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堂訪談海山唱片董事長鄭鎮坤先生

用戶插入圖片

中山堂訪談海山唱片董事長鄭鎮坤先生(台北/2009.09.08邱婉婷攝影)

可以說是台灣流行音樂重要推手之一,1960年代,鄭鎮坤開始經營他的小小的海山唱片行,主要出版國語流行歌曲,如姚蘇容,謝雷和青山等歌手歌曲。1958年先設廠於三重光明路,過兩年後,因業務擴充需要更大土地空間,再搬遷至土城。他以刻苦敢拼的台灣精神隻身闖蕩新加坡,馬來西亞和香港,推銷台灣的如姚蘇容的今天不回家等流行歌曲,吃盡苦頭,終有所成。因為眼光獨到,願意在當時著作權曖昧的時代以明確的簽約,投資出高價購買作詞作曲人的作品,如洪一峰(舊情綿綿,淡水暮色等三十幾首),楊三郎,周添旺,李臨秋,林文隆,駱明道,陳和平,黃國隆,黃敏,劉家昌,左宏元,梁宏志(恰似你的溫柔),葉佳修(鄉間的小路)等等。也參與當時和唱片息息相關的台灣電影工業導演,如白景瑞,李行等的電影的插曲,主題曲製作,時常出入中影文化城的錄音室。更大手筆地從美國進口數十台最為先進的壓黑膠的機器,於土城的海山唱片行已經一貫作業(從歌手演唱錄音樂隊到按一個按鈕就全自動化壓片的機器,瞬間可以生產數百張黑膠唱片)的音樂工業,面向全台灣乃至東南亞的華人市場,鄭鎮坤的事業在1960-80年代的台灣唱片業,可以說位居龍頭位置,或者說,和麗歌唱片,台南的亞洲唱片行,都是當時台灣較大的唱片行。而海山最為特別的地方,可能是當時唯一具備海外市場經營能力的唱片行,在馬來西亞吉隆坡就自己設有唱片製作工廠。鄭先生說海山全盛時期,幾乎所知道的所有台灣當時流行音樂歌手都在他的旗下,如尤雅等,也包括校園民歌手,如潘安邦,蔡琴等等海山製作的〈民謠風〉民歌系列。而台灣唱片工業的沒落,則與政府未盡心輔導,卡帶的出現和盜版猖獗有關。
經由三重市公所蔡棟雄先生的介紹,在訪談中十分健談的鄭鎮坤先生所說出的大量的名字,令人吃驚地將我們原本以為是消長或取代關係的台灣歌謠(如楊三郎,李臨秋),校園民歌(如梁宏志,葉佳修,潘安邦)和所謂靡靡之音的國語流行歌曲(如姚蘇容,劉家昌,謝雷等)全部都攪在一塊了,成為一種並存的關係!這給我一個全新的研究視野,從音樂製作與產銷角度來看,在一個前卡帶的時代,像海山唱片這樣首屈一指的大公司,幾乎就是媒介迴路裡的關鍵樞紐,與電影,廣播電台,電視和歌舞廳產生一種共生的臍帶關係,在海山長達五十年的時光裡,它能夠吸納各種音樂流行形式,成為傳播的重要利器。台灣歌謠的重要作詞作曲者(洪一峰,楊三郎,周添旺,李臨秋等)出現在他的契約讓渡書中最令我驚訝,因為之前的訪談的印象都是台灣歌謠的作詞作曲者窮困潦倒,三餐無以為繼,但如果鄭鎮坤所出示的東西是真實的話,會推翻台灣歌謠研究裡的這種刻板印象。因為對後世理解這一段歷史影響深遠,我還需進一步交叉比對考證這一件事情。
但無論如何,鄭先生雖已經年近七十,但是和藹可親,甚為健談,在研究助理邱婉婷的認真整理,照相後,我想這一次深度訪談,又對台灣流行音樂史裡的六零年代的情況,有了更為深入的理解。這樣一個既有理想又有衝勁的音樂人,我想我會再跟鄭老先生聯絡,抱著這樣的心情,跟他道別,因為鄭董事長還要去忙他的海山國際唱片的事業呢(2009.09.08pm2:00-4:00)。

兩岸社會與城市論壇:石計生教授音樂社會學論文摘要

「黃色歌曲」裡的文化中國分合:上海老歌,台灣歌謠與校園民歌

Yellow Music in Cultural China: Shanghai Old Song, Taiwan Pop Music and Campus Folk Song

 (初稿請勿引用) 

石計生*


中文摘要

本文跨越五十年,30年代的上海老歌、60年代的台灣歌謠到80年代的校園民歌,運用滾雪球深度訪談等方法,舉具體歌曲為例,探究被政治意識型態污名化為「黃色歌曲」的流行歌曲的兩岸間發展與流傳演變;揭櫫音樂作為一種精神現象,除了存在權力擁有者與音樂人的迂迴,調整統治設計或因應的「隱蔽知識」外,流行音樂與政治權力的關連,更存在著「道德經濟」,即雙方在強調生存倫理的道德內容所衍伸出來的對於流行音樂演出的互惠性判斷與選擇。流行音樂裡的「道德經濟」是隱蔽知識的社會道德思考與行動的延伸,首當其衝的就是對於所謂「黃色音樂」進行判斷,其中政治權力的態度是絕對道德化,而相反的音樂人則是傾向去道德化。


用戶插入圖片

文化中國混血歌:周璇至紀露霞

而60年代與80年代的差異在於,台灣歌謠裡的「文化中國」翻唱上海老歌的混血歌成分,相對於日本歌部份是比較少的,「日歌台唱」是真正混血歌的大宗,但隨著國民黨強化其北京話文化控制對台灣歌謠影響日趨顯著,演歌日趨式微,本文從空間繪圖詮釋與Andrew Jones 的「媒介迴路」觀點對話亦證明這現象,台灣媒介迴路的獨特性在於廣播電台的作用是先於唱片公司和電影的傳播;而80年代的台灣民歌因為國民政府的持續審查,導致民歌成為台灣認同矛盾既不是中國人,也不是台灣人的弔詭象徵,但通過大陸歌手的翻唱,突破當時中國政府的綜合治理的「道德經濟」控制,大量流傳於民間,傳唱,終至全面解放。總的來說,從60年代國民政府在台灣壓制台灣歌謠,或80年代共產中國的防堵港台流行歌曲,人們卻棄「道德化」政治正確不顧,迂迴地選擇相信自己耳朵所透露的情感,「文化中國」的力量在日常生活的哼唱中表現一種超越分裂的「政治中國」的「合」的狀態,黎錦暉的「平民音樂」理想終於實現,聆聽流行音樂的兩岸人民通過自己的感覺直接成為理論家。

關鍵字: 黃色歌曲,文化中國,道德經濟,混血歌,翻唱。 

 * 東吳大學社會系副教授,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GIS中心召集人。cstone@scu.edu.tw


兩岸社會與城市論壇:

◎ 時間:200956()下午12:40-5:10

◎ 地點:國立臺灣大學工綜館國際會議


兩岸社會與城市論壇:石計生教授音樂社會學論文摘要

「黃色歌曲」裡的文化中國分合:上海老歌,台灣歌謠與校園民歌

Yellow Music in Cultural China: Shanghai Old Song, Taiwan Pop Music and Campus Folk Song

 (初稿請勿引用) 

石計生*


中文摘要

本文跨越五十年,30年代的上海老歌、60年代的台灣歌謠到80年代的校園民歌,運用滾雪球深度訪談等方法,舉具體歌曲為例,探究被政治意識型態污名化為「黃色歌曲」的流行歌曲的兩岸間發展與流傳演變;揭櫫音樂作為一種精神現象,除了存在權力擁有者與音樂人的迂迴,調整統治設計或因應的「隱蔽知識」外,流行音樂與政治權力的關連,更存在著「道德經濟」,即雙方在強調生存倫理的道德內容所衍伸出來的對於流行音樂演出的互惠性判斷與選擇。流行音樂裡的「道德經濟」是隱蔽知識的社會道德思考與行動的延伸,首當其衝的就是對於所謂「黃色音樂」進行判斷,其中政治權力的態度是絕對道德化,而相反的音樂人則是傾向去道德化。


用戶插入圖片

文化中國混血歌:周璇至紀露霞

而60年代與80年代的差異在於,台灣歌謠裡的「文化中國」翻唱上海老歌的混血歌成分,相對於日本歌部份是比較少的,「日歌台唱」是真正混血歌的大宗,但隨著國民黨強化其北京話文化控制對台灣歌謠影響日趨顯著,演歌日趨式微,本文從空間繪圖詮釋與Andrew Jones 的「媒介迴路」觀點對話亦證明這現象,台灣媒介迴路的獨特性在於廣播電台的作用是先於唱片公司和電影的傳播;而80年代的台灣民歌因為國民政府的持續審查,導致民歌成為台灣認同矛盾既不是中國人,也不是台灣人的弔詭象徵,但通過大陸歌手的翻唱,突破當時中國政府的綜合治理的「道德經濟」控制,大量流傳於民間,傳唱,終至全面解放。總的來說,從60年代國民政府在台灣壓制台灣歌謠,或80年代共產中國的防堵港台流行歌曲,人們卻棄「道德化」政治正確不顧,迂迴地選擇相信自己耳朵所透露的情感,「文化中國」的力量在日常生活的哼唱中表現一種超越分裂的「政治中國」的「合」的狀態,黎錦暉的「平民音樂」理想終於實現,聆聽流行音樂的兩岸人民通過自己的感覺直接成為理論家。

關鍵字: 黃色歌曲,文化中國,道德經濟,混血歌,翻唱。 

 * 東吳大學社會系副教授,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GIS中心召集人。cstone@scu.edu.tw


兩岸社會與城市論壇:

◎ 時間:200956()下午12:40-5:10

◎ 地點:國立臺灣大學工綜館國際會議


這時所見的潘安邦


◎著名歌手潘安邦與石計生教授(台北/紫藤廬茶館/劉宏勲攝,2008.08.27)

◎石計生

這時所見的潘安邦與我想像中所差無幾,在眾人中我幾乎是一眼就認出他來,在進入紫藤廬茶館的剎那,感覺坐在中庭大廳裡穿著T恤帶著耳機講電話的人就是他。雖然帶著一頂帽子,然而我國中時電視上所看見的名歌手潘安邦的優雅氣質還在,只是多了些歲月留下來的滄桑與智慧,如「外婆的澎湖灣」即使過了三十年,「歌仍然在那裡」潘安邦說。「清新繚繞」,我心裡補充著自己的感覺。

做這國科會的音樂社會研究,這時已從台灣歌謠的紀露霞到了民歌的潘安邦,心中感覺非常複雜也慢慢清楚,這中間藏有深刻的機緣。那年一個盛夏雨夜因聆聽地下電台而遇見我失落的60年代歌謠的紀露霞,而這次能訪問我經由聽與唱成為真實青春記憶一部份的潘安邦,則是因為寫佛光山創辦的人間福報專欄《心見集》結下善緣後,一天在家看電視,無意中轉到也是佛光山系統的人間衛視,竟看見潘安邦在主持節目。遂通過人間福報代為聯絡,牽線乃能開展這一研究。

這已經不是社會研究法質化研究的「滾雪球」(snowball-rolling)完全能解釋,訪談這件事,當然形式上是通過問的第一人所透露的訊息,再去找下一個人,這樣不斷地訪問下去,就會累積大量田野資料。但問題是要如何「滾」的動那個訪談的雪球才是重點。人並非像我早年在台大經濟系所讀的主流經濟學所言的理性的「可以無限切割的數學邊際效用符號」,人更是有感覺情緒的社會網絡與超現實存在,與另外一個人的關連存在著某種「氣場」或者「選擇性親和力」(如果一定要引用西方的術語),更是機緣,一種無目的性的目的,迂迴的關連。在尊重對方下的機緣。訪談潘安邦就是如此。若非他一場大病也不會開始親近佛法,然後無償義務地主持人間衛視節目,把他優雅的氣質進一步提升至慈悲心的朝向,然後我在電視觀看時爾偶然相遇,成就這樣的「滾雪球」訪談。

而通過音樂的聆聽與記憶,除了勾起個人經驗層次曾有的眷戀與哀愁外,研究之必要在於破除迷障與人云亦云。譬如坊間流傳的說法,都說楊弦譜寫余光中的鄉愁四韻是民歌伊始,在訪談過程中,包括台灣史專家莊永明與潘安邦不約而同地都說應該是更早的洪小喬。雖然我一直覺得追溯誰是「第一人」「鼻祖」是件很無聊的事,但這一切都是為了更為精確地把握事實的全貌,對台灣的音樂文化史交待。譬如原來研究假設歌謠「轉化」為民歌、歌謠的沒落是因為國民黨查禁台語歌的說法,經由多方面田野訪談出土的豐富一手資料我深深懷疑起來,這裡面極可能存在一個被我拉到理論高度的東西,我正小心翼翼檢視田野所得運用馬克思所說的「抽象力」(abstract power)建構醞釀著。潘安邦也談到自己的國語歌在當年也被食古不化、腦袋壞掉的警備總部所查禁,顯然可能當時的審查制度是不分語言類別地進行著。

潘安邦也展現驚人的旺盛生命力,現在幾乎大部分的時間在大陸各大都市演唱,深受歡迎。這裡面當然是有過去民歌精神裡本來就有的「文化中國」因素在裡面,但應該還有更多,屬於音樂人本身的演唱天分與表演才華,與時俱進的調整,譬如他說打進上海市場的一個關鍵:「潘安邦唱周杰倫的雙節棍」。但究竟民歌是什麼?與流行歌曲的差別何在?「民歌是國民之歌」「我和一般民歌手不同,比較像羅大佑,一開始就被唱片公司簽約,電視挖掘,是以歌手姿態唱民歌」「民歌是時勢造英雄」「原來少數人唱的民歌為大多數人所唱後就是流行歌曲」。

一陣惆悵,這時我心裡浮現的人,不是別人,正是我所敬愛的紀露霞老師。潘安邦所說的這些大致上我都同意的,但其中還是有些關鍵性的因素得細細思量。民歌之所以在當時異軍突起,和一批有才華的人「唱出自己(日常生活與精神嚮往)的歌」有關,當形成氣候之後,當時的政府本來就想要推行國語,遂順水推舟鼓勵,因此,外型俊俏,身材高挑的合乎當時上電視的「俊男美女」默契的潘安邦才能成為「電視時代」的寵兒,但為何當時我看不到紀露霞?這就是關鍵。「寶島歌后」紀露霞嚴格來說應是「台語寶島歌后」(雖然紀老師同時唱國台語和英語),這並不為當令所鼓勵、支持的語言與歌曲,註定「收音機時代」的台語歌手和紀露霞難以上的了電視(當然也跟她婚後搬至嘉義相夫教子有關)。「收音機」與「電視」這音樂載體的影響力差別十分鉅大,紀露霞的影響力是透過廣播電台,是眾多頻道中的一個,我年輕時受到父親外省家庭的平劇傳統,那時讀東海外文系的二哥石光生影響只聽ICRT的美軍電台,或國語節目倪蓓蓓的平安夜,永遠轉不到台灣歌謠的那一台,即使轉到也不會留意。而1960-70年代當時的電視只有三台:台視,華視和中視(更嚴格說,三台等於一台,均由國民政府的黨政軍控制大部分股份)。「那是上了電視唱歌的隔天,全台灣的人都認識了潘安邦」的時代,潘安邦自己說。確實,我那時就是這樣那樣通過電視影像崇拜著洪小喬,潘安邦,李建復和銀霞。

解開台灣歌謠沒落與民歌興起的謎團,還在途中。我現在還不想也不願意套用任何西方理論來解釋。我還懷疑,享受與感動於這些訪談過程中的人事物。作為共創台灣民歌的一員,這時所見的潘安邦是謙虛而成熟的,身上有和紀露霞一樣的宗教信仰,這或許在他身旁感覺安靜的原因吧。而已漸漸暗了的天色暗示著訪談應該結束。握手。點頭。照相。潘安邦與他的助手就這樣告辭。我又望著一個人物的背影離去,留下來是更多的責任:解開音樂社會學的謎團,台灣歌謠與民歌的並存與轉換。和通過這研究對於自己生命史的真切回憶與反省,如天上燦爛星辰數不清的民歌樂曲,與我那流逝青春裡藏著的悲喜往事。

(2008.08.29於外雙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