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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歌手潘安邦與石計生教授(台北/紫藤廬茶館/劉宏勲攝，2008.08.27)

◎石計生

這時所見的潘安邦與我想像中所差無幾，在眾人中我幾乎是一眼就認出他來，在進入紫藤廬茶館的剎那，感覺坐在中庭大廳裡穿著T恤帶著耳機講電話的人就是他。雖然帶著一頂帽子，然而我國中時電視上所看見的名歌手潘安邦的優雅氣質還在，只是多了些歲月留下來的滄桑與智慧，如「外婆的澎湖灣」即使過了三十年，「歌仍然在那裡」潘安邦說。「清新繚繞」，我心裡補充著自己的感覺。

做這國科會的音樂社會研究，這時已從台灣歌謠的紀露霞到了民歌的潘安邦，心中感覺非常複雜也慢慢清楚，這中間藏有深刻的機緣。那年一個盛夏雨夜因聆聽地下電台而遇見我失落的60年代歌謠的紀露霞，而這次能訪問我經由聽與唱成為真實青春記憶一部份的潘安邦，則是因為寫佛光山創辦的人間福報專欄《心見集》結下善緣後，一天在家看電視，無意中轉到也是佛光山系統的人間衛視，竟看見潘安邦在主持節目。遂通過人間福報代為聯絡，牽線乃能開展這一研究。

這已經不是社會研究法質化研究的「滾雪球」(snowball-rolling)完全能解釋，訪談這件事，當然形式上是通過問的第一人所透露的訊息，再去找下一個人，這樣不斷地訪問下去，就會累積大量田野資料。但問題是要如何「滾」的動那個訪談的雪球才是重點。人並非像我早年在台大經濟系所讀的主流經濟學所言的理性的「可以無限切割的數學邊際效用符號」，人更是有感覺情緒的社會網絡與超現實存在，與另外一個人的關連存在著某種「氣場」或者「選擇性親和力」(如果一定要引用西方的術語)，更是機緣，一種無目的性的目的，迂迴的關連。在尊重對方下的機緣。訪談潘安邦就是如此。若非他一場大病也不會開始親近佛法，然後無償義務地主持人間衛視節目，把他優雅的氣質進一步提升至慈悲心的朝向，然後我在電視觀看時爾偶然相遇，成就這樣的「滾雪球」訪談。

而通過音樂的聆聽與記憶，除了勾起個人經驗層次曾有的眷戀與哀愁外，研究之必要在於破除迷障與人云亦云。譬如坊間流傳的說法，都說楊弦譜寫余光中的鄉愁四韻是民歌伊始，在訪談過程中，包括台灣史專家莊永明與潘安邦不約而同地都說應該是更早的洪小喬。雖然我一直覺得追溯誰是「第一人」「鼻祖」是件很無聊的事，但這一切都是為了更為精確地把握事實的全貌，對台灣的音樂文化史交待。譬如原來研究假設歌謠「轉化」為民歌、歌謠的沒落是因為國民黨查禁台語歌的說法，經由多方面田野訪談出土的豐富一手資料我深深懷疑起來，這裡面極可能存在一個被我拉到理論高度的東西，我正小心翼翼檢視田野所得運用馬克思所說的「抽象力」(abstract power)建構醞釀著。潘安邦也談到自己的國語歌在當年也被食古不化、腦袋壞掉的警備總部所查禁，顯然可能當時的審查制度是不分語言類別地進行著。

潘安邦也展現驚人的旺盛生命力，現在幾乎大部分的時間在大陸各大都市演唱，深受歡迎。這裡面當然是有過去民歌精神裡本來就有的「文化中國」因素在裡面，但應該還有更多，屬於音樂人本身的演唱天分與表演才華，與時俱進的調整，譬如他說打進上海市場的一個關鍵：「潘安邦唱周杰倫的雙節棍」。但究竟民歌是什麼？與流行歌曲的差別何在？「民歌是國民之歌」「我和一般民歌手不同，比較像羅大佑，一開始就被唱片公司簽約，電視挖掘，是以歌手姿態唱民歌」「民歌是時勢造英雄」「原來少數人唱的民歌為大多數人所唱後就是流行歌曲」。

一陣惆悵，這時我心裡浮現的人，不是別人，正是我所敬愛的紀露霞老師。潘安邦所說的這些大致上我都同意的，但其中還是有些關鍵性的因素得細細思量。民歌之所以在當時異軍突起，和一批有才華的人「唱出自己(日常生活與精神嚮往)的歌」有關，當形成氣候之後，當時的政府本來就想要推行國語，遂順水推舟鼓勵，因此，外型俊俏，身材高挑的合乎當時上電視的「俊男美女」默契的潘安邦才能成為「電視時代」的寵兒，但為何當時我看不到紀露霞？這就是關鍵。「寶島歌后」紀露霞嚴格來說應是「台語寶島歌后」（雖然紀老師同時唱國台語和英語），這並不為當令所鼓勵、支持的語言與歌曲，註定「收音機時代」的台語歌手和紀露霞難以上的了電視(當然也跟她婚後搬至嘉義相夫教子有關)。「收音機」與「電視」這音樂載體的影響力差別十分鉅大，紀露霞的影響力是透過廣播電台，是眾多頻道中的一個，我年輕時受到父親外省家庭的平劇傳統，那時讀東海外文系的二哥石光生影響只聽ICRT的美軍電台，或國語節目倪蓓蓓的平安夜，永遠轉不到台灣歌謠的那一台，即使轉到也不會留意。而1960-70年代當時的電視只有三台：台視，華視和中視(更嚴格說，三台等於一台，均由國民政府的黨政軍控制大部分股份)。「那是上了電視唱歌的隔天，全台灣的人都認識了潘安邦」的時代，潘安邦自己說。確實，我那時就是這樣那樣通過電視影像崇拜著洪小喬，潘安邦，李建復和銀霞。

解開台灣歌謠沒落與民歌興起的謎團，還在途中。我現在還不想也不願意套用任何西方理論來解釋。我還懷疑，享受與感動於這些訪談過程中的人事物。作為共創台灣民歌的一員，這時所見的潘安邦是謙虛而成熟的，身上有和紀露霞一樣的宗教信仰，這或許在他身旁感覺安靜的原因吧。而已漸漸暗了的天色暗示著訪談應該結束。握手。點頭。照相。潘安邦與他的助手就這樣告辭。我又望著一個人物的背影離去，留下來是更多的責任：解開音樂社會學的謎團，台灣歌謠與民歌的並存與轉換。和通過這研究對於自己生命史的真切回憶與反省，如天上燦爛星辰數不清的民歌樂曲，與我那流逝青春裡藏著的悲喜往事。

（2008.08.29於外雙谿）

于润洋，音乐学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汉族，1932年出生于沈阳市。1952年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1956年赴波兰华沙大学音乐学系攻读音乐学。1960年回国后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1983年任该院副院长，主管教学、科研工作； 1988年任院长，1992年卸任。社会兼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第3、4、5届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音乐美学学会、中国西方音乐学会、中国音乐传播学会名誉会长等职；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苏州大学、河南大学、河北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海南大学、西北民族大学、杭州师范学院、武汉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等院校的客座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音乐研究》主编等。
2006年4月，受聘上海音乐学院客座教授；5月，受聘上海音乐学院系统音乐学理论学科音乐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

在教学、科研方面，主要从事西方音乐史、音乐美学两个学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多年来除在教学岗位上培养一批上述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之外，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西方音乐史学、音乐美学方面的论文、著作，出版论文集《音乐美学史学论稿》（1986）、《音乐史论问题研究》（1997），《音乐史论新稿》（2003）、专著《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2000），译著《论音乐的特殊性》（1980）、《音乐美学新稿》（1994）、文集《西方音乐与美学问题的文化阐释》（2005），主编《西方音乐通史》(2001)等。

在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同时，曾多次参加国际范围的学术性活动：赴美国、加拿大、瑞典、俄罗斯、波兰、日本、新加坡等国、以及香港、台湾等地区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学术性考察和讲学活动。

由于教学和学术研究方面的成就，1984年获波兰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长颁发的“波兰文化贡献勋章”；1987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授予的“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1993年所在音乐美学教学集体获“全国高等院校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同年获得全国优秀教师奖；1996年获杨雪兰音乐教育奖；2001年获文化部颁发的“区永熙优秀音乐教育奖”。专著《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于2002年获“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一等奖，“北京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以及美籍华人欧阳美伦设立的“优秀音乐美学著作奖”一等奖。

个人业绩入编英国国际传记中心出版的《国际知识分子人名录》（第11版）、《国际传记辞典》（第24版）、《21世纪两千名杰出知识分子》（第二版），美国传记研究所出版的《世界五千人名录》（第5版）、台湾绿与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音乐家传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