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0)浅谈金融全球化的利弊

【編按】從今天開始,本網站將陸續刊出石計生教授2007年7-8月間在北京大學社會系暑期講學正式課程【全球化研究】的期末小論文的精選。文章表現了這些本科生們吸收課堂上的講學知識、自我的見解和對於經驗世界的敏銳觀察,反思與批判;觸及層面包括社會、經濟、文化與理論各方面的探究;學生則來自北大、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傳媒大學、北京工業大學等學院,學習科系亦包括社會、國際關係、新聞、傳媒、物理、生命科學、信息技術、工業和力學等多元化來源;中國學生外,亦有韓國留學生在內。這些對於全球化的文章或有不成熟之處,然皆表現了尋找真理,追求理想的熱忱,這是年輕人應有的求學姿態。故石教授認為這些學生表現傑出,文章值得細讀、分享並歡迎讀者一起加入討論(2007.08.08)。

⊙作者: 徐晓波00504059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

内容提要

本文力图从最为基本的经济学原理——Pareto有效、“囚徒困境”、公平与效率这三方面出发,分析复杂的金融全球化现象。并通过基础理论与实际案例的结合,探讨作者本人对于金融全球化最为核心的问题——金融全球化的利与弊的个人理解。

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Pareto有效,信息不对称,囚徒困境,金融危机,适者生存,公平与效率

正文

引言:

20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全球化”这一全新社会学概念的广泛关注与实际生活中的实现。而经济全球化,作为全球化概念形成的原动力,首当其冲地被学术界及其他社会各界争相诠释的一个热门话题。热门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这一概念与当今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的密切联系,更是经济全球化就其本身而言所涉及内容之广——贸易、生产、投资、金融、技术与信息、人力资源这六大板块及其相互作用构成了经济全球化的全部内容。而金融全球化作为当前经济全球化中最敏感,最突出的领域,则通过其自身特有的高效配置国际资本的优势,以及金融全球化所造成的区域乃至全球金融危机所能给世界经济带来的重挫,扮演着一把经济全球化之双刃剑的角色。以下,本文将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出发,以此透视金融全球化下的利与弊。

1.从Pareto有效的视角看金融全球化

Pareto有效是经济学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概念,其内容是:如果市场处于一种状态,在此种状态下,市场上的任意两个资产持有者之间不存在“trade-off”——即再交易的可能,那么这种状态下的市场是Pareto有效的,即市场上的每一个个体都达到了利益最大化的状态。相反,如果存在再交易的可能,那么市场并没有达到最优状态,即各类再交易是将促进市场趋于达到Pareto有效的状态的。这个概念的提出之所以意义深远,是因为它为资本自由化的市场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基础——自由交易将推动市场朝向最有效的方向发展,并使其中的每一个个体都能达到自身的最大收益。即资本市场的自由化程度越高,则越发地能提高市场的效率,促进经济的发展。

现在让我们回到经济全球化的概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其概括为:“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和服务交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也是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而对经济制度进行变革的过程。[1] 简单地说,经济全球化就是全球范围的市场经济,是一个在地域空间以及交易范围上均被扩大与重组的市场。因此从Pareto有效理论来看,经济全球化就意味着自由市场范围的扩大,交易的选择性及数量增多,从而使得大量在原有经济体制下不存在的交易成为可能,市场效率迅猛提高。

现在回到本文的重点话题——金融全球化的概念。金融全球化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分支,承担着经济全球化资源优化配置中的资本优化配置的重任。所谓金融,就其本质而言可以概括为两个字——“借”与“贷”,即个体手中的剩余资本通过“借”的方式通过金融中介机构(如商业银行)建立起一个资本库,从而使得某些企业在需要新的资本注入时可以通过“贷”的方式从金融中介机构手中获得一定资本并在将来加以一定利息同本金一同返还。全套交易过程是一个三方受益的过程——个体则获得了一定的利息,企业通过利润来弥补所需支付的本金利息损失,而金融中介则赚取借贷双方的利息差。当然,金融市场的借贷方式并不局限于上述过程,股票、债券、期权、金融衍生品、基金等金融工具及金融中介使得金融市场呈现出多样丰富的活跃气氛。但就其本质而言,则依然是“借贷”二字。而正是这样的借贷使得资本的交易成为可能,并朝向Pareto有效的方向发展。因此,概括地说,金融全球化即是全球范围的资本市场的形成,资本的交易将依仗发达的信息技术跨越疆界,使得资本流通与交易的自由化程度在全球范围内达到更高的层次。

金融全球化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利益是显而易见。首先,金融全球化直接推动了全球范围资本的优化配置。金融全球化,一方面为各国的投资者开辟了全球投资的空间,允许投资者在世界范围内选择最佳投资机会和投资工具,另一方面为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本国经济所需的必要外部资本,对发展中国家加快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这点上,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最佳的案例。其次,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推动了金融制度的整合和政策调整,加快了金融创新,加剧了全球金融服务业的竞争,从而促使金融服务业提高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提高效率。时下,市场上各类金融衍生品的层出不穷以及受欢迎程度之热烈则是最有力的例证。再次,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方便了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国际技术转移和劳动力的流动,推动了全球范围的资源优化配置。全球范围内跨国公司的蓬勃发展了则见证了金融业作为企业资本来源的有效推动作用。

如此看来,金融全球化对于全球经济的发展似乎是百利而无一害的,但是过去的30年的历史也清楚地向世人表明:伴随着金融全球化进程的还有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加深,金融业的稳定性下降了,难以预料的金融危机一再爆发,国际金融市场多次发生动荡:从1987年的全球股灾到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到1998年俄罗斯和巴西的金融危机。[2] 金融危机不仅给危机国带来巨大的损失,而且由于金融全球化整条资本链之间相互联结的作用,危机也必将波及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甚至一度威胁到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造成超大规模的全球经济损失。

既然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体现了Pareto有效的发展方向,那么究竟为何会出现金融危机呢?其实Pareto有效理论基于一个经济学中的普遍假设:在任何交易中,任何个体都是理性的。事实上,这一基本假设在很大程度上约束了Pareto有效理论在现实金融市场中应用的有效性——即个体在任何交易中都必须做出理性选择。而在实际交易中,如此的理性假设将在以下三方面被不同程度地违背。首先,人类并不是执行程序的计算机,人类的感性因素常常会干扰理性的判断。其次,即使人类都是理性的,那么由于信息不对称,即“借方”无法完全了解“贷方”对于贷款用途的有效性是否达到了“借方”的标准,那么在实际交易中,个体在很大程度上根本无法做出理性判断。再次,即使人类的信息达到完全对称的状况,那么人类做出的判断是否理性仍难以用同一的标准判断。这里所指的标准是指选择的理性程度在时间尺度上的考量,即所谓选择的理性究竟是就短期而言还是长期而言。如果标准是长期的,那长期究竟应多长,而个体所拥有的信息所能支持的长期理性判断的期限又有多长。以上各类问题其实可归纳为一个共同问题——信息不对称。举例而言,在证券市场和股票市场上,由于投资者不能有效地识别有较高预期收益和低风险的优良公司和有较低预期收益和高风险的不良公司,他们就只愿意支付反映发行证券的公司平均质量的价格——该价格介于不良公司的证券的价值与优良公司的证券的价值之间。在这种情况下,优良公司的所有者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证券的价格被低估了,因而,他们就不愿意按照投资者的出价卖出证券;而那些不良公司的所有者则很清楚,自己证券的价格是高估的,因而他们有着极大的积极性在市场上推销自己的证券。至此,投资者将望而却步,证券市场就不会运行地很好,也就不可能成为企业的融资源泉。然而这样的问题在多数情况下将通过金融中介机构得以解决,但此类机构由于信息的不完备性而造成的对融资者的筛选的效率问题构成了商业金融机构自身的内在脆弱性。总而言之,信息不对称,即交易一方对交易的另一方不充分了解,将影响个体在交易中做出准确决策,继而成为金融体系中众多的内在脆弱性之一。[3] 而这种内在脆弱性使得金融市场上不良资产的累计达到一定程度后会造成坍塌,使得投资者大量抛售资产从而出现“挤兑”现象,而此类大规模的挤兑与抛售正是金融危机最为直接的表现。

Pareto有效理论在处理金融危机时的失效不仅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所造成,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金融体系中又一内在脆弱性——“囚徒困境”中的从众心理是导致抛售与挤兑并引发金融危机的根本动因。这将在下一部分展开论述。

2.“囚徒困境”与金融危机

“囚徒困境”是博弈论中最常用的理论分析工具。其内容是:两个曾经合作犯罪的囚徒因罪行暴露而被逮捕。在各自的审讯过程中,他们需要考虑是否供认曾经与对方合作所犯的罪行。一种选择是供认,其结果是鉴于自首情节而适当减刑。另一种选择是不供认,如果另一罪犯也同时选择了不供认,则结果可能是两人都会因缺乏证据而无罪释放,而如果另一罪犯选择了供认,则自己将失去供认的减刑机会。在通常情况下,两名罪犯由于无法相互商量共同应对策略,因而不会出现“共谋”,即同时不供认的情况。因此,结果是两名罪犯因都有自首情节而被判减刑。而事实上,对于两名囚徒共同利益最有效的选择应是“共谋”,而这种“共谋”却由于沟通不畅而最终无法实现。

在金融危机中,“囚徒困境”则表现为当投资者对金融机构或者某类金融产品失去信心时而出现的挤兑与抛售。金融机构面对挤兑所显示出的脆弱性,深藏于其业务的特征之中。作为一种中介结构,金融机构的功能就是通过吸收资金和发放贷款,把对零散储户的流动性负债转化为对借款人的非流动性债权。[4] 从金融机构负债面上看,如果投资者的提款与抛售是随机发生的,则根据大树法则,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就是稳定的;从金融机构的资产方面来看,如果金融机构将其资产都持有至到期日,则商业金融机构的收入也就是稳定的。简言之,只要存款基础是稳定的,商业金融机构便可以在保持足够的流动性以应付日常提款的前提下,将其一定比例的资金投资于流动性不高但收益率较高的资产上。但是,如果发生任何意外事件,使得存款的提现速度加快,商业金融机构的经营地位就会是不稳定的。因为面对意外事件,每一个个体投资者最明智的选择就是立即加入挤兑于抛售的行列。因为他们知道,提款继续下去的结果,必然是金融机构被迫提出出售流动性低的资产来满足投资者的提款与抛售要求,金融机构将因此将蒙受损失。而这样的损失,则可能使得排在挤兑大军后尾的投资者无法及时收回,或者无法收回全部存款。即使投资者相信该金融机构的经营是健康的,即使所有投资者都认识到,如果他们不进行挤兑或抛售更有利于整体的利益,挤兑或抛售行为仍然会发生。其中的原因在于,投资者个体理性行为的结果则是集体的非理性,这正是博弈论的经典例证“囚徒困境”所告诉我们的结论。引用“囚徒困境”模型的术语,每一名投资者相当于一名囚徒,如果全体投资者能够达到有约束力的“共谋”,放慢提款或抛售的速度,他们的共同利益将得到保障,因为金融机构可以把流动性地的资产持有至到期日去变现,从而产生更高的价值,并用之偿还投资者的存款。但正是由于囚徒无法完全沟通顺畅,使得全体投资者之间不可能达到达成“共谋”,所以单个投资者的理性行为就是趁着金融机构还有支付能力时抢先提款。当每个个体都这样去做时,其结果恰恰是对整个群体最不利的,这就是:金融机构被迫清偿其未到期的资产,并蒙受损失,最后使投资者得不到充分清偿或得不到及时清偿。

众所周知,亚洲金融危机是由于索罗斯所操控的量子基金通过对逐个国家货币的攻击所造成的。而该基金攻击货币的基本方法如下:如果投机资本预期该国货币将在未来某一时刻对美元贬值或者可通过市场效应迫使该国货币对美元贬值,他们可以先借入该国货币,然后在外汇市场上按当前汇率将其兑换成美元。一旦这种货币贬值,则可以按较低汇率,即以少量美元买回这种货币以归还本币贷款的利息。还本付息后所剩余的美元构成投机收益。[5] 而当该货币的贬值达到一定的规模效应,即市场上现有投资者大量抛售该国货币,那么此基金的攻击方法将使该国货币的贬值过程进入恶性循环,以达到难以遏制的程度。当政府承受不住维持固定汇率制所需消耗的外汇储备时,政府将放弃汇率固定制,这场货币攻击最终将以该国货币大幅度贬值收场。而基金之所以能从该国货币贬值前后的汇率差中牟取暴利,其中利用的也是金融市场上其他外汇投资者的“囚徒困境”心理——由于对该国货币的固定汇率制度失去信心,而大量抛售该国货币,从而加速了该国货币的贬值,也导致了投资者在外汇市场上的巨额损失。而这场“囚徒之斗”的唯一收益者只有造成货币危机的始作俑者——索罗斯的量子基金。

纵观以上“囚徒困境”现象中的种种,不难看出社会个体在缺乏“共谋”意识下的“从众”心理直接导致了挤兑与抛售现象的产生。而正是这一现象构成了金融体系的又一内在脆弱性——“囚徒困境”下投资者的信心丧失所造成的金融市场崩溃。而金融全球化则为此类现象的发生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为投机者创造了更多的投机机会。全球金融市场通过资本与货币汇率的相互联结又使得金融危机具有极强的传递性——“从众”心理由此跨越疆界,从而进一步扩散金融危机的影响范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金融全球化不可避免地成为了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的催化剂。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尽管地区金融市场的全面崩溃会造成世界范围的经济损失,但即使是破坏程度最猛烈的经济崩溃背后却总有个别受益者。而正是由于潜在暴利的驱使,那些追逐利润的猎人则丝毫不会顾及被攻击国的经济利益。在他们眼里,高度自由的全球金融市场中,竞争与牺牲似乎再所难免。即使有时牺牲的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利益,他们也坚信这是自然界的最终法则——适者生存。在金融全球化的进程中,此般弱肉强食的场面被一幕幕重复地上演着。资本强者利用处于弱势地位的被攻击国对于金融风险防范措施的认识不足,疯狂地进行资本掠夺,从而导致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强者更强,弱者更弱。下一部分将就此展开金融全球化中利益竞争问题的论述。

3.“适者生存”是金融全球化的法则吗?

完全竞争的市场是最有效率的市场,可以实现Pareto有效,并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经济需要。这里所谓的最有效率是对于整个市场而言的,即整个市场的经济利益总和达到了最大值。然而Pareto有效却无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这个已经做到最大的蛋糕是如何在市场上分配的,以及这种分配是否能做到公平。

金融全球化是在Pareto有效的理论基础上得以发展,即全球范围内的交易自由化以及完全竞争性,实现资本跨越疆界的优化配置。然而诚如Pareto有效所不能回答的资本分配问题,金融全球化是一个缺乏仲裁资本分配公平性或者说缺乏全球宏观调控的高度自由市场。而在这个市场上,唯一具有调控能力的只有一个个独立的政府,他们间接地通过干预本国金融市场来影响全球范围内的金融状况。然而,他们的干预却也时常显得苍白无力。亚洲金融危机时,多国政府都因无法抵制汇率的失控,导致该国外汇储备的殆尽以及最终汇率的失守。而在这些惨败背后,却总有赢家——如索罗斯的量子基金。他们利用强大的资本优势在外汇市场上造势从而引发抛售现象的发生,并从中牟取暴利。在全球金融市场上,强势者利用弱者对于金融市场的认识不足,从而攻击弱者,蚕食弱者。弱肉强食的定则就这样在全球的金融市场上重复地被上演着。

“完全竞争”一直被发达国家的投资者所信奉,不仅仅是因为完全竞争所能带来的市场效率最大化,更因为它能使强者更强,弱者更弱。换言之,强者坚信弱者被蚕食是对弱者的惩罚,而竞争的目的就是为了保留强者,淘汰弱者。“适者生存”的法则不仅仅在全球金融市场上被呈现,跨国企业利用经济全球化之便剥削廉价劳动力的事实也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与日俱增。当星巴克卖着几十元一杯的咖啡时,星巴克从巴西收购的咖啡豆又是何等的廉价。而多年蝉联世界500强企业榜首的沃尔玛在最初进入北京时却因不愿建立工会而与政府僵持许久……

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适者生存”的确已成为自由竞争的最高法则。然而,是否一味地遵循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通过牺牲与颠覆弱者来实现强者的成功,才是金融全球化所追求的发展目标呢?当社会在疯狂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是否也应该顾及公平所隐含的内在社会价值?从这意义上来说,金融全球化必须面对的是一个由来已久的经济学难题——效率与公平的权衡。草率地放弃公平而追求效率只能使全球经济走向一个极端。而正因为如此,时下各国的经济制度均采用自由市场加上宏观调控作为基本经济策略,而各国经济政策的不同则取决于各自对于两者平衡尺度的把握。

金融全球化实质上是更大范围内的全球自由竞争市场,因而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样也需要宏观调控的监督,从而防止竞争极端化情况的发生。因而,建立区域以及全球统一的金融监管规则,已然成为金融全球化健康发展之必需,用以确保在公平的前提下实现良好的竞争状态。而政策的选择则直接决定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发展方向,其对于全球金融市场的重要性将不言而喻。

结束语:

如今,金融全球化已走过了近三十个年头。这三十年对于全球金融体系的建立而言,可以说只是一个最初的起步阶段。而与全球化的命运相似,金融全球化亦是前途未卜,且也已受到广泛的置疑——即金融全球化究竟是如Pareto有效理论所言为资本优化配置所提供的舞台,还是投机者利用“囚徒困境”原理进行有效资本争夺的竞技场?这就需要全球范围内的政策合作来共同约束全球金融市场的发展道路——在公平与效率之间以求平衡之道。

金融全球化“路漫漫其修远兮”,约束政策“须上下而求索”!

本文引用出处

[1] 薛敬孝主编,《金融全球化与国际金融危机》,P2,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
[2] 薛敬孝主编,《金融全球化与国际金融危机》,P23,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
[3] 李扬,黄金老著,《金融全球化研究》,P337,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版
[4] 李扬,黄金老著,《金融全球化研究》,P343,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版
[5] 李扬,黄金老著,《金融全球化研究》,P359,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版

参考文献

[1] 李扬,黄金老著,《金融全球化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版
[2] 薛敬孝主编,《金融全球化与国际金融危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3] 安佳著,《国际资本流动与金融危机》,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
[4] 郑振龙著,《大警示——冷观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发展出版社,1998年版
[5] 李晓西主编,《亚洲金融危机实地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6]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课题组著,《亚洲金融一体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7] 白瑞明主编,《亚洲金融大动荡与中国经济的慎思》,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版
[8] 曾剑秋主编,《金融危机与中国》,新世界出版社,1998年版
[9] 兰日旭著,《中国金融现代化之路》,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10] 祝小兵著,《东亚金融合作》,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1] Philippe Lasserre and Hellmut Schutte: Strategies for Asia Pacific, Beyond the Crisis, London Macmillan Business Press, 1999.

Share Button

發佈留言

發佈留言必須填寫的電子郵件地址不會公開。 必填欄位標示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