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計生：北大楊善華教授論文的三點提問
【研討會提問」
這次會議中，楊教授的論文：「中國農村的社區情理與家庭養老」，經由不懈地實證研究，由下而上提出一個非常有創意又精彩的觀念，稱之為「社區情理」，其定義如下：
「在一個相對封閉及文化相對落後的社區中，存在著由地區亞文化決定的某些為在該社區中生活的多數人所認可的行為規範及與此相適應的觀念，這些規範和觀念可能有悖於一定社會的制度和規範或者與一定社會的制度和規範存在著某種不適應。但因為社區的封閉性且居民文化層次較低所以這樣的社區行為規範和觀念仍得以存在並發生作用。而在社區中生活的人在選擇自己行為時則首先考慮自己的行為能否為社區中的他人所接受並把它看作是自己行為選擇的主要標準。換言之，只要他們的行為能夠得到在同一社區中生活的多數人的贊成，他們就認為可行。」
簡單地說，他指的是農民的行為和社會規範間有著相互適應的關係，在一個類似涂爾幹(E. Durkheim)的集體意識或集體良心的運作下。在養老的這個問題上，我想提出針對「社區情理」觀念的三點延伸性補充或提問：
1. 「社區情理」的現實，楊教授指出了現在大陸農村產生了令我非常疑惑的現象：那就是家本位的孝道，在今日的中國農村竟然變成了父慈子不用孝的「至於犬馬，皆能有養」的單向關係，也就是父親幫兒子修房子，娶媳婦，上大學，進城工作等責任盡完後，養老竟成為老人自己的問題，兒子的孝順只剩下了虛有其表的「養」，甚至連這個都沒有，枉論「事親」的孝。這在今日的台灣，仍然是屬於比較不可想像，不能理解的現象。試問： 「社區情理」的觀念，是否應該延伸至歷史因素的考量？特別是中國儒家倫理的后文革斷裂的問題？亦即，一些在台灣仍然被保留下來的儒家倫理的家庭核心價值，在今日大陸農村已經遭到破壞與扭曲呢？
2. 「社區情理」的現實，是否亦應該考慮區域差異因素？楊教授的田野實證調查，主要是在沿海地區之浙江與河北，和中國內陸比較富庶的省分四川，看來不是「封閉性」區域，而中國更為貧窮的大西北，如甘肅，新疆，廣西等地，是否會產生不同的「社區情理」類型？抑或產生養老傾斜現象？
3. 楊教授舉了費孝通教授著名的論文觀念，說中國農村養老是「反饋模式」，負擔家計的一代，必須兼顧上一代與下一代的扶養，這和西方的一代傳一代有很大之不同。雖然楊教授也質疑這一模式在高度經濟發展的今日中國是否適用，但文中最終還是認為這「均衡」終究會產生。但根據台灣廣為流傳之「中國農村問題」一書指出，今日農村問題極為嚴重，其衝突與失衡指數很高，不知楊教授之大作的傑出地將屬於社工範疇的養老問題與社會結構相結合的思維，是否能夠更為清楚地釐清未來之發展與解決問題之道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