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論文-全球化士林的產業生態空間位移：地理資訊系統的研究取向(一)
關鍵詞： 產業生態、空間分佈、全球化、群集分析、地理資訊系統、SCG 方法。
** 本文今天能夠以較為成熟的形式呈現，是需多重條件配合及感謝釵h人的指正才有可能。過去，對於GIS在人文社會研究的不滿主要來自於「GIS只是一種電子化地圖的描述性呈現資料，無益於社會分析」的批評；這使我產生了挑戰、實驗、與奮勇創新的意圖。但想要確實將GIS引進社會學的研究，其進展是相當緩慢而且充滿嘗試錯誤的過程。其發韌是來自1999年的芝加哥市政府的社區研究案，其中針對GIS軟體的選擇實驗也經歷了Idrisi, MapInfo, WinGIS, ArcGIS, 和最後到台灣開發的MajorGIS，這與梅傑科技的軟體工程師王建三、劉正仁、鄒函芬等人漫長的腦力激盪的技術創新，完成SPSS與GIS連結介面的設計，是我首先必須衷心感謝的；經由MajorGIS技術上的支援結合量化的群集分析與質化的田野調查所形成的SCG方法，其架構的完成是漸進的：從2001年至2003年間，我陸續在中華地理資訊學會、美國社會學年會(ASA)、國科會士林案的期中、期末審查、成果發表會和東吳大學文學院系際研討會等學術場合分散地、部分地提出整合GIS進入社會學研究的構想，受到了釵h質疑和建設性的挑戰，這都是促成本文的重要反省的動力，這階段我感謝的學者有Terry G. McGee、Kathleen S. Crittenden、Xiangming Chen、蔡勇美、章英華、葉啟政、瞿海源、陳小紅等人；而一直到2004年兩次公開演講心中才開始對SCG方法有比較確定的雛形。即本文稍早的版本曾於台灣鄉村學會年會、中央研究院與文化大學等合辦的數位地球國際研討會中以專題論文形式發表，作者感謝當時與會學者如謝雨生、郭瓊瑩等給予的專業回應與鼓勵。進而，對本刊數位匿名評審教授提供的嚴格審查與修改意見，作者獲得極大的學術想像觸發，而使得本文得以修正補充並重新思索與處理，作者特別表達衷心感謝。而對於本文資料的繁複處理、繪圖的數位調整與田野調查的協助，也要謝謝研究生助理群權自強、鄒佳樺、林全進等人。另外，要感謝國科會「士林人文社會GIS實驗室」之經費補助(編號902745P031005 )，使本研究能持續進行並發展。當然，本文如有任何疏漏之處，均由作者自負。
今日的台北市是擁有人口超過二百六十萬人的亞洲大都市，因應全球化 (globalization) 浪潮，台北市政府於1998年的「策略性發展有利的產業」的經濟思維，主要就是以策略性產業和高科技產業發展為主軸，再加上「多核心副都心」的發展概念，定義出各行政區之發展策略，如推動南港、內湖為「台北矽谷」設立「工綜合區」。2000年市府的「經濟發展委員會」再加上永續發展的城市和促進產業發展為目標。在地理空間的定位上也有「八心六軸」的結構發展規劃。台北市未來的城市建設和發展將朝向生產性服務業中心、生產研發中心、商業消費中心、產業研發中心，資訊服務業中心，金融貿易中心等六大中心發展，而士林區在整個台北市府的全球化計畫中，是以「士林生物科技園區」、「士林創新學習中心」被定位 (周志龍2002)。關於台北市產業結構的變遷，1995年起製造業已經陸續遷出台北市，包括裕隆、東帝士、華隆、中興紡織、神達電腦等大型製造業；取而代之的是金融和保險業進駐信義區和內湖南港等園區。2001年市府繼續推出與「飛龍計畫」–以「振興景氣方案」、「推動國際貿易方案」、「市有土地開發方案」、「推動創業投資方案」、「招商投資獎勵方案」五大方案為主的加速台北成為全球城市的計畫，進一步讓台北與世界接軌。
士林，作為台北市北方最重要的一個行政區，在市府規劃台北成為全球城市的過程中也隨之有著社會經濟的變化。本文的核心問題意識在於，就產業生態的空間向度而言，當全球化這樣宏觀的尺度，與台北士林這樣微觀的區域結合，會產生怎樣的關連？上述的研究問題的解釋命題可以如下：就台北士林的產業生態分佈而言，作為空間理論的「全球化」力量如何作用而使之產生空間位移？而其作用的分析，GIS能夠產生怎樣有別於傳統研究的貢獻？第一個解釋命題涉及了關於「全球化」與「在地化」的多層次探究，並藉以建立本文的初步理論分析架構；第二個解釋命題則從實證操作上證明GIS的特殊性。
關於「全球化」(globalization) 的探究在社會科學界堪稱顯學，有「經濟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等不一而足的面向 (Appaduri 1997; Frei and Woller 1999)；為了分析需要，本文則試圖從空間向度多層次理解全球化理論。從空間而言，首先全球化可以被視為社會關係的擴大空間 (spatial widening)，以及將全球化視為空間的消滅 (annihilation of space)；進而從「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 著手，批判上述二分均忽略了全球化中各個社會經濟地理空間接軌時所產生的緊張、反抗以及所衍生的統理機制的過程。(徐進鈺、鄭陸霖 2001)
就「社會關係的擴大空間」而言，羅斯諾 (Rosenau 1997) 曾從政治政策分析角度定義全球化為一種「疆域擴張的過程」(boundary-expanding process)，其中涉及了人員、資本、商品、資訊、價值、與行為模式的跨界流動 (cross-border)，這與區域化 (localization) 的「疆域壁壘的過程」(boundary-hightening process)，為維護地方利益的抵抗全球化的在地建構，兩者之間形成二元的對立；其間的衝突或妥協，是全球化在疆域擴張的過程與在地力量的傾斜關係。另一個理論典型是紀登斯 (Giddens 1984) 的結構化理論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強調的是時空的整合與出現於社會整合的過程的社會關係展現。社會整合 (social integration) 描述根植於地方的面對面互動的網絡，是時空中的同時出現 (co-presence)：一般人是從日常生活的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的路徑化移動的過程，稱之為「時空路徑化」(time-space routinization)；社會整合同時也意味著系統整合 (system integration)：面對面的互動，是會和時間或空間中缺席的互動過程疊合。「在場」(presence) 意指個人去一個地方所從事的任何行為的情境，而「缺席」(absence) 則是在該情境的同時或者其他情境沒有出現的他者。系統整合意味著時空中的缺席，透過資訊技術之助，產生「時空距離化」(time-space distanciation) 的效果，可以於地方化的過程中重新找到意義。「在場—缺席」是「地方—全球辯證」(local-global dialectic) 的穿插敘述，其不斷的創新是經由系統居間互動傳輸而達成：即經由日益擴張的全球空間，消解或重組個人之間的關係所型構的地方網絡 (Giddens 1984)。
就視「全球化為空間的消滅」的層次而言，哈維 (Harvey 1989) 從1968以來持續打破從理智與政治架構來看的空間科學，並創造了「空間地理學」(The Geography of Space)。其中，他著眼於資本主義空間化的成孕芠ㄐA且視世界為一可知的整體，空間生產基本上是一普遍理性建構下的產物；空間視為一種在社會實踐中普遍的，同質且客觀的抽象，地方與空間的對立是由一系列的資本主義下的矛盾所導致而成。全球化作用下，哈維的「時空壓縮」(time-space compression) 是時空聚集及時空延展兩概念的綜合，他認為快速交通工具不僅導致人類社會活動的空間消失，同時也使得人的性情混亂和社會錯置 (dislocation) 得以發生；科司特 (Castells 1998) 也具體提出全球化的對於空間的消滅，是經由高速運輸、微電子、電子通訊、廣播系統等電子脈衝的迴路所構成的「點對點」(point to point) 移動的「流動空間」(space of flows)，取代了具有歷史根源、共同經驗構成的平面空間—「地方空間」(space of places)。
而就全球在地化 (glocalization) 的層次而言，莎森 (Sassen 1996) 則認為，全球化的讓資訊、資本、人員、商品的跨越疆界的活動，從空間經濟來看，它會造成一種「權力的新地理」(a new geography of power)，它會落實在真實的領土上，並會產生特殊的機制和過程，即現代經濟活動空間的離散與全球的整合 (spatial dispersal and global integration)，造就了今日主要城市的新的策略角色—全球城市的角色。超越了長久以來作為國際貿易與金融中心的侷限，全球城市的弁鄐丑A可以是金融與專業化服務公司 (即生產者服務業，producer service) 的關鍵位置，並且生產者服務業已取代傳統製造業成為主要的經濟部門。全球城市在全球經濟生產的複雜性，表現在「全球控制的實踐 (the practice of global control)」：經濟趨於集中的條件下，以針對全球的生產體系和金融市場進行生產和再生產的組織與管理(Sassen 2000)。這種全球控制的實踐是表現在生產的過程而非生產的產品上，即所謂的「生產者服務業 (producer services)」上，它們是為，不管是私人公司或政府機構的組織提供服務的產業，生產者服務業不是為了經濟流通過程的最後的消費者服務，它是為組織服務，它是一種中間產出 (intermediate outputs)，它常常是以商業與消費市場的混合體出現，包括主要的資訊產業和現代的合作型服務業，如國際金融服務、保險、銀行、房地產、法律諮商、會計、專業協會等。生產者服務業生產過程和區域如何在經濟全球化中作用，它是一種非常專業化服務，是一種生產過程中的服務訴訟、保險、廣告、房地產、金融等出現和傳統不同的合作型的服務產業 (corporate services)。而Williams (1997) 所指出的「消費者服務業」(consumer services) ──介於生產和最終消費之間的商業資本的次形式—是以零售資本 (retailing) 的形式展現。在全球化的作用下，工業社會從生產到消費的產業關連，從上游原料、中游製造到下游配銷過程所創造的利潤與價值，似乎以經由下而上，逐漸被反向操作的零售資本內部化了。另一方面，大型製造業為了降低風險、追求更大利潤及掌握製造品牌的行銷通路等，與大型零售業在消費市場上競爭，朝多角化經營，也成了必然的趨勢 (黃慧琦 2003)。
考量全球化，而Allen and Massey (1997) 則認為區域/地方 (regions/places)，只存在由人的特殊觀點所形塑的特定脈絡，而人們所看到的是空間/地方的多元、共存、和特質化的呈現。亦即，一個地方中的不同社會族群可能會有差異的，甚至相反的、競爭的，對於該地方特質的解讀；而較大的論述，如政治、文化、或經濟，則可能產生其他的認同。質言之，Allen and Massey認為其實並沒有一個「本質的空間」(essential space) 等在那裏，讓我們去發覺，去研究。因此，區域或地方只能被特殊的研究目的或問題所定義。一個地方若要被稱為有「地方性」(locality)，則必須建構其社會關係的並列與互動，以導致新的，地方性取向的社會過程，而此社會過程當環繞著經濟、階級、人口與族群等弁鄋瘍雂荈i行。在區域/地方描劃邊界線 (boundary lines) 並非是必要的。在我們所選取的建構地方性的認同標準中，可能會有不同的地理分佈，而導致界線模糊的情況。事實上，差異的造成多半來自跨界互動 (interconnection)，而非對立 (opposition)，進而，我們會發覺，「區域內的差異」(intra-regional differentiation)，甚至「不連續」(discontinuity) 是存在的。Massey (1999) 更指出，我們可以重新思考空間為相互關係，和想像地方/區域 (places/regions) 為其中相互連鎖的關係，在其中建構差異與認同。這個差異/認同並非由清楚的地理邊界來劃定，而是經由理解其中的聯繫與關係，因此，「實體」是一種建構過程。正如地方可以被視為聯繫的活動流動空間，差異與認同才得以建構。這是一種「非本質主義」(non-essentialist) 的空間觀：主體的認同與地方的認同是經由相互關係而建構，不僅挑戰了過去對於真實的看法，也打開了未來新的變化可能。
從在地看全球化，Orum and Chen (2003) 均指出，都市與產業研究雖然需重視全球向度的作用，但更不能脫離在地歷史 (local history) 與社會經濟 (socio-economic) 思考的重要性。為了培養社區意識﹙sense of community﹚以及個人認同的要素，地方住民必須掌握與運用機會去形塑與創造自己的地方意識﹙sense of place﹚──賦予自己的意義，或是他們自己所居住的地方的意義。亦即，在都市地景上留下他們特殊的記號。而為了回應經濟全球化，地方政府的新面貌已經開始重塑地方的資產，社會文化的型貌以及地方意義也已經經歷了一個質變的過程。「全球經濟力量」和「全球消費主義」的擴張和滲透已經加速了地方文化的改變。同樣的都市文化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中展現了更多的生命力以及特性，去抵抗或者適應全球文化。亦即Massey (1997)，Orum and Chen (2003) 等均指出，都市與產業研究雖然需重視全球向度的作用，但更不能脫離在地歷史 (local history) 與社會經濟 (socio-economic) 思考的重要性。
綜合而言，正如Gregory (1994) 的批判的人文地理學的論點，經由空間科學所集合的概念，它應不單是不同地方及時空的圖表，更該是能夠描繪出多重的、複合的及矛盾的客體位置。空間的生產不是社會生活偶然的副產品，而是空間本身建構的本質，經由地理來造成差異，在政治上及智力上來說，都必須傾聽差異的空間。從這個「差異的空間」出發，全球化就代表著地點重新界定為相互交叉的、重疊的以及脫鉤的全球流動性與歷史的固定性之間的並列 (Amin and Thrift 1994)。全球化的意義，就不僅是量的放大，更重要的，還是在於經濟活動組織本質上的變遷，經常是在地理空間中得到重組。(徐進鈺、鄭陸霖 2001) 因此，從上述對於「全球化」與「在地化」的多層次探究中，我們藉之建立的理論分析架構。就本文而言，我們的核心問題是：從歷史上而言，士林的產業生態是如何產生空間位移？引用地理資訊系統 (GIS) 的繪製「數位化社會地圖」(digital social maps) (石計生2003) 作為分析工具的特質，其實就是在於運用其地點 (location)「相互交叉的」、「重疊的」、與「脫鉤的」地理空間中重組經濟活動的能力，具體表現為繞著經濟組織、人口、階級與族群等變化，流動的「全球化產業」、「地方意識」、「在地歷史」的動態關連，以就都市產業生態這樣一古老的議題，產生新的社會學想像。
我們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的2001年工商及服務業普查資料1，使用MajorGIS軟體的繪製數位化社會地圖與空間分析弁遄A和社會統計SPSS的群集分析 (cluster analysis) 結合，而發展出來一個可稱為「SCG方法」(SPSS-Cluster-GIS Method)，以視覺化呈現產業的計量結果與空間位移狀態。這個方法分為四個步驟：
(1) 從SPSS的群集分析到GIS的圖層顯示。
(2) GIS本身的空間分析 (可包括主要的群集分析和按實際需要運用的空間分析弁鉞? 後的圖層顯示。
(3) 比對SPSS群集分析和GIS空間分析圖層歸納分佈類型。
(4) 進行地圖細部的解釋，以田野調查回到敘述的傳統，成為一個班雅明 (Benjamin 1969) 所謂的「說故事的人」(Storyteller)。
社會學分析裡的這個「說故事的人」，可以「細數遠古流傳家鄉逸事」，具有班雅明所謂的「素樸凝斂」(chaste compactness) 的說書特質，「可以從一遍遍不同的重新口述中顯露出來」的能力；但更重要的是，可以從GIS的空間圖層疊合和分析，混合田野資料收集「看圖說故事」，產生更為貼近社會真實的研究取向；而對本文而言，所說的故事是理論分析架構中的具體表現為繞著經濟組織、人口、階級與族群等變化，流動的「全球化產業」、「地方意識」、「在地歷史」的動態關連詮釋。
結合GIS與SPSS的「SCG方法」，主要是針對量化研究的群集分析的特質而建立。使用群集分析應注意的事項包括 (a) 大部分群集分析的方法相對而言都很簡單，基於基本數學運算而得，使用者在具體化群集分析時甚為容易理解；(b) 群集分析是由釵h學科共同逐步發展出來的，但也因此為這些學科而產生詮釋的偏差，使用者在分析時需要知道這些偏差；(c) 就同一組資料而言，不同的群集分析會產生不同的解答。會不同的解答其中部分原因是在群集分析中會涉及不同的來源，這就會形成不同的分群原則；(d) 群集分析的策略是「結構尋找」(structure-seeking)，雖然操作上是「結構輸入」(structure-imposing)。「結構尋找」的意義下的群集分析是用來發現一眼無法看穿的資料結構，是針對既有的資料進行結構分類，但也不是再創造新的資料結構；「結構輸入」的意義下的群集分析是操作上將客體加以分群，用不同的群集分析方法可以加以截然地分群。使用群集分析的關鍵在於必須知道這些群體的「真實性」而非只是用此方法將資料輸入 (Aldenderfer and Blashfield 1984:14-16)。總的來說，群集分析的目的在於將樣本區分為若干群集 (clusters) 或類別，使其各群集內部間的同質性提高，同時也使群集間的差異擴大 (曾敏傑1998)，本文所使用的SPSS 12.0具備這樣群集分析 (Cluster Analysis) 的弁?。
本文GIS的引入是經由圖層疊合3(overlapping) 而將資料的群集視覺化 (visualization) 的過程。大體上而言，社會學家以主題式地圖 (Thematic mapping) 進行GIS研究。「主題式地圖」能讓資料以地理方式呈現。用這種方法，所疊合的地圖能夠展現一些單靠統計學所無法完成的模式 (Bradshaw and Muller 1998)。而使用GIS在都市系統 (urban systems) 的研究中 (Du 2001)，GIS的基本元素，點、線、面，被賦予社會學意義。以城市來思考，點圖徵可以被視為是城市的人口分佈，而線圖徵可以被視為是城市的聯繫，如旅客，而以GIS的空間疊合 (overlay) 分析，點和線的交集，就是都市活動的機制表現，就是遷徙 (migration) 的展現。GIS「疊合」涉及幾個主題資訊的繪圖再現的相互套疊。這種地圖的疊合，呈現的空間類似性就可直接和因果律相關連。GIS可以提供容易可得的地圖疊合，從其中的相似類型研究，就可能導致新的假設，新的理論，甚至新的律則的發展 (DeMer 1997)；本研究即是在。GIS「疊合」的過程中尋找士林產業生態空間位移的意涵。MajorGIS的空間分析也是和SPSS一樣，擁有基本數學運算，使用者在具體化群集分析時也甚容易。GIS的「思想共同操作平台」的特質，使得它在方法上也具有跨學科整合的可能，其表現型態是以「結構輸入」的方式將不同來源的資料組，從SPSS統計分析結果輸入至GIS平台讀取，進行空間操作。SPSS「結構尋找」的意義下的群集分析也同樣在GIS的群集分析中適用，同一組資料而言，不同的群集分析會產生不同的解答的創造性在於研究者的「合理」分群。結合GIS與SPSS的「SCG方法」重視分群的合理性，以SPSS的分群結果轉化至GIS圖層呈現結果，和GIS本身的分群進行比對，其合理性是基於研究對象的這些群體的「真實性」，是從質化的田野調查的「全球在地化」的地方知識來完成。
表1是根據兩種資料組：2001年工商及服務業普查資料的代碼和台北市商業管理處的工商登記的公司歷年資料所劃分的「在地化產業」與「全球化產業」。士林地方資料的「全球化」「在地化」的產業劃分，並非依靠產業進出口比重，而是根據理論上的「全球化」與「在地條件」的考量。「全球化產業」是依據文獻回顧中的「全球在地化」的部份學者，如Sassen (1991)、William (1997) 等的理論加以指標化，依其代碼而區分為「生產者服務業」和「新型連鎖零售業業」。「生產者服務業」包括「運輸通信」、「金融保險」、「不動產」和「專業會計」等產業。「新型連鎖零售業」則是根據台北市商業管理處的工商登記的公司歷年資料整理而得，是屬於有門牌號碼的資料。而「在地化產業」則是根據「在地條件」而考量；所謂「在地條件」(local conditions)，指的是某地區或國家擁有的屬於在地特有的發展條件，每個地區或國家因地理區域之別，以及歷史、人文和發展過程相異，而會有不同的在地條件。(張家銘、徐偉傑1999)。
而在區分「在地化」與「全球化」產業之後，附錄一的「直方圖」(histogram) 也提供我們從分析上比較觀察兩種產業可能的動態關連。「製造業」與「生產者服務業」在士林單一空間內的歷年開業家數 (每五年一個基準)，民國80年 (1991) 和民國85年 (1996) 的相比，「在地」的「製造業」的家數由320家下降到280家，到了民國90年 (2001) 更減少至160家左右；而同樣的時間點比較，「全球」的「生產者服務業」則由220家 (1991) 遽增至1400家 (1996)，再降至1100家 (2001) 左右。比較「在地」與「全球」的歷年產業開業家數，這個單純的數量上的消長，似乎顯示了1990-2001年間士林「在地化」與「全球化」產業存在著「既競爭又共存」的關係，這也提醒我們注意「製造、批發」與「製造服務」業之間的產業動態關連。
為了在地圖空間上呈現士林產業生態的變化，本研究GIS部分是以交叉使用門牌號碼和村里圖為基本圖 (base maps)，它是屬性資料 (attribute data) 與空間資料 (spatial data) 連結的關連。士林地區的里界從清末、日治到民國曾經經歷五次調整。國民政府時期有兩次，分別是民國三十五年與民國七十九年，目前士林共有五十個里。依照表一的產業分類依據，經過資料的切割轉檔4，就可以建立本研究所需的士林的「全球化產業」與「在地化產業」資料組，以便進行我們的「SCG方法」的第一步驟分析。新型連鎖零售業資料是門牌號碼型態出現的點圖徵 (point feature) 資料，適用在「SCG方法」的第二步驟，GIS本身的群集分析後的「全球化產業」圖層顯示，新型連鎖零售業資料可以經由士林區電話簿的消費指南、工商登記或田野調查資料收集而得；而「在地化產業」的普查以外的資料，也可以經由士林區電話簿的消費指南、工商登記或田野調查資料收集而得。不管是「全球化產業」或「在地化產業」，這些具備門牌號碼的點圖徵一方面可以讓GIS本身進行群集分析；另一方面，也可以在空間上呈現產業別的空間差異，如生產者服務業的金融、保險、房地產、通信等產業的差異空間分佈。
進而，為了從歷史時間上考察士林產業生態變遷，本文方法上是將2001年工商及服務業普查資料切割為1996年之前和1996年之後的兩組資料5，士林的「歷史產業生態」V.S. 士林的「近五年產業生態」，而將SPSS群集分析結果，在GIS上進行主題圖疊合，「從其中的相似類型研究」(DeMer 1997)，以便探索新的士林產業生態空間分佈規律的可能性；亦即在於運用其地點 (location) 「相互交叉的」、「重疊的」、與「脫鉤的」地理空間中重組經濟活動的能力。「主題圖疊合」意味著一個歷史的過程，長時段時間的累積，足以觀察產業的空間位移。
第一組：舉凡普查資料中的士林產業，在1996年之前開業的總公司，支部與獨立商店等，可能會遠溯至民國元年的老字號，均會在此部份呈現，表示士林的「歷史產業生態」；而1996年之後開業，一直到2000年都還存在的總公司，支部與獨立商店等，就是第二組的資料，表示台北市士林「近五年產業生態」。GIS空間的地圖呈現，以最新的士林村里與門牌號碼圖為基本圖，並以開業年為切割點，原先會受到行政區域調整影響，如現今屬於北投區的洲美里，將予以割愛，而1990年前原屬於中山區的福樂里，康寧里，明勝里，劍潭里 (部分) 在併入士林區後，因為我們用的是現在的士林基圖，所以歷史上存在的總公司，支部與獨立商店等，均會在空間地圖上呈現。
總的來看，GIS上的兩大資料部份的疊合，就是從士林有官方記錄以來的總公司，支部與獨立商店等至2000年的總體呈現，因此我們可以說，這個以「開業年」切割資料的方法，是以1996年為基年，去看「舊業」與「新業」的空間呈現。這裏GIS的圖層疊合不是一個橫切面的1996年對2000年兩個獨立時間點的比較概念，而是累積 (accumulation) 的概念，是士林最近五年的產業生態發展趨勢，對五年前的產業生態發展趨勢的概念，經由圖層顏色的差異就能凸顯士林產業生態在「現在空間」分佈的時間演進特色，而圖層顏色的整體就能表現從過去到現在的所有，這是地理資訊系統的方法優勢。在細部解釋方面，GIS須和SPSS與田野調查互相映證與補強才有完整的意義，亦即，GIS的研究者最後必須回到敘述的傳統，成為一個「說故事的人」。
分析上，將從實證操作上證明GIS的社會學運用特殊性，在和SPSS結合下，能夠對歷史上的台北士林的產業生態產生有別於傳統研究的貢獻，並經由田野調查與訪談結果，相互映照詮釋全球化對於士林的產業生態位移作用的社會學意義。
根據本文提出的「SCG」方法，首先我們以量化研究的SPSS進行群集分析，將普查資料區分為「在地化產業」與「全球化產業」，以家數、員工數和產值為綜合指標來衡量其企業的聚集情況與規模大小。
但是，這個分佈在1996年之後起了變化。士林在地化產業以SPSS群集分類的結果，最後群集中心 (final cluster center) 的分佈來看，群集1、群集2、群集3可根據產值由高到低 (3,707,685、836,922、233,802元)，產值由多到少 (1,564、654、207人) 來判斷企業規模的大小：「群集1」大於「群集2」大於「群集3」；企業規模最大的「群集1」在福中里，企業規模中等的「群集2」和企業規模最小的「群集3」包括的里很分散。從表二的比對，我們可以推論，近五年來士林「在地化產業」，一方面聚集在福中里；但另一方面，考其家數、員工數或產值的相對減少，在地化產業是處於衰退的狀態。
而就「全球化產業」而言，1996年之前，士林全球化產業以SPSS群集分類的結果，最後群集中心 (final cluster center) 的分佈來看，群集3、群集2、群集1可根據產值由高到低 (3,776,164、1,113,306、177,985元)，員工數由多到少 (897、390、90人) 來判斷企業規模的大小：「群集3」大於「群集2」大於「群集1」；企業規模最大的「群集3」包括士林村里的後港、福中與德華里，企業規模中等的「群集2」包括福德、舊佳、忠誠與蘭興里，企業規模最小的「群集1」包括除了上述後港、福中、德華、福德、舊佳、忠誠與蘭興里以外的士林四十三個村里。
1996年之後，士林全球化產業以SPSS群集分類的結果，最後群集中心 (final cluster center) 的分佈來看，群集3、群集1、群集2可根據產值由高到低 (3,724,230、1,709,701、213,755元)，員工數由多到少 (1480、615、160人) 來判斷企業規模的大小：「群集3」大於「群集1」大於「群集2」；企業規模最大的「群集3」包括士林村里的福中里，企業規模中等的「群集1」包括天福、福德、福志、德華與忠誠里，企業規模最小的「群集2」包括除了上述福中、天福、福德、福志、德華與忠誠里以外的士林四十四個里。又因為企業規模最大的「群集3」的企業只集中於單一個里，所以其第一個衡量指標「家數」就有意義，表示了1996年之後士林全球化產業在空間上聚集於福中里 (45家) 一帶，而且其產值相當高，值得特別關注。除此之外，從表二可以得知，就整體而言，不論家數、員工數或產值，士林「全球化產業」近五年來均處於繁榮發展的情況。
以下將SPSS的分析結果經由MajorGIS的介面轉化為一系列的GIS數位化社會地圖，將有助於進一步從空間向度理解士林產業生態分佈與全球化作用。
1. 一南一北的產業移動總趨勢
根據本文的「SCG」方法，圖1與圖2分別表示士林區在地化產業和全球化產業1996年前後疊合群集分析，SPSS轉化至GIS後，如圖例所示，是士林最近五年 (1996年之後) 的產業生態發展趨勢，對五年前 (1996年之前) 的產業生態發展趨勢的概念，經由圖層顏色的差異就能凸顯士林產業生態在「現在空間」分佈的時間演進特色。圖1 GIS空間上呈現SPSS群集分析的結果，可以發現，近五年來士林在地化產業的空間位移，是從忠誠與前港里轉移至福中里聚集，大抵上移動是朝向士林的南方集中；而圖2 GIS空間上呈現SPSS群集分析的結果，可以發現士林全球化產業是以福德、後港、福中里為基地，沿著捷運與中山北路六段與七段向士林的北方，即福志、德華、忠誠、天福等里轉移；而福中里仍然維持企業規模與空間上的最聚集性。地處邊陲的福中里的特殊性頗令人意外，將會被單獨探討。
對於這樣士林產業生態的移動趨勢，GIS進一步提供空間的解釋視野。針對在地化與全球化產業，以下圖3至圖7根據台北市工商登記、電話簿工商指南等資料分別先運用GIS的群集分析6弁鈺N之分群，再與產業別的地址定位圖層加以套疊而形成，這可以提供給我們比對圖1和圖2 SPSS的結果並和在地的特殊性連結思索，在輔以田野訪談結果以整合詮釋全球化對士林產業生態移動之作用。
而就士林「在地化產業」而言，從「在地歷史」來看，原來士林三寶 (士林電機、士林紙廠與士林紡織) 之一的士林紙廠，曾為士林最重要的製造業，所處的福德里並未名列集中區域，這指標性地顯示了士林製造業的沒落。紙廠的資深主管受訪者7(b1) 指出其歷史的變遷緣由：
士林紙廠設於民國七年，原名為台灣製紙株式會社，是台灣最早的機械造紙廠，國民政府之後，和其他紙廠合併為台灣紙業公司。四十三年時，台灣紙業公司由國營轉為民營，四十八年又因股東要求分營，成立士林紙業股份有限公司，轄有士林、永安兩紙廠。又因為台灣產業轉型，製造業衰退，士林紙廠經濟效益不彰，環保問題嚴重，目前已經在撤廠當中。目前大多數的設備已經遷移到桃園的永安紙廠中，也和市政府在談變更地目，成為住宅或商業用途。
士林南邊的福中里與其鄰近的葫東里位於中山高的交流道附近，與連接台北縣與台北市的百齡橋旁，所以汽車保養、修理與輪胎業非常集中。另外，圖中有兩個士林北邊的里是重複的，而且是長期次集中的區域：前港里和忠誠里，它們各隸屬於士林南北不同的產業生態區塊。前港里屬於圖中所呈現的分佈最具特色的一塊，即隸屬於士林傳統製造業中心的社子次分區、與後港次分區的區域，兩區經由台北的外環快速道路的百齡橋相連。這大區包括屬於社子次分區的永倫里、社新里、社子里、明勝里和葫東里；後港次分區的後港、福中與前港里 (事實上，這三個里加上百齡里在1978年之前都屬於後港里，在產業聚集上本來就是同樣一塊)。社子次分區的永倫里、社新里、社子里、和明勝里，都是在延平北路七、八、九段，巷路狹小、人煙稀少、有比較多的工廠、工業區，屬於景觀相對落後的區域；和之前延平北路五、六段的福順里繁榮的消費者服務業景象相差甚多。我們從受訪者 (b2) 中發現，這一帶的製造業大多是屬於勞力密集 (labor-intensive) 的小型、數量眾多而且具有「老店」特質的產業：
阮這一帶主要是以作工具、熔接、工業縫機、紙品工業、五金、家電、電器、水電、汽機車、汽車輪胎和機車修理行等產業為主。阮是接老爸傳來的工作，因為做這途轉業較困難，所以也希望後一代不要做，但是，經濟不好，小孩最後也是回來作黑手，賺得錢也不比坐辦公桌差。
圖中亦顯示，另一塊製造業次集中區域是在舊佳里、福志里、名山里、忠誠里和獨立的天玉里。舊佳里與福志里屬於士林前街的「舊核心」附近，其製造業也屬於產業密集型態；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前面談過的位於天母的忠誠里，雖然近五年已經相對不集中，其特殊性在於它長期是士林製造業次集中的區域，田野觀察顯示，這區域混合了傳統的 (如汽車修理、水電燃煤) 與高附加價值的 (如汽車美容等) 製造業。而蘭雅的名山里和天母的天玉里的製造業的集中，是屬於製造業的「新業」，田野調查顯示，主要是高附加價值的製造業的「製造服務業」聚集，特別是以汽車美容 (如在天母天玉里一帶的音響改裝、汽車外觀美化店面林立) 和高級房車的展售廠 (如蘭雅的名山里、忠誠里一帶的德國BMW、台灣裕隆、日本喜美、韓國現代汽車的士林營業所) 有關。
我們所代理的主要是賓士車，選擇這個點 (中山北路與忠誠路交叉口) 主要是因為，十幾年前這裡就已經是我們的汽車維修與機械廠了，到了1998年，才在原址remodel為汽車展示與販賣廠。天母這一帶擁有高消費族群，所以，生意還算蠻好。(受訪者b3)
總的來說，士林「北核心」的製造業的走高檔房車、汽車美容的「製造服務業」路線基本上和「南核心」的走汽車電機、板金與零件修理的「傳統製造業」有很大不同之外，就店面設計而言，天母蘭雅一帶的汽車製造業店面，因為租金較貴，均是小坪數、巷弄型居多；而靠士林夜市一帶的舊市街則因租金相對便宜，而出現較大空間、路邊的店面的可能，形成不同的地景。
我們在前面表2已經呈現了士林在地化產業衰退的情況。資料顯示，近五年來的在地化產業呈現衰退，和1996年之前比較起來，不論任何群集的員工數和產值均呈現大幅萎縮。在這個事實的基礎上，圖三顯示的是在圖層疊合之後的近五年士林在地化產業的批發與零售的GIS群集分析。表面上這些涉及紡織工業、百貨購物和工業機械的產業看來是地理上均質的分佈；但比較值得注意的是，比對前面圖1的士林區在地化產業1996年前後疊合群集分析圖結果，和1996年之前比較，原來產業上較為集中的「天母商圈」的忠誠里相對不集中，而且原來也是士林三寶之一的「士林電機」所在的蘭興里，也喪失了歷史的優勢；「士林夜市商圈」中本來較為集中的前港里繼續維持相對優勢，並和後港、福中、葫東、福順等里構成士林在地化產業的最重要群集。在這個大趨勢下，我們應進一步研究這一帶的其細部變化。
福中里作為士林全球化與在地產業的最為集中的區域頗令人驚訝，這完全違反一般所認定的士林的產業應該是聚集在天母，或者士林夜市一帶較為熱鬧的地方的印象。這有必要根據士林區務統計要覽與田野調查進一步瞭解其特殊性。福中里地緣原屬社子島後港里的田園地，並與葫蘆里、社子里緊鄰。過去的居民大多是以農業、漁撈賴以維生但是，1979年，基隆河河川整治完成，多座橋樑建成，社子吊橋即被拆除，此地標也就湮沒於歷史之中。水上交通靠基隆河，舟楫往來便利，而陸上交通則有社子吊橋，此橋亦是後港地區的地標，自從基隆河於圓山、劍潭附近截彎取直，並從中將社子島分隔之後，福中里從此與社子、葫蘆兩里沿河相對。1980年代，基隆河經過河川整治之後，水患大量減少，除了當地居民外，更有大量外地移民遷入後港地區，人口急速增加，並且漸漸發展成多用途的社區。經過逐年建設與經營，福中里大廈林立，交通便利，各種公司行號漸漸興起，如今大多數里民以工商業為主，軍公教人員僅佔少數。以本文的SPSS研究資料看來，在地化產業在近五年來是相對集中，家數共有67家，員工數1,564人，平均產值為新台幣3,707,685元。而1996年之前福中里的生產者服務業的家數共有21家，員工數550人，平均產值為新台幣4,249,124元；而1996年之後至2000年則為家數共有45家，員工數1,480人，平均產值為新台幣3,724,230元，這些均是整個士林相對較高的數據。
考其地方經濟特質，在全球化產業部分，主要和「運輸通信」產業有關，主要聚集在士林大南路361號的「捷運巨星大樓」中，這棟九層樓的現代化智慧辦公大樓建築，是從1998年之後所興建。該捷運巨星大樓，相繼進駐的全球化產業包括：著名美商優比速 (UPS) 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的台灣總部 (也是泛太平洋轉運中心)、美商聯邦快遞 (Fedex) 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等運輸通信業，及國內的台灣超軟、霆寶科技、十全企業等資訊服務業的供應或通路商。聚集在福中里的這棟商業大樓的原因為「靠近高速公路」、「具備產業關連」、「租金合理」等因素：
選擇福中里的現址，是因為相對於士林北區天母一帶，這裡房租價格相當合理，又地處台北市北區中心且交通方便，鄰近台北市連外橋樑（百齡橋）並連接中山高速公路，交通便利四通八達，遠可至桃園國際機場、進可達台北縣市各大賣場據點。(受訪者b4)
選址需要主要是需方便的交通與關連產業的聚集。我們這樣全球性大公司的台灣總部，員工達到635位，貨運車隊就有97輛車，業務上仍須台灣地方上的合作協助送貨。福中里這裡的好處是非常靠近高速公路，而且這裡的貨運行很多，你只要看到大南路上並排停車的地方，只要抬頭一看，招牌絕對寫的是貨運行，這非常有利於我們的快遞貨品的全台流通。(受訪者b5)
UPS等國際知名大企業的設置地點，事實上離捷運劍潭站只有十分鐘車程，不能說是無關。應該說，UPS等設置於福中里的空間上考量，除了地價相對於士林北區天母一帶便宜外，是和其運輸通信業的行業特質有關，十分鐘可以到的「捷運」提供它的是一種位於「台北市北區中心」人潮流動與聚集的繁榮感，雖然UPS的快遞不需透過捷運來完成，而是經由其「全球化產業」的地方原本就存在的貨運行的車隊來完成；而經由百齡橋五分鐘內可以到達的中山高速公路，則是UPS通往台灣其他縣市與世界各地的通路。這裡，就地方經濟而言，這些歷史悠久的貨運行早年是服務傳統「織造」、「橡膠」等製造業的出貨，全球化產業進駐後則轉而服務跨國公司。我們可以看到一種「製造發達帶動製造服務業發達」的共存現象。
而在地化產業而言，主要的產業為「製造業」，特別是織造、橡膠與印刷等製造業。福中里是近五年士林區在地化業的最為集中的區域，其原因主要是和鄰近區塊的聚集經濟效應與里內工業區的傳統織造、橡膠與印刷等製造業的規劃利用。如位於士林福中里大南路327號的勝豐茂記織造廠股份有限公司，佔地有3084坪，是台灣製造業時代的織造大廠，主要生產外銷成衣（休閒服、休閒褲等）銷往美國西岸洛杉磯、西雅圖一帶，一位老員工回憶當時榮景：
民國七十年代全盛時期廠內員工上千人，主要雇工來自於中南部或者是台北縣市郊區的國中畢業生，當時盛況空前，想要進勝豐，還得托關係才能達成，常常看得到遊覽車一車車開來，帶著綁著辮子的女孩和親人，在辦公室前排隊。趕貨的時候，各式外銷成衣繙▽蒤蚍s場，一到下班時人聲沸騰，公司圍牆外賣各式小吃的攤販生意都好得不得了，可以知道勝豐當年的規模。」。(受訪者b6)
現在該織造廠已經大不如前，員工仍約有百餘人，雇工則是以40-50歲中年婦女（包括外勞）為主，其轉變與服務業興起相關。橡膠製造業則以位於華齡街的福榮橡膠股份有限公司為翹楚，公司於1958年在百齡橋下開始營業，後來因為整治河道徵收土地，才移至華齡街，是以製造各式橡膠類的鞋子為主。
福榮橡膠是台灣第一個雨鞋的外銷大廠，全盛時期是在民國六十年左右，員工曾經多達600多人的規模，六十三年年世界石油危機後開始衰退，終於在八十年左右歇業，也和當時華齡街開路工程有關，因為將工廠廠房切割成數塊，所以老闆變賣機械資遣員工。目前在華齡街仍可看見一燒煮生膠（當年原料來自印尼、馬來西亞一帶）的煙囪遺址。(受訪者b7)
而印刷業目前則集中在福中里的大南路與華齡街一帶，主要特色是「小規模，數量多」(受訪者b8)，構成地方產業生態的特色，總的來說，士林南邊製造業處於衰退狀態，而全球化產業的聚集，刺激了原來傳統製造業連帶的「製造服務業」，在地的托運業，仍然維持高度的發展。整體而言，仍是士林地區最為聚集之處。
如圖4所示，這士林全球化產業生態的空間轉移是環繞在士林地方的兩大商圈：「士林夜市商圈」與「天母商圈」而進行著。以士林夜市為中心的「士林夜市商圈」是士林傳統核心商業區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CBD) 所在，範圍包括士林區中正路以南，基河路以東，以及捷運沿線以西的塊狀區域 (李常生2000)，村里區位約是在福德、舊佳里；而從圖中的GIS群集1所涵遢d圍較廣，是以「士林夜市商圈」為核心向外擴大的區域，包括SPSS分析已經得知的後港、福中、德華里與新增的福佳里一帶。歷史上，傳統士林的「核心」，指的是產業經濟活動最為頻繁的地方，首推「舊市街」──即靠近基隆河的俗稱「士林舊街」與「士林新街」，北方靠近今日天母一帶的地方是「邊陲」。「士林舊街」是位於舊佳里前街的，居民信仰中心神農宮為基點的整條街，為士林老街的發源地。從清朝以來就是當時台灣北部的物資集散中心。遠至今日的台北縣八里、淡水、與基隆，和桃園的負販商賈，均可藉由四通八達的河運抵達芝蘭街，「集散地方土產交易，兼販運海魚」(張明雄1985)。「士林舊街」在清咸豐九年 (1859) 的漳泉械鬥中慘遭火焚，「士林新街」在地方仕紳潘永清的奔走下取代「舊街」而起。「新街」是以居民新的信仰中心慈諴宮為中央點，廟宮前設立一大廣場，作為農漁獲交易所 (即今日著名的士林夜市的一部份)，四面設有街道，即今日的大北路、大東路、大西路、大南路 (曹永和1986)，路與路的交會點設有隘口，便於檢查過往與防盜。地理位置而言，「士林新街」比「舊街」更為靠近基隆河，並且，由於兩條運河的修築，「下水檔」(今日大南路底的下水凍橋到士林紙廠前的溝渠) 和「頂水檔」(今日文林北路101巷道路) (張明雄1985)，一方面可以防盜並提供船隻避難；另一方面經基隆河可通帆船至今日的松山與汐止一帶，以當時的農產魚貨或商賈交易而言，構成一方便的水路產業運輸網絡；直至日治末期，士林的開發仍然是以水路為主，並環繞在士林新街附近的士林傳統核心區發展。
進一步，圖4所顯示近五年來這個區域的產業別的特色，是以產物與人壽險和運輸通信 (如行動通信服務、網際網路服務、通信產品、電腦零組件、電腦軟體、電腦輸出入周邊設備、電腦、和資訊服務等) 為主。而今日十分繁華的天母，清朝時即是原住民毛少翁社所在，日治時期居住人口也不多，名為「三角埔」，在當時可以說是人煙稀少的「邊陲」地帶；今日「天母商圈」則是以天母圓環、大葉高島屋等地標為中心的包括天母東路、天母西路以南，德行東路、德行西路以北，以及忠誠路以西的塊狀區域 (李常生，2000) ，村里區位約是在天玉、天福、天壽、天祿、蘭雅等里；而從圖中的GIS群集3所涵遢d圍較廣，是以「天母商圈」為核心向外擴大的區域，包括三玉、天山、忠誠等里一帶。進一步，圖4所顯示近五年來這個區域的產業別的特色，是以房地產和金融銀行為主，特別是房地產業在天母一帶有聚集的傾向。值得注意的是，在「士林夜市商圈」與「天母商圈」之間所出現的GIS群集2：「中山北路六段和忠誠路沿線」的產業分佈，這一帶混合了幾乎所有型態的全球化產業，包括金融銀行、保險、房地產、和運輸通信等行業。圖5的士林全球化產業之新型零售業分佈圖進一步印證前面所提出的士林產業生態的空間分佈，是一種沿著捷運與中山北路六段的「由南朝北發展」過程；而且從圖可以看出「天母商圈」的天玉、天福、天山里附近呈現「東西向移動」空間分佈類型。這需要更為細部的地圖與調查來觀察。
「天母」最早是位於今之天玉里、和旁邊的天山里與天福里。地名「天母」，原本所指的範圍是天母本宮園區，及今日之中山北路七段底，公車天母站一帶。所以天母最早的地理概念，僅及日人中治稔郎經營天母巴士終點站轄幅區域；也就是天母溫泉和天母教區範圍。嗣後，天母地理概念，反而隨日人離台而擴大。戰後初期，泛指中山北路七段一帶。行政區天母里，地籍天母段則是，即三角埔和玉潮坑、猴洞部分區域。由於地方開發，人口大量進駐，商市發達，住商區域擴大，農地急遽減少，天母的地理概念因此從天母里延展到天母東、西路，和中山北路六段等舊稱小字大稻埕一帶，與蘭雅接壤。亦即日人行政區劃包括玉潮坑、猴洞、三角埔等四小字的大字三角埔 (李美慧、沈德傳1999)。1980年代以後，有人更將磺溪左岸與德行一帶，納入天母的範圍。像行義路、榮華新村等地的售屋廣告，多以「新天母」的概念標榜之。蘭雅與石角一帶，也被房地產仲介人放到天母的區域裡，貼上天母的標籤。而今日「天母」的地理概念，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已經擴展到等同晚清三角埔、下東勢、石角和蘭雅等四庄的區域；還包括了磺溪左岸，舊稱磺溪庄、頂湳仔和下湳仔的地方。換句話說，即磺溪中、下游和蘭雅溪流域區。「天母」的地理概念，從未固定，其地理上的差異與流動空間的形成，然是隨著外來人口進駐，全球化的帶動的產業的轉換以及往後的住商發展，而逐步擴大。但今之廣義的「天母」大致上指的是「天母商圈」：因為緊鄰著捷運芝山站 (德行里旁)、各國大使館與學校商店區 (天玉里、天山里與天福里)、與休閒娛樂的日商大葉高島屋百貨公司、天母棒球場 (三玉里) 的指標性存在，最遠可達忠誠里的末端。
圖6則是細部地以士林區務統計要覽和田野調查結果來看，天山里的地景與居住的人口類型是人員跨越疆界 (boundary-expanding) 的全球化，和全球化會落實在真實的領土上的寫照。天山里位於士林、北投交界處，連外道路以中山北路七段、天母西路、天母北路為主，因部份地段地處山坡必，故地勢較高，昔日為三角埔之一部分，原是一片農村景致，後因美軍住台，隨著外籍人士陸續遷入，使天母地區逐漸變成富有異國風色彩極濃之優質社區環境，天山里人口數為士林區之冠，為數不少之外籍人士居住期間，尤以日籍人士居多，里內社區大樓，外籍人士居住之比例甚高，磺溪河之「石濤園」即住著美、英、日、印度等各國人士，宛如一「小小聯合國」。一名老里長受訪者 (b9) 敘述：
這一帶真正在地的人口大約只有三分之一，其他都是外國人。早期是以美國人為主，後來各國使館在這裏很多，就有更多元的外國人來這裏住。日僑學校誚n後，日本人也越來越多。對在地的影響，一方面因為外國人水準都很高，不會亂來，警察為保護使館，警力也增加，治安上反而更好；另一方面，外國人的住房有特色，看來和我們不同，吃飯的口味不同，也有新的外國各式曙U出現，這些都讓我們這一帶變成台北市最有異國風味的社區。
就全球化所帶來的新地景 (new landscape) 而言，「天山里」為一狹長型的里，位處天母地區山坡地帶，地形坡度頗大，而在天山里內起起伏伏的街道，走在其間，宛如置身於美國的舊金山；又因屬於住宅及商業混合區，居民中夾雜在地台灣人與國際人士，形成足下經驗行走的新奇感。國際人士則大都是屬於白領階級，為何選擇居住天母一帶？台北市國際社區服務文教基金會的執行人員8受訪者 (b10) 認為
或因物以類聚，和同族群的人居住比較有安全感，外國人住在天母大概就是因為如此。以我們長期舉辦的幫助來台的外籍人士認識台灣的課程、活動和旅遊的資料看來，早期來的人確實多為美國人，但這幾年有些改變，來自日本、韓國、澳洲、加拿大、英國、法國、德國的生意人或留學生越來越多。他們現在也不在只是住在天母一帶，而逐漸移至信義區，台北東區一帶。另一方面，我們對於居住品質品質要求較高，也付得起租金，所以台灣的建商也樂於誘@些合乎外籍人士需求的樣式房子。吃的方面當然要合乎家鄉口味，所以來台的外籍人士，近年來擬]經營或廚師也有增加趨勢。
因此，天母地區也一向被視為外國人聚集的高級住宅區，如位於天福里內部的住宅區多為「合乎外籍人士需求的樣式房子」，四、五層樓的公寓是建築物，一樓部分為私有庭園，處處可見早期的別墅建築參差其中；這與天母本地人的火柴盒式建築形成強烈對比，如連結天母東路及士東路八巷一帶，一樓多為商店，其上為一般住家。而由圖5的「全球化產業之新型零售業分佈圖」的視覺直觀，也可以看見其新型零售業態的「東西向位移」的空間類型，是沿著天玉、天山、與天福里所在附近的天母東路與天母西路分佈，新型零售業態，包括超市、便利商店、連鎖店、百貨公司、量販店、購物中心等大量聚集在這一帶。進而，天母東、西路兩邊為主的商業區，其內東西向的小巷處處有釵h精緻的個性小店及異國曙U，有海鮮店、法國菜、南洋咖哩、台灣古早味、法國菜、日本風味曙U等聚集；雖然這些異國曙U的經營者多半並非外籍人士，但是在人口聚集效應與品味的要求下，聘請外籍廚師或顧問的曙U比比皆是。在全球化的作用下，使得天母商圈不但展現經濟活動上的「房地產」「金融銀行」等生產者服務業的聚集，更重要的是因為外籍人士的進駐與生活，對於天母的地方意識與歷史產生了本質上的變化。地方「記憶」中的天母的地理界線隨著全球化的腳步大幅擴張，由北而向南延伸，從日治時期原來的天山里一帶到達忠誠里；日常生活上食衣住行也因外籍人士的到來而多元豐富，異國風味十足，是全球化台北的文化具體展現。
圖7、全球化產業的中山北路六段沿線可以看到這一帶的細部變化。特別值得矚目的是圖中座落於蘭興里的灰色「工業區」塊和位於忠誠里的「士林電機大樓」。考其地方經濟特質，這塊工業區是傳統所謂「士林三寶」—「士林電機」、「士林紡織」和「士林紙廠」—之一的「士林電機」所在地。「士林電機」全名「士林電機廠股份有限公司」，1955年創立迄1997年間，是以生產大型變壓器、汽機車用電裝品、無熔線斷路器、電磁開關、自動化可程式控制器 (PLC) 等重電、電裝、低壓開關與自動化事業為主的製造業，在面對全球化台北的衝擊之下，1997年到現在「士林電機」的營業，朝向服務業與全球佈局方向調整，受訪者 (b11)，士林電機高階主管說：
什麼時候面向全球化？我們幾年前早已在越南、中國大陸的常州、廈門分別成立士林電機的子公司，隨著大陸經濟改革後投資風潮的北移，從2001年開始，我們也在蘇州、無錫設立子公司，蘇州是與美國SUNX、德國Schneider等大廠合作製造重機電；常州則與日本三菱公司合作製造四輪電裝品。1999年成立「數位影像營業本部」，主要供應數位相機、數位影像彩色沖印工廠、影像工程及相關工具軟體代理、Flash記憶卡代理等，是我們朝向服務業發展的先聲。這個調整對於我們公司體質的增強證明是正確的，目前，我們已經是全台灣最大的數位影像產品及相關配件的通路商，除了目前的大賣廠 (如燦坤3C) 的駐點販賣，未來將經由我們自己的轉投資事業「新竹貨運」的物流系統，進行影像宅配的服務事業。
「士林電機」的產業腳步的調整，可以說是我們在文獻回顧的在全球流動過程中脫鉤又重組的地方產業的一個典型，它的經濟活動組織本質上因為全球化而發生了變遷。而以下我們又看到，地方產業在面對政策與地方勢力的拮抗，而在地理空間中產生了重組的現象。「士林電機」的從製造業向服務業的產業多元化調整，具體展現在台北地理空間上的變化就是「士林電機」的1998年提出的遷廠案。其遷移與經濟機能的重組，仍受到「士林電機」所在的蘭興里里民的社區發展、「士林電機」地方企業本身的利益考量、全球商業公司的投資和台北市政府整體市政發展規劃的四方拮抗與協商才能達到平衡。
如圖7所示，「士林電機廠」原來所處的工業區的地理位置是在中山北路六段以西、德行西路以南、中華電信士林工務大樓以北、捷運淡水線以東所圍的地區，主要用以生產機電器材配備的機器廠房設備，如今大多遷移至新竹科技園區的分公司內。為因應全球化潮流與台北市政府的服務業導向的產業政策發展需要，士林電機的遷廠是把原來屬於製造業的重機電廠房設備遷出台北前往新竹，原址興建住商混合大樓，士林電機資深顧問受訪者 (b12) 說明其中緣由：
士林電機廠遷往新竹的原因是士林電機的創辦人釭鷐w先生是新竹人，他曾是台灣省議會議長與國民黨的中常委。事實上我本身也是新竹人，這裡釵h高階主管也來自新竹，但對於士林都有很深的情感。就像野穻b世時的特別交代：新竹是老家，士林是發跡地。不論士林電機怎樣蓬勃發展，總部一定要設立在士林，這是不會變的。而當工廠需要遷移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