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2)扎根大地，拥抱苍穹

【編按】從今天開始，本網站將陸續刊出石計生教授2007年7-8月間在北京大學社會系暑期講學正式課程【全球化研究】的期末小論文的精選。文章表現了這些本科生們吸收課堂上的講學知識、自我的見解和對於經驗世界的敏銳觀察，反思與批判；觸及層面包括社會、經濟、文化與理論各方面的探究；學生則來自北大、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傳媒大學、北京工業大學等學院，學習科系亦包括社會、國際關係、新聞、傳媒、物理、生命科學、信息技術、工業和力學等多元化來源；中國學生外，亦有韓國留學生在內。這些對於全球化的文章或有不成熟之處，然皆表現了尋找真理，追求理想的熱忱，這是年輕人應有的求學姿態。故石教授認為這些學生表現傑出，文章值得細讀、分享並歡迎讀者一起加入討論(2007.08.08)。

乡村——他没有名字
他们是一群没有声音的人 ，虽然他们占了中国人口的五分之四 。
——赛珍珠（Pearl Buck l892-1973)

他死了。

家里面只有他和父亲两个人。在父亲进城卖水果的那个晚上，他一个人坐在家门口痛哭。夜里十点钟的小村庄已经进入睡梦里。邻居们听到屋外的哭声，并没有出门询问。不知道哭了多久，他打开早就准备好的一个玻璃瓶，含着泪，仰起脖子将瓶里的液体灌下喉咙。随后，平静的夜被巨大痛苦的嚎叫声打破。

第二天清晨，邻居早起下田干活，在他家门口发现他早已冰冷的尸体。一个空瓶子在离他不远的地上躺着。父亲悲痛欲绝。在父亲出门之前，他还叮嘱父亲把脏衣服脱下来，把它们都洗了。

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中国农村青年，出生，生长，并且在有生的二十多年里一直生活在湖北省浠水县的一个小山村里。那个曾经出了爱国诗人闻一多的县，平静得就像闻一多的那首诗——“死水”。闻一多死后，多少年过去了，浠水县始终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地方。没有任何吸引人之处，没有什么特产可以将名声散播在外，也没有什么旅游风景区可供外面的人来观光游玩，更没有再出一个像闻一多那样的名人。这里的人们就过着普通的生活：乡镇上的人以各种职业为生，受着大城市纷繁的物质诱惑；农村里的人多数务农为生，靠着几分田维持家庭。他也不例外。家里种着一些田，他和其他的农民一样，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按照农历的节气料理庄稼作物。

然而，他又与其他农村青年有着迥异的生活道路。

在农村，只要是身体健康的青年，假如家里有钱供得起读书，就通过学习改变“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飞出农村这个狭小落后的天地。读不起书或者无心向学的年轻人们则十几岁就出去打工，在城市里打工赚的钱是种地所不能比拟的。也有些青年留在了祖宗的土地上，接过父辈的犁耙和“农民”这个称呼，早早便挑起家庭的重担，要喂饱家里众多的嘴。过了二十岁，这些青年便会被家里人催促去找个对象，或者家里人就替他们在邻近的村子里寻找合适的姑娘，两家互相都满意就结为亲家，共同维持家庭，繁衍生息。

他，小学辍学后便在家里帮助父母干活。家里还有一个弟弟，与弟弟相比，他要愚钝很多。从生下来起，他的智力就有点问题。父母都是农民，供两个儿子读书未免吃力，于是他很自然的离开了学校。日复一日，二十年间他每天过着一样的生活：做饭，洗衣服，下地里干活，偶尔看看电视。八九年前，母亲脑溢血去世。弟弟从小学，上到初中，然后是高中，后来在武汉上大学，最后毕业留在武汉，当了一名武警学校的教师。父亲在母亲走后娶过一个女人，后来又离了婚。而他的生活轨迹始终没有过任何变动波折。也许因为他的智力问题，也许因为其他什么原因，一年又一年，他无法找到一个女人做妻子，甚至连对象都没谈过。而他脸上却总是带着笑容，别人或许认为他的笑容很傻气，但他始终和善的对待每一个人。

没有人想过他会有这样的结局。没有人真正和他谈过心，父亲也没有，他们只有些日常谈话，情感上的交流在农村似乎很困难。没有人知道他想过什么，他走之前做过什么样的挣扎，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会结束自己的生命。

一切只能靠猜测来构想。

这个农村青年就是我不久之前死去的堂哥。或许他是一个太特殊的个案，他与外界没有任何交流，日新月异的世界对于他没有任何意义，变化中的中国也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的好处。他在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与这个世界似乎没有任何关系。这个世界每天都在变化，战争、饥饿、贫穷、歧视、疾病、干旱、死亡、俘虏人质、协商谈判、经济危机、全球变暖……当然，这个世界也有好的一面。但我要说的是，在那些丑陋、痛苦和死亡的背后，是千千万万没有姓名的人。现代性和全球性没有在这些人的生活添上任何美好的色彩，他们最基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与这个似乎一直在进步，或者说一直在创造财富的世界没有实质性的关联。这些匿名的个人，从出生到死亡，不过是人口统计中的数字。

边城——看不见的城市

这是中国版图上最大的一个色块，六分之一，这是一个反复被提及的数字——相对地图上其他三十几个不同颜色标示的区域，“六分之一”似乎是一个说出来值得让人骄傲的事实。这六分之一在“鸡尾巴”的部位，如果你能明白我的意思。而“尾巴”，就像“屁股”一样，是不好意思说出口的，所以，我们往往忽略了这一点，同时忽略了这其中包含的任何可能的隐喻。我们用“西北”这个苍茫又神秘的词语代替，于是它的名字和身份又有了一层特殊的含义。

这就是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位于中国的西北边陲，“面积为一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均占全国面积的六分之一，是中国面积最大的省区”，这是所有人知道的事实，所以这也是人们最爱提及的。在一个网页上看到这句话，“她相当于45个台湾省，或相当于陕西、甘肃、宁夏、青海4省区面积的总和”。它的东面和南面，与甘肃、青海、西藏相邻，因为邻近且都处于中国的西北部，这个共同点似乎带来了这四个地区和当地人们相似的历史和现状。

1980年代初我的父母来到乌鲁木齐，打工，做小本生意，那时候的普通人日子都很苦，我的父母租一间平房，很努力的工作。1987年，我出生了，为了生产和给我买奶粉，爸爸欠下了一千块钱，在那时一千块是很大一笔钱。一直到我三四岁时，那笔钱才还清。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饮马渡秋水，水寒风似刀”，自古以来，西域都是一片兵刃交鸣之地，“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战士和诗人们荒凉的忧伤和无奈穿越几千年的时空在今人的吟诵中回响，其实从来都没有什么视死如归，笑看生死不过是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们的臆想。“长河落日圆，大漠孤烟直”，“九月天山风似刀，城南猎马缩寒毛”，无数描写边塞风光的诗句点缀着历史的画卷，然而太多人只是通过这些间接经验窥豹一斑。

想起高中时同学们之间流传的一个笑话。某君去内地游玩，当地的同龄人听闻他从新疆来，兴奋地追问“你们是不是住在帐篷里”，该君揶揄地回答道：“是啊，我们还骑马上学呢。”据说，还有内地小孩问新疆小孩“你们晚上睡在哪里”，新疆小孩回答“我们像《神雕侠侣》中的小龙女一样睡在绳子上”，内地小孩居然信以为真。类似的段子经常被新疆小孩讲来笑话内地人的无知。

其实现代化的进程在城市中的推进是必然的。虽然在新疆的山区中还有许多游牧的少数民族，他们至今仍过着和几百年前的父辈一样的生活。但是所有的城市都不可避免的被卷入现代化的进程中。但这个进程却缓慢而痛楚。

中国的发展政策很长一段时间都忽视了内陆省份和城市。沿海城市的地理优势使得政策一次一次向他们倾斜，人力、财力、物力、以及一扇敞开的大门使沿海城市的发展自然如虎添翼。而内地和更偏远的西北部则在起跑线上就落后了。国家称其为“让少数人先富起来”，有人戏谑说这意味着“让大多数人先穷起来”。我不否认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功，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所谓先富起来的人并没有“带动大多数人富裕”，中国的贫富差距却在逐渐拉大。还有很多内陆的城市，例如内蒙古的乌海，由于丰富的矿产资源而逃不脱被疯狂开发利用的厄运，这些地区不断地给予国家以资源，当地的居民生活却得不到改善，贫穷就像一条甩不掉的尾巴，而由于污染严重，他们的生命健康都受到威胁。

有人说“世界上的资源已经够了，只要想办法均匀地分配，我们就会有一个和谐的社会”。我想这是一个很长期和缓慢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人们不断地革新，改变观念，才能发展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另外还有一个不言而喻的道理，即这个过程必须是自然的，不应该有粗暴简单的外力作用，由内因产生的转变才能可能安全平和。

乌鲁木齐是这千百个“看不见的城市”中的一个，虽然近十年有了所谓的“西部大开发”，有了“大学生支援建设西部”这样的政策和召唤。乌鲁木齐和其他的城市一样走向了千篇一律的道路，仿佛上了一道流水线，经过加工后，出来的是一盒盒从外观到味道都无差别的罐头。毫无思考和感情的城市规划，没有限制和管理的楼房建设，一切的标准就是“现代化”。而那些有地方民族特色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被以碎片的形式残留下来，不过为了赚旅游经济的钱，同时也满足游客的猎奇心理。

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在对“边疆”这个特殊的所在思考时提到，“喷汽式飞机日渐摧毁了我们的感受力。从北京出发，四个小时之内，你可以来到中国的任何一个角落。你几乎很少去想象，我们这个‘地大物博’的国家如何缓慢的形成的，在那么漫长的岁月里，这么多彼此不同的民族、人群，是如何被紧密的联系到一起的。” （许知远，2006）对他人的观照以及他者所描述的我们始终是帮助我们认识自己的途径。在乌鲁木齐这个城市里，各种民族杂居在一起。我们从小就知道了新疆有十三个少数民族，各民族之间以“大杂居，小聚居”的状态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少数民族与汉族，落后与现代，个性与普遍，野蛮与文明，混乱和秩序，各种事物奇妙的融合进这个城市的血脉当中，造就了今天这个城市，这个独特而又与其它城市并无二致的地方。

首都——旧血与新创

上个世纪50年代，梁思成提出把老北京留下，在外面建新北京。而政府则宣扬“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和文化，在愚蠢的当权者眼中竟然只是

一张白纸。于是后来，“宣武门”、“东便门”、“永定门”、“地安门”，这些“门”因为名不副实而成了一个讽刺。民国时，有钱人住胡同，他们在里面过宽松舒适的生活。而1949年后的胡同就像穷人的救济所，拥挤不堪。有人说胡同的消逝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然，更多人口涌入城市，住房问题只有用更多的楼来解决。拥挤的胡同生活在现代化进程中很难跟上城市的节奏。胡同的存在方式是落后的，尽管它有着最鲜活的百姓生活。那种紧贴大地、和谐自然、人情味十足的生活方式随着胡同的消失随之也不复存在了。人们都躲进了火柴盒高楼里，过着匿名的生活。

大拆大建的工程一方面显示中国不断增强的信心，另一方面也给人们带来反思，究竟这个国家要怎样发展，物质文明突飞猛进是否真能给人们带来幸福？

房价不断上涨，全国GDP每年都在增长，物价也在上涨，而人们的工资却并没有物价涨得快。城市里的人们，个个都是房奴、车奴。外国人发现中国人成天讨论的话题都是房子、薪水和车，总是离不开钱。但我发现，这似乎并不能责怪国人，在整个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有人都想要生活得更好一点，而事实上却又有种种现实问题的情况下，人们的话题怎能不围绕金钱呢？

在后海，原来北京爷们儿悠闲垂钓，享受宁静的地方，已经成为了灯红酒绿、声色犬马的浮华之地。在大学里，曾经的学子们每天风花雪月或者激扬文字，每个人都写诗，如今的学生则考虑如何赚钱，每天为考试成绩、GRE和TOEFL烦恼。我不是说这种改变不好，但也不得不承认这转变太快，快得不那么可爱了。

关于北京这座历史都城和当今首都的讨论已经太多了，我不打算再赘述。北京城变迁的重要之处在于，她是整个中国的标杆，她是一个典范。透视北京，也许就能对整个中国的趋势有所了解，不仅是城市的变迁，乡村也不例外。

人们对于乡村无知到可怜的地步，除非你出生成长在乡村。城市里的人对于乡村的概念越来越模糊，所有有关乡村的知识越来越是来自书本而非直接经验。而从乡村里走出来的人也渐渐发觉乡村的陌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位贵州作家的写道：“我从未感到生命如此的饥渴”，“在钢筋水泥建筑的挤压中，我感到了自己的虚弱，全身僵硬，僵硬成水泥板块中的一部分”。于是他想“回家”，“回家尝试河水和山风”，“寻求大山的庇护”。作家归乡后却发现，由于“村里人与自然反目与天反目与同类反目”，“人欲膨胀飞禽锐减走兽绝迹”，村里的“小河日渐干涸”，“河水”不见了，“树林也已消尽”，又何来“山风”？人们亲手毁掉了家园，这是一种二十世纪六七

十年代政治动乱也为城大道的更为致命的“内乱”。不仅是人和自然的关系乱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乱了，而且人心也乱了。也就是说，作为社会超稳定因素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秩序，底层民间社会的基本伦理、价值观念，都遭到了颠覆和毁灭。

中国——全球化下的主体性思考

似乎是从今年开始，我突然发现了许多国内外各种学者所著的有关中国和中国人的书，这一类书甚至被一些书店单独陈列在一个书架上，将之归类为“中国研究”。与“国学研究”、“汉学研究”不同的是，这是一个更为宏大和背景深厚广阔的领域。当史景迁决定把自己称为“史景迁”时，中国研究还未像现在这般伴随着中国话题的升温成为显学。随后，在通俗历史书籍上，本土历史学家和记者的集体式微，使中国的年轻人们习惯于通过中国观察家的笔调来了解中国。这些中国观察家由外国记者、汉学家们构成。他们理解中国的新颖方式和视角，以及他们的写作方式，让他们本是为西方写作的作品在中国同样受欢迎。 而我们从他人的目光中也能够更好的认识自己，这是我对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的文化认同所做出的回答，但前提是这种自我认同必须要扎根在自己的土地上。

中国并非主动选择发展为一个现代民族，而是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被动地面对国难而团结起来，求助于现代化以图存活和延续。林语堂在《吾国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或译《中国人》）中说过，如果过中国想要变得现代化，她必须调整自己去适应现代工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一切内涵。 （349页）但他也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对待旧文化。毫无疑问的，旧文化在那样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无法拯救中国人，事实告诉我们，只有现代化才能救得了中国人。中国人必须要学习和汲取，以获得救亡图存的本领。保存了自身，才谈得上保存自己的旧文化。从帝国主义列强用船坚炮利将中国的大门撞开之时，中国人就在进行着一场艰难又漫长的现代化进程，虽然这过程十分痛苦，但也是毫不迟疑、坚定不移的。 如今我们已经看见了现代化的成果，中国人在世界上的成就已经为人瞩目、令人惊诧。但是现代化进程中忽略了的一些问题，正在重新显现成为可能阻碍中国人发展的绊脚石。

这些被忽略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历史和传统，如何在现代性中找到自身的身份和价值。而中国人对于这些问题的态度实在让人羞愧汗颜。“对西方价值体系的无条件投降，处于我们对自国历史的无知；而对西方所提倡的人类普遍价值的否定，有无异于在变损者自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无论是‘美他’式倾倒，还是‘自美’式癫狂”都挣扎在中西二元对立的模式中，都“鲜有当下价值和未来意义”。（韩冬育，2006 ）也许是有秦始皇焚书坑儒、项羽火烧阿房宫的前例。中国人对于历史和过去始终没有一种敬畏的态度，而多是任意的摧毁、篡改或者完全夷平重来。有人说，中国人喜欢一切新的东西，而对旧物则不屑一顾，事实似乎的确如此，无论是建筑、生活还是习俗、传统，人们统统将旧的摧毁，重建一个没有任何根基的新的世界。林语堂：“人类的一切生活无不蒙上自己过去的阴影，并把现在的阴影投给未来。”（《中国人》，391页）中国如此对待历史的态度，已经使中国人自己尝到了后果。对于历史的抛弃和遗忘，也许当即没有什么明显的危害，但随着时间推移，其破坏力量将越来越大，直至摧毁整个民族的精神和国家的存在。

“试图恢复所有的旧价值观、道德系统，既愚蠢、更是不可能的，我们已经生活在了现在。但是从传统中寻找精神资源，并为它赋予新的涵义，却是可能的，而且它变得如此迫在眉睫。” 在我看来，这确实是中国目前最为关键紧要的问题，一个国家的精神和文化消失殆尽，再如何谈论民族的独立和经济的强大都只变得可笑。

如何建立新的文化和价值体系？学者南帆在讨论全球化下本土化经验时指出：“把握现今历史的能力，重要的是，阐释当今，阐释本土。当今和本土的历史不是印证西方文化模式，也远远超出了传统文化的范围。”“不要将本土想象成某种静态的，单一的，纯粹的文化形象”，“本土不是固定在汉或唐的某一时刻，本土处于历史脉络之中，变动不居，本土之为本土的特征是在全球种种文化的不断对话之中呈现出来的”。 只有在持续的对话关系之中才能掌握本土的命运。张旭东教授有一个很好的论点，“把西方内在化，把中国对象化”。 他提出，中国当代的文化认同应该是来自作为主体性的中国同外部的关系，来自在这种关系中对自我—他人、内在—外在的把握。“中国人对自己前途和命运的思考如果不能在‘认识你自己’的过程中，通过对自身现代性经验的反思和总结，把握关于‘人类整体’的新的历史实质，那么我们的一切自我理解必然只能是陈腐的、了无生气的——也就是说，它没有超出一个以往的历史时代，一个业已成为现实型的世界体系所规定的‘普遍’。”

跳开东方看东方和跳开西方看西方，都具有无可替代的认识意义。费孝通在谈及中西文明交流摄取问题时，曾提出过一个很高明的见解，叫做“美人之美，美己之美；美美互美，世界大同”。而这个“大同”，并不是人们以往所提出的“大同”，而是一种对扬长避短的，中西对话交流的呼唤：不是“大我”，也不是“无我”，而是“第三种传统”。（韩冬育，2006）

其实，关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我并没有什么成熟深刻的思考，也没有任何有说服力的答案，我只是在这里试图把我自己一些零碎混乱的思考整理起来，虽然我的努力并不那么成功，还有很多想法无法在这里一一表达。事实上真正要把这个话题所涉及的内容囊括在一篇短短文章中也是困难的。我只有尽力把自己的一些思考呈现出来，另外拾他人“牙慧”给我黯淡的文字增添些光彩，关于这个主题，我的问题还很多，想法还不成体系，需要学习和思考的更多。
最后，冒着断章取义的嫌疑，我想引用张旭东教授的一段话，“主体之所以成为主体，在于它不断更新和扩大自身的边界的同时，又承认、保存、肯定和捍卫这个边界；在于它不断丰富自身，将自己的内部多元化的同时，又具备将这种多元性统一于一种价值整体的力量。”用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吧，或许并不恰当。我想，每一个主体就像一棵大树，深深植根于脚下的土地，吸取养分得以立足天地之间；同时又将枝干向各个方向伸展，以开放和友好的姿态拥抱天地间的其他事物：阳光、雨露、其他树……也就是我标题中所说的，“扎根大地，拥抱苍穹”了。

参考文献：
1.许知远：《未知的旅程》，来源《生活》杂志网站http://www.citymagazine.com.cn/Html/heart/2006-2/15/20060215296.html
2.钱理群：《小城故事里的历史和现实》，《书城》2007年7月号
3.http://www.onewaystreet.cn/chinastudy.asp
4.林语堂：《中国人》，郝志东、沈益洪译，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
5.韩冬育：《第三种传统》，《书城》2007年7月号
6.南帆：《“五种形象”背后的存在》，《书城》2007年4月号
7.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