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計生教授社會學理論新書自序



自序


自從二00三年七月動筆以來,本書經歷了將近兩年的時間,終於在一個孤燈閃爍的寂靜深夜中完成了。一覺醒來,在楓樹與黃蟬花落的綠蔭盡頭散步,我幾乎無法相信這潛藏在學術與藝術創作生涯的間隙中的堂堂大戲,竟然能夠真的以近四十五萬字之姿出場;它所依靠的不只是書架上參考的上千本的理論相關書籍,而且是一種耑索真理的天賦與專心致志的毅力,雖然過程干擾與困難重重,我終究是親手拉開了首演的舞台了。

可以這麼說,這是迄今我所寫過的耗時最長,投注心力最多的書。社會學理論的書籍在台灣數目可謂不少,但是大多數是以外國學者的中文翻譯為主,國內學者自己所撰寫的並不多,本書算是少數中的一本。當兩年前老字號,聲譽卓著的三民書局編輯群至308研究室拜訪希望我撰寫本書時,秉持著長期在大學教授社會學理論課的經驗與學術研究的興趣,便欣然答應。在寫作風格上,我極力節制自己詩人的筆鋒;而以相對沈穩,邏輯論證清晰的方式導引文句但同時拒絕陷入令人打瞌睡的過度理性;也就是說,本書不是一本教科書,而是一本充滿個人文體風格的書,一本有創意的學術研究。本書是從一個台灣的社會學教授的角度,去旁徵博引把握整個西方思想的各種向度,並嘗試釐清各種流派的概念與立論基礎,凸顯每個理論家的特色。而在撰寫的過程中我發現,不論任何偉大的寫作者,事實上都無法將所有的社會學理論家納入書中,其原因除了必須顧及一本書的篇幅之外,還包括英美與歐陸的理論家間明顯的對峙,所造成的輕重取捨的各家說法都有所不同;這使得我在選取本書的理論家時顯得特別躊躇與謹慎,所求的是將最具代表性的理論家介紹給讀者,幾經變動,仍然不免割捨一些事實上十分重要的大家:如伊里亞斯(Norbert Elias, 1897-1990)、德勒茲(Gilles Deleuze, 1925-1995)和後殖民理論(Post-colonialism)諸重要理論家等。

在穩定下來章節結構與介紹人物,我的寫作並非是從第一章往下寫到最後一章的,而是有點像在擲茭一樣,過去兩年來,根據某種命定的感覺去拜訪某一位社會學理論家,和他聊天,喝咖啡,整理,做筆記,然後總是在靈光乍現時動筆,一氣喝成地完成對於一個思想家的撰寫,等到算一算篇幅,常常是三五萬字就誕生了,接下來面臨的就是困難的刪減的動作。本書撰寫時,通常都是在這樣的感覺中進行的;但也有例外,特別是在今年年初整本書已經接近完成時,我突然生了一場非常嚴重的病,那流行性感冒鬼魅般斷斷續續地纏繞著我令我咳嗽並且發燒不止,讓計畫中的後現代理論尾巴與結論的部分因此耽擱了約四個月。這期間的好處也讓我重新審視自己撰寫此書的目的到底是為了什麼?當我邊擰著鼻涕邊一頁頁翻閱著自己研究室左邊第三個抽屜的厚厚手稿時,起身如廁;虛弱的身體那天在蟬聲四起,忽然暴雨的黃昏時看見一道強烈的光芒從走廊盡頭的窗櫺射入,在磨石子的地板上映照出一道長長的光廊我在其中手執星巴克的薑糖小孩保溫杯呆立受洗心中浮現這段時間的前塵種種放棄獲得放棄獲得的反覆中,終於了悟這四十五萬字的跋涉所為者何?

去除掉屬於詩的與神秘經驗的部分,可以這麼說,這本鉅著的撰寫顯示了一個祖籍在中國安徽省宿松縣,誕生在台灣高雄縣橋頭鄉,長大在高雄市,在台北修完大學與碩士班,到美國芝加哥完成博士學位的知識份子的自我與社會的對話與反省。我的反省是,本書所介紹的諸多理論家雖然立論與派別有所不同,但是因為社會學的學科的特殊性,自孔德(August Comte, 1798-1857)以來是建立在對於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的反省與批判之上,即使到了當代的後現代社會,我們仍然看到各家理論閃爍著雄霸一方的解釋力。正是因為資本主義的力量全球化的擴散,其所建構起來的經濟、社會與文化意識型態具有某種基本的範型,這使得我過去所時常狐疑的由西方所建立的社會學理論如何對於我們的東方社會是有用的問題,因此得到適當的解答。我的看法是,凡是資本主義運作的社會型態中,西方這些理論家的理論就有某種解釋效力存在(不管是強調整體還是差異),台灣不例外,中國大陸不例外,整個亞洲,世界都不例外。但說實話,作為一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的學者,運用西方理論解釋台灣社會現象並不是件特別令人高興的事;因為我總覺得總有些什麼東西,是超越了西方的視野與理論解釋力之外,屬於東方社會的特殊性(即使仍在資本主義社會架構下),被無情或刻意地忽略了。或許有人會說,目前被廣泛討論,本書所無法涵蓋的後殖民理論就是屬於這樣的一個「非西方」的理論反省的一種;基本上我是同意的,但相對於「後殖民」的殖民之後的文化研究傾向,我的企圖心是更為接近在於實證的本土經驗研究與理論的反省交織出來的新理論,這應該是包含對於社會的經濟與文化政治各方面的特殊性考察;舉例來說,我們如何拋棄西方理論橫的移植去解釋SARS、網路電話詐騙、外籍新娘、檳榔西施和援助交際等屬於台灣或亞太地區的近期發生的特殊社會現象?有沒有可能這些其實都和馬克思、傅柯和布希亞的理論無關,它們是嶄新到連過往諸思想家都不知道的東西,或者,有關但是無法完全解釋的東西。這個「本土的」、「東方的」或「非西方的」社會學理論的完成,我認為在寫完四十五萬字的西方描繪,看清一些理論脈絡與生成條件,在逐漸不崇拜這些偉大的逝者與續存者後,絕對是可能的,可能需要幾代的努力來完成「台北學派」或「濁水溪學派」的解釋東方社會特殊性,進而發現其普遍性而影響世界的社會學理論,我認為這是每個閱讀本書的讀者身受啟迪後心中應該油然而生的氣魄,也是身為學習社會學的知識份子捨我其誰的理論之路。

石計生于外雙谿308研究室
二00五年六月十四日

盧卡奇《現實主義論》:從此超拔遇見一種可能的使命


◎ 奎澤石頭

1.

來到這裡可以喚起的年輕時候回憶就更多了。二十年前的杜鵑花城我以朝聖的心態閱讀你的文學批評經典《現實主義論》(On Realism, 1948)、《作家與批評》(Writer and Critics, 1955)、和《當代現實主義的意義》(The Meaning of Contemporary Realism, 1962)等書,才二十三歲,以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勇氣(其實是為了武裝自己蒼白、不知所措的心靈),就在公館溪州街不到兩坪大租屋的四樓窗前揮筆,以你的理論激越地寫了兩篇「準學術」文章〈布爾喬亞詩學論楊牧〉和〈形式與整體—盧卡契美學原理之研究〉發表。那時是屬於大二的徬徨,罹患精神官能症的椰林大道落寞行走,一股寫詩的熱情被「住久會起瘋的台北」車水馬龍的流動風所捲落的木棉加冕著憂愁質疑,「我是誰?」一個人孤獨走過公館的夜晚蟾蜍山黑暗的星光突然有個聲音凌空對也被判定為幻聽症患者的我說:

這扇門沒鎖
只要你肯推,就永遠開著
裏面有好東西
裏面有永生,進來吧…

於是只聽到這個聲音我跟隨那美麗的抑揚頓挫斜背著書包我走到了羅斯福路的中央,許多閃避緊急煞車許多驚叫與招手回到安全的芸芸眾生採買逛街中的晃搖,車燈探照到的是無力的肢體暈眩癱倒醒來時有一種如此接近死亡的快感,俯視的陌生的圍觀的一轟而散的隨機人群說你還好吧我說好我繼續前行到一個路邊攤叫了一碗麵加了個滷蛋算是過我的年輕但很想就此終結的生日。我不快樂。我記得二十三歲的我當時十分不快樂,那些「準學術」文章其實是一種精神焦慮的置換(replacement),但焦慮什麼說實話也說不清楚,我事實上(現在我才知道)是活在你書中所批判的「現代主義」(modernism)的病態中。那時暗自迷戀的文句,不是你那些從馬克思思想蛻變出來的莊嚴恢弘與文以載道,而是為你所批判的現代主義本體論來源,馬丁‧海德格(Martin Heiddegger)哲學所預設人與生俱來是孤獨的論調所吸引,人是「被拋擲到這個世界的存有」(Gewörfenheit ins Dasien; thrownness-into-being):人的出生沒有經過自己的同意,人是被一種不知名的力量拋棄到這個世界來的存在,又會被命運莫名地帶向不知道終點的未來。忽忽如狂我漫無目的地遊走,如你所引的英國詩人艾略特(T. S. Eilot)的〈雞尾酒舞會〉(Cocktail Party):

唉,但我們每天都在死亡
我們所認識的其他人
只是我們片刻的回憶
在其中我們認識他們,他們在那時刻早已經轉變

假裝他們和我們是一樣
是一個融入社會習俗的方便法門
但有時這必須被打破。我們必須同時記得
每一次的見面我們都面見一個陌生人。

陌生化的社會關係是一種人格的分解,精神分裂的處世態度,和假面的社會習俗形成存在張力,我們表面的和光同俗,其實是為了保障自己的內在體驗。如齊克果(Kierkegaard)所言,個人是活在不透明,無法穿透的「隱姓埋名」之中。我當時是如此真實感受到這種難堪的處境,活在「無質量的主觀存在,和對外在現實的否定相輔相成」(Lukács, 1962:25)的夢魘中。伊爾瑪香消玉殞的時候,二十五歲的你也是同意的吧!因為愛完整於無法挽回的遙遠裡,
我在杜鵑花城時代曾經自殺。


2.

(走路時只看自己的腳步,我每天都以寫出一首詩做為存在的意義標記)

(讀書是一種自我拯救的過程,在無神的時代)

(二十三歲時的讀書筆記:活在當下的困局無從超脫。感受到人的被某種不知名的力量所拋擲到這個世界上來的想像,
使得他無法建構自我以外的人事物的關係;從而也無法對於人類存在的目標和本質有任何嚮往。)

「現代主義」(Modernism)的作家所描寫的個人,你因此認為,是「反歷史的存有」(an ahistorical being),而對歷史否定表現為兩種現代主義的文學類型:其一是作品的主人翁總是嚴格侷限於自我的經驗,對於他或他的創造者(作家)都沒有在他們自己之外的存在的真實;其二,主人翁本身並無個人的歷史,他,是被拋擲的存有,無意義,深不可測地。他並不經由接觸世界而發展自己:既不創造形式也不需被形式所創造,這樣文學中的唯一發展是逐漸從人類的限制條件中裸露出來,孤獨的真實。人到世界走一遭,只是去重複該是他的樣子或將是的樣子,對現代主義的作家而言,世界因此是靜態的。對於人類發展的萬千可能僅止於想像,卻只有很小一部份能被實踐,被具體化;因而,現代主義筆下的人,將現實生活的複雜化約為想像的可能,在憂鬱與迷戀之間擺盪。當世界無法讓生活的可能成真時,憂鬱就刺痛著現實發展的企圖。這種退縮的世界觀,所產生的是不完整的人格,它是和不完整的外在世界相伴。德國詩人Gottfried Benn就曾說:「沒有外在的現實,只有人的意識,不斷從他自己的創造力中建構、修改、和重構新的世界」。另如卡夫卡(Franz Kafka)的小說世界,其寫實的細節其實是鬼魅般虛構的真實,夢魘的世界的展現,其功能是為了喚醒不安的感覺,與人在現代社會中逐漸自我溶解的恐怖。類似的觀點也在愛爾蘭大作家喬伊斯(James Joyce)的意識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小說中出現,時空交錯的拼貼,真實的呈現在潛意識光影的晃搖中。「人之外的世界是不可被理解的」,這是被主要的現代主義作家所服膺,其認為理解現實的不可能,正是和你的「寫實主義」理論上的分離點。(Lukács, 1962) 現實感的稀釋與人的個性的分解是一種相互補強的過程,而且兩者都缺乏對人性的持恆信賴的觀點;人因此被化約為一系列無有關連的經驗碎片,生活,不管是對他人或對自己都難以理解。

3.

現代主義的那以世界為不可被改變而轉向內心體驗是犬儒的,靜態的意識型態,其和藝術創作的關係是你書中關注的焦點。意識型態(Ideology),一方面是作家對於他的時代的問題與生活的有意識的觀點;另一方面也是對於其作品中的事物的描繪與理解。但正如恩格斯(Engels)所指出的,意識型態的這兩個面向可能會自我矛盾,這個矛盾的變化是和作家的個性與他的視野有關。如湯馬斯曼的作品《魔山》在一次世界大戰後所完成的巨作,就可見當時流行的社會主義
的力量的表現,這與之前的作品,如《布登布魯克家族們》(Buddenbrooks)有很大的差別。能夠從意識型態的矛盾中覺醒而在作品裡展現,是你的「現實主義」的思想主要出發點;現實主義所要克服的正是現代主義意識型態的「不安」與「混亂」 (angst and chaos)。現代主義的視世界為混亂的觀點,其實源於人文社會洞察能力的欠缺,現代主義的自我欺騙是基於一個特殊的、矛盾的獨斷主義。「混亂」是「不安」的結果,「不安」則是社會經驗的產物,是布爾喬亞階級社會結構的效果;你認為,現代主義對於社會主義的拒絕是閉上對於未來世界的眼睛,個人沒有能力抓住社會發展的新趨勢,於是接受「不安」與「混亂」為邁向永恆的條件,而這種選擇性的結果導致人性的零碎化。現代主義的歷史合法性,於是,是從人性的扭曲而得,其人際關係的反藝術家的特質,無法避免地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你的「現實主義」作家則從時代的動盪「不安」中獲得反省與新的創造力,如德國劇作家布萊希特(Brecht)在法西斯崛起之後,一方面,內心世界的「不安」逐漸擴大;但另一方面,他的核心政治與社會關懷也未嘗停止。兩者交織的激盪,不是現代主義式的退據自我內在,而是進入現實,創立「史詩劇場」(epic theatre),以《勇氣之母》(Mother Courage)、《高加索白堊圈》(Chalk Circle) 、《四川好女人》(The Good Woman in Setzuan)等劇碼的疏離(alienation)劇場效果,顛覆當時流行的亞里斯多德式「情緒說」的戲劇觀點。「疏離效果」(alienation-effect),並非只是一種人造的道具,而是讓觀眾與戲劇之間產生陌生的感覺,所創造的說教主義,它使得戲劇達到更高的文學成就;因為所有偉大的戲劇,最後,都必須超越劇場舞台的方寸侷限,而表現偉大的哲學主題、行動的具體內容,或適當的詩的形式。虛無與犬儒、失望與不安、懷疑與自我厭惡、朝向怪力亂神頌揚邪惡或毀滅,都是個人生活在資本主義的必然產物;而藝術中的現實主義觀點,闡釋國家之間和平共處的可能、或對社群主義的公正評價,都可能會被同時代的人邊緣化與排斥。在這種瀰漫處處的致命「不安」的時代精神中,你所提出的「現實主義」就是一種對於人文精神解放的操作。

4.

我的重讀充滿發現的喜悅,這顯示了你思想歷久彌新的力量。你對於現實主義的論述非常精緻,以區分「外在」和「內在」的寫作方法來研究這樣的作家如何可能。「外在」方法(‘outside’ method)對作家而言,所獲得的是一種基於個人和自己的衝突的類型;從這個基礎他朝向更為寬廣的社會意涵而寫作。「內在」方法(‘inside’method) 則是去尋找一個社會矛盾的阿基米得點(an Archimedian point),然後基於其類型來分析其相關的矛盾。(Lukács, 1962) 許多現實主義作家兩種方法兼具,而且兩種方法可能並存於同一個藝術作品中。通常作家會基於自己所經驗的社會,作為表現為內在的階級圖像;而所有其他的社會階級將被視為從外在而來。雖然如此,階級結構並非靜態,而是動態的,隨著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社會變遷而變化。對所有作家而言有一個趨勢,是從「內在」去表現他們的立即經驗為現在世界,而從「外在」去表現過去或未來。單從從「外在」去描述過去發生的事件很容易達到高度的確實性卻欠缺洞察力;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通常有非常多變的「內在」知識,如偉大英國作家莎士比亞(Shakespeare),毫無疑問地,成就範圍最廣,甚至能描繪與他毫無關連的內在世界,然而對於未來可能變化的掌握,仍有所不足。

5.

然而活動中心238卻是我生命第一個奇蹟發生的地點,那是我遇見你、整個的詩與學生運動靈魂人物的紀念碑,當這三種力量相互碰撞時,奇特的化學反應就產生了,那感動,就像我大一時的學院第一個春天在椰林大道左側草坪上發現由杜鵑花所排成串串的一個十三劃的「愛」字,只是那愛已經從「個人」之愛擴張為「眾生」之愛。在那間小小的不到十坪大的大學社團社辦中,「每天早上,我的鞋子都會把我帶到那裏」。剛開始的時候並不做什麼,只是面對著三樓窗外的黃椰子與振興草坪發呆,白天看有什麼美女經過,迎著風捕捉一些隻字片語,晚上則將藏在社辦抽屜的風箏拿出來舒服躺在草坪上放了長長的線在一片黑暗中拉拉扯扯與上帝接吻。直到有一天,反覆練習的風箏線就斷了。我瘋狂地摸黑追趕朝五指山方向追趕翻過了動物系的貓狗醫院牽牛花逆時針蔓生的矮牆奔跑在舟山路盡頭墳塋滿天似乎存在的六張犁絕望了的浪漫看不見了相伴的風箏,我卻遇見了我,日後在這裡焚香朝拜的我,「stone,唸一唸你的詩以祭拜蔣渭水」。我從口袋裡拿出揉成一團的詩社稿紙,看來充滿縐摺的死亡左右卻充滿了生機,裏面有我對貢獻自己生命給土地之愛的革命家羞澀而真誠的頂禮:

一切都像紙灰在火爐飛舞
旱燒的稻田那些黑色的烏鴉
盤旋你曾心神懸念的城市,
現在空中飄滿陌生的音樂。

浪潮時堅持向前勇往
海雖遼闊順著你呼嚎回應:
從被壓迫中解放1927年的福音
劍或櫻花,口袋裡塞滿未來的想像

而一切都像紙灰在火爐飛舞
地下道忙於趕路的人們請注意,
今天,配戴素花的臉龐表情
為完成什麼有著婚喪喜慶的專注
噶瑪蘭的彈唱者撥弄琴弦
我們因觸摸土地而想念他

掉了風箏之後,從此是一發不可收拾地加入了運動,風起雲湧的九零年代。被拋擲的孤獨感覺,也隨著斷了線的記憶不翼而飛。我感受到另一種「孤獨」:「不論主觀客觀,孤獨始終只是整個群體生活中的一個局部片段(無論是高潮還是低潮)。孤獨者的命運,只代表在特定社會或歷史環境下的一些人物類型。除了這些孤獨者,其他人的共同生活和爭鬥或團結仍然如常進行。簡言之,這些人孤獨只是一種特殊的社會命運,而非全人類的『人之命運』。」(Lukács, 1962)

6.

我知道了「眾生」之愛的藝術意涵:不只寫自己,而且可以寫這個奉獻自己給台灣的宜蘭人。設身處地地感受他的感受,在一個殖民時期的持續反抗。我終究是可以寫所有的人。從此超拔遇見一種可能的使命。

那是基於你所說的現實主義的「世界觀」(world views)。你說,作家必須有一個堅定而生動的世界觀,他必需按其動盪的矛盾性觀察世界,以便能一般地選擇一個可以在其命運中交錯種種矛盾的人來做主人翁。偉大的作家的世界觀是多種多樣的,世界觀在敘事作品中的表現方式更是多種多樣的。因為,一個世界觀越是深刻,越是與眾不同,越是為生動的經驗所營養,它在作品中的表現便越是可以千差萬別,變化多端(Lukács, 1955)。畫線的部份是我重讀時的新發現。你其實並不如人們想像的教條,好像為了指向一個共產社會就必須以某種方式某種意識型態寫作似的。現實主義的重要性在於它能描寫構成未來新社會中的構成非社會主義(即資本主義)的反應,揭露其轉換的力量,其豐富的內在複雜性(Lukács, 1958)。你引湯馬斯曼(Thomas Mann)的《巴黎日記》(Paris Diary)話:

「我當然是一個布爾喬亞…但是對當今布爾喬亞的情況的理解確實暗示了需和它分離,而且知道新的力量。視自覺為無物是錯誤的。沒有近距離看清自己的人還能和以前一樣的。」

那「新的力量」,就是當時風起雲湧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力量。現實主義的開放心態(open-minded)因此是重要的,社會主義是和在資本主義中的人一起建構起來的,真理是當參與現實的轉變時人們才會跟著發生轉變;所以你之前所對立的劃分:「敘事」的無產階級/「描寫」的資產階級,就被辯證地和解。現實主義所面對的現實並非一成不變,如現代主義的靜態的現實;卻也不是過於實際的,每日發生的社會問題的現實。在「靜態」與「動態」之間,對現實理解的關鍵在於它是否隸屬於更大的現實的一部份。你在《世界文學中的俄國現實主義》(1964),從俄國作家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與托爾斯泰(Tolstoy)的小說中,研究這辯證性。事實上,作家在生活上的自覺表達和他們作品中所表現的觀點時常是矛盾的。杜斯妥也夫斯基和托爾斯泰生活上是不折不扣的保守主義者與農民意識的擁護者;但是其作品,如《罪與罰》(杜斯妥也夫斯基)和《戰爭與和平》(托爾斯泰)卻都是跟得上社會變遷與未來社會嚮往的現實主義的傑作。亦即,你的方法是從決定作家特性的社會基礎出發,並去發現在他們作品中
客觀體現了什麼,它們的真正理性的內容。(Parkinson, 1979) 他們是通過作品的人物及其所發生的事情提出問題,這些不是個人的問題而是時代的問題,是面向日常生活所提出的問題。杜斯妥也夫斯基不勝枚舉的小說傑作,如《地下室手記》、《賭徒》等,是針對資本主義大城市中人的焦慮生存的寫照,那些精神變態者的描寫,直指當代苦悶乾涸的心靈與生存的困境。身為一個藝術家而非說教者,你認為杜斯妥也夫斯基在作品中提出問題而非邏輯思辨,問題就是如何能夠衝破使大眾(mass)靈魂變態和使生活扭曲的束縛。

你認為,單純的旁觀者不可能有現實主義;現實主義者必須參與進步的社會活動。(Lukács, 1964) 對杜斯妥也夫斯基而言,其參與是和都市大眾相關;而對托爾斯泰,則扎根於農民之中。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寫出了俄國沙皇時代的末日情懷,社會制度的僵化與奄奄一息,使得這些貴族均呈現死氣沈沈的氛圍。反映社會現實,但這還不是故事的全部。你在《世界文學中的俄國現實主義》認為,還必須做到從個人身上顯示出社會大趨向本質的現實主義作家必須塑造非常人物(extraordinary person),或把人物放入非常環境中。如托爾斯泰的另一名著《安娜‧卡列尼娜》,這非常女性的人物典型(typicality),其堅毅性格與多舛命運是在資產階級的愛情與婚姻矛盾中展現其張力。現實主義的非常人物並不一定要與其自身所屬的階級決裂,或許想過,或許並未採取步驟,如安娜的在社會制度的束縛之下的某種抵抗姿態,創造出來的「不平常的可能性」(unusual possibility),正揭示了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根本矛盾,讓小說閱讀者因此得到反省,而理解自身的處境。對你而言,等同現實為資本主義的現實未必正確,社會主義的實踐也未必是盲目地加入街頭抗爭運動;現實主義的現實是流動的現實,是依據社會發展趨勢的認識而自覺參加抗爭的過程,在這意義下,整體(totality)的具體性方能彰顯為實踐主體,在階級為無產階級,在藝術為現實主義作家的創造,人類解放的遠景方為「不平常的可能」。

經過了二十年,當大家都以為現實主義已經完蛋的時候,人們從後現代的茫然中回頭覺悟到你的「認為」的重要性,人不但是被拋擲的存在,人更是社會的動物(social animal)。

7.

體悟到了這一點,在藝術創作上我終究是自由了嗎?我將〈布爾喬亞詩學論楊牧〉與二十年後所寫的〈印象空間的涉事—以班雅明方法論楊牧詩〉並列,放在《藝術與社會—閱讀班雅明的美學啟迪》,象徵著一個業已如湯馬斯曼所言「近距離看清自己的人」,同時存在著被拋擲的與社會的自己的「不平常的可能」的形象了嗎?是否能與時俱進地體察流動的現實的變化,將之用各種現實與超現實的方法掌握放入生活的脈絡中呢?這最為簡單又困難的藝術原則,是如何能發生呢?如果現實的土壤成為流失的河流呢?如果無產階級也成為商品拜物的一份子呢?如果愛是一種苦難,不分大小呢?是不是有個超越的力量,能從另一個角度看待這關於使命的一切呢?Comrade Lukács,盧卡奇同志?我苦惱著,趁著星夜散步學院的夜空,審視曾經的情感的思想的行動的傷痕結繭附身而為保暖的鱗片露水滴落山凹的時候又有了沈寂許久的幻聽然後抬
頭遇見一隻〈月光魚〉

鱗狀雲咫尺天涯見著困惑的眼
拍擊地心躍起點燃應該的萬家燈火
蟬的鼾聲沈默了所有的夢想,時
月光魚游向冷冽東南東

晚安,暗流爭執向晚意不適
穿越的驚醒是沒有伴的旅程
恆溫動物最為冷血的歷練
吐不出的言辭如此跟隨
愛化為星雨美麗

遙遠的南極目的在,問你
白雪永晝為什麼戀棧
相逢暗地導引的陌生,一生
一次,推門而出就是海
使汝流轉心目為咎,時
月光魚游向冷冽東南東

黃皮膚在四處的行走–北京、上海、東京與台北(I)

⊙石計生


楔子

黃皮膚在四處的行走,是一種跨越歷史與國度的人種城市生活觀察,它立基於我巨蟹座蟄伏已久的忽然綿密的學術之旅,在酷熱的七月間,連續造訪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上海復旦大學、上海大學和日本的東京大學等驛馬星停後,重回台北的東吳大學研究室,在滿山的蟬聲與蔽天榕樹中沈澱回首向來。

不管現在如何,我旅次所見的黃皮膚,我想,都曾經或仍然處於中華文化圈的作用力下。二十一世紀的現在感覺是,離這同心圓最遠的是東京,然後是台北,然後是上海,最近的是北京。這同心圓並不是穩定的,隨時都會因為新的離心力而產生新的變化;而且,我深切感覺到,黃皮膚在四處的行走,最終都會在資本主義的商品所產生的拜物新核心中享受,體驗,掙扎,反省與創造。

隱藏在中華文化圈中的這些城市,在歷史的縱深與文化的全球混同下,各個城市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和西方文化交織,變種,甚至解構原來圈囿的張力。

西化最早的日本,一八六八年以「殖產興業」、「富國強兵」為目標明治天皇親政後的日本邁向「現代化」的歷程,這「明治維新」使得東京城市的最早進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從而使得現在的這城市充滿了混種、拼貼的「後現代感」;一八九四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使得相對陷於傳統主義、積弱的清廷屈辱地割地賠償,成為海峽兩岸讀過中國史的華人痛苦萬分的記憶一部份,以及一八五六至一八六0年「英法聯軍」與一九00年英、美、日、俄、法、德、奧、意等「八國聯軍」的燒殺淫掠既往。那些民脂民膏的天文數字的賠款,成為日本推行西化政策的鉅大資金來源:充當海軍與陸軍的擴張費、發展實業,興建鐵路、充實運輸通信等基礎建設費,以及經營台灣新殖民地的費用。

「甲午戰爭」所象徵的那兵荒馬亂的帝國主義侵略時代,將我的旅次的四個城市推向現實的關連。北京,當一八六0年「英法聯軍」攻陷時,一把火燒掉了極盛時期「東西長六華里、南北寬四華里,有五千兩百餘畝地」的圓明園。這中國著名的皇家園林,就在北京大學北邊隔一條清華西路,現在,我所見到的,只剩落寞盛開的荷花伴隨偌大的空盪。而上海,一八四三年開港,一八五八年「中俄條約」後被訂為通商口岸之一,其西化的影響,也就成為華洋雜處,混同的社會生活局面。我現在所定居的台北城,則是一八九0年馬關條約後,台灣連同遼東半島與澎湖列島一起割讓給明治維新下的日本,忽然就成為了日本帝國的殖民地,在明治神宮建立時,也是一起貢獻十萬株樹木的「全國」的一員,恍惚一夢五十年。

而戰爭的屈辱與殘酷又過了五十年後,來到了二十一世紀,
認同也因政治的分合產生了微妙的變化。

黃皮膚在四處的行走,形象與崛起,旅次所見,一種複雜的亞洲情緒。

曾經為白皮膚或黃皮膚自己所侵略,所殖民;現在,白皮膚、黃皮膚和我一樣走在北京、上海、東京與台北,吃著一樣的包子、水餃、拉麵和麥當勞。

黃皮膚,不管說著北京話的、上海腔、台語的或日語的,我感受到這些四處的行走,充滿了力量的形象與差異的崛起。


一、 當紫槐刺桐花開時

這到處都是的花的名稱是車行前往首都機場時,公交車司機斬釘截鐵說的,端詳那類似台灣巒樹的羽狀複葉,搭配青蘋果色的花朵,很難想像與其花名的關連這樣的迷惑象徵性地顯示,相對於一九九二年,我的二00五年北京印象的不對稱記憶

在城市的西北角,被稱為「大學區」的中關村一帶,分佈了著名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人民大學和北京外國語大學等幾十所學校,這區域往南一點延伸和紫竹院公園連成一氣,形成一獨特的文化地景所在。

十三年前一到這城市我就病了。躺在紫玉飯店昏昏沈沈,只記得幾個浮光掠影:埋葬全真派丘處機道長衣冠塚的白雲觀,香煙裊裊中幾個表情肅穆留著比我還長鬍子的道人,穿著藏青的道服在中庭一株看來非常老的松樹下練習劈腿與看書;另外就是北京大學正門前蘇州街上單車潮一波又一波所發出嘹亮脆耳的鈴鐺聲,我止步微笑地讓開,讓一紮著辮子穿著黑裙白襯衫的學生青春燦爛從右前方而過落葉飄零如雪

蘇州街上,現在看了清楚了,如雪的青蘋果色花瓣遠遠就會泛著白色的光芒,卻是在極度的大小汽車擁塞的道路上不知所措地落著七月酷熱抒情感覺已遠,有一種和十年前台北某種程度上雷同的交通打結與四起的喇叭聲,灰濛濛不見陽光白雲和藍藍的天空,這是一個迅速發展中的大城市必經的反浪漫的過程。我想。

根據官方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年-2020年)」資料,在這張千年古都的未來發展藍圖中,想把北京城市發展目標確定為國家首都、世界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北京,至二00三年,是一個擁有接近一千五百萬人口的大都會;那等於將台灣三分之二的人聚集在一個城市中,將超過五百萬輛所有的各型汽車聚集在其中,其廢氣與空氣污染是十分驚人的若再加上首都煉鋼場與寒冷冬天的燃燒煤球取暖。

我在紫槐刺桐花開時的北京五天,我看不見天空的雲與美麗溫暖的陽光。我很為這個城市與人民健康憂心,特別是二00八年奧運即將在此舉行,如何看見天上的雲朵,將成為一重大準備議題。

見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楊團)、北大(楊善華)、清大(李強,孫立平)與人大(李路路,洪大用)幾個重要的學者與研究生,歸納起來關心與研究的議題不外乎下列幾項:全球化下的城鄉差距與流民問題、地理資訊系統(GIS)的城市決策運用、和胡同等古蹟的保存與規劃等。有的到農村直接做田野調查、蹲點;有的從理論層面探討一九七八年經濟改革之後所面臨的中國社會結構的斷裂與轉型問題;有的從政策面提出社會保障的對應策略;有的直接參與「歐盟援助計畫亞洲城市合作」的保護胡同古蹟項目。

有如如霧起時的每天,低沈的陰鬱感席捲我對這城市的歷史與現實記憶;但所遇見的學者卻是充滿了一種真切的家園關懷與知識份子的使命感,這使我覺得看見了陽光。

這陽光請告慰一個我心儀的靈魂:王國維先生。

「人生過處為存悔,知識增時只益疑。」王國維曾留下這樣悲觀的詩行。

沿著蘇州街北走紫槐刺桐這到處都是的花辦落羽帶路,我來到了頤和園的昆明湖。望著湖光波瀾的水面,遙想一九二七年的王國維,被譽為「中國現代學術奠基人」、「新史學的開山」的一代國學大師,至佛香閣排殿下的昆明湖畔自沈湖底。他在留下遺書中說:「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一種忍耐易幟的恥辱與喂嘆古典中國之飄零,

現在才能理解,你
投湖自盡的決心
身著唐裝一襲深藍
那垂柳只能為古典
搖曳。搖曳的路途
不能長久 所以到哪裡
其實都是一樣的
心愛的時代死了
到處是地獄。

我想起,多年前為他寫的一首詩的句子。

二十一世紀的知識份子認真思索這個城市與國家的出路,黃皮膚在這裡的行走,充滿實踐力與熱情,雖然某些過去社會形式實驗的經驗遺跡猶然困擾著自由思維的心靈,但那畢竟是強弩之末,我想,在一個奮起的全球化年代,紫槐刺桐雖然受到空氣污染干擾,仍然將北京城市點綴地繽紛可喜;黃皮膚在其中行走,在過渡的階段誠心研究出路,以和平大愛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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