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露霞的西門町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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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露霞的西門町時代(台北,西門町/峨嵋街2009.10.12)

有一陣子沒見到紀露霞老師,這天和學生們約她在西門町著名的六十年老店美觀園日式料理吃飯,然後一起逛逛西門町。紀老師說這間老店就是1960年代在師大體育館連唱21首歌後,被慫恿應該請樂隊和大家吃飯的地方,那時一首100元新台幣,二十一首,當時一般人一個月薪水也只有幾百塊,所以已經是很豐厚的收入了。從這件事開始勾起了紀露霞的西門町時代的連串記憶。雖然這些事我反覆聽她說了很多次,但還是覺得津津有味,有很多地方又似不曾與聞,特別這次是足下經驗的行走,是真的由紀老師帶領,走她的西門町時代,從空間裡體驗特別有意思。
      吃飯所在的峨嵋街,位於西門町裡,60年代西門町就是台灣的流行象徵,是養成我們的「寶島歌后」紀露霞的實質空間:那時行走在西門町的都是社會人士,而不是現在的青少年。社會人士就是成年人,主要來這裡的娛樂就是聽歌與看電影。歌廳主要集中在西寧南路,成都路和漢中街一帶,如碧雲天,國際戲院和美都麗戲院等。她說處於西寧南路某棟建築二樓的碧雲天是當時較高級的歌廳,椅子是沙發,可以邊喝茶,邊聽歌。而當時紅極一時的寶島歌后都唱些什麼歌呢?她說就是去看西門町裡的如新世界,大世界戲院等放國語和西洋片的電影院的電影,記得的有林黛,樂蒂等演的「不了情」等國語電影,看了之後就立刻學會上碧雲天演唱這些電影主題曲,很受歡迎。而我又問紀老師台語電影與台語歌在哪裡演和唱呢?她說艋舺(萬華)和大稻埕的戲院是放映台語電影的地方,如艋舺的芳明戲院,大觀戲院,大稻埕如大光明戲院和第一劇場等(這些戲院同時也是她隨片登台的地方),而劇場對面的第一唱片行,可說是當時最大的唱片零售商行,延平北路上的唱片行還很多,如當年錄製紀露霞黑膠唱片最多的台聲唱片在圓環那裡靠太原路上也有店面。台語歌和日本歌都也是大稻埕一帶演唱。所以,1960年代艋舺,大稻埕的延平北路與圓環一帶,可說是台語電影與台語歌的重鎮,西門町是唯一的國語歌地盤(我在別的地方探究說過,這和總統府(日據時期總都府)離的近所表示的權力擁有者彰顯其統治語言很有關係)。而以紀老師當年的紅極一時,大街小巷都在唱她的歌的程度,歌廳部分都是在主流語言的西門町唱歌,碧雲天是最高級,是社會人士來聆聽,而新南陽歌廳則水準較低些,以陸軍的阿兵哥為主,但都是唱國語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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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門町流行媒介示意圖(地理資訊系統GIS製圖,2009)

但我又問,紀老師您出唱片最多的是台語歌,都在哪裡唱呢?她說她台語歌都是出唱片或在電台唱,沒有在歌廳唱台語歌。而出台語唱片台北最多的是台聲唱片,可惜品質不佳,保存不易,而真正出黑膠最多的是台南亞洲唱片,台語歌大部分都是在亞洲錄的。台語歌演唱各地邀請都有,最早是在淡水河2號水門的露天歌廳,那時台視的總經理由顧安生陪同西裝畢挺地去聽她唱歌,第一次感覺唱歌很緊張。我又問,台語電影部分呢?我訪問辛奇導演時他說第一期台語電影(1950-60)中有2/3都是紀老師您唱的呢!紀露霞說,對啊,當時真的唱很多,我記得的第一部台語電影是〈林投姐〉,是和台語男高音高深一起唱的主題曲(現場還唱了一段:林投樣,林投姐,本來是姓李。(我心想,天啊,多麼珍貴,這首歌根本上早就亡佚了!))。後來唱的非常多,自己都忘了。我說是啊,真的很多,我已經幫她考據出至少十幾部。而我新考據出來的「彩虹之戀」國語歌專輯,紀老師說她也完全忘記了,沒有印象了。但她很高興地收下我燒給她的CD,眼裡充滿了迷離的歡喜。
      我們於是在西門町裡邊走邊談,進入紀露霞時代的西門町時空之旅,這裡照照相,那裡錄錄音,把大台北台灣歌謠的媒介迴路的空間更為立體的體驗與展現,迷濛雨中。我走在紀露霞的記憶空間裡,眼睛望著拷貝日本東京涉谷或者新宿流行風的今日西門町裡熙攘人群嘻笑著,這時正好舉著「動漫魂」的一小撮青少年正遊行於街頭,表情嚴肅而散亂。我們走著,微雨的下午,一種孤獨的燦爛感在我心中昇起。我在這裡漫步並非為了研究,而是一種對於像親人一樣的長者紀露霞的陪伴與致敬。她以歌聲溫暖我們上一個世代的台灣人,也感動著我這個正值壯年的歌迷,這時紀露霞在我前面踽踽獨行,如眼前已逾一甲子的萬年商業大樓,昔日享譽盛名國際戲院,斑駁中帶著聳立傲氣。我想起月前至京都美空雲雀紀念館,看到日本以國寶規格紀錄美空的演唱生命,而我們台灣應以怎樣的高度對這樣貢獻給土地予綿延的精神,如此深厚優雅的靈魂予以回報呢?(石計生後記,2009.10.12 下午)

中山堂訪談海山唱片董事長鄭鎮坤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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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堂訪談海山唱片董事長鄭鎮坤先生(台北/2009.09.08邱婉婷攝影)

可以說是台灣流行音樂重要推手之一,1960年代,鄭鎮坤開始經營他的小小的海山唱片行,主要出版國語流行歌曲,如姚蘇容,謝雷和青山等歌手歌曲。1958年先設廠於三重光明路,過兩年後,因業務擴充需要更大土地空間,再搬遷至土城。他以刻苦敢拼的台灣精神隻身闖蕩新加坡,馬來西亞和香港,推銷台灣的如姚蘇容的今天不回家等流行歌曲,吃盡苦頭,終有所成。因為眼光獨到,願意在當時著作權曖昧的時代以明確的簽約,投資出高價購買作詞作曲人的作品,如洪一峰(舊情綿綿,淡水暮色等三十幾首),楊三郎,周添旺,李臨秋,林文隆,駱明道,陳和平,黃國隆,黃敏,劉家昌,左宏元,梁宏志(恰似你的溫柔),葉佳修(鄉間的小路)等等。也參與當時和唱片息息相關的台灣電影工業導演,如白景瑞,李行等的電影的插曲,主題曲製作,時常出入中影文化城的錄音室。更大手筆地從美國進口數十台最為先進的壓黑膠的機器,於土城的海山唱片行已經一貫作業(從歌手演唱錄音樂隊到按一個按鈕就全自動化壓片的機器,瞬間可以生產數百張黑膠唱片)的音樂工業,面向全台灣乃至東南亞的華人市場,鄭鎮坤的事業在1960-80年代的台灣唱片業,可以說位居龍頭位置,或者說,和麗歌唱片,台南的亞洲唱片行,都是當時台灣較大的唱片行。而海山最為特別的地方,可能是當時唯一具備海外市場經營能力的唱片行,在馬來西亞吉隆坡就自己設有唱片製作工廠。鄭先生說海山全盛時期,幾乎所知道的所有台灣當時流行音樂歌手都在他的旗下,如尤雅等,也包括校園民歌手,如潘安邦,蔡琴等等海山製作的〈民謠風〉民歌系列。而台灣唱片工業的沒落,則與政府未盡心輔導,卡帶的出現和盜版猖獗有關。
經由三重市公所蔡棟雄先生的介紹,在訪談中十分健談的鄭鎮坤先生所說出的大量的名字,令人吃驚地將我們原本以為是消長或取代關係的台灣歌謠(如楊三郎,李臨秋),校園民歌(如梁宏志,葉佳修,潘安邦)和所謂靡靡之音的國語流行歌曲(如姚蘇容,劉家昌,謝雷等)全部都攪在一塊了,成為一種並存的關係!這給我一個全新的研究視野,從音樂製作與產銷角度來看,在一個前卡帶的時代,像海山唱片這樣首屈一指的大公司,幾乎就是媒介迴路裡的關鍵樞紐,與電影,廣播電台,電視和歌舞廳產生一種共生的臍帶關係,在海山長達五十年的時光裡,它能夠吸納各種音樂流行形式,成為傳播的重要利器。台灣歌謠的重要作詞作曲者(洪一峰,楊三郎,周添旺,李臨秋等)出現在他的契約讓渡書中最令我驚訝,因為之前的訪談的印象都是台灣歌謠的作詞作曲者窮困潦倒,三餐無以為繼,但如果鄭鎮坤所出示的東西是真實的話,會推翻台灣歌謠研究裡的這種刻板印象。因為對後世理解這一段歷史影響深遠,我還需進一步交叉比對考證這一件事情。
但無論如何,鄭先生雖已經年近七十,但是和藹可親,甚為健談,在研究助理邱婉婷的認真整理,照相後,我想這一次深度訪談,又對台灣流行音樂史裡的六零年代的情況,有了更為深入的理解。這樣一個既有理想又有衝勁的音樂人,我想我會再跟鄭老先生聯絡,抱著這樣的心情,跟他道別,因為鄭董事長還要去忙他的海山國際唱片的事業呢(2009.09.08pm2:00-4:00)。

再現三重埔光輝的蔡棟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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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再現三重埔光輝的蔡棟雄先生(台北縣三重市,邱婉婷攝,2009.08.20)

滾雪球的深度訪談一旦發動,就不可收拾,其執行所依賴的除了「熱情」二字外,就是心中那個清楚的研究輪廓提問,在經驗中累積的作為意義的深度訪談靈光,關於音樂社會學的跨界的思維與自由聯想的整體拼圖能力的實踐。會來找蔡棟雄是因為那日去訪談陳和平先生時候,他無意間從房間裡拿出一本「三重工業史」令我心頭既驚又喜,敏感地覺得這不可輕輕放過。我在思考為何1960-70年代三重市是全台灣唱片公司最為聚集的地方時,感覺其人口之高度聚集有其背後的社會經濟原因。當時工業的聚集三重埔,肯定是重要線索。所以詢問陳先生後,知道該書作者是他的好友三重市公所的蔡棟雄先生,當下就決定要而且真的通過陳和平就能夠訪問到他。

這天一早就和助理風塵僕僕來到市公所。蔡棟雄先生說他接觸台灣歌謠與三重研究是個偶然。他有次爬山受傷後去卡拉OK唱歌時,原來對於台灣歌謠也很排斥的他,卻因為聽到洪一峰的舊情綿綿,感覺辭意雋永,曲調感人,就一發不可收拾地愛上有演歌味道的台灣歌。洪一峰長住三重市。蔡棟雄原來在台北市政府工作,後來調到台北縣三重市公所計畫室任職。因為心中有一份對於台灣歌謠的欣賞與感情,他就不是一個照章行事的公務員,而是一個令人驚豔的文史工作者。經由他的幾本市公所出的書:三重老照片,歌星影星歷史和工業史等,蔡棟雄為三重市立下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扭轉一種三重是文化沙漠,是充滿地痞流氓的刻板印象,而還原這個地方空間的豐富歷史人文力量:曾經是台灣北部頂崁工業區重鎮,化學,塑膠和紡織的聚集地,這些工業也是構成黑膠唱片原料的來源,而從中南部聚集來的大量工業人口,就這樣成為滋養三重埔如繁星點點的唱片公司和歌廳,舞廳的觀眾群,媒介迴路裡的廣播電台,電影院等也很興盛;從而台灣歌謠首屈一指的演唱家,作詞,作曲家:洪一峰,陳芬蘭,林英美,葉俊麟,楊三郎等,都人文薈萃地聚集在綻放璀璨光芒的三重都市空間。

通過長達兩個多小時的訪談,一部台灣歌謠幾乎被遺忘的城市空間歷史,就這樣經由蔡棟雄先生的文史保存熱情再現於眼前,聽的令人覺得津津有味。蔡先生其實很忙,在這中間不斷地有人打電話,直接到公所找他辦公,之後,仍然說抱歉地繼續接受訪問,還很謙遜地說自己寫三重只是起個頭,大家可以在此基礎繼續深化。感覺一種台灣人的文化深度,即使是政府官僚的一員,仍然臥虎藏龍地展現謙遜入世的風範。我雖然為台灣歌謠研究而來,卻為這樣的人格所打動。告辭時帶著滿袋的蔡先生送的三重的書,踏著大洪水後的台北向南的豔陽,感覺一絲絲希望與溫暖。

在坐捷運回東吳大學外雙谿研究室的途中心裡從接受美學向度思考,為何蔡棟雄先生比較喜歡林英美而不是紀露霞?除了個人的Enka味道偏好,與三重地緣關係外,是不是和我已經看到的紀露霞的演唱具備超越1960年代的戰後台灣歌謠的演歌風,吸納來自日本的美空雲雀,中國上海的周璇,白光,李香蘭等的演唱揉為一體蛻變為自己的獨特風格有關?這是我這一年想要從聽眾的面向解答的問題之一。

(2009.08.20)

在三重埔平安街訪談陳和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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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重埔訪談陳和平先生(台北縣三重市,邱婉婷攝,2009.08.18)



從小深受嚴格日本教育和和漢語學習, 陳和平先生,十六歲就在台南的台灣日報為了護衛台灣歌謠打筆戰而獲賞識,開始撰寫專欄擔任記者迄今已經六十餘歲,對於台灣歌謠的熱情不減,令人十分感動。他多才多藝,唱片製作人,作詞人,作曲人,電台說書者,演唱者,教唱老師等等,從十九歲後擔任記者,從台南輾轉至台北縣市接觸並熟識1960年代幾乎是最重要的台灣歌謠圈人物,如葉俊麟,李臨秋,楊三郎,吳晉淮,姚讚福,洪一峰,陳芬蘭,紀露霞,文夏等等,並從中學習作詞作曲,與成為音樂人的技巧,乃一特立獨行的人物。在台灣歌謠裡,陳先生非常熱情,也很孤獨,堅持從傳統中再生,以日本曲填上中文詞,台語唱,迄今創作不輟。他對於莊永明提出「混血歌」的說法很有意見,認為從音樂人的角度而言,音樂就像語言,很自然會有混同使用外來語的現象,只要使用的覺得習慣,覺得好,就會被吸納為己用,自己好的東西,也會為他人所使用,這是一個相互滲透的過程;是以所謂「日歌台唱」「中歌台唱」「美歌台唱」等現象非常自然,是音樂人自然的創作流露。陳和平批判「混血歌」的純粹台灣主義(真正台灣歌謠應由台灣人作詞作曲並用台語唱)的意識型態將台灣歌謠原來「有容乃大」「包容性強」的台灣歌越走越窄,成為今日欠缺創作活力的樣態。這個角度是音樂人的聲音,有其價值,值得進一步回到歷史思考。



而和陳先生的機緣來自於士林慈諴宮。今年三四月間到士林夜市閒逛時,剛好慈諴宮在為媽祖生日作慶祝節目,抬頭一看,陳和平先生歌唱藝術劇團演出,唱的都是台灣歌謠,那時在心中烙下深刻印象。而這時在助理婉婷幫忙田野記錄下,一抬頭,看到的匾額正是慈諴宮感謝陳和平的劇團師生連續三十年的無酬為媽祖生日演出。這是一個奇妙的事情。冥冥中有一種力量在作用著啊。那是神吧,名為媽祖的和水相關的神吧,也請為大洪水後的南台灣賜福吧。離開前陳先生很熱情送我們一套他的創作CD教唱帶,其中有許多他的根據日文歌曲所填詞的嶄新台灣歌謠,與他合照,滿心感謝。在大洪水後,我又開始進行滾雪球深度訪談,進行國科會台灣歌謠/民歌連續三年的研究,在忙碌中,以無對象性的笑容瞞住自己無時無刻回望的心,一種向著南方無可挽回的人影掛念(2009.08.18 pm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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