就是赵一豪,18年前我在台湾电台短波里听到的一个恍惚的名字,以一个漂亮的转身,开启了十年来首场复出的幕布。他唱着,“我想飞”,然后身体开始随心所欲的晃动起来。那些晃动是没有经过排练的,却给人一种久违的亲切。它们天衣无缝的配合着演唱者此刻的心情,演绎着一种失落者的飞翔。但这种飞翔无比从容和优雅,它具有一种感染性,甚至让不会飞翔的人也想入‘飞飞’起来。虽然他戴着眼罩,但两道锐利的眼神却无法遮蔽的射发出来。他的声音浑厚,带着成熟男子特有的磁性,一点也不像一个已隐退江湖十年的歌手。而更不可思议的是,他肢体语言的表演,似乎比他的演唱更充满魅力。人们甚至不用去留意他的歌词,也一样可以得到一种享受。赵一豪在狭小的舞台上如鱼得水的飞翔着,他甚至暧昧的贴在贝斯手身后,随着音乐的节奏前后摆荡,但传达出的一种力量,却湿而不咸、荡而不淫。在唱另一首歌前,他说,以前的当政者不让我唱这首歌,他现在可以唱了,原来就是18年前的名曲《把我自己掏出来》。当狂暴的音乐响起后,惊人的一幕出现了——刚才两支乐团演出时非常安静的观众突然pogo起来。这是几代人心中台湾地下音乐的神曲,尽管时光将一个略显颓丧的歌手的名字冲磨得几乎消失殆尽,但他在那个遥远时代里发出的铮亮呐喊却没有降低一个分贝。

这就是一代台湾朋克先驱十年后的复出一夜。十年前,当赵一豪彻底从台湾的舞台上消失时,地下社会还没有诞生;而二十年前,当赵一豪开始在台湾的摇滚舞台上出现时,今天站在地下社会的很多乐迷还没有出生。但从今天这场饱满、生气的复出之役看,‘死而复生’的赵一豪并没有淹没在废弃的历史中,他依然属于最有魅力和创造力的音乐人行列。赵一豪缔造了一代台湾音乐前辈的自豪。我终于明白了他为什么叫赵一豪,我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到台湾后,第一首想起的会是王磊的歌。因为在上个世纪,王磊曾经说,伍佰不是摇滚,赵一豪才是摇滚。十年前的一句断言,到现在竟然还没有失效。今天,伍佰依然精力充沛的源源创作出人们喜闻乐见的歌曲,甚至也成功的把势力地盘扩张到了大陆。但他可能怎么也想不通的是,比他出道更古早的一位乐团时代前辈,居然仍没有被这个魔兽新时代粉碎性消毁,他就像一条潜伏在地表下的一只蜥蜴,以一种近似于死亡的速度缓缓爬行着、呼吸着、伺机反扑着,却在你意想不到的一刻,奋力一跃,划下一道弧线,诡异、反常,却无比准确的泄露出某个新时代的虚脱和死寂。

这样的十年一跃,在我们的华语乐坛并没有先例。十年之后,赵一豪就是这样沉着的把自己掏了出来。

(邱大立 9月28日 台北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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