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木棉花開時:公館/溫羅汀的那個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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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木棉花開時:公館/溫羅汀的那個年代(上)
‧歷史月刊 2005/11/11


「公館/溫羅汀」可以說是孕育台灣知識分子的核心搖籃。這些縱的橫的街道,歪斜交叉或者直角相遇,在大學區旁,所像磁鐵般吸納(與發散)的,是上面行走的人和書店,咖啡廳,人和人,人和樹,人和地景,人和天空,人和記憶的停雲流水遭遇…


【文/石計生(作者為東吳大學社會系暨研究所副教授)】


那些西風經手的衰亡


從一種同語反覆的過程中醒來,窗外,有十分清脆的引磬聲,沒有緊接著的木魚與佛號,我狐疑著這是怎麼一回事。這時已經過了午夜,而方起身想一探究竟,那聲音也旋即消失,如夢似幻。而其所牽引的靈魂同時撩起遙遠而近的記憶,屬於無神論的時光,夜晚不睡覺的杜鵑花城佈局,摸黑在今日被稱為「溫羅汀」,亦即由溫州街,羅斯福路和汀州路所構成的公館的既往,其中有著大量實質與象徵的死亡,愛恨情愁狂狷者乎伺機而動,對黑暗造反的那個年代,危險境地,以不懈地閱讀支撐與化解。



溫羅汀街道裝置藝術,溫州街,秋水堂書店前。(圖╱石計生)


「公館/溫羅汀」可以說是孕育台灣知識分子的核心搖籃。這些縱的橫的街道,歪斜交叉或者直角相遇,在大學區旁,所像磁鐵般吸納(與發散)的,是上面行走的人和書店,咖啡廳,人和人,人和樹,人和地景,人和天空,人和記憶的停雲流水遭遇,層層疊疊地如玻璃櫥窗地透明,柏油路面的年年翻修添加,與白千層樹皮的隨著季節剝落的吉光片羽,不論在場或離開,在溫羅汀不經意轉角書店翻書的姿勢彷彿能夠被這樣空間定格,時間化的空間,就以數著落下木棉花的份量積墊,輻射至這城市的邊陲,這國度的角落,乃至芝加哥的湖畔或哪裡,讓我離開又回來的這街道,而冷冷的雪,跨越時空將歷史的事件一一映照,1980年迄今,25公分厚。


讓我們說那是開始於1980至1986年解除戒嚴之間的歲月,我的包括降轉的從森林系到經濟系的大學生涯。對我而言,就像其他許許多多年輕人一樣,那年代,是一個極端的年代,屬於不知道自己將會是什麼的懷疑,與整個噤若寒蟬的台灣社會也不知道會演變成怎麼樣的不確定的年代;凡是關心社會局勢的人,都時時會有烏雲罩頂的感覺。對於個人而言是知識與愛的飢渴的蒼白,實驗,虛無到了極點,連沙特,卡繆存在主義與尼采的虛無都無法自我拯救的光陰,但還是不斷地需要以踏進書店感受一種死去或仍存活的偉大靈魂沐浴身心加持的儀式。因此,即使轉到法學院的時光,○南公車還是一直把我的鞋子帶到溫羅汀,腳踏進聯經,唐山,香草山等書店就是一件快樂的事。


聯經書店藏書豐富,其社會與歷史方面書籍我最喜歡,像現在我的研究室書架上隨便都找得到,十幾年前買的聯經版的Leszek Kolakowski的《理性的異化》的書,紅筆藍筆劃得密密麻麻的線條,標誌著一種青春渴求思想出路的印記,不管是一知還是半解。迄今,聯經書店的位置記憶所及是不曾改變的,倒是旁邊本來應有一家遠流出版社,後來在大三還是大四的有一天就不見了。唐山書店現在雖然還在,但是它其實搬過很多次家,不過大抵都是在溫州街比較靠近台大正門一帶遷徙。唐山老闆是個體經營的一個有點愛書如癡的人,不計成本地出版沒人要出的詩集與文學創作,上山下海去布點經營書店,如遠在宜蘭礁溪山上的佛光大學,和今年在東吳大學校內的書坊等。即使到現在,到那地下室的現址,都可以看見我1982年自費影印的詩集與美學策進會的文集,這實在相當令人吃驚。香草山是我最喜歡的特色書店,我記得《楊喚詩集》就是在那兒買的,以文學為主的內容,每次購書時都會贈送一張淺綠底白色圖案的書籤,上面大都是泰戈爾的詩句,十分優雅。但是,在有一次木棉葉落,踏著失戀的步伐,感覺早秋已近的寒冷時,它悄然消失在羅斯福路對岸的轉角中。


而木棉的骨架
已容易清楚勾勒
當麻雀成群驚起
一首適合你
翻踢落葉幾行
逐步寒冷的詩


你寫下這樣的句子,你從法學院搭公車而來,回來溫羅汀,宛如回到母親的懷抱。即使口袋裡掏不出一毛錢,走進任何一家書店光是瀏覽就足以的富足,走在傅園旁的公館木棉道,溫羅汀奇特的輻射力量就會帶動心神位移,飛翔,即使已經過了多年,保存下來一種完美,透過了詩所親吻過的羅斯福路的力量:


你走過昔日走過
時常心跳的街衢,徐州
路口或哪裡,一排楓樹
死守夏天最後的
據點。秋蟬對你說
這些西風經手的衰亡
在戰亂中絕種
那些西風經手的
衰亡


早秋的感覺,那些生命裡曾經在意的形象自我褪色,在充滿著一種幻想為主體的視野,以純粹的詩的追求,浪漫地守候人行道上被稱為「英雄樹」的木棉,我總癡癡地等待它開花:但結局總是錯過了花期的懊悔,於是,接下來,就以無比激進的遊行與抗議占領傅鐘掩蓋內在焦慮,在集體行動中找到溫暖,在整個大環境的陰沈寒冷中。那一切,是伴隨著校園的一個突發事件,我知道我的浪漫時代即將告終。


字字珠璣翻閱的啟蒙


事情發生的1980年代的台北,是一個戒嚴的時代。對「戒嚴」二字的最震撼的註腳,首先就是大二時在活動中心238室翻開報紙時的新聞:「台大陳文成教授昨天被發現陳屍於研究圖書館旁的草坪。」修得整整齊齊的韓國草,完全看不出有任何重擊的痕跡,我走過每日走過的椰林大道,拇指山在背面的夕陽餘暉中傲立,百香果,海濛果枝椏茁壯生長著,而方才經過的流蘇花開猶美麗如雪,熙攘來往的校園情侶騎著腳踏車擦身而過,女的立在腳踏車後座腳踏板上長髮迎風,男同學在前面騎著雙輪舞,最為經典的浪漫一幕,雲,在天上以蔚藍的流動告別新生入學的陌生,前面是嘉年華的廠商校園招募人才帳棚群。彷彿什麼都沒發生,但校園裡昨日卻真的死了一名教授,我望著人行道的木棉花,心中悲涼地想。


接連幾天,幾個月的追蹤,討論,報紙電視的無窮無盡的問號,由剛剛渡過美麗島事件的黨外菁英,以不畏強權之姿放大教授之死背後的政治動機,明顯與他的台灣意識有關。我思索著在灰濛氛圍下的自己,一度告別詩,我放下美目盼兮的美殉描摩,我沈湎於馬克思與其主義的經典閱讀。但這,與其說是為了追求真理,不如說是為了轉移心中關於愛的追求的創傷經驗,雖然,後來把那書讀了進去讀通之後,左翼真的就成為生命脈動的一部了。


當時讀的是被國民黨列為禁書的馬克思《資本論》,《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等。這類的書戒嚴時的溫羅汀書店都買不到,透過大學新聞社的管道,我記得主要是從政大國關中心那兒弄來的影印本,我現在大學開設社會學理論課時,都會將那書拿出來讓學生們傳閱,「限閱」的字樣猶在,與我們當時頑皮地在中間加了一個「我」,變成「限我閱」。當時,那真是字字珠璣的翻動,在社團中的讀書會閱讀時,總有一些隨時會被軍警衝進來逮捕的恐懼。謠傳最多的,如一個叫做溫瑞安的學長,武俠小說寫得很好,是印尼華僑,因為讀了馬克思的書被開除學籍,遣送回僑鄉云云。但或許是因為後美麗島事件的原因,許多黨外菁英都已經遭到逮捕,包括黃信介、施明德、陳菊等,恐懼歸恐懼,我們在活動中心238室讀了幾年,倒也都相安無事。我記得時常讀到深夜,索性就住在社辦裡不回租房子的師大分部的家,從二樓的社辦往下面的魚池觀望,在長方形的有限空間中,金色的鯉魚悠哉悠哉地成群游來游去,等著更多的食物從水面以上而降,就好像心中感受的戒嚴時期的生存狀況,可以溫飽,卻沒有自由,特別是言論的自由。


如果作為愛者用自己的生命表現,沒有使自己成為被愛者,
那麼你的愛就是無力的,而這種愛就是不幸。


那夜讀到馬克思手稿中談論異化勞動章節這樣的句子時,深受感動與啟蒙。月光從二樓窗外輕灑而入,我想著這光芒是沒有分別心地映照撫慰著每個仰望的人,愛與被愛的不對稱關係,是構成個人哀愁乃至悲劇的根源,但要達到馬克思所說的層次,首先必須超越個人的情緒,在眾人,特別是社會的邊緣,底層的人的生存問題中著手,去以理論與實踐解決這不對稱的愛的問題。月影中的黃椰子在椰林大道旁搖曳生姿,20歲出頭的我,如夜行穿過明月的鳥不停地飛,知道了初次長繭的心,慢慢也會變成森林裡的一株樹。


但可以這樣說,戒嚴時期的台灣有思想的青年沒有人不左傾的;這就好像現在的年輕人不談談身體或流行文化研究就沒思想一樣。 但那個時代的「左翼」是非常的行動的。我講的行動不是紙上談兵,而是真的規劃挑戰施行戒嚴的國民黨政權的行動,這我在後面一定會談到。在那極端政治的年代,說實話,我其實很幸運地加入的是當時的現代詩社與大學新聞社等社團,右手練習詩的技藝,左手讀馬克思,並且,在真實的事件的發動中,印證關於愛的邏輯與革命正義的道理。


黨外,作為一種現在正在消失中的理想精神,在當時,對於青年起著理論與人格啟蒙的作用。作為現在已然日趨失能執政的「民主進步黨」前身,「黨外」真的是在任何組織化政黨之外的理想的可以,純潔的可以,我想,主要是因為沒有任何實質權力可以瓜分與運作。「黨外」基本上就與「理想」劃上等號。所以,從學生的角度來看,搞政治的人只是其組成成分的一部分,當時最為受到學生愛戴的文學家,如楊逵,陳映真等,其地下聲望都遠遠超過檯面上的議會人物。


左翼文學豐富了而且強化了行動的內在。經由大學新聞社所辦的生活營,我在淡水聖本篤修道院見到了寫《送報伕》的楊逵;在烏來則聽了辦《人間》雜誌寫〈我的弟弟康雄〉的陳映真演講。回想起來,現在,我仍覺得,看一百本小說不如親炙一個心儀的人,即使看來稀鬆平常的遭遇,這20年後,我猶然能夠嗅得到楊逵香菸的裊裊味道與感受陳映真寬厚多繭的手;直到現在,我在東吳大學開授藝術社會學課程時,仍會不時提到他們。


後來才知道,我在聖本篤修道院和楊逵說話後的隔年他就去逝了。記得是他演講後的休息時間,我頂著淡水的冷冷夜風,一個人散步到修道院外的草坪上,觀看滿天閃爍的星斗。在不遠的前方席地而坐著的是楊逵和他的外孫女。他帶著一個簡單到像在夜市買的三頂100元的帽子,如刀刻山劈而成的流暢皺紋四通八達地撐開一張堅毅而豁達的臉,嘴裡抽著一根煙,炯炯有神的眼睛溫和地打量著我這個狀似憂鬱的少年仔。大學時代的自我孤傲難馴,說實話,他剛才講些什麼我完全沒聽進去,只是聽見他去過綠島。後來我寫了一首詩反省地記錄了當時的場景:


指針重疊在恐怖的向上提升的口號
戒嚴時期就在淡水的聖本篤修道院
那時年輕人劈頭就問你去綠島
做什麼?「去火燒島裡給火燒」
狠狠地抽了一口煙那回答隨著
時序遺忘了歷史的飄動而離開
以火光熊熊屍骨曝寒為代價的
一個夢想成真的時代國民黨下台
然後虛無的年輕人成了教授楊逵
早已死然後一顆旋蟄旋動的革命
之心垂死。


楊逵絕對沒有想到,壓制他的思想的日本殖民政權垮台之後,接著壓制他的國民黨政權也在他逝世後的不到5年內也解除戒嚴了。「壓不扁的玫瑰」綻放在誓言的核心所顯示的,是《送報伕》小說最後船駛近基隆港時望鄉忐忑的心情,即使流著黑濁不堪的水,不對稱的愛仍然是愛。一直到戒嚴解除後許久,我才在唐山書店買到前衛版的《楊逵集》,我撫拭著這樣一本八○年代不容易見到的傑出文學作品,從溫羅汀的磁鐵般吸納與發散的街衢,轉角歪斜記憶的停雲流水遭遇,層層疊疊的韓國草上,坐著一個慈祥的老人,他的外孫女依偎著遞上另一支煙,裊裊地飄盪與天上星斗合而為一,字字珠璣我翻閱著他四通八達豁達深邃的皺紋臉龐啟蒙,而11月的公館木棉花,請記得,又隕落了一朵不朽。


那花落的思念像一條河



今日羅斯福路往南所見的蟾蜍山。(圖╱石計生)


而走過那花落的青春,政治的與愛情的思念,羅斯福路像一條河,把我們城市的溫羅汀隔成兩個部分。從蟾蜍山往北看,右手邊是溫州街及其彎彎曲曲的巷弄;左手邊是平行發展歧出一些支脈的汀州路。渡過這條河的方式,可以在上面擺渡,等待一個綠燈指引,順著斑馬線條而過,但我最喜歡的方式,是從地下道的穿越,一個社會邊緣生態極其豐富的差異空間,特別在那個戒嚴年代。


但那天經過的時候還真嚇一跳。我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如此整潔明亮,拋光石英磚構成的牆壁柔和的探照燈從I字形的地底專注引領行人的視線停留在幾幅攝影上,細看,都是介紹台大如何是國際一流學府云云。你若從羅斯福路的入口往下,除了這些比較驚人的是古希臘的雪白廊柱,佇立在左彎或直行的選擇之上彷彿來到了一個公共的畫廊,一塵不染的匆匆。


但好像有什麼東西在我的心頭失落了,


我在這現代化的地底隧道中來回走動,試圖尋找一種被「整治」之前的感覺,竟然一無所獲。大約是20年前的戒嚴時期,這個地下道是我們最喜歡噴漆的地方。我被指派到這個破壞任務時常欣喜難以入眠。


「記住! 要把整個牆重新塑造一種無產階級的藝術感」



公館,地下道。(圖╱石計生)


通常是半夜3點,我從蟾蜍山那頭摸黑來此,寂靜的地下道仍然有光路倒在骯髒的地上的乞丐與遊民三兩,以微弱的呼吸應和著我初生之犢的心跳。以紅藍綠黑四種噴漆構成繁複的幾何圖形,然後大大書寫上打倒某某的字眼,迅速奔離前,與俯角的眼神會心交會。因為怕被便衣逮捕的恐懼,什麼藝術感早被拋諸腦後。


而總是過了幾個禮拜,才會看到重新被粉刷。之後的10年我出國留學的前夕特地回到這裡巡禮,一樣的地下道,噴漆不再有,卻有著更多的流民在這裡生死目盲的乞丐托著一個錫作的便當盒、斷了一隻腳的則匍匐前進讓癡肥了的肚子與地上餿水交媾、一個老邁不堪的婦人吹著單音的笛子每當有銅板掉入她的便當盒時叮叮噹噹迴響著我青春記憶。我曾這樣以句子記載著:


那些句子斜躺在這世界有雨的
地方。一雙漸濕的鞋履朝向
蟾蜍山腰僅剩的光源。光源,現在
呼喚你的名字的人都成為流水。
誰遺棄了我們?在這
豐腴的城市歷史卻是多風的夜晚
你搭公車回家看到的不是溫暖。
一雙濺濕的鞋履黏著花屍狗臭那老婦單音的笛聲飄盪在空中
升高,升高,升高,然後
摔個粉碎


那時代的理想青年,是憂心頭頂的戒嚴烏雲罩頂不知何時解脫的痛苦。下指令給我的當時的學運領袖,他的家庭遭遇,是那理想的單音摔個粉碎的代表。1985年,我們終於發動了一波非常激進的行動,在幾次會議後,決定以政治系李文忠被退學事件,占領校園精神標誌:傅鐘,就在那年母親節的靜坐示威,是台灣一連串學生運動的起點,那把火點燃後,大約燒了10年,接下來是占領校門口,占領中正紀念堂,占領台北火車站。雖不在核心指揮,但我幾乎每役必與,在邊緣的好處很多,可以便於觀察,詩,因此,如泉湧出。


戒嚴順利被解除了,民主進步黨也由黨外順利組黨了,台灣人民的未來似乎一片光明了。但下指令給我的當時的學運領袖的全家卻在一個晚上被闖入的殺手殺死,包括他的雙親,懷孕的姊姊和弟弟等。《中國時報》與《聯合報》只在桃園地方版篇幅很小報導了一樁「銀樓搶案」,說歹徒十分兇殘,殺了很多人,奇怪的是沒有搶走什麼金飾云云。


1985年的學潮起始點,占領傅鐘行動還未落幕,軍警已經在羅斯福路河的對岸部屬,刺眼的陽光與黃昏拇指山的夕照恐嚇著我們這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輕人。事情發生後,我剛好輪休至溫州街那裡吃了一碗麵,再回到校園準備接力抗議,就在門口看見了他: 一個人坐在「把門築小,是為了把愛放大」的台大校門旁的草坪,低著頭,抱著頭,這一景,陽光大剌剌地刺痛著我。我過去想要安慰他。他卻主動抬頭,以悲哀但堅毅的眼神對我說:「同志,以後可能無法再一起奮鬥了。你要保重。」


當年在傅鐘前抗議的人,有一大部分人後來都成為民意代表或住進駐了總統府或政府一些部會,另外一些人像我一樣留學後歸國成為各大學的教授,但是他,這被我們稱為living Marx,活生生的馬克思的人,就這樣淡出了學運圈,後來學醫的他聽說不顧優生學娶了自己的表妹,搬到德國去了。


像我這樣理想摔得半個粉碎還有重生機會的人,每次穿越公館地下道都會想起這段往事,噴漆,靜坐,示威遊行,聯袂去桃園他家弔喪,繼續回到校園,來來回回穿梭,溫羅汀的書店,冰店,咖啡店,餐茶店景象有時在我心中旋轉了起來,拼貼,揉合,分離,這些歪斜平行的巷弄,把一個地方,城市,國度的命運,風格,以風暴式地逆時針旋轉,卻讓我們看到了今日的表面秩序,光鮮,亮麗,過去的記憶就像新生南路上的白千層樹群逢秋必然的加速剝落,從戒嚴到現代到後現代,彈指之間的印象重疊,如一張被重新數位化的泛黃照片,而今想要有什麼顏色,怎樣的人事物在裡面都行,真實,已經遠離,那「擬像」(simulacres):模擬中的模擬的時代已經降臨了。


一些現在無法說的事情就先不說,但我仍須放任記憶去追索,應該是真實的吉光片羽,所為的不是任何目的而是彰顯一些生命裡的「刺點」,刺痛自己以及一個時代逐漸消失中的理想精神,是否蘇醒,把那思念像一條河前行,航向汪洋寬闊無邊。


如同現在,我仍然可以想像自己拎著一朵木棉花,在誰都能在其中「站壁」的溫羅汀地下道,我想應是如此的:逐漸有了更為新鮮的人加入: 賣花的少女燦爛的笑容,擺滿一隅自己畫的風景畫,毛筆與硯台以陳舊的毛巾鋪蓋形成的揮毫,《三國演義》與30年來所見奇案等沒有版權的風漬書以招手的方式吸引寂寞的路過群眾的眼光。我當然也想起自己曾經是其中的一員,在5月學潮發動之前,以羞澀的聲音,面對地上自己手帕鋪成的小小販賣台,擺著幾本自費出版的詩集白底黑字寫著《海的告解》,顫抖地喊著 「詩集! 詩集! 自己寫的詩集」


冷漠的人群一波一波走過,沒有人佇足。有時會遇到經濟系或森林系以前的同學指指點點,最後收攤是因為一個非常大的學潮來臨了。那潮流直接衝擊到的是我的入世意志。我走了。告別了迷人的雜亂,多重人物與叫賣,我走了,乘著噴射客機而去,在一個冰天雪地的國度繼續唸書,但心裡不曾遺忘這群和我共同拋頭露面的記憶,充滿活力的記憶。在芝加哥宏偉瑰麗的壯麗一哩,每個地下道的穿梭,感受的是整齊清潔的冰冷,我總想起公館的地下道。


現在我又回到了老地方。尚且說不出口的一些既往隨著起了的秋風在心中飄得更遠的地方,前面是政治的思念讓這一切起了個頭。而這地下道實在無比的虛弱與蒼涼,溫羅汀人潮繁忙依舊。我貼近雪白的壁牆仔細聆聽,一陣陣斑駁的低吟與記憶從放大千萬倍的顯微攝影中出現,一些悶壞了的種子,需要混亂的夢,與形形色色的回憶臉龐就這樣冒出來和我一起坐在這令人齒冷的光潔中,視覺所見的死亡中,竟從我們的殘肢,目盲,肥肚,風漬書,花朵,笛聲與泛黃的詩集匆忙地路過。

⊙ 就在木棉花開時:公館/溫羅汀的那個年代(下)


溫羅汀的街道既創造了支配這個世界的精神性,也創造了流行的身體,它的證據在於從這一帶大學不斷生產出來的知識分子與創作者;和經由在公館足下經驗行走視覺上所起伏生死的愛戀,服飾,店面,車種,與人本身作為文化風景的日復一日的變化所構築成的鏡像城市。

【文/石計生(作者為東吳大學社會系暨研究所副教授)】

瘋狂是每一個天才的秘密


溫羅汀的街道既創造了支配這個世界的精神性,也創造了流行的身體,它的證據在於從這一帶大學不斷生產出來的知識分子與創作者;和經由在公館足下經驗行走視覺上所起伏生死的愛戀,服飾,店面,車種,與人本身作為文化風景的日復一日的變化所構築成的鏡像城市。而這兩者之間並非如表面的羅斯福路的河流,相隔兩地;總有一些擺渡或地下渠道,讓創造精神性的知識分子與創作者,同樣在這星羅棋布的街衢中成為流行的身體的一部分,而身體的時尚轉變與不斷興亡的玻璃櫥窗內的展示,也反過來刺激著知識分子與創作者的靈魂神經,被拋擲在記憶或與時俱進地創造新的概念詮釋。



等待開花的公館木棉樹。(圖╱石計生)


溫羅汀所暗藏的這個流通,並且不單只是以貌似秩序的理性為基礎的,它更是建築在感情的,感官的,甚至最大亂度以完成最低能量的類似於物理學的熵現象或詩的藝術錘鍊,如何受惠,端看我們自己的心靈方向與高度。


現在就在溫州街這頭靠新生南路的書林,也是老字號的書店。大二在店裡,我看見喬伊斯(James Joyce)的小說《都柏林人》時,書林的地理位置是在羅斯福路那頭,靠近公館公車站牌群附近的巷弄內,我還記得當年拿著自費影印的詩集來這裡寄售時尷尬的表情,所幸有點瘦俏臉色趨於蒼白的女老闆很慈祥地接下了這個浪漫(那天去,真正的附帶原因是去偷看詩集「賣」的怎樣)。但不知怎麼了,此岸的木棉樹長得比較不好,和對岸的台大傅園旁人行道比起來,總是覺得矮了一截且葉落較快(我一直懷疑是因為商店群與摩托車的廢氣汙染所致)。去書林進巷子前,我常喜歡觀察木棉,木棉花很奇特,是葉子落盡之後才開花然後整朵掉落,它從不囉唆地一瓣一瓣地掉落。


要維繫住這樣整朵花生死需要多大的內聚力的能量?


「地球的天空神秘地破了一個大洞,一種無聲無色無嗅的新的親水力量,躲在氣漩之中片灑,隨著汪洋四處拍岸,防風有年的自信的樹杞從此沾惹了致命的快感、讓長驅而入的「新奇」將沈睡的人類心靈或快或慢地陷入混亂,為的是找尋瞭解它的錯綜複雜結構的人。它看到了要找的人,就和他成為一體,並賦予他新的時代必備的失落的人生與顛覆的能量。那個人遂一睜眼便說:「漂泊就是我的美學。」那是我們的喬伊斯先生,從此,酒。貧窮。痛恨責任。善疑。嗜欲。流亡。希望被起訴。搬家。懊悔。衝突的一生以強迫性重覆的行動完成他的逃離的意志。以意識流的文學讓愛完整於無可挽回的遙遠裡。固遲於鄉愁印象,從交織的反面、非理性、屎尿發現解構中的「道」—後現代。以川流不息的語言。」


答案是必須以「漂泊的美學」,或一言以蔽之,「瘋狂」。政治上的瘋狂,藝術上的瘋狂,基本上是一回事。


我在閱讀《都柏林人》時,以戒嚴時的所有體驗驗證了喬伊斯的自況。當時模糊的感覺,一直到了前年,這些句子出現時其具體輪廓就比較清楚了。生命裡的週而復始地焦慮與敗德的想像式行動,是被一「破了一個大洞」莫可名狀的創作衝動所指引,挑釁和左右,並且是虛虛實實地交織在過去,現在與未來之間。經由理性的社會學或經濟學去掌握社會現實受過訓練看來容易,實際上那線性時間所構築的失落更多,通常這必須經由鍛鍊詩的眼睛捕捉才能表達,那實則有如毛線球一團亂般糾纏的時間與生活世界。但藝術的現實流變掌握卻是走鋼索的過程,身體的骨子裡必須「充滿活力與危險」。這種體內天外力量的錯綜複雜的結構,能夠洞悉其實是世界本身有病,剝落一切難堪的謊言,平靜面對,以文字的堅決筆耕蟄伏藉口,那晝伏夜出的攀緣試探,學習黑暗的深度與廣度,終究我們在溫羅汀的輻射介面面見了一個沒有固定形狀的時代,失落時光的海拋。


如我一向相信的記憶,戒嚴時期以挑戰箝制為職志,那時骨子裡充滿活力與危險的身體,1984年的夏季某一天,走進了新生南路上的最為著名的「臺一冰店」,記憶所及,這家冰店傳說也很多,有一度短暫歇業的原因聽說是老闆玩六合彩欠了一屁股債云云,但這家冰店的冰是真傳統,真好吃,是當年台大學生之最愛。帶我去的學運領袖之一,是我醫學系的多年好友,學長,他也是大學新聞社和現代詩社的成員,事前沒說要見誰。一樣喧嘩熱鬧的傍晚,充滿運動完的汗水味道,地上擺滿大學生的背包與斜張的腳,困難但有青春力量的通行。在最靠近廁所的左側位置,坐著一個戴著黑框眼鏡看來斯文的中年人。我叫了最喜歡的紅豆牛奶冰,就這樣三人聊了起來。原來對面這個就叫「鄭南榕」的人辦了一個反國民黨的雜誌《自由時代》週刊,欠缺人手幫忙校稿編輯,希望我和朋友一起去幫忙云云。虛無不知所終的年輕人當然是一口答應,況且當時的政治氛圍相當特別,在國民黨的極權統治下,學運分子、島內異議分子(黨外)和共產黨被視為是「三合一敵人」,其結合是建立在反壓迫與反資本主義的理想基礎上,不像現在,因為黨外組黨後取得了政權,三合一已經異化成為分道揚鑣的三條路。昔日批判國民黨的學運分子在成為大學教授後,大部分因為顧念過去情誼或有目的地靠攏,竟喪失了批判日漸失能的民進黨政府之能力,使得知識分子輿論成為真空,更不用說當學運分子,這些昔日的朋友成為民進黨新政府的官員後所忘記的白馬歲月的理想。因此,在戒嚴時期那樣的時空背景下,弔詭地主張台獨的鄭南榕會心儀毛澤東與馬克思,而我這個虛無的青年,加入是因為堅信「理想主義聯盟」是為了產生「詩的集團」:


最現實的是閃電的力量
並且說明善行不能達到救贖。
一息尚存可以確信的是
均富,無階級,永久
和平的開始
在於
詩的集團,終有一天
將成為這個世界
動亂的根源……


「詩的集團」迄今尚未形成,只有零星突出的稜角,在各自的酒店,愁千萬人之愁。學運既往的剩餘價值,只能是台灣菜市場式民主的選舉年度登場時號稱自己曾經是那風起雲湧時代的自我加分標籤,或者辦個學術研討會時成為國科會補助的對象,以貌似嚴肅的探討,針對一些尚未就木的權力擁有者或文化霸權施行者,就急於賦予歷史定位,荒謬地蓋棺論定。而那年在一個炎熱午後的答應,那溫羅汀冰店的會晤,卻也讓我見證了鄭南榕之死。


那天,照例到他的在杭州南路巷弄內的出版社校稿,深框眼鏡後一雙布滿血絲的眼神,疲憊卻有如囚禁於欄杆內的豹子炯炯勇猛地看著我,說,不錯!你寫的這首〈國父思想五十九分〉詩相當不錯!很叛逆,有創見,特別是這句「原來領袖是最容易髒的地方」一語雙關,相當精采,你的筆名「蔣尼采」也反諷意味十足,沒關係,台大不敢登,我這裡登。然後他開始激動地痛罵施行戒嚴的國民黨如何箝制人民思想與創造力,開始將我的視野往他的密密麻麻的書架上移動,他滔滔不絕地說著謝雪紅、毛澤東、馬克思和魯迅之偉大,說台灣一定要展現同樣的精神與實踐高度,說他不斷換雜誌名稱以逃避警總查緝,辦這雜誌就是要實現台灣獨立與百分之一百言論自由的理想。在他豐富的手勢與言談中,我特別注意到他書桌後的皮製椅子的椅背上有無數被煙頭燙過的痕跡,接著,我起身去上廁所,發覺一件奇怪的事情,馬桶旁放了5桶瓦斯桶。我回到工作座位上繼續工作,一直到半夜一兩點,終於校完稿。他在煙霧瀰漫的空間中繼續寫稿,抽空起身對我說:「明天就會出刊。之後每週都要來啊,謝謝。」拖著疲憊的步伐,回到醫學院學長的徐州路上的宿舍,倒頭就睡。醒來時已經接近中午,才想起今天要考總體經濟學期中考。管他的。我乘電梯到了地下室餐廳用餐,抬頭看到頭條新聞:「警總五路攻堅,鄭南榕引爆瓦斯身亡。」一個瘋狂而專注的政治實踐者,以火焚姿態完成一個未完成的理想,其獻身,是建構現在執政的民主進步黨的重要基礎。但是,現在日趨腐化欠缺世界觀的民進黨政權,以「鎖國」封閉的意識型態,在權力的傲慢下黨同伐異,南北分裂,族群分裂,讓台灣陷入一個「反全球化」而被「社會排除」的危機,如果台灣被民主進步黨玩完了,我想第一個對不起的人就是鄭南榕。這是我所曾書寫過,而且相信的史實。


但這時,我上網查了一下,發現鄭南榕是死於1989年,我經濟系畢業是1986年。冰店會面與校稿之事我確定都曾發生過,但歷史是如何在失落的三年被交織拼貼在一起呢?有怎樣的忽略、跳接與潛意識機制被陷落在那跳躍的時空之洞中呢?我所曾經堅信見過的人,愛過的人,做過的事,是真的存在嗎?這公館溫羅汀真的存在嗎?還是在一個不斷變化的時間與空間中被有目的或無意識地,階段性地掩藏與重新建構起來呢?所謂的文明,是不是建立在這些掩藏與重新建構之上呢?晚年被認為已經瘋狂的喬伊斯,寫《芬尼根的蘇醒》時直接指出了我們的這沒有固定形狀時代的真實,代價是他身邊的女人和親戚五十都不快樂,指責他,離棄他,或者乾脆就瘋了。如已經全球知名的晚年喬依斯之慟,瘋了的「露西亞,我的女兒,為何至此?」戀父與二十世紀夭折的破折號成就的是虛空中的無聲無嗅無色。「挖掘前往地獄的鑰匙,挖掘各式各樣的文句」,而前往地獄的鑰匙所開的門是以心愛的人不斷死亡為代價。沒有固定形狀的時代。失落時光的海拋。河流、灌木叢、山丘、男人、女人、與轉換不定的身分。高岸為谷。凹下的突兀。桌子下的暴露狂與會議中的儀式規範藩籬盡失。扣緊未來的後退。瘋人院。精神病院。醫院。身體與心靈的圈地運動。規訓用以懲罰瘋狂。「瘋狂是每一個天才的秘密」。瘋狂必須外顯為卓越文字。骨子裡無力透了的理性。超越圈住的啜泣。


藝術的瘋狂。在一個天才旁邊的人是怎樣情何以堪地活著呢?難以親近的,旁若無人地他頑固地只看著自己,他忙著接收來自天外的能量,無暇顧及身邊的人的情緒,寫禿再換再換的筆鋒迂迴由遠而近,先發後至地海拋失落獲得如長浪旋旋又離去,他非常焦慮而且忙碌地停不下來,他這樣容易地抄抄寫寫,他精神分裂地同時做許多事貌似安靜,把頭像鴕鳥一樣埋藏在自己幻想與真實介入的世界中,他抽象化生活又在作品裡展現了時代的生活。被詛咒的揀選。但他仍多麼渴望正常的個人生活,他願以所有的東西交換安靜,包括不能自主的書寫靈魂。


將時間的長河拉長百年,千年,我們讀到創作者的作品,讚嘆他的洞見身體的時代的來臨,為了遙遠的未來而寫的作品嘔心泣血甚至讓自己成為植物性的生命,那些文字裡的觸動神經與裸露下半身的描寫,因為距離而產生驚人的美感。但是,時間長河所稀釋的美感,在當下卻是貧病交加,悲喜摻雜的現實生活,性愛,兒子,女兒,管教,爭執,情色思想,疑心,酗酒。考驗為痛苦而生的才華。喬依斯其顛覆的文字只是在身體上感受到不遠的當代人的必然解放,精神並且開始隨之無所限制了。雌雄同體的虛實靈肉。在時空之間交錯。寓意。意識流。川流不息的語言。一個黑洞長在後腦杓。吸納一切所有。自我崩解。在我們都無法企及的時候。


但如果你受不住這「藝術」危險的走鋼索行徑,而傾向「工藝」制式的大眾化歷練,你或者可以找個藉口痛斥他,或者以「正常」的角度可憐他的「不正常」,或者則必須謙卑接受,有些人是偉大的這一事實,為了探索人性的奧秘,他/她們在熊熊火光中燃燒盡了生命,還說不夠。


前往地獄的鑰匙,打開的是公館溫羅汀的黑暗面,所象徵的人心本來就在的恐怖,一種愛情的絕對預設是不可抗拒的分離意識的恐怖,一種追逐欲望與商品拜物的後設天性,一種恨與戰鬥的需求。這一切本來是被掩蓋起來的,使得在五光十色,漸漸成為富而好禮的在溫羅汀散步時產生了一種天堂之旅的錯覺。但是當某些事件發生,譬如,在地下道擦肩而過的是心儀的人和他者的牽手之類,觸動你心靈悸動的愛的枉然追求就裸露了一切,心愛的人因此就死了,以美學的姿態,木棉花悲壯落地的姿態,在冷冷的秋。地獄不遠,地獄就在眼前。處處都是一種「死亡誘惑」:


這扇門沒鎖
只要你肯推,就
永遠開著


裡面有好東西
裡面有永生
進來吧…


連鎖反應引起存在價值的飄忽,那時在師大分部的出租宿舍自裁不成後堅毅地活了下來,想起那樣的從溫羅汀誕生的純粹心情,「心愛的人死了,到處是地獄。」這反覆出現在我的詩與散文中的句子,我在1982年,站著在溫羅汀羅斯福路彼岸的書林書店讀《都柏林人》時,就已在口袋裡一張紙上寫下。出了店,走出巷弄,已經是黃昏的公館,華燈初上的熱鬧,我開始窮學生最喜歡的把戲,一種「詩人不生根,只有植物才生根」的意識型態,我順著擁擠人潮往東南亞戲院方向前進又漫無目的地走回來,來來回回,東看看西看看,身體的與陌生人摩肩擦踵有一種打心底的快感,迷你裙的,喇叭褲的,蕾絲邊的,直筒襪的,長髮披肩的,理光頭的,一間店走過一間,鄧麗君到Air Supply,南管到King Crimson的,每向前移動五步就感受到不同的音樂,和往裏探縱深不知多長的商品堆積店面,遞換拼貼感官與感受的壓馬路,這早就預示了去中心的後現代的必然降臨。所謂的理想與革命,在溫羅汀這一記憶中的行走中,遺忘了幾回,又記得了幾回,我幻想自己是那個被揀選的人,被長驅而入的「新奇」將沈睡的心靈或快或慢地陷入混亂,為的是找尋瞭解它的錯綜複雜結構的人。它看到了要找的人,就和我成為一體,並賦予我新的時代必備的失落的人生與顛覆的能量。我真實幻想著。同時忘了已經起風了,一場無比強烈的風暴正在醞釀,成形。我已經準備好了,一個以光年計算其距離的旅程,繼續存在或者請帶我走開。我幻想地真實體驗著,羅斯福路這河流的水暴漲的厲害,所有記憶的一切都被淹沒了,連象徵系統的核心木棉也被淹沒了,滋養我心靈與身體的學院也為之滅頂了,我想我正經驗著「現象學的還原」(phenomenological reduction),眼界所見的純粹把一切放入括弧,存而不論了,回到了意識的生活,從中我找回了自我的意向性,成為一個「構成世界的零點」,世界透過我並且對我有重要性,我重新找到了經驗世界的真實互為主體,過去的我與現在的我的互為主體,這不需躲在任何陰暗角落而完成,這跳接時空的超然觀察,必須有一部分遠離活生生的意識流,所謂的意義才能裸露。我終究是推開了那扇門,沒有永生的裡面,說這樣的摧毀才是真實,看看隨之進展的20年退潮之後,傅園滿布的苔痕嘲笑著曩昔激進今日在朝為官裝飾的字字斟酌的保守。但或許這一切都是虛幻的,畢竟眨了眼後仍回到了23歲的我,記得的華燈初上的閒逛仍可抬頭仰望這木棉群,在吆喝夜色中仍睥睨地審視這流動的一切, 而那張寫了句子的紙,如風中微塵,失神地掉在哪裡,當時也就忘了……。


【本文摘自歷史月刊2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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