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大立:激荡30年,青春怎么还没褪色?

邱大立:激荡30年,青春怎么还没褪色?


2010-02-20 14:56 来源地址:网易娱乐


  网易娱乐220日报道 70年代据说是一个变幻不测的时代。作为70年代的一根尾巴,1979年留给我太多的记忆芯片。和家人从东北调到安徽芜湖两年后,我在父母单位,一家军工企业的子弟学校读二年级。大我3岁的姐姐喜欢听歌,不知她从哪里找来了一本本印有流行歌曲歌词和歌谱的小册子。在那个年代,上班,人们少得可怜的文化消费也不外是看露天电影,传阅杂志、听单位广播站的歌曲欣赏。那时候,谁家也没有电视,人们接收的各类资讯也是经过统一调控发布的。我在刚懂事的时候,就懵懵的发觉,很多很多的信息怎么都是模糊不清的。广播站放歌的时候,播音员从不介绍是谁唱的,谁写的,只说是台湾校园歌曲。《橄榄树》、《外婆的澎湖湾》、《爸爸的草鞋》、《童年》,它们全是对岸来历不明者,所以全部统称为台湾校园歌曲。它们大概就是在七八十年代匆忙交接的一刻传遍全国的。


  而文艺青年的祸根,应该就在那时致命的扎下了。


  80年代据说是一个骚动不安的时代。不知怎么回事,我在成人之后竟然还牢牢记得读小学时教学楼外墙上义正严词的8个红光发亮的大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可能正由于某段岁月太团结,人才会越来越紧张;正由于某种生活太严肃,心灵才会抑制不住的憧憬活泼。八十年代初,在中央电视台、中国广播电台强大电波的播放中,李谷一、朱明瑛、朱逢博、苏小明、成方圆、郑绪岚、王洁实、谢丽斯、程琳的名字走进了人们的心里,他们是文革后第一批流行歌手。但当我们痴痴坐在广场上看露天电影,聆听她们演唱的电影插曲时,我们却怎么也弄不明白她们中的一些佼佼者为什么会遭到有关部门和人士的点名批判。除了李谷一,她们大部分都翻唱过台湾或外国的民族歌曲,却都没捅大漏子,唯独是曾经到老山前线,在刚落完炸弹的最前沿,为保卫祖国的边疆战士演出过200场的李谷一,她在1980年演唱的《乡恋》被批判为靡靡之音、黄色之音、亡国之音、亡党之音,这也是30年里中国内地第一首禁歌。直到1983年中央电视台的春晚,它才解禁。当时,距离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辑的书籍《怎样鉴别黄色歌曲》问世才刚刚半年。


  奇怪的是,内地歌手们把那些来历不明的歌曲演绎得越动听,人们越削尖脑袋想找到原唱版本。我不敢告诉同学的是,还没发育成熟的我已经在这些闪烁其词的歌曲里开始偷偷去揣摩风情或爱情。为了让这些心爱的歌儿认祖归宗,我只好通过各种报刊杂志的边角余料去捋清脉络,《大众电影》、《电影世界》、《环球银幕》、《上海电视》、《海外星云》,母亲订的这些杂志全部成为我排查故障的线索。重重围剿、顺藤摸瓜、乘胜追击、水落石出,这些程序被我一路磨练得炉火纯青。就在这种营养不良的半封闭半开放环境里,我顺利的通过黄色歌曲发现了邓丽君,通过邓丽君顺路知道了凤飞飞,通过琼瑶认识了刘文正,通过朱逢博版的《橄榄树》找到了齐豫,通过成方圆摸到了罗大佑、通过《搭错车》听到了苏芮。内地歌手对20年后,我在中国某知名乐评前辈编写的一本资讯简陋(而且模糊)的回顾中国流行音乐发展史的书里得知,早在19811101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行过两场台湾歌曲演唱会,由大陆艺人演唱台湾校园歌曲。而5天之后,上海电台推出了立体声之友节目,专门介绍最新西方和港台音乐。南方,永远对细节保持着一种敏感性,以及一种行动上的自觉性。19863月,我再接再厉,翻出了我家杂物室床下一台父母结婚时买的电子交流管收音机,直接对准了海峡对岸,在每周三下午5点半到6点的流行歌曲龙虎榜里听到了邓丽君、潘越云、苏芮、黄莺莺、齐秦、文章、蓝心湄、林淑容、江玲、刘德华一首首惊心动魄的原人原唱。


  在二十世纪的流行音乐里,能把全世界十多亿华人的心连在一起的,只有一个人,邓丽君。为什么?因为她只在乎爱情。对她来说,歌唱就是爱情,就是爱人。她把自己毕生所有的爱全部唱进了歌中。如果歌唱要付出一个人生命的代价,那就是爱的代价。对于那个年代的人民来说,邓丽君是金曲,也是禁区。在我们的音乐记忆里,邓丽君是第一个敏感的符号。她不光让我们认识了台湾流行歌曲,也认识了一个美丽而深情的宝岛,她甚至还让我们认识了什么叫靡靡之音,什么叫黄色歌曲。她的歌被封为禁歌,但事实的结果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七十年代末的南方,邓丽君的录音带甚至被列为必备的嫁妆之一。在过去说邓丽君是特务,对一名歌迷来说,自然有一些歌特色彩。在那个水深火热的年代,邓丽君的歌担负了一种极特殊的任务,那就是用柔软真挚的歌声去解冻僵硬虚伪的现实――这应该也是一种特务的功能。从社会意义的角度来看,邓丽君的歌在30年里还见证了两岸的国共合作这项大业――从冷战、敌视到和解、和谈、合作。其实邓丽君并没有太多的政治觉悟,她只是喜欢唱歌。上天生她,就是让她来给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唱歌的。直到今天,邓丽君的歌解禁了,但人没有被平反。但这没有关系,因为每个老百姓都知道,邓丽君不是靡靡之音,而是天籁之音,而且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宝贵的一笔财产。


  1983年,我家买了12寸的黑白电视,从此,听歌的渠道有保证了一条。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范本,《霍元甲》成为第一部走入内地银屏的香港电视剧,从19831986年,随着《上海滩》、《射雕英雄传》、《万水千山总是情》、《流氓大亨》、《笑傲江湖》、《警花出更》、《武则天》、《猎鹰》等港剧在内地的播出,直接引发了粤语流行歌曲在中国内地光速传播的狂潮。当迅雷不及掩耳的片尾字幕开始闪现时,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纸和笔早已紧紧的攥在手心。叶振棠、叶丽仪、罗文、甄妮、梅艳芳、徐小凤、汪明荃就是在这最紧张的一分半里奠定乾坤的。他们是中国内地第一代粤语歌发烧友的引路人。我也是一边看片尾的字幕,一边抄主题曲歌词学唱的。因为对歌曲本身的关注,我还记住了黄沾、顾嘉辉、黎小田等词曲创作人的名字(因为他们同样是线人)。值得一提的是,在整个80年代,央视的春晚成为传播港台音乐最强有力的一个途径。张明敏、费翔、奚秀兰、罗文、文章都是在每年最震撼的58分钟里一锤定音的。1990年,文章在内地举行演唱会。1989年夏天,我又发现了一个强势通道,当年730日,上海电台上录音乐万花筒节目推出国内第一个流行歌曲排行榜单元,港台歌曲在内地的传播终于名正言顺的走上正轨。


  90年代据说是一个举棋不定的时代。西方音乐以各种途径排山倒海的扑向中国。中国流行音乐齐刷刷的开始和西方音乐沾亲带故,这10年的精品,基本大部分都是台湾乐坛制造的(尽管台湾的造星工程也开始全速起飞)。1994年,迷恋西方音乐的我南下广州工作,对华人音乐的接触暂时告一段落。1995年夏天,我看了第一场中国摇滚乐的演唱会,王磊的出门人的呐喊1997年底,我写了一篇齐豫《骆驼 飞鸟鱼》的评论,发现华语音乐并没有停滞不前,才终于重拾对华语音乐的热爱,而与此同时,我和中国地下音乐的接触也越来越频繁。1997年,我和游威、风子等生活在广州的一群华语音乐爱好者开始给《粤港信息日报》每周日的音乐花园栏目推荐最新发表的华语唱片,那一年,我们把黄耀明的《人山人海》评为了1997年华语唱片十佳唱片之首,在运作了3年后,游威终于创办了华语音乐传媒大奖,我自然也成为了评委之一。每年,来自内地和港台的评委会对一年内公开出版的中港台三地的专辑进行评选,优胜者获得每个单项奖,国语、粤语、歌手、作词人、作曲人、民族音乐、民谣、摇滚、电子、年度专辑,这些奖项的设置证明了华人音乐的30年发展已逐渐步入正轨。


  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据说是一个纠缠不清的时代。20044月,我第一次去香港,参加全国荣迷纪念张国荣的聚会。也就从那时起,华语音乐进入了一个分流的时代。旧的巨星消逝,新的明星升起,新一轮乐坛气候快速形成。但令人惆怅的是:有一种感动却似乎再也找不到了。21世纪,互联网的发展让中央电视台、调频电台和专业杂志终于渐渐成为了历史。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时至2004年,我们这些乐评人写唱片评论还不得不先去街上买盗版唱片。记得2004年我买过的3张盗版唱片是梅艳芳的遗作《经典金曲演唱会》、周杰伦的《七里香》和罗大佑的《美丽岛》。2005年开始,互联网的资讯越来越有营养了,我们再也不用风吹日晒的奔走盗版店了。那一年5月,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华语音乐传媒大奖连续第二年举行现场颁奖礼,大会特别设置了一个80年代致敬的单元,当罗大佑、黎小田、潘越云、达明一派、朱明瑛、程琳、李克勤、李达成、廖百威、窦唯、陈珊妮与拜金小姐、黄耀明与达明一派、王磊、许巍、陈奕迅、容祖儿、古巨基、林一峰、刀郎、周云蓬等几代音乐人同时出现在同一个舞台上,那恍如梦中的一幕,相信会在很多乐迷的心中永久铭刻。20067月,我策划了胡德夫内地第一场演唱会,逆风的稻穗广州弹唱会。同年,我还协助一个朋友在广州还做了世界上第一场满语演唱会,沈阳音乐人萧寒仰望九月广州弹唱会;2007年,同样在广州,我们迎来了台湾原住民音乐的标头兵,野火乐集的唱自己的歌中国巡演,同一年,我在30年前北京北锣鼓巷童年玩泥巴的同一地点等到了台湾现代民歌之父杨弦的弹唱会;2008年,还是在广州,我们迎来了台湾大大树的客家音乐人林生祥、罗思容每日种树弹唱会中国巡演;2009年,依然在广州,我们继续迎来大大树的泰雅族女音乐人云力思泰雅古调专场。


  2009年,游威又有了新的思路,创办了一个站在更高更阔层面的面向全球华人的殿堂音乐奖――“华语金曲奖,发扬香港十大中文金曲”30年以来表彰经典的传统。这也许说明,华语音乐的又一个30年已经重新上路了。


  (本文来源:网易娱乐 )


 


邱大立:第8届流浪之歌音乐节日记

用戶插入圖片(有朋自遠方來,於大大樹流浪之歌音樂節之際,特轉載石計生bro.廣州流行音樂教父邱大立文章。)

邱大立:第8届流浪之歌音乐节日记(1)

文/邱大立

9月25日下午,在从桃园机场开往台北的路上,当窗外的平原沐浴在一片金色的阳光中时,我情不自禁的哼唱起王磊的一首老歌《你害怕吗?》。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个动作其实已预感到了什么。在思容家吃过晚饭后,铁志电话里告诉我,今晚在‘地下社会’有演出,赵一豪和他的Double
X乐团复出。因为初来乍到,思容怕我迷路,她执意要陪我去看演出,她说反正没有看过赵一豪。但让我非常惊讶的是,她却以为赵一豪是大陆的歌手。晚上9点半,我们来到位于师大东路一间面馆地下的‘地下社会’。门票才300台币(折合人民币70块)一张,可以看三支乐团。这在内地是不可想象的,光看同样出道】资深的窦唯一场小型演出,已经不止100块了。看来,台湾的明星数量与大陆相比,远远不止100倍。走下楼梯,发现这是真正的地下世界,闭塞、拥挤、闷热,但人贴人的空间流动着一股异常的活力。这就是台湾培育了一代代地下乐团的伟大摇篮——地下社会。10年来,它见证了台湾地下音乐从一个旧世纪向新世纪爬行的历程。

第一个出场的是一支年轻的乐团Lucky
Q,让人眼前一亮的是,主唱和鼓手都为女性。他们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中文原创(相比之下,内地的年轻一代乐团却,虽然偏流行摇滚,但他们有自己的曲风和质感。最重要的是,他们无比的自然、放松,并没有像内地很多年轻乐团一样刻意摆酷。当主唱拿起一支红色的大喇叭对着嘴巴唱歌时,这种年轻的创造力真的可以称之为酷了。他们说,他们要把这场演出和一周后下一场在河岸留言的演出收入捐给八八风灾的灾民们。台湾年轻人对自己土地的热爱是非常真诚的。

第二支上场的是一支即兴组合,‘一席之地’。因为一部同名电影即将在10月9日公映,所以催生了这支乐团,乐手来自其他乐团。小提琴手来自‘自然卷’,最瞩目的当然是吉他手徐千秀。这位曾经的‘骨肉皮’乐团吉他手近年因为担任杨乃文和陈珊妮的乐手而被年轻一代乐迷熟悉。他们流畅的曲风和老到的经验与Lucky
Q明显拉开了距离。在一首歌的前奏响起不到10秒时,我立刻听出,它的骨髓是Joy Division的《Love Will Tear Us
Apart》,后朋对台湾乐团整整一个时代影响所产生的发酵性至今都没有彻底褪去。但今天台湾年轻一代乐迷中有多少人知道Joy
Division呢?

最后一支乐团上场了,这就是传说中的Double
X。一个蒙着眼罩、穿着修身条纹衬衫的精瘦男子背对观众走上了舞台。他先是蹲在地上,然后转过身,开始唱歌。他就是赵一豪,18年前我在台湾电台短波里听到的一个恍惚的名字,以一个漂亮的转身,开启了十年来首场复出的幕布。他唱着,“我想飞”,然后身体开始随心所欲的晃动起来。那些晃动是没有经过排练的,却给人一种久违的亲切。它们天衣无缝的配合着演唱者此刻的心情,演绎着一种失落者的飞翔。但这种飞翔无比从容和优雅,它具有一种感染性,甚至让不会飞翔的人也想入‘飞飞’起来。虽然他戴着眼罩,但两道锐利的眼神却无法遮蔽的射发出来。他的声音浑厚,带着成熟男子特有的磁性,一点也不像一个已隐退江湖十年的歌手。而更不可思议的是,他肢体语言的表演,似乎比他的演唱更充满魅力。人们甚至不用去留意他的歌词,也一样可以得到一种享受。赵一豪在狭小的舞台上如鱼得水的飞翔着,他甚至暧昧的贴在贝斯手身后,随着音乐的节奏前后摆荡,但传达出的一种力量,却湿而不咸、荡而不淫。在唱另一首歌前,他说,以前的当政者不让我唱这首歌,他现在可以唱了,原来就是18年前的名曲《把我自己掏出来》。当狂暴的音乐响起后,惊人的一幕出现了——刚才两支乐团演出时非常安静的观众突然pogo起来。这是几代人心中台湾地下音乐的神曲,尽管时光将一个略显颓丧的歌手的名字冲磨得几乎消失殆尽,但他在那个遥远时代里发出的铮亮呐喊却没有降低一个分贝。

这就是一代台湾朋克先驱十年后的复出一夜。十年前,当赵一豪彻底从台湾的舞台上消失时,地下社会还没有诞生;而二十年前,当赵一豪开始在台湾的摇滚舞台上出现时,今天站在地下社会的很多乐迷还没有出生。但从今天这场饱满、生气的复出之役看,‘死而复生’的赵一豪并没有淹没在废弃的历史中,他依然属于最有魅力和创造力的音乐人行列。赵一豪缔造了一代台湾音乐前辈的自豪。我终于明白了他为什么叫赵一豪,我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到台湾后,第一首想起的会是王磊的歌。因为在上个世纪,王磊曾经说,伍佰不是摇滚,赵一豪才是摇滚。十年前的一句断言,到现在竟然还没有失效。今天,伍佰依然精力充沛的源源创作出人们喜闻乐见的歌曲,甚至也成功的把势力地盘扩张到了大陆。但他可能怎么也想不通的是,比他出道更古早的一位乐团时代前辈,居然仍没有被这个魔兽新时代粉碎性消毁,他就像一条潜伏在地表下的一只蜥蜴,以一种近似于死亡的速度缓缓爬行着、呼吸着、伺机反扑着,却在你意想不到的一刻,奋力一跃,划下一道弧线,诡异、反常,却无比准确的泄露出某个新时代的虚脱和死寂。

这样的十年一跃,在我们的华语乐坛并没有先例。十年之后,赵一豪就是这样沉着的把自己掏了出来。

(邱大立 9月28日 台北 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