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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計生教授設計

本研究企圖透過先進研究科技工具地理資訊系統(GIS)的整合操作功能，結合SPSS的分析能力，經由對於台北「城中村」(villages in city)之一，士林區社子島的人文地理景觀(包括人口、經濟、交通、聚落和政治等)的空間分佈進行調查，並以GIS的 空間分析結果，作為領域治理的政策施為參考。

關於「城中村」這個概念，基本上是亞洲都市化過程「城市鄉村混合區域」(Desakotasi；city-village process)中的一種現象(McGee, 1991)，其解釋上有其分歧性。如在中國的廣州、上海與北京等城市地區，「城中村」被認為是在城市發展過程中，農村村落在城市化進程中，由於大部分的耕地被徵用，農民轉而成為城市居民後仍在原村落居住而演變成的居民區，中國學者又稱之為「都市裏的村庄」(藍宇蘊，2005)；這類流行於中國的「城中村」看法與其特殊的戶籍制度與國家中心式治理(state-center governance)有很大的關係。但是，事實上，台灣的「城中村」經驗，如台北市中的「寶藏巖」與「四四南村」就不是和戶籍制度有關，也不一定是跟國家的政策相關，反而是和特殊族群的遷徙與都市社會經濟變遷有關。不論在大陸或台灣，但是兩者相同的是，在高樓櫛比現代化發展的城市風貌下，多數為平房、建築陳舊、流動人口聚集、市政基礎與設施薄弱的「城中村」，某種程度上都意味著的「都市邊緣」、「都市之瘤」的負面印象。

從怎樣的層次進行治理，與如何治理，就成為「城中村」研究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就台灣而言，在全球化時代，衝擊傳統國家治理觀念觀的「城市-區域治理」(city-regions governance)或「領域治理」(territorial governance)新的區域規劃的觀念，其要義在於：在全球化的過程中，「治理」不再是「國家」的獨家或全部責任，「國家」應拋棄「父權式」的照顧一切、控制一切的集權風格，而應建立一個以地方參與為思考的「分散化的規劃與決策體制」(Friedman, 1999；夏鑄九，1999)。

本研究的社子島作為一個台北「城中村」， 其形成的原因非常特別，早年興盛繁榮的「三角渡」水運沒落、現在只有一條主要交通要道(延平北路)對外連結，此外，主要是1970年經濟部水資會的「台北防洪計畫」檢討報告將社子島地區劃為「洪水氾濫區」後，社子島的發展就受到歷年各種有關計畫的管制。地方上的里長與居民曾持續提出陳情與抗議，一直到一九九三年，才被允許採取低密度開發的方式，在島內劃設少數第二種住宅用地(佔全島面積12.26%)已安置當時的約16,000名居民(華昌宜，1997)。中央政府的低密度發展政策的結果，使得全區的土地利用以農業居多，在高度工商服務業化的台北城中呈現「城市中的村落」景象，其農業用地主要沿著延平北路與基隆河堤防之間；但近年來原來規劃為蔬菜農業區，現多已荒廢，社子島的農業用地有越來越少的趨勢；代之而起的是以家俱業、橡膠、塑膠等工廠(很多是違規興建)，主要是沿著淡水河與基隆河的堤岸邊分佈，也有些分佈於島的中央的蔬菜專業區中，呈現城鄉混合的都市「城中村」景象。

而相較於其他的「城中村」，社子島呈現兩極化發展。若將社子島人文地理大體解剖來看，是以通河西街與環河北路為界，其西北方向基隆河和淡水河交界處延伸，狀似鴨頭，我稱之為「北社子邊陲區域」，此區域內視野所及，多數為平房、建築陳舊、市政基礎與設施薄弱；而朝東南區域延伸的部分，是低密度開發區域，則比較靠近台北市的精華區域，不論地景或者人口密度和商業活動，均明顯增加，我因此稱之為「南社子核心區域」。社子島的這兩大區塊，是由延平北路所貫穿，延平北路七、八、九段屬於「北社子邊陲區域」；延平北路五、六段屬於「南社子核心區域」。這種人文社會的空間分化，在本研究中將以細部按里別區分，並以其重要地標為中心研究其相關產業文化，社會經濟的治理意涵。本研究即務實地以GIS先實地調查該區的人口、經濟、交通、聚落和政治等人文地理景觀的空間分佈，然後從「領域治理」，不是一味從國家中心，而是尊重社子島居民的治理意向，由地方分散化決策體制角度去規劃社子「城中村」的最適發展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