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計生教授大陸受邀演講稿
主題：【質化與量化的社會研究方法及其超越】
搭橋量與質—社會地理資訊系統的跨越徑路
Bridging the Quantitative and the Qualitative—A Discussion on the
Crossing Paths of the SocGIS Method
石計生
東吳大學社會系暨研究所副教授
C.S. Stone SHIH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Soochow University
E-mail: cstone@scu.edu.tw
1. 量化與質化研究：內涵與問題
對於社會科學而言，量化(quantitative)與質化(qualitative)的研究方法一直是學界討論與爭議的焦點。從十九世紀中葉的孔德(August Comte)提倡以來，二十世紀世界霸權的美國學者強力主導，實證主義(Positivism)的強調科學與客觀的經驗研究觀點，基本上在社會學界具有支配性；而「量化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就是在這種意識型態下被逐步建構與完備的主流研究方法的典範(paradigm)。作為母體(population)，因為社會現象是如此分雜而龐大，量化研究是一種機率式的抽樣思考(sampling thinking)，將觀察的對象化約為可以被數字化的變數(variable)，並以節約有效的方式，在經驗層次上面對社會現象的問題，提出假設、命題、操作化定義、收集資料，分析資料與驗證假設等「演繹」(deductive)步驟建立標準化的程序。在這樣的程序下，以簡單隨機抽樣(simple random sampling)取得代表性樣本(representative sample)的情況下，量化取向相信可以針對社會現象中的大量資料進行統計學式的調查，並企圖找到變數之間的描述的或可以推論的因果關係，如統計學中的集中趨勢(如平均數)、離散趨勢(如標準差)、卡方分配和相關等是描述性統計(descriptive statistics)；而變異數分析、迴歸、因素分析和群集分析等則是推論性統計(inferential statistics)方法。這些方法，經過一個多世紀的學者的共同努力，在孔恩(Thomas Kuhn)所謂的科學社群的常態研究典範下，檢討，修正，重構，終而形成一種類似自然科學的「理性而嚴謹」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
但是，量化研究的客觀與科學性，有一些明顯的缺陷，從一九六０年來就陸續被提出來：主要還是環繞在量化只能掌握社會現象的某些「普遍的」、「表象的」、「量化的」特質，卻也因此顧此失彼，喪失了對於社會現象的「具體的」、「深度的」、「歷史的」特質的關照與挖掘能力。
這個量化與質化研究的精簡區分，雖非全貌，但也八九不離十。從對於量化研究問題的反省，社會科學界的針對社會現象的「具體的」、「深度的」、「歷史的」特質的探究就建立在一個大帽子：「質化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上，其中包含了多元的理論與方法。理論方面至少和符號互動論(Symbolic Interactionalism)、俗民方法論(Ethnomethodology)、文化人類學(Cultural Anthropology)和紮根理論(ground theory)等相關，而研究方法上則和實地研究、訪談策略、參與觀察、非參與觀察、深度描繪、文化批評與田野調查的取向相關。從根本來說，質化取向並非基於經驗主義的實證思潮，而是綜合「操作經驗」的現象學(Phenomenology)與「理解意義」的詮釋學(Hermeneutics)而成的「建構主義」(Constructism)方法，其態度是一種把生活世界視為真實場域的「自然態度」，不去預設是怎樣地樣態，以開放心態而去面對社會現象，在實地與在地進行交流，相處觀察、描述和解釋，終而歸納(inductive)形成完整的故事。亦即，質化研究基於建構主義，相信社會的真實會隨著歷史、情境和區域等差別而產生多元的變化，因此，我們不能像量化取向那樣以「社會實驗室」的控制變因的心態，斬釘截鐵地去假設，去指標化，去分析，去驗證假設，而是在自然情境下對社會現象進行整體的研究，在實地田野中，研究者自己融入在地，並去探索、詮釋在地的人的生活世界的社會學意義，並在研究過程中進行自我反思，質化研究是一種情境研究(situational research)。事實上，質的研究因為可以來自不同的理論傳統與方法，會出現自我矛盾的衝突，然而，這種衝突同時也被認為是能將社會多層次、多部分的真實以「視角主義」(perspectivism)的張力呈現，具備貼近實際情況的潛能，並且，這衝突與張力，是可以透過研究者的「詮釋之環」(hermeneutic cycle)—「理解」在研究者的詮釋意圖與解釋對象間形成一個互動循環的過程，因此，「理解」與「詮釋」是永遠不會結束的(McCarthy, 1992)—來完成一種真實的迫近。這倒留給我們一個想像超越量化與質化壁壘分明的伏筆。
2. 量化與質化的結合：夢想與現實
一九七０年以來，學界(如Campbell, 1978, 1988; Reichardt and Cook, 1979; Meyers, 1981)呼籲結合量化與質化的夢想從來沒有間斷過，但是在現實的操作上卻並不容易，迄今，這仍然是一個發展中的夢想與現實。當然，如果追溯到這兩種研究方法的孔恩所謂的科學典範(scientific paradigm)而言，實證主義與建構主義的科學社群面對社會真實南轅北轍的態度，基本上結合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可以挑戰這種論點說，「科學典範」的模仿自然科學的模型(model)與定理(theorem)觀造成了抽象理解人的生活世界的謬誤，這如同馬克思(K. Marx)在批判經濟學的邊際效用學派的把人無限切割為數學上的符號意涵一樣，是異化(alienation)的結果。人，真實的人是有感覺，有情緒的，如馬克思在《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所言，是「感覺通過了自己的眼睛，直接成為理論家。」人的感覺創造了情境與生活世界的複雜性，其中，並非「科學典範」的抽象區分可以範囿。主張可以混合量化與質化研究的學者們(Howe, 1988; Firestone, 1990; Pitman and Maxwell, 1992; Reichardt and Cook, 1979; Zelditch, 1962)，基本上是繞開科學典範的抽象，而直接從經驗情境與實地的具體工作角度來談論與實現其結合兩種方法的夢想。
這結合，只要是情境上或結果上的超越單一方法，都被視為是有效的。而在如何(how)結合的這個問題上，目前至少有「主從式結合」和「整體式結合」兩種操作搭橋的可能。
就「主從式結合」而言，「通常是以一種方法為主，另外一種方法為輔。在這種結合中，一種方法被用來為另一種方法服務，沒有自己的獨立的地位。」(陳向明，2003) 而且通常是量化的抽樣與統計分析為主，質化的訪談為輔。概念上，質化是去補充量化研究所顯示的結果之不足。而「整體式結合」則強調量化與質化各有其獨立的研究位置，具備互相對話與補充的可能(Maxwell, 1995)，其操作是將上面說過的「詮釋之環」(hermeneutic cycle)放在這方法對話中，在自然情境或田野現實中，讓不管是質化歸納理論假設量化演繹檢驗假設的程序或倒過來以量化演繹檢驗假設質化歸納理論假設的過程均有一個時間上往返循環交叉驗證，修正，與重構的過程。
這兩種搭橋量與質的跨越徑路，我認為，基本上均掌握了概念上施行的可能性，但是，至少存在著兩個補充向度：(1) 量化與質化之間需要一個真正的橋樑來聯繫，而非是在傳統社會學方法論上打轉，因為不管從量化或質化開始下手，量化的抽象性與質化的特殊性仍然存在; (2) 這個「真正的橋樑」因此應該具有一種「空間性」，能讓自然態度所面對的生活世界有具體呈現的可能，並能轉化抽象的統計結果為視覺的對象呈現。而「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的社會學應用，就成為我這裡所說的搭橋量與質的跨越徑路的有力實踐。
3. 建構「社會地理資訊系統」(SocGIS)
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GIS)作為一門真正的科學，可以說是一九八０年以後的事。雖然一九六０年代，配合上衛星定位的技術，GIS已經是美國政府的國防部門用以偵察敵人地形地物的一項利器；但是真正使它成為普遍使用、又為人所熟知則是在將符號數位化「新資訊技術革命」與商業化成功之後。一九九０年代到千禧年之間，國際上相關的協會也紛紛成立，如城鄉與區域資訊系統協會(Urban and Regional Information Systems Associations)、國際地理聯盟(International Geographical Unions)、國際地球科學資訊網絡聯合會(Consortium for International Earth Science Information Network; CIESIN)、地理資訊協會(Association for Geographic Information; AGI)、地理資訊系統國際團體(GIS International Group; GISIG)、地理資訊科學大學聯合會(University Consortium for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cience; UCGIS)、亞洲地理資訊系統學會(AISA GIS)等；而在台灣，重要的是中華民國地理資訊系統學會(CGIS)。另外，重要的GIS期刊，如地理資訊系統世界(GIS World)、GeoInfo Systems、地理資訊系統國際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IS)、Photogrammetric Engineering & Remote Sensing等。進而，一些著名的地理資訊系統研究機構紛紛發展出較為完備的GIS軟體，如「環境系統研究所」(ESRI；Environmental System Research Institute)的ARC/INFO系統、美國克拉克大學(Clark University) 的「克拉克繪圖技術與地理分析實驗室」 (Clark Labs for Cartographic Technology and Geographic Analysis)在一九八七年所推出的IDRISI系統、和ARCVIEW、WINGIS等等。GIS應用軟體的進步，大抵循著一個基本的步伐前進，即指令型操作軟體(如ARC/INFO)到視窗型操作軟體(美國的如IDRISI、MapInfo、ARCVIEW系統和台灣的MajorGIS、SuperGIS等)，這就意味著，其功能的日趨人性化、與操作的簡單化。
就定義而言，地理資訊系統其實是一種「透過使用/研究者，而創造虛擬與真實世界對話」的科學(石計生，2001) 。雖然各加定義很多，但是我認為最為完備的是美國「環境系統研究所」(ESRI)對於GIS集大成的定義，地理資訊系統乃為「一種對電腦硬體、軟體、地理資料、和個人設計的組織化收集，以便有效地捕捉、儲存、升級、與掌握所有形式和地理關連的資訊」。回顧這個定義，我們瞭解，地理資訊系統不只是一套「工具組」而已，它同時也是「個人設計與創新」的場域；並且，地理資訊系統的處理資料是「所有形式和地理關連的資訊」，這意味著所有的資料，最後都是以「地圖」(map)的形式出現，而就GIS的現代電腦特質而言，它所呈現出來的，是一種「數位化地圖」(digital maps)。質言之，因為這些地圖資料可以被使用/研究者有創意地在電腦上增刪變化，所以我們說GIS是一個「個人設計與創新」的場域，它的設計與創新，表現在使用/研究者根據從真實世界所蒐集來的資料進行操控分析時上，所創造出來的主題圖(thematic maps)；而真實的日常生活世界與虛擬的電腦繪圖世界之間的關連，即在於資料的收集與處理。使用/研究者在運用GIS時，重點首先應放在對於「資料」(data)本身的理解，這包括使用/研究者在真實世界資料收集後，對於資料類型(types of data )、資料管理(data management)的掌握；接著，才能提到使用/研究者經由電腦系統分析(computer system analysis) 對於輸出的資料 (data output)，所進行的資訊的詮釋與決策，並進一步在現實的日常生活世界中展現行動(take action)。
這個流程，事實上已經暗示了我長期以來建構的「社會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in Sociology; 簡稱SocGIS)實現的可能。在二十世紀中葉之前，GIS基本上是隸屬於自然科學範疇的研究工具或方法，主要是在上述的實證操作流程中，針對如土石流、地震、森林、土地坡度、動物遷徙等監測需要，在電腦上進行「數位化地圖」的繪製。但是我這裡所說出的「社會地理資訊系統」(SocGIS)，則是從原來自然科學獨佔的狀態下，將GIS「個人設計與創新的場域」意涵加以擴大至社會科學，並依著社會科學的多元特質，調整，詮釋，重構地理資訊系統的實證流程，又因為涉及詮釋(interpretation)，所以非實證的建構也將是「社會地理資訊系統」足以獨樹一格發展的重要因素，也是它能結合量化與質化的基礎。SocGIS是以地理資訊系統為「思想的共同操作平台」，具備跨領域研究與相容的可能，而在掌握與創造社會現實的過程中，使用/研究者主觀上對於資料的選取與分析，是決定怎樣的社會現實被詮釋、被創造的要素。虛擬與真實世界的對話，乃因使用/研究者的研究旨趣而展開。我可以這麼說，「社會地理資訊系統」是「一種將地理資訊系統的繪製數位化地圖與個人創新設計的組織化功能，應用至社會科學範疇，並開放地容納多元特質，調整，詮釋，重構地理資訊系統的實證或非實證流程」。「實證」的部分涉及量化的研究取向，「非實證」的部分和質化的取向相關。
4. 實踐「社會地理資訊系統」(SocGIS)的搭橋量與質
傳統社會科學欠缺圖像思考的能力，雖有質化和量化方法，但空間感喪失的結果，使得社會科學的各個範疇各自為政，社會科學整合乃成空談。運用SocGIS，利用電腦系統來幫忙處理、分析一切與地圖相關的資料，提供傳統社會科學的困局一個可能解決方案。地理資訊系統本身不只是一種工具，它可以被我們任意設計與創新，加上它的型態、介面是非常開放的，不但可以同時容納數字、文字、影片等，還可以動態地在圖上展示所有變化的過程，所有資訊最終都可以用地圖來呈現，它可以同時產生多元化的資料型態。在此容納開放型資料的基礎上，SocGIS能以創造共同的地理空間與連結的屬性資料(attribute data)，將不同科學的衡量指標標準化。亦即，圖像化的地理資訊系統，作為傳統社會科學整合的基礎，揭露了各個學科的共同區域空間的特質，創造一個共同使用的平台，不是傳統的統計數字的分類與分析；而是極具應用性，可操作化的空間、區域上的分類。總之，結合了二十一世紀軟體應用工具的驚人發展、與地理資訊系統的開放性學科本質這兩大因素，我們才說SocGIS的高度資料統合能力，提供了社會科學結合量與質化研究的實踐基礎。
到目前為止，我認為，使用地理資訊系統和社會學連結而成的「社會地理資訊系統」(SocGIS)，在進行量化與質化研究的實際搭橋，至少有兩方面是顯著可行或極具希望的徑路：
(1) SPSS-Cluster-GIS(SCG)：這是石計生(2004)所發展出來的類似上述「主從式結合」的方法，中文就稱為「SCG方法」。是以普查的量化資料為主，質化田野調查為輔；但是經由GIS作為空間上的共同操作平台，使得這「主從式結合」更空間意涵。並且，因為GIS介面的高度增刪地圖與連結資料的彈性，它也有能力成為Maxwell所謂的「詮釋之環」的「整體式結合」，不再只是去補充量化研究所顯示的結果之不足，而是強調量化與質化各有其獨立的研究位置，具備互相對話與補充的可能。這個對話的詮釋之環是時間變化的多元關係，在自然情境或田野現實中可以是一時間上往返循環交叉驗證、修正與重構的過程，其關係如下：
此方法運用在石計生(2004)《東吳社會學報》第十六期寫士林全球化產業生態的研究，該方法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的2002年工商及服務業普查資料，使用MajorGIS軟體繪製數位化社會地圖結合社會統計SPSS的群集分析(cluster analysis)，並整合田野調查進行歷史縱深的產業空間再結構研究，以視覺化呈現產業的計量結果與空間位移狀態。研究問題在台北市士林的產業生態分布而言，作為空間理論的「全球化」力量如何作用而使之產生空間位移？引用地理資訊系統(GIS)的繪製「數位化社會地圖」(digital social maps)(石計生 2001)作為分析工具的特質，欲就都市產業生態這樣一古老議題，產生新的社會學想像。「SCG方法」在此有四個步驟：(1)從SPSS的群集分析到 GIS的圖層顯示；(2) GIS本身的空間分析(可包括主要的群集分析和按實際需要運用的其他環域、距離或落入分析等)後的圖層顯示；(3) 比對SPSS群集分析和GIS空間分析圖層歸納分佈類型；(4) 進行地圖細部的解釋，以田野調查回到敘述的傳統，成為一個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1968)所謂的「說故事的人」(Storyteller)。
此研究GIS的引入是經由圖層疊合(overlapping)而將資料的群集視覺化(visualization)的過程，為了在地圖上呈現士林產業生態的變化，GIS部分是以交叉使用門牌號碼和村里圖為基本圖，它是屬性資料與空間資料連結的關連，GIS可以提供容易可得的地圖疊合，從其中的相似類型研究，就可能導致新的假設、新的理論，甚至新的律則的發展。結合GIS與SPSS的「SCG方法」重視分群的合理性，因此我們依照產業分類，經過資料的切割轉檔，建立本研究所需的士林「全球化產業」與「在地化產業」資料組，以便進行SCG方法的第一步驟。方法上根據台北市工商登記、電話簿工商指南等資料分別先運用GIS的群集分析功能將之分群(如圖)，再與產業別的地址定位圖層加以套疊而形成，這可以提供我們以SPSS的分群結果轉化至 GIS圖層呈現結果，和GIS本身的分群進行比對，並和在地的特殊性連結思索。GIS的圖層疊合經由顏色的差異就能突顯士林產業生態在「現在空間」分佈的時間演進特色，意味著一個歷史過程，長時段時間的累
積，足以觀察產業的空間位移。但GIS必須和SPSS與田野調查互相映證與補強才有完整的意義，亦即，GIS的研究者最後必須回到敘述的傳統再輔以田野訪談結果以整合詮釋全球化對士林產業生態移動之作用。
此研究有兩個突破，一個突破是把蘇賈(E. Soja, 1989; 1996)所謂的物理的「第一空間」和心靈作用的「第二空間」甚至兩者交疊的「第三空間」，在地圖上面找到它相對應的位置，那個位置一旦被找到之後，即可看圖說故事，但是那個位置必須透過SPSS-GIS被呈現出來。第二個突破是把時間空間化，時間空間化就是在空間上呈現時間序列的過程，方法是用一個時間點切割成兩組，該時間點前的資料一組，該時間點後的資料一組，它是一個累積的觀念。經由GIS空間上呈現SPSS群集分析的結果可以發現，忠誠路、中山北路一帶聚集的「全球化」金融銀行，反映了士林空間在地的「服務社會」走向。而士林傳統夜市商圈沿著捷運與中山北路六段、七段向士林北方呈現「由南朝北位移」，同時沿天母東、西路產生「東西向位移」而與天母商圈連成一氣，使士林變為「帶狀」的全球化產業發展。其中比較特別的是士林全球化產業最聚集的地方竟前後都疊合在非常邊陲的福中里，當量化的GIS已經不足以去解釋產生福中里這樣一個差異空間時，我們就必須展開田野調查，也就是「SCG方法」的第四個步驟看圖說話。我們發現，福中里在基隆河整治完成後才改變過去以農業、漁撈維生而發展成多用途的社區，各公司行號漸漸興起，在地化產業在近五年來是相對集中，主要原因是和鄰近區塊的聚集經濟效應和里內工業區的製造業的規劃利用有關。在全球化產業部分，主要和「運輸通信」產業有關，著名的國際快遞公司UPS的亞洲的營運中心位於此地某大樓，裡面員工有數百人，其他各層也都是高科技的電腦公司，影響著當地產值。雖然士林南邊製造業處於衰退狀態，但全球化產業的聚集，刺激了原來傳統製造業連帶的「製造服務業」，使得福中里成為士林地區產業最為聚集之處。「SCG方法」的意義在於我們並非只能由數字知道福中里是全球化產業最聚集的地區，經由看圖說故事我們還能去了解空間內部的社會組織以及去詮釋它為什麼聚集。
當代的社會變化應該是一種「空間社會學的想像」，GIS作為此將非空間元素轉化成空間上呈現的「思想共同操作平台」，轉化抽象的統計結果為視覺的對象呈現，能將不同來源的資料組，從SPSS統計分析結果輸入至GIS平台讀取，進行空間操作。而結合GIS與SPSS的「SCG方法」，主要是針對量化研究的群集分析的特質而建立，以SPSS的分群結果轉化至GIS圖層呈現結果，和GIS本身的分群進行比對，兩個原來不相干的社會科學領域的SPSS與自然科學領域的GIS，「SCG方法」讓它們的介面能進行一種流動。並且不只是滿足「空間資料」與「屬性資料」的對應與轉化，更要求在空間上進行「空間分析」的能力，去找出它的類型的特殊性，進一步看圖說話，以進行質化的研究。「SCG方法」整合量化和質化的突破，不再是先量化再質化，以質化補充量化結果之不足，更可以是一種循環的過程，以質化的結果再去互相修正量化研究的方式進行著。
(2) Time-Space-GIS(TSGIS)：中文我們可以稱之為「時空GIS」，這正在發展中的方法，主要是能夠吸收之前學術研究的理論或概念，實際在空間上把時間以我所宣稱的「數位動態圖」(digital dynamic map)方式展現。之前觸及此範疇的學者，至少有賀格斯特藍(T. Hägerstrand)與紀登斯(A. Giddens)等。
紀登斯早在其名著《社會的構成》(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中，因為嘗試要建立一個動態的社會結構理論—「人的行動流」(agency)與「結構」(structure)間動態往返的過程—而指出：「大多數的社會分析學者僅僅將時間與空間看作是行動的環境，並且不假思索地接受時間為一種可以測量的鐘錶時間的觀念，而這種觀念只不過是現代西方文化特有的產物。」(Giddens, 1984) 這樣看來，社會學界不僅長期忽視空間，時間也是。而瑞典隆德大學(Lund University)的賀格斯特藍(Hägerstrand)及其同僚(如Parks, D. and N. Thrift, 1980; Pred, A., 1977等)所形成的「時間地理學」(Time-geography)，是最早在人文社會科學界提出對於重視「時間」因素的學者，這是對「人在空間中的位置、區域延伸和時間中的綿延活動的研究。」(Hägerstrand, 1970: 11) 而這種人的身體日常生活的例行化特徵，表現為溝通的形式與生命週期的路徑，從實質空間來看有其其移動的軌跡(trajectory)(可以用日、週或月為互動週期單位)。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行動，可以是個人的，更是可以形成互動束(bundles)或互動網(webs)的真實。這些互動束會出現在一個有邊界」(boundary)限制的區域內的一些「停留點」(station)或某些特定的時空地點，如家、街道、城市、國家甚至整個地球的地面。人的行動並且是有目的地，有籌畫的行動，而實現行動必然受到一些約束，必須努力加以克服。這些約束，賀格斯特藍歸納為三種：(1)能力約束(capability constraints)：主要指的是需要定期吃喝睡等生理上的限制。紀登斯則稱這是日常生活結構化活動所設下的對於時間分配之約束。(2) 結合約束(coupling constraints)：指的是人加入和他人互動所產生的地點，需要的時間等活動上的限制。(3) 權威約束(authority constraints)：指的是人活動的外在環境充滿因為權威所圈囿的領域或區域，產生了限制人進入空間與時間位置的可能。建立一個標準的範式，在這些約束下，人在一天當中所能支配的時空量就成為一個日常生活菱形區域(如下圖)，這是一個「時空之牆」，是作為一種限制人在空間上活動的各種可能的邊界。賀格斯特藍因此發展出一種以時間為縱軸(也可以是三度空間的Z軸)，空間為橫軸(也可以是三度空間的X,Y軸)的紀錄人在時空中位移的「時間地理學」，它同時考慮「路徑」(path)、「位置」(location)和「限制」(constraint)。從此標準圖，得以變化出許多複雜而更貼近人在社會真實的行動軌跡展現。這個圖基本上可以簡單理解為一個教授的一天：從家中到大學(工作地)教了幾門課後，再回到家休息的過程。圖中，其虛線的斜率表示抵達另一「停留點」的移動速度大小。方框則表示上述「權威約束」的限制範圍。
紀登斯針對賀格斯特藍的「時間地理學」提出了補充式批評。他認為，賀格斯特藍的方法是「以側面的方式看待時空，而且時間的箭頭標試了一種特定的時間次序。這種次序是和工作日對應的。」他並且主張，「應該由上往下鳥瞰，而非從側面來觀看時間。」「在具體的 天中，在各種停留點間的活動所花費時間的線性數量，可用線的長度來表達；而方框的長度則表示在一個特定場所度過的時間長度。」以這樣縱軸與橫軸均是空間的「鳥瞰」方式，可以將生活例行化活動根植於「日常時空徑路蘊含著反覆性」的「可逆時間」(Giddens, 1984)。這種「可逆時間」的圖式，可以讓我們再現日常活動的重複性，從時空路徑的輪廓中(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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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這裡所謂的「時空GIS」，這正在發展中的方法，主要是吸收了賀格斯特藍和紀登斯的概念，以「數位動態圖」(digital dynamic map)的方式展現。事實上，紀登斯的由上往下「鳥瞰時間」是一種「空間化時間」(spatializing time)的思考，是一種能夠面對生活當中快速流轉的人事物能讓之「流動停止」(flow stop)的能力。但是，紀登斯能在概念上想像這件事，經由GIS之助，我們卻能實際畫出這樣「鳥瞰時間」的日常例行化活動的地圖(如下圖)。賀格斯特藍也知道，「用時間地理學把握個人生活徑路或生平經歷的序列性，是由許多內在的心理經驗和事件構成的，與身體和環境現象之間的相互作用交織在一起。」(Hägerstrand, 1978)，但是，在其設計的時間地理學上很難真正於地圖上表現。事實上，在日常生活活動溝通中，人的自我經過和他人的過去(追憶式)、現在、未來(想像式)的「靠近」後會產生「印象」，這印象，如班雅明(Benjamin, 1968)所言，會和其他印象相互疊合，在此時此刻(NOW)展現，成為我們當下喜怒哀樂的感情流露的來源，這些在人的身體流進流出的「靠近」其實並沒有線性時間軸上的意義的(石計生，2005)，但它多多少少會表現為日常生活的例行化徑路的變化。因此，紀登斯的方法的「鳥瞰時間」所產生的「可逆時間」就變成非常重要。下圖就是將紀登斯的「鳥瞰時間」以GIS方式繪製成為「數位動態圖」的範例。這張圖的縱軸與橫軸都是空間，藍色的線表示我有一天從台大法學院搭公車至台大校總區旁公館/溫羅汀一帶與其後閒逛的行動軌跡。藍線中的圓點是用個人掌上型電腦(PDA)和衛星定位系統(GPS)傳遞資料至電腦主機的每次傳輸紀錄，而紅點則表示公館的溫州街、羅斯福路和汀州路一帶密集的書店群。藍線與紅點的糾葛表示了我的逛書店與至母校附近懷舊記憶心情的空間展現。
「時空GIS」超越紀登斯的地方在於，藍線所代表的日常生活例行化的徑路不是紀登斯圖中的示意圖，而是真實的行動軌跡，其位置雖然有些許誤差，但是均是在衛星定位的可容忍範圍之內。藉由下表所顯示的「時空GIS」的PDA-GPS-GIS-Acess-Excel所轉成的人的行動軌跡的時間紀錄(節錄)，SocGIS的個人活動的「數位動態圖」所呈現時間過程有兩種方式：(a)直接在行動軌跡的每個透過GPS資料傳送的藍點以電腦操作標示時間；(b)效法紀登斯，按停留時間長短，用方框或其他圖形表示。直接在地圖上將停留時間較長的事件(如吃冰)，以較為大的圓圈顯示為在一個「停留點」較長的時間，等車的五分鐘，則以較小的圓圈表示，其他的時間依次類推，如此，更能視覺化地展現空間化時間的結構化(structuration)結果。而這些將時間過程標示在每個藍線上的點或以圓形表示的時間過程，其曾經每個週末的反覆性，也就具備了紀登斯的「可逆時間」的意涵。。
PDA-GPS-GIS-Acess-Excel的人的行動軌跡的時間紀錄(節錄)
時間 速度 停留(分)
發生事件
行政區 地點 X Y 累積里程(KM)
2005/10/7 下午 02:50:12 0 5(等公車) 台北市中正區 林森南路 301838 2770714 7.587
2005/10/7 下午 03:11:47 9 0 台北市中正區 仁愛路二段 302839 2770355 8.829
2005/10/7 下午 03:12:49 3 0 台北市中正區 新生南路一段170巷 302871 2769864 9.332
2005/10/7 下午 03:12:59 18 0 台北市中正區 信義路二段 302861 2769823 9.374
2005/10/7 下午 03:13:09 45 0 台北市大安區 新生南路二段 302941 2769653 9.562
2005/10/7 下午 03:20:47 0 0 台北市中正區 羅斯福路四段 303108 2767683 11.670
2005/10/7 下午 03:21:07 0 0 台北市中正區 舟山路 303100 2767674 11.682
2005/10/7 下午 03:21:38 4 0 台北市中正區 羅斯福路四段52巷 303080 2767667 11.703
2005/10/7 下午 03:36:26 9 0 台北市大安區 新生南路三段76巷 302999 2768189 12.619
2005/10/7 下午 03:36:36 4 10(臺一冰店吃冰) 台北市大安區 新生南路三段76巷 302967 2768200 12.653
2005/10/7 下午 03:47:08 0 2 台北市大安區 新生南路三段76巷 303014 2768209 12.701
2005/10/7 下午 03:49:10 4 0 台北市大安區 新生南路三段76巷 302982 2768196 12.736
2005/10/7 下午 03:53:35 0 0 台北市大安區 溫州街 302912 2768034 12.993
2005/10/7 下午 04:07:30 4 0 台北市中正區 羅斯福路三段240巷 302737 2768038 13.593
紀登斯修正的時間地理學所思考的日常時空徑路蘊含著反覆性的「可逆時間」，是為了說明社會生活和社會制度的情境性(contextuality)。這種情境性，不管是過去，現在還是未來，環境與身體的交織都會在時空中留下某種軌跡，這軌跡，卻長期被人文社會學界所忽略。「隆德學派」賀格斯特藍等的時間地理學首先指出了這件事情的重要性，而紀登斯則將時空因素置入了社會學的思考範圍內，並企圖建構一套獨特的社會結構理論。
而從我們這裡所著重的社會研究法的向度來看，究竟「時空GIS」是在什麼地方展現了它的搭橋量與質的本領呢？我們將指出，「時空GIS」具有跨越「微觀」與「鉅觀」社會學的視野能力，在此基礎上，不論採取量化或質化的研究均是可能的。而紀登斯(Giddens, 2001: 136)的下列圖式，提供我們一個思考的起點：
日常時空路徑
日常接觸的分佈
場所的區域化
場所的情境化
場所的相互交織
就「時空GIS」而言，「場所」首先就是賀格斯特藍所強調的，處在與周圍世界物質環境的關係之中的身體及其流動與溝通的媒介，它具有固定的位置的特質，如紀登斯所說，可以是一間房子、一個街角、工廠、市集、城市乃至國家疆界等等。但「場所」也不單純是物理意義上的「位置」，它還是產生社會學意義的創造「情境」(context)的地方，是由行動者跨越時空不斷地運用來發生日常生活接觸與溝通的地方，也是賀格斯特藍所謂的「停留點」(station)。而紀登斯術語裡的「區域化」，指的也不僅僅是物理意義的空間的局部使用，而還是在日常生活例行化活動中與社會實踐產生關連的時空分隔。如房子內的臥室與客廳，一日的白天與晚上等，是明顯的「區域化」。「區域化」可以包含在時間跨度或空間範圍上各種的區隔，當它和「場所」一起思考時，則表現了以特定形式聯繫在一起的共同在場的思考，紀登斯稱之為「在場可得性。」然後紀登斯非常巧妙地運用了高夫曼(E. Goffman)的「戲劇論」(Dramaturgy)的「前臺」 與「後臺」的觀念，至微觀的房子內的不同「區域化」場所的強調的「前臺」 (如客廳)與極力抑制的「後臺」 (如臥室)；與鉅觀的現代城市區段規劃所強調的「前臺」(如高級住宅區、服務業區段)和極力抑制的「後臺」 (如貧民窟、排放廢氣的工廠區)等。這很明顯地將「時空GIS」帶向一個跨越傳統區分「微觀」與「鉅觀」社會學的研究視野。
「場所」的這些「停留點」本來在地圖上就是一些物理地點，因為人的活動而相互交織，成為一團事實上看來雜亂無章的線條相互聯繫著，這「場所的相互交織」，因為社會學的觀察人們日常時空徑路實則蘊含著反覆性，而產生了某些行動的「類型」或「模式」，我們強調其人與人間的社會互動時，可以稱之為「場所的情境化」；而若強調人與環境互動的「空間」結果時，可以稱之為「場所的區域化」，兩者均可以被「時空GIS」所捕捉到。紀登斯所宣稱的「日常接觸的分佈」事實上就是透過SocGIS在「數位社會地圖上」所呈現的場所的「情境化」與「區域化」的同時展現，而其動態過程，就是上圖人活動的「數位動態圖」展現。
「時空GIS」的「數位動態圖」呈現方法基本上已經融合了量化與質化的研究取向。這種研究方法有技術與資金門檻，需要以下配備：個人掌上型電腦(PDA)、衛星定位系統(GPS)、地理資訊系統(GIS)和行動領航系統 (MRS, Mobile Research System)。行動領航系統在此位居關鍵位置，必須搭配具有3G技術的電話通信公司傳輸資料。大體上，人活動的「數位動態圖」展現，是經由下圖的資料轉換過程：
整個研究開始於一種「質化」的田野調查的姿態，研究者攜帶著配備具有衛星定位系統(GPS)功能的個人掌上型電腦的(PDA)，也可以搭配具有錄影功能的V8或數位相機(Digital Camera, DC)同時進行。從家中和日常一樣經由走路或搭乘公車、計程車或捷運等各種交通工具，去工作地等「場所」開始忙碌的一天，經由3G藍芽技術的電話通信，衛星定位系統會將人的行動資料以固定速度傳輸至電腦主機伺服器中。當一天的行動完成後，不需去科技公司或具有購買伺服器能力的研究單位轉換與加值資料，目前「時空GIS」可以在家裡或任何地方 安裝行動領航系統(MRS)的軟體後即可處理。在最可親近的「場所」中，以下所有的工作都可以說是「量化」的研究步驟，研究者打開MRS，可以一方面檢示一日活動的動態地圖與錄影功能的同步展示；另一方面，可以將一日活動的Excel檔的資料(基本上包括時間、速度、停留長度(以分鐘計)、行政區、地點、X 座標值、Y座標值和累積里程(以公里計)等。若有異常的停留長度，則可由研究者自行在Excel檔上進行標示，以便後續詮釋工作。
而為了讓MajorGIS讀取資料並進行進一步的分析，「時空GIS」要求轉換Excel格式檔為Access或SPSS格式。這裡，就可以與上面的SPSS-Cluster-GIS(SCG)方法結合起來，形成一個聯合的搭橋量與質的方法。而若繼續往前的話，則可以直接經由GIS的讀取屬性資料功能，將Access或SPSS格式資料轉入，在地理資訊系統上進行展示與加值的空間分析等的工作。這PDA—V8—GPSMRS(動態地圖顯示與行動的Excel格式輸出) 轉換為Access或SPSS格式 GIS的地圖動態呈現的反覆操作，就可以歸納出日常生活例行化的行動軌跡，由研究者進行詮釋的工作。「時空GIS」因此提供我們一種捕捉空間化時間的跨越量與質化研究的有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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