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的见证与诗的救赎——论《南亚海难诗辑》

苦难的见证与诗的救赎—论《南亚海难诗辑》

⊙ 萧映

原载香港《诗网络》2005年4期
引用網址: http://www.wenxinshe.org/040sp3/ReadNews.asp?NewsID=11216

窗外,雪漫天飞扬。那些干净的白色,就象月光紧紧地贴在大地上,那么明亮,却又那么冰凉。我阅读着《南亚海难诗辑》,迷失在它持续的伤痛与苍凉之中,似乎每一首诗都隐含着一个残缺的故事,甚至每一个汉字的构形本身都隐含着一个悲哀的陈述。

“从她瞳孔中一台十四寸电视机/汹涌起十尺巨浪/象千万条反白的舌头/一口气把她连根拔起/抛出离地千尺的印度洋/再瞬息卷扯入二百米,或者二万米的深渊”(吴美筠《海难》)

“我的手抓不紧飘浮的床/你的手捉不住小女孩游走的生命/呼叫和悲哭声被急流吞噬着/又急急吐出 吐出了短短一刹的喘息”(路雅《若你再也找不到我的踪影》)

“堆积的尸体只能散发恶臭/去回应某些呼唤的名字”(逸子《水退之后——记二00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南亚海啸灾难》)

“成千上万分不清的肢体/何竟于浪淘沙汰以后/尚不知该如何安顿置放?”(乐里仁《要不是》)

“天这么暗了/我们就这么暗了”(贺绫声《P岛哀歌——悼南亚受难者》)

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人和事被人类自身所忽视,然而诗人们却真诚地注视着他们,讲述着绝望的故事,渴望的故事,希望的故事,并和那些逝去的及内心遭受重创的人们一同担当痛苦。当读到非马的《海啸时刻》:“当全世界的人类/不管身在何处/转瞬间都成了/孤儿”的诗句时,我深切地感到自己失去了整整15万名亲人;当读到北塔“我多么希望/我这剧烈疼痛的肩膀/能承担更多的别人的痛苦/让他们的手/从灾难的深处伸过来/搭在我肩头/像退潮后的礁石一样站起来”的诗句时,我欣慰地感到我的亲人们在诗辑中得到了新生。整部诗辑充满博大的灵魂,坚韧的意志、朴素的美感、温暖的人性浸染。这些爱的文字,在这个冬天给我以温柔的慰藉。

在这个理性的技术的全盛时期,人们趋向于漠然:没有什么令他们震惊,他们把一切视为平常。“生活中的耳筒除了几曲流行音乐/可曾听到其他如爵士般的呼啸?/生活,生活,生活”(小曦《他们需要清水》)。生命变得越来越艰难了,血泪写就的真实并不遥远。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南亚海难诗辑》是以诗歌祭奠死难者亡灵,并力图向一个冲向大灾祸的世界发出警告。诗人们重新置于痛苦的氛围,用语言揭示死亡的伤口,显现出强烈的人类意识,致力于一种具有“心灵的重新整合”的诗歌,唤醒对生存苦难的关注和对生命的审视。

(一)诗的见证

在经历了这一场血的悲剧之后,诗人强抑住自己的颤栗,以一种非常精确的笔调写出了挽歌,像奎泽石头的《十二月二十六日大海啸席卷南亚后所见》,之所以在标题上醒目地标示出时间、地点、事件,正是一种“诗的见证”,以一种话语的确切性与具体性,使诗歌获得自己特有的时代感。当年英国著名诗人奥登也正是通过这种“见证”方式写出了《1939年9月1日》这首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举世震惊的诗作。这种“见证”方式把种种的存在状况写得历历在目,它构成了一个诗人和读者都可以出入其中的话语空间,诗思因此得以无限加深、延长。

洪淑苓的《水·流·诗——为南亚海啸灾民而写》是另一种意味深长的见证。诗人以自己富有穿透力的创伤敏感,在平常的意象之中作悲剧性的洞察和发现:“面貌,模糊不清/嗅觉特别鲜明/鱼的/贝的/虾的/蟹的/水草的/咸腥味以及/混杂着海沙泥土、破烂泳衣/手表、腰带、皮鞋、球鞋、拖鞋/男人的脚、女人的脚、小孩的脚/的腐臭味道”。在这里,死亡获得了它的形状和味道,成为一种无法回避的真实。一个人如何能够压抑他面对无数堆叠的尸体得到的创伤记忆?他们压在每一个词上,就像在一片凝固的天空下睡去,永无声息。那些词语,那些句子,相比形象的惨烈,全都显得苍白无力,“怎样言说”(灰娃)?整首诗有着各个零散的意象,却并非杂乱无章。在不相称的表象之下却有一种内在隐约的环链将其串接,具有某种深度的和谐。
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时代的命运,实际上是被每一个真实的个体所承担的。梁秉钧的《亚洲的滋味》和钟逸的《抓不稳你的手》则是关于个体生命的见证。
“刚收到你寄来的瓶子,还未打开/没想到,随灰云传来了噩耗/……一列火车冲离轨道,无人驾驶/从今生出轨闯入来世的旅程……我打开密封的瓶子,尝不出/这腌制的蒜头是怎样一种滋味/……如何以一点甘甜调理大地人世无边酸楚?”(梁秉钧的《亚洲的滋味》);“我在栅栏内/抓不稳/你迅速漂远的手”(钟逸《抓不稳你的手》)。苦涩的意象富于生命的“脆弱”(观云《太多无法抄写的脆弱》)和“无常”(杨慧思《无常》),一种诗性的叙述,更是一种痛彻的想象。朋友和亲人就这样逝去,但个人孤独跋涉的宿命仍未停止;生存的,仍在分定的一份日子里忙碌奔波;而逝去的,却使生活有了个看不见的缺口,始终无法填补起来。

(二)悲剧之思

过去数十年来,生态危机的规模和程度以惊人的速度上升。土地沙化、大气污染、酸雨侵蚀、森林剧减,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被严重破坏等等,造成了目前人类所面临的严峻形势。正如陈德锦《人和海的对话》中“海的悲啸”:“你在城里展开人为的灾难,/砍伐林木,水土流失于海洋,/废物、重金属铺成有毒的海床,/无处可逃的物种死于污染。……是大自然在舒展筋骨,而我——/无法扭转宇宙的定律,我的警号/你听到吗,那永恒的长啸?”
一种健全的人类文明对于自然的态度应该是既怀有宗教性的敬畏之情,又具有科学性的保护意识。但残酷的现实却是:人类以粗暴的行为方式给自然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这世界的树/步步向绿色告终”(向明《雪——见灾难频传有感》,同时也正以无知的行为方式毁灭着自身,“这世界的血/流得大地虚脱了(向明《雪——见灾难频传有感》。”林焕彰在《我只是打了一个喷嚏》一诗中以“自然”的名义痛诉:“有人说,我是个大坟场/那是你们人类的说法;/我还必须耗费一段长时间/为这批代罪羔羊的残骨腐尸/进行净化!”,由此揭示人类今天所面临的生存困境。而落蒂的《海天一色——记南亚大地震大海啸灾难》一诗中“地球已经/忍了很久/地球已经/忍了很久/地球已经/忍了很久”是因对人类现实的悲哀感受所发出的触目惊心的警示。在悲剧之后,我们应当体悟到人类苦难与生态危机之间的必然关系;在今后人类的生活中保持与自然的和谐共存,既对人类的生命负责,也对自然中的广泛生命负责,关心人类和自然共同的命运。

(三)爱与希望

在一种非理想的生存境遇中,人们从来就是流着冷汗,承负着生死分量,承受着种种不可预料的痛苦。面对大灾难之后残酷的真实,悲伤已成为我们骨子里的纹痕。“神灵啊!你们都去了哪里?”( 陈剑《神灵啊!你们都去了哪里?》);“全世界的嘴巴都在祈告”(朵思《心灵进出南亚海滩——狂虐的海啸撕扯四十个国籍子民的心情》。每个活着的人都是频频呼唤,声声祈祷。呼唤象风一样迷失在天堂的亲人们,祈祷一个永恒安宁的世界。尽管这呼唤并没有改变阴阳两隔的事实,但人类却因此获得了安慰之光;尽管这祈祷并没有改变世界的现实,但却代表了人类良知的觉醒:“在同样危难的时候/在需要救赎的时候/没有人能替代”(懿灵《天问》);“爱,有人终于说出了这个字”(甘草《我们在这个冬天学习如何相爱》)。
法国思想家西蒙娜·薇依曾经说过:“受苦是个体生存的永恒境遇,它不会因为任何外在手段而得以根除。相反救赎的唯一手段就是承受起这种有限性的命运。就是在期待中的爱和希望。”
人类具有一种顽强的即使受伤挣扎仍对世界的不完善奋勇挑战的力量。大海啸之后,花园中仍然开放着受伤的玫瑰,果园中还有未被完全摧落的果实,而天空中依然有鸽子飞翔的声音。“我亦能感觉到 生命/在那一瞬间的坚强/一瞬间的力量”(张舒敏《悼念——为海啸中离去的人们》);“黎明前/必须准备好精美的早餐/因为/我们还有一个梦在床褥上”(温明《我们还有一个梦在床褥上》)。
苦难并不能减弱人类对生活的热爱,正是苦难唤醒了人类坚强的意志,并使活着的人们对生活仍然保有确定不移的爱和希望。“恰如海呼涛啸以后/这一个黄昏/依然坚执斜挂的/夕阳”( 羁魂《这一个黄昏——慰病榻中的母亲及南亚海难的幸存者》)。
生活就在我们自己所拥有的世界之中,道路其实还很漫长,我们确实非常渺小,但我们并不绝望,也不逃避,怀着对生存苦难超越的意志,热爱生命和世界,从苦难中参透生活的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丧失一切之后重新建立起自己的家园。而把诗歌作为一种重新开启人类生命的光亮,应是《南亚海难诗辑》更真实的意义。

2005年初春写于珞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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