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音樂能拯救我們的靈魂

惟音樂能拯救我們的靈魂

     –你必須不時長篇大論,以告慰那已氣若遊絲的旋律與失落的激動

◎ 石計生

1.

嚴格來講,我在杜鵑花城讀書的八0年代中期,非但沒有聽過紀露霞等台灣歌謠,連風行一時的校園民歌也並不是那麼喜歡,原因是就我們這些熱中「革命」的左派學運份子而言,那些音樂還是太風花雪月,即使校園民歌的初衷就是批判群星會之類的愛恨濃烈的歌曲。我們在1982-86年左右聆聽的音樂主要有兩類:邊陲音樂與古典音樂。

「邊陲音樂」,我是後設地給這個名稱,大致上泛指的是流行於學運界的一些禁歌,那時沒有藍與綠的問題,只有左與右的問題,學運份子眼裡的中國與台灣的音樂當時並沒有分化,都是屬於左翼之聲。所以現在所謂藍的如黃河大合唱,梁祝協奏曲等,和所謂綠的台灣的地下音樂,如李雙澤的美麗島等都是這樣的聲音。更直接的,如一些站穩工人階級立場的黑手那卡西樂團唱的「福氣個屁」等歌曲。懷著革命理想者另一方面因為叛逆,所以也很頹廢,所以也聽King Crimson, Deep Purple, Tom Waits,Van Morrison, Pink Floyd,Mlies Davis,B.B. King等西洋搖滾樂,藍調爵士樂。這些在當年,就是很邊陲,很抗議,很有味道的歌。就我這個從台灣南部北上讀書的小孩來說,原來在高雄是不可能聽見這些音樂的,特別是我 父親是黃埔軍校二十一期的革命軍,退役後擔任國中國文老師,母親是國稅局局長的專任駕駛,小康家庭產生的傳統保守認真向上的家教與世界觀,若不是我讀台灣大學的那段時間剛好在現代詩社與大學新聞社「混社團」時捲入了學潮,可能到現在還對這些邊陲音樂絕緣。其次就是古典音樂,這類型的音樂我應該聽的更早而且持續發展,熟悉的從最受大眾歡迎的莫札特,巴哈,貝多芬,蕭邦到逐漸個性化的布拉姆斯,馬勒、佛瑞與布魯克納。這些音樂說實話當時和邊陲音樂有點矛盾,好像有點資產階級聽的高級文化(high culture)似的。所以,記得當時在我們的「革命根據地」–活動中心238大致上不聽古典音樂,主要還是邊陲音樂。聽古典音樂基本上躲在宿舍聽,或者朋友家聽,如音樂素養極佳的老郭(郭宏治)的新生南路家裡。

我剛到台北的時候真有點興奮又適應不良,興奮的是可以離開原生家庭的束縛以為自己有了新天地,適應不良的是自己不管在本來唸的是森林系,或者後降轉的經濟系都像是局外人,那時也不知道自己怎麼了,總覺得心裡長了繭,眼睛有層霧,跟台北人格格不入,互看不順眼。或許是因為求學那幾年常搬家,於感情與精神方面均很苦悶。「啊天啊,我已經七天沒有跟任何人說過一句話…」,我曾經在大二的日記裡這樣寫下,之後我記得就割腕自殺。老郭家既寬敞又充滿古典音樂CD的客廳於是就成為我靈魂救贖的地方之一。郭宏治平常沈默寡言,看來瘦弱卻眼神深沈銳利,我在1984年降轉經濟系後很快就因為一種人群中異化的感覺閱讀卡爾馬克思與他和林振義成為三劍客。一起讀書,爬山,聽音樂。那美好而獨特的時光裡當然還有老杜(杜文仁)與Cat(潘慧玲),都是我早期古典音樂的啟蒙的良師益友(不能忘記的還有蔡源林,我寄住法學院他宿舍時他那深邃穩定蒼老的靈魂讓我有聽不完的布魯克納):郭宏治的方法是直接放音樂,一直放一直放,讓我聽到喜歡,鍾愛,聽到骨髓裡。老杜喜歡論證,滔滔不絕地上天下海說些音樂家的典故,摻雜哲學沈思常令我目眩神迷由衷佩服。後來留學法國高等教育學院音樂所的Cat則把古典音樂聽到反面的高境界去,「要多聽被樂評家認為是三流的作品才能打開自己的耳朵」「巴洛克的音樂是野蠻的音樂,因為於現代它太美好」,令我咀嚼至今。就這樣流連忘返,問道求知,老郭家的客廳常常是我的臥房,跟他一家子更是熟得不得了,四姐長,二姐短的,台式仕紳的典雅環境與舉止,活像張愛玲小說裡的上海情節鏡頭總抹上一層詩意的昏黃,讓十三坪家裡長大的我幾乎每週總去個三五天,看著古典美的容顏與閉目感受古典音樂及其論斷,感受,成為化解苦悶白馬歲月的良方。這些裡面也承載著音樂裡浪漫主義的傷痕,它常跨界與詩的純真追求結合,含淚帶笑地活著,化愛慕為字句斟酌非常押韻的內心獨白的,成為我在《海的告解》自費出版的詩集裡詩的音樂性與某種現代主義風格的主要來源,帶著馬勒第五號(G. Mahler, Symphony nr. 5 Adiagietto)純粹抒情的憂鬱,後來成為湯馬斯曼《魂斷威尼斯》的電影配樂。在古典音樂面前,不賦予意義就只是聆聽,我像個高攀富貴人家的窮小孩,我進入其中,瞭解了其高傲的必然性與虛幻性,把那抽象的真理納入我的日常生活中,吸納,發酵,音樂的抽象,在詩的句子裡落實。我過了二十年終究瞭解,古典音樂必須一個人聽,古典音樂讓人了悟盧梭所謂的「人生而孤獨,卻處處是枷鎖」的本質。

而啟迪我邊陲音樂的人就是活動中心238裡面我們那群當時被國民黨與校方視為眼中釘的學運份子,可以列一長串名單。流行於學運界的一些禁歌,如黃河大合唱,梁祝協奏曲等,我第一次聽到是在吳叡人陽明山偌大的家裡。在場的可能至少有吳介民,邱貴玲,鄧丕雲,吳典蓉等等,可能還夾雜著某些外國人。叡人是朋友裡公認的閃亮明星,當時曾任台大代聯會主席,但更重要的是,他在我眼裡不只是我最不喜歡的政治學系的傑出學生,還是詩與美學素養突出的朋友。我們認識是吳介民引見:「叡人,介紹你現象學大師Stone,Stone,這是詮釋學大師叡人。」那是一個不知天高地厚充滿衝創意志與讀書一知半解就吹牛澎風的年代。不過也好,相濡以沫後,真積力久則入,朋友就是要比賽,一百年後誰還被歷史記得。這就是台大,必也狂狷者乎。那天,即使過了這麼久我還是記憶猶新。他在他家地下室放梁祝,放大合唱我們大家聽的如癡如醉,叡人帶點狂熱的理性於是引經據典,粗獷優美地帶著大家唱著,一種不知真實為何但激動莫名的幻化蝴蝶的愛情真摯與家園之愛現在他的感覺或許已經不同。但那是我第一次聽到這樣帶著禁歌色彩的歌曲,非常激動!在我血液裡的文化中國的部分第一次被喚醒,雖然當時不知道那是什麼,我卻因此確定了 父親的對我一生決定性的影響。要寫血液裡的東西而不是腦袋裡的東西。當時的邊陲的憧憬,也包括李雙澤的美麗島(包括一本我現在記憶猶新的書《再見上國》,李雙澤大大的頭照封面很醒目,當時不覺得是校園歌曲,而是唱出我們年輕人的社會感覺)和一些站穩工人階級立場的樂團唱的歌曲,唱出我們年輕人的感覺裡另一個重要的血脈:對於台灣本土的愛。怎麼可以忘記一群狂熱追求校園民主的靈魂從台北盆地風塵僕僕開上陽金公路,繞道金山崎嶇蜿蜒的海岸公路我所面見生平第一次的電子花車在前面就在前面妖嬌美麗地搔首弄姿逗的我們滿車都是笑聲與青春慾望的喜悅與強迫性重覆的無產階級性我們高唱「福氣個屁」。之後的日子裡有時會和詹偉雄到三重明鏡發源地爽朗如鏡入世過人聰慧的邱貴玲家或誰家,台中,台北,基隆,宜蘭,南投,我們高談闊論,批判東質疑西,聽Pink Floyd 的the Wall說他媽的這才是音樂,我們需要什麼鬼教育。一些學弟如汪宏倫也成為我們密友之一。有時我會想我們的能量會不會當時就揮霍殆盡了,現在都成為戴上面具的學者,政治人物或什麼的,當時幾乎每天見面,現在一輩子見不上一次面,疏離的嚴重。時間久了,但好像也很正常,就讓記憶藏在心靈最深處就好。而我那時心想,台北原來是這樣啊,如此龐大放蕩不羈又感情豐富的臉龐。那時我想我是興奮的病了,既革命又資產階級家庭裡的CD充滿能量完全把我迷住,音樂聆聽打開了一扇窗,擁擠狹小的高雄家園被我遠遠地拋在腦後那時是一個華格納音符裡漂泊的荷蘭人。漂泊的心靈因為和同志們的對抗強權五月學潮後而成為詩集《在芝加哥微光中》寫實主義風格的基礎。那在城市與土地旅行搞運動的時光,我心裡響起的是Eberhard Weber專輯Pendulum裡的Street Scenes,用大提琴與鼓聲,小提琴構成了一幅觸動心弦的摩頂放踵,我們以美學的高度介入土地香蕉型的愛。那時沒有後現代,我們邊陲音樂的聆聽者與實踐者,直來直往不拐彎摸角依公理與正義而行。

聽Pink Floyd等重金屬的西洋搖滾樂(現在都被稱為是老搖滾了),主要來自當時現代詩社的許銘義與早已過世的李鐵錚。許銘義極有個性且詩感突出,我森林系大二時認識他,詩社裡唯一有才華不當社長的人雖然社長比社員多。有時在搬家空檔時會去住在他們地質系所屬的男十六舍靠近六張犂墳場邊的小小上下舖。我喜歡無所事事地睡在上舖看著許銘義,有時故意在走廊走來走去讓地板發出咿咿呀呀的聲音,想引起憂鬱自閉的這空間注意迴盪著五節芒後不遠處的亂墳死亡也無動於衷。許銘義像魔術師般不斷地掏出一個又一個精彩錄音帶,聽到陶醉,聽到自瀆,聽到驚訝,聽到讚嘆,聽到頹廢,聽到吶喊,聽到完全絕望。然後從Van Morrison的Into the Mystic醒來,好像張愛玲的《紅玫瑰與白玫瑰》裡的最後旁白:「然後醒來,石計生又變成一個理想有為的年輕人。」我唱著進入神秘 。我們在風之前誕生,比太陽還老 。我迎著風迎著雨高聲唱著,我要搖滾我的吉普賽靈魂繼續入世去愛。而學運風起雲湧之前,有次在台大校門巧遇李鐵錚,他是個硬漢,早得了口腔癌腫了半邊的臉,我一進杜鵑花城就耳聞這號人物:馬來西亞中文僑生,自創神州詩社,以寫詩抗議時政,被學校抄出讀資本論被驅逐出境等等。鐵錚碰到我,就說:「正好要找你,Stone,之前的聽完了吧,手上這錄音帶送你,是King Crimson的歌,我最喜歡其中一首Epitaph。Confusion will be my Epitaph.困惑是我的墓誌銘。送給你。」說完他就爽朗地笑笑,消失在椰林大道黃昏盡頭拇指山的餘暉裡。我呆立杜鵑花城黃昏的風的線條裡,久久不能自己。過了不久,我聽開啟我盧卡奇智慧的陳昭瑛說他去世了。這件事情就在我心裡的繭上結了新的繭,迄今和那歌合而為一了,每當聆聽,就把我的靈魂召喚回那些年,惟音樂能拯救我們靈魂的那時光,比音樂更真實的是生活,比生活更深入的是音樂的那時光,愛完整於無可挽回的遙遠裡,像流星雨,短暫而永恆地劃過杜鵑花城裡懷著才氣1又1/2有病的胸膛。

(2010.03.01-2)

2.

空間化台灣歌謠:訪談洪慶雲先生及其引發之記憶





用戶插入圖片

以紙本地圖確認記憶空間(洪慶雲與石計生,台北/公館,助理黃韻庭,邱婉婷攝2009.05.18午後12-2點)



為執行國科會音樂與社會的研究計畫,與在公館的Padouva Cafe約了年已75歲高齡鼓霸大樂隊的喇叭手

洪慶雲先生訪談,他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做過12項工作的耆老。非常健談,記憶力非常清楚,能夠進行圖像式記憶,把細節以空間方式表現,帶人身歷其境,充滿了一種他口中的「好奇寶寶」的心靈。誕生於大稻埕,對於那裡的歌廳與電影院有著充滿感情的記憶,我拿出準備好的紙本地圖,只見他一點一滴將兒時到長大的日據時期至國民政府初期(1935-1960)左右的空間記憶,非常認真地標示出來。我很喜歡洪老先生的風範,雖然有點過於嘮叨,但至少不會像文夏顧左右而言他,他幾乎有問必答,有時也會標錯,但經過追問,總可以將我設定此次訪談的目的:空間化台灣歌謠這件事做好。我想離我的一個理想:用地理資訊系統(GIS)數位化台灣歌謠的「媒體迴路」(media loop)日子不遠矣。我決心追尋空間化台灣歌謠,它就會完成。有時碰到老朋友,如台大音樂所楊建章教授,問我為何這麼熱心,劍及履及做此研究。我的答案是「熱情的人」。建章很內斂,不輕易喜怒形於色,思維細密冷靜具洞見,處事有時過於民主謙遜,不熟的人會感覺悶悶的。但我就喜歡他原來的樣子,君子之交淡如水。我跟他說,做音樂與社會這事這麼久,最令我不悅的是那些擁有黑膠與留聲機就自以為了不起的人,擁有黑膠不知分享(有時還會奪人所愛,如台南永康的王昭旺父親的周璇「夜上海」失蹤事件)的驕傲是資產階級的行為,我對這類型的人不滿的極限是「徹底忽略」(totally ignore)。「但黑膠收藏本來就是資產階級行為」,建章一貫冷冷地說。「但不足以睥睨傲物」,我斬釘截鐵地說。他和吳叡人,黃長玲等,都是我心中屬於芝加哥-台北-238不可分割的三位一體即使很久不見面感情仍然一樣深厚的老朋友。當然,紐約-台北的邱貴玲,吳介民也是一樣,屬於238時代的永恆,那裡面有共同經歷的詩樣浪漫革命記憶。我現在一下子就能想起他們的樣子,即使很久沒見面,此之謂記憶。
      講到學術,現在朋友大家都在裡面,我有時笑笑跟建章說,跨界至音樂範疇並非故意(我覺得做完後就會離開),而是台灣歌謠研究在2006年的夏天被紀露霞歌聲喚醒後,就一發不可收拾,燒到現在,不斷進行訪談不能罷休。而我本來被該死的族群意識認為是弱點的一半台灣人,一半安徽人的血統,卻因為挖掘紀露霞後追蹤至上海老歌成為優點。但我徘徊的半山,漂泊的靈魂詩所化身的雲霧裊裊海峽兩邊都是家,都不是家的 not knowing where to go的感覺。半邊明亮忽爾黑暗的石頭,你啊,擊壤且縱歌聲穿山去,埋此心情青松底,一一長嘆息。這時我想起北京大學社會系老朋友楊善華教授的名言:「做訪談是會上癮的!」,真想跟他說:「這是真的啊!」而且,我越來越覺得訪談庶民更有意思。像洪慶雲先生,十足哈代(Thomas Hardy)小說裡「無名的朱德」(Jude the obscure)存在狀態,沒能上的了大學,沈迷爵士樂演奏的夢想遲遲無法實現自己,乃一生更換了十二個工作,包括波音唱片製作,公務員,土木,送貨員,會計,新光紡織職員,業務和喇叭手等等,充滿挫折,懷疑,熱情與徘徊的人生嘮叨裡隱藏這樣的成就焦慮精神狀態,我想。與他結緣是因為鼓霸團長邱志炅的介紹,並於一年前帶紀露霞老師至鼓霸練習場一起練歌才多聊了聊,前幾天剛結束的台大紀露霞演歌五十座談會結束後,由其王櫻芬所長安排之晚宴時,發覺洪老先生竟開始滔滔不絕講其大稻埕追星經驗,十分驚訝!唉可嘆當時錄音機交給已經回家了的助理韻庭,沒能即時錄下,而笑容可掬的王櫻芬那時又有意無意瞄了我一下,彷彿說真可惜啊,這活生生的歷史,活生生的美麗,心中浮起一句賀德林(F.Hölderlin):Living Beauty, returns to the destitute heart of the people. 我乃下決心立刻安排訪談,當夜十一點就敲定今日訪談。洪慶雲,一個平凡歌迷,聽眾,十分低調的老人,卻隱藏巨大的記憶能量,這就是庶民的偉大。
       歷史不只是巴烈圖(Vilfredo Pareto)所謂的「菁英循環」,少數貴族的生死場,歷史的底層,庶民所構成的記憶或許才是最為真實的,重要的。洪慶雲先生他其實是一個十足的影迷,歌迷與逛街迷。他說他迷戀大橋下的楊三郎「黑貓歌舞團」,可以去看表演一個星期不走,他是楊三郎堅決的粉絲,1950年代追星族。也喜歡去第一劇場看電影,百看不厭。很小的時候也跟著大人把大稻埕的煙花巷巡禮過。對於戲院,劇場和歸綏街等如數家珍,若不是熱情,還有什麼好說的呢?我從這上癮的訪談所獲得的最珍貴感覺是,做學術研究讓我越來越知道必須謙虛面對每一個研究題材,那裡面是日常生活的真實,重新建構或詮釋都要謹慎,因為那涉及歷史,社會與文化裡的人曾經渡過的感覺與感情,理性與絕望等等,裡面其實無窮無盡。所以,不要顧及自己可笑的自尊或什麼名校驕傲的姿態,也不要想掠奪別人辛苦研究的資源或插花搭便車,想知道什麼就站起來,聯絡,就熱情去問吧,訪談要會彎下腰,別人拒絕你訪談是應該的,別人沒有義務回答你任何問題,接受你訪談是因為你誠心誠意感動人,要問你自己為何做這些研究,要先感動自己才能感動別人。要學會誠懇幫別人倒茶,要把自己比地球還大的自我現象學地bracketing, 放入括弧存而不論,反省自我中心,要喜歡當聽眾,要記得,適時的沈默力量很大。要提攜後進,照顧學生,耐心導引學生,但不要輕易收學生,門外就可,入室責任大矣。訪談要真誠以對,要忠實做逐字稿,觀察,從手勢到語言全面地觀察,要全面性觀察就要成為朋友,親人,不要訪問完再也不見面。要反省,與理論對話,分析,觀察,想像,寫作,寫作,寫作,有意義的訪談就會誕生。而且要牢記,這一切不是基於形式主義化後的學術價值,而是隨時可以離開,重返庶民的有血有淚生活的價值。研究者是次佳選擇,行動者才是真正人生,如我們的洪慶雲先生,活生生的美麗啊,請回到我們業已乾涸的人生。(2009.05.1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