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產階級拘謹魅力的重構
書評：史尼玆勒的世紀—布爾喬亞文化經驗一百年：
中產階級文化的形成(1815-1914) 彼得 蓋伊(Peter Gay)著
中產階級文化的形成(1815-1914) 彼得 蓋伊(Peter Gay)著
◎中產階級拘謹魅力的重構
石計生
通往未來的道路是位於別處。 –Peter Gay
曾為佛洛伊德立傳的彼得‧蓋伊(Peter Gay)，這次又運用了精神分析的手法與其豐富的史學涵養與知識，以奧地利劇作家史尼玆勒(Arthur Schnitzler)的日記為引子，針對被公認生活風格為「拘謹」、「扭捏造作」的「布爾喬亞」(Bourgeoisie)誕生的時代，所謂的「維多利亞時代」，展開長達一百年的文化經驗的追索與重構。
對「維多利亞時代」的顛覆性的反省，蓋伊並非第一人，法國社會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在《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一書的開宗明義章節，早就以「我們是『另一類維多利亞時代的人』」直接挑戰資產階級的「壓抑假設」。但有別於傅柯，並非經由系統性的論證，本書所表現的是一種旁徵博引的合併同類項與精彩說故事的綜合能力，使得讀者在閱讀時能夠經由和自己現實生活相關的事項，如各章節所示的家庭、性愛、政治、焦慮情緒、宗教信仰、工作、生活品味、和自我追尋等，很容易地融入(雖不一定完全瞭解)作者所意欲鞏固的文化視野，即今日成為主流價值的，在全球普遍存在的中產階級是如何崛起與生活的。
「布爾喬亞」一辭的多義複雜性，使得本書一開始就必須加以細細釐清。「布爾喬亞」可以是「資產階級」(如馬克思的掌握有生產工具的階級的指涉)，也可以是「中產階級」(middle class)，其差別是在擁有一定量財富的金字塔的尖端或者底層而已。他們可能是富有的、有教養的、有權力、有聲望的，但其基礎不是來自封建世襲的貴族或仕紳，而是經商或者工作的資本積累，他們是作者眼裡等同於十九世紀的維多利亞時代的都市生活的重要特徵之一，「人數龐大、意見分歧和對立強烈」(p.5)。「布爾喬亞」作為一個充滿差異的複數存在，Bourgeoisie(s)，也在不同的城市的氛圍中展現歧異的樣態：南轅北轍如英國曼徹斯特的衝勁十足類型和德國慕尼黑停滯類型的中產階級，其他城市如維也納、巴黎、倫敦、柏林等則混合兩種類型。可以這樣說，蓋伊所認為的「布爾喬亞」的內容豐富而多義，但生活形式上仍然可以找到「某種規則化的圖案」(p.42)，劇作家史尼玆勒的日記所透露的，就是那些日常生活的有跡可尋，深具代表性的圖案。
中產階級的拘謹魅力首先展現在家庭之愛上。一切都是為了鞏固、增強「家」這個形式與內容。今日根深蒂固的中產階級的「小家庭制」，正是維多利亞時代人把它「從一個事實轉化為一種意識型態」(p.46)。史尼玆勒的醫生世家一家四口，那些針對他的交友、隱私權、生活態度、和未來職業選擇的父子衝突，都是中產階級的典型，因為再怎樣也逃離不了，維多利亞時代的布爾喬亞家庭「是一個人無法把耳朵摀起來的回音室」(p.57)。而蓋伊筆下患了「性飢渴」、「精神官能症」、「患了現代文明病：神經衰弱」(p.166)的史尼玆勒，當制約他的父親逝世之後，其日記中的與不斷更換的情人的性愛狂喜與荒涼的記載，提供了作者意欲重構十九世紀中產階級拘謹魅力的證據。他說，作為劇作家，「史尼玆勒的生活與作品念茲在茲的都是性，但卻是一種較為布爾喬亞類型的性。他的專長是不忠」(p.90)。而儘管比較奧地利、英國、與法國的性愛觀有著顯著的差異，史尼玆勒的對於處女的無比渴望，也是和我們這個病態的二十一世紀相互銜接的「處女情結」(virginity complex)的隔代象徵。
另一個重構是在中產階級的藝術品味上，蓋伊於書中清楚指出，不論是音樂、繪畫、小說、文學評論上，布爾喬亞固然有其「循規蹈矩生活」(p.291)的品味態度的一面，但是，作者舉支持印樣派畫作為例，中產階級「對於新藝術的欣賞與支持度，仍然足以令人驚愕」(p.326)，說明了「原地踏步的布爾喬亞與大膽創新的探索者之間的界線是千瘡百孔的」(p.291)，也就是說，中產階級拘謹的魅力包含著支持新奇的部份。
中產階級的趨向保守的政治態度與以資本主義為宗教的態度也是在維多利亞時代確立。托克威爾(Alexis de Tocquerville)在其名著《美國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中的觀察十分鞭辟入裡，以中產階級為主流價值的民主社會，「其所剩唯一的熱情就是追求安寧」，以一種心安理得的看穿，史尼玆勒是一個和平主義者，「反對個人侵略性」與「鄙夷英雄崇拜」(p.133)。而十九世紀那像尼采(F. Nietzsche)一樣，紛紛對上帝發出訃文的論點比比皆是，轉而去投身像史尼玆勒的醫生父親所強調的「醫生的宗教就是人道」(p.205)的世俗人文主義就成為主流。在「律己」(p.253)、「工作是罪的防腐劑」(p.249)的信條下，信仰「工作的福音」，入世禁欲，累積資本，把經濟與工業的進步結合到福音書裡，一種理性的宗教，「一種沒有基督的資本主義：布爾喬亞基督教」(p.227)。蓋伊於書中也讓讀者瞭解，十九世紀的工作福音觀同時弔詭地產生了韋伯倫(T. Veblen)所謂的「炫耀式消
費」的富人鄙夷工作的態度，「對於炫耀財富的堅持也讓他們更奮勇地堅持休閒」(p.259)。而當整個社會生產力提升至大眾消費成為可能時，資本主義的宗教商品膜拜，就由布爾喬亞的品味擴展至一般民眾的仿效風，當代消費社會因此來臨。
透過以上大略的布爾喬亞生活風格的多元內容的描述，彼得‧蓋伊另闢蹊徑地象徵性地指出，十九世紀是維也納劇作家史尼玆勒的世紀，雖然有些舊的價值被保留，但大體上是一個經濟實力取代貴族世襲、科學取代神學、個人慾望取代社會扭捏的布爾喬亞的世紀，這中產階級拘謹魅力的重構，這布爾喬亞文化經驗一百年，適足提供我們反省當代生活的處境，以面對通往的道路或許是位於別處的未來。
2004.02.01《誠品好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