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解嚴的代價(002)

【編按】這個「解嚴前後】系列將是石計生/奎澤石頭大學時代的沈思,主要是以感性的詩的形式,兼以現在的理性長篇論文共同來感覺所生長的世界究竟產生了什麼變化?讓自己再一次誠懇面對年少的理想,夢境與激情,讓自己以知識份子的聲音說出也曾參與貢獻的運動的轉折,然後是怎樣和平的未來種子發芽於烽火滿天的玫瑰園呢?以真理之名,我說,你不能沈默。以詩之名,我說,你該沈默。字句要有千金重。塵埃讓渡。青春歲月暮然回首,影子從自己設定的光芒間隙逃離。你莊重地發問。大地等待鋤開的答案。有時感性地不直接說。有時理性地直接說。

⊙ 石計生

1.前言

從蔣經國在1987年宣布解除戒嚴算起,到現在的超過二十個年頭,台灣的社會起了非常劇烈的變化,最明顯的是國民黨所壟斷的政經與社會體制崩壞:強人政治不再、黨營與國營事業式微、各式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等,同時也建立了民主化的台灣、市民社會興起、媒體與輿論的「第四權」昌盛等。但是,就歷史現象顯示,這「崩壞的」與「建立的」社會發展,並非是一種靜態的因果或進步論的轉換,而是充滿分歧、多元與複雜的絡索。從2007年的現在看來,「崩壞的」不一定就是「壞」的,如強人政治在台灣兩黨政治逐漸形成沒有轉圜空間互相抵制的「零合遊戲」(zero-sum game),造成台灣經濟景氣衰退時,卻特別令人懷念那能果決將事的年代,所以近年媒體的民意調查顯示:考慮台灣的歷屆總統,包括最早的蔣介石、蔣經國、李登輝至今日的陳水扁等,蔣經國竟以超過九成的支持率獲得全台灣人民的青睞。而「建立的」不一定就是「好」的,如曾為民眾所自豪的民主體制與媒體輿論的開放性,現在卻也在文化上被認為陷入「無政府主義」「後現代泥沼」的困境,一些屬於儒家倫理的價值,如「家庭中心」「孝親」等,逐漸在「收視率至上」的媒體龐大作用下瓦解。因此,本文的旨趣即是在於探究台灣社會發展的那段歷史,其「崩壞」與「建立」的辯證關係,並從中反省與思考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社會運動的意義與權力施為者的決策之間的關連,並以社會學的觀察,探究台灣在長達近四十年的戒嚴時期解除的前後所發生的社會轉型意涵及其影響。

2.分析論點

雖然在1980年代末台灣學術界最為盛行的是蕭新煌 (1989)的「社會力」觀點來解釋戒嚴解除後的新台灣社會發展,但嚴格來說,其論證仍存在以下若干問題:(1)他只將社會力描述為「台灣民間社會的力源」卻未清楚定義何謂「社會力」;(2)機械式地以歷史區分台灣為「政治力」(1947-1962)、「經濟力」(1963-1978)和「社會力」(1979-)三個時期; (3)賦予「社會力」過於決定性的意涵,以致在1990後迄今的台灣「後現代化」社會發展的喪失了解釋力。事實上,「政治力」、「經濟力」和「社會力」從來是「一而三、三而一」的東西,是在整個社會結構的分化、衝突與整合的不斷生滅的過程中所激盪的力量。這點,古典社會學家馬克思(Karl Marx)早就說過,而本文則借用馬克思的辯證論點,同時批判其進步史觀後提出自己的論證圖式。結構上,我們大致上可以用以下的分析圖式來理解台灣解嚴前後的社會發展狀況。我的理解是,由生產力與生產關係所構成的「下層建築」(infrastructure)隱喻,其在具體社會的現實就是「經濟結構」(economic structure)(石計生,2006: 38) 。會因為生產力的高度發展和生產關係產生了矛盾,於是「上層建築」(superstructure)會隨著「經濟先行」的社會發展變化而變化,進行政治體制、法律制度和媒體文化等的調整,但是,這個調整會遭受到為確保既得利益的官僚與權力擁有者的抵制,遂使得被壓抑在圖式中間的屬於民間社會的階級力量起來對抗。而這個對抗不一定具有進步史觀的方向性,很可能是動盪地走向退步或更不穩定的過程。亦即,這個對抗卻可能會「崩壞」或「建立」政治體制與經濟結構,無論如何都是風險極高的社會轉型過程;因此,其中人的衝突、合縱、決策和誰能具有眼光的戰略思維,就成為決定一個社會的未來發展的關鍵。

台灣社會發展論證圖式

而蕭新煌所論證的80年代的台灣社會力,講的是解嚴後台灣特殊歷史階段下的「對抗性社會」的衝突,而其主要內容為民間與反對黨發起的社會運動的「社會力」是「「對「政治力」和「經濟力」在過去三十年中的支配及專斷,以及其掛勾所產生的扭曲作用,發出一連串抗議的「軀體語言」。」(蕭新煌,1994) 這個理解的問題是以對比的方式負面分析解嚴前的國民黨一黨獨大「威權體制」的「政治力」和黨國企業「壟斷經濟」的「經濟力」,卻沒看到一個簡單的正面事實:被視為一黨獨大的「威權體制」卻創造了台灣富裕化的經濟奇蹟。回顧當時的學者論點,朱雲漢(1989) 在這點上看的比較清楚,雖然其觀點稍嫌過於「政治先行」,大致上指出邏輯上「國民黨是透過國家機構來創造其經濟特權、經濟分沾更是國民黨的中央統治菁英與地方政治菁英結合的基礎。」亦即,國民政府的一黨獨大因為先天上從中國大陸繼承龐大的組織與資源,後天上接收日本殖民台灣時期已經有現代化雛形的交通、醫療衛生、經濟與規訓的社會氛圍,因此能有效地進行徹底的社會改造與重建。在台灣解除戒嚴之前的四十年,國民政府透過(1)以「蔣家天下」為中心的高度一致的統治聯盟;(2)「國營」工會的嚴密社會控制網絡;(3)控制教育、傳媒和文化事業的意識型態灌輸;(4)籠絡與分化台灣本土菁英和(5)具高度滲透力的特務組織等複雜而嚴密的威權體制運作,同時創造了一個「去政治」和「拼經濟」的民間社會。「去政治」是跟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國民政府派到台灣接收的陳儀軍隊屠殺上萬台灣人–有關,至少是一整個世代的台灣人不能或不敢去碰觸政治及其禁忌;而「拼經濟」則或許是民間在無法進入政治領域下的心理「置換」(replacement),全心投入累積資本,追求利潤的經濟成就。而且制度上國民政府服膺孫中山的「發達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的民生主義主張,不但獨佔日本人留下來的菸酒公賣、鹽、樟腦、石油、郵電及運輸等,並將接收後的日本在台灣的民間財產均收歸國有,建立龐大的國營企業體制;同時,也在一連串有效的經濟政策,如1950年代的進口替代工業化與匯率改革、1960年代的新財經措施、出口導向工業化和開放外資進入等主導下,「拼經濟」的台灣人民以「中小企業」規模在國民政府壟斷經濟的夾縫中竟也一同創造出經濟奇蹟,使得台灣避免陷入法蘭克(A.G. Frank, 1978)等人評論拉丁美洲的「低度發展的發展」(underdevelopment development)的依賴困境 。朱雲漢的「國民黨是透過國家機構來創造其經濟特權」的「政治先行」論斷可以批評的地方在於,經濟發展或許不是威權體制的結果,而是國民黨所繼承來的日本殖民時期的台灣經濟早已經資本主義化,並且具備了現代化所需的一切;但歷史的弔詭在於,具備國家統合與一元化指揮的蔣家強人政府,在鎮壓與剷除異己的同時,卻也扮演著促使台灣經濟起飛的關鍵貢獻者(key trigger)角色,這如哲學家康德(Immaneul Kant)所說「善惡並舉」的「二律背反」(antinomie),既「崩壞」又「建立」的社會發展過程,在這段台灣特殊的歷史階段顯現無遺。

回顧解嚴前,台灣經濟奇蹟一方面展現在眾所周知的高經濟成長,如吳忠吉(1989) 指出:台灣的經濟發展使每人實質所得由1951年的13,976元新台幣,提高到1987年的112,459元,平均實質年增率為6.14%。另一方面展現在台灣的所得分配在1980年之前已經趨於平均。所得分配的平均化,朱雲鵬(1989) 指出其原因有四:(1)絕大多數企業是採勞力密集方式生產,對於勞動力需求很大;(2) 大多數企業屬中小企業,彼此競爭,利潤微薄;(3) 企業空間離散,交通因素不構成勞力移動限制,農村容易找到工作和(4)教育普及,人民知識水準提升,勞動品質普遍提高。我們從社會學來理解,解嚴前國民政府的「讓人民有飯吃」的成就非常明顯,至少在「勞力密集」(labor-intensive)向度的經濟結構下,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維持了某種平衡關係,並且,「企業空間離散」克服了台灣早期交通不便的因素,使得城鄉的現實差距不致過大。以上的經濟制度性因素加上和人的精神性相關的「教育普及」的影響,終於讓人「衣食足而知榮辱」:除了經濟上的吃飽穿暖外,還要有更好的工資待遇與政治、文化上的自主性。國民政府消除文盲決心所推行的九年國民教育政策,在短短的十幾年間讓台灣識字率超過九成,而「教育普及」不只是讓「勞動品質普遍提高」,並且讓勞工與人民能思考,知道國家利益之外還有個人利益,從而計算與爭取自己應有的權利,卻在政治體制轉換的混亂中遺忘該履行公民義務,於是這就種下台灣解嚴後的數量眾多的街頭社會運動的因子。

根據上述分析圖式,綜合而言,1949-1987年戒嚴解除前的台灣社會發展,基本上國民政府繼承了日本殖民政權的已具現代化雛形的經濟體制,並加以進行改造。國民黨反省其在大陸的貪污腐敗所種下的敗戰惡果,在台灣「勵精圖治」:先任用財經專長總理「下層建築」攸關人民溫飽的經濟結構,創造了既由「黨庫通國庫」的國營為主體的「壟斷經濟」,又有「中小企業」打游擊的靈活經濟,「建立」了台灣的「高經濟成長、低通貨膨脹」的經濟奇蹟;同時鞏固領導中心,形成以蔣家為中心的政治「威權體制」,徹底壓制反對勢力與控制媒體,讓「階級」問題隱形化,形成民間噤若寒蟬的「非對抗社會」,「崩壞」掉國民黨治理初期的1960年代,曾經一度思想與文化均十分自由、「準全球化」的台灣社會 ,因此,戒嚴解除前的台灣,那是一個經濟上越來越富裕,精神上越來越苦悶的年代。這樣的時代,就像有錢買電子鍋卻被迫使用壓力鍋,到了時間不得不爆發的時代。

解嚴後的社會發展

1987年前的台灣政治經濟的威權體制,創造了一個「經濟富、精神苦」的社會現實。而在國民政府長期鎮壓與剷除異己的「白色恐怖」下,原已積怨 ;加上人民對於未能享有憲法所保障的言論自由、組織政黨、出版與集會遊行的權利越來越表不滿。解嚴前一年,也就是1986年,原來的異議人士的團體「黨外」已經逕行宣布組織「民主進步黨」,而從作者根據台灣行政院研考會的資料 繪製以下的台灣解嚴前後社會運動次數圖與表可以知道在戒嚴解除後(1986-1994)年間爆發了大量的社會運動。解嚴前的1986年,民進黨組黨時,台灣街頭早已經是抗議衝撞不斷,一整年已經達538次社會運動發生。

台灣解嚴前後社會運動次數表

西元年 總次數 政治性 社會性 經濟性 其他
1986 538 406.0 54 7 71
1987 1233 873.0 220 78 62
1988 1433 904.0 377 108 44
1989 5431 4062.0 1179 67 123
1990 7775 6103.0 1494 74 104
1991 3846 2631.0 1037 68 110
1992 4205 3136.0 920 68 54
1993 5971 4076.0 1722 80 93
1994 11294 9711.0 1479 45 59
資料來源: 台灣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1996)

1987年7月14日,蔣經國總統頒佈總統令,宣告自同年7月15日零時起解除在台灣本島、澎湖與其它附屬島嶼實施的戒嚴令以來,除了形同宣告「上層建築」的「威權體制」的逐漸崩壞,也逐步建立了台灣的政治上的「民主體制」外,卻產生了空前劇烈街的頭運動。蕭新煌統計 當時的社會運動可分為:「消費者運動、地方性反污染自力救濟運動、生態保育運動、勞工運動、婦女運動、校園民主運動、老兵返鄉運動、老兵福利自救運動、教師人權運動、原住民人權運動、果農抗議運動、政治受難人人權運動、殘障及福利弱勢團體請運運動、新約教會之宗教抗議運動等」十四類。其實就可以簡化為政治性(政治受難人人權運動、勞工運動、老兵返鄉運動、老兵福利自救運動、校園民主運動、殘障及福利弱勢團體請運運動等)、社會性(教師人權運動、原住民人權運動、果農抗議運動和婦女運動等)、經濟性(消費者運動、地方性反污染自力救濟運動和生態保育運動等) 和其他(新約教會之宗教抗議運動)等。而依此觀察作者整理的上圖與表,一直到1990年達到三年間的社會運動的第一個高峰,該年有7775次上街頭紀錄;而內容上,相對於社會性與經濟性的議題,政治性的街頭請願、抗議與暴亂是居大多數,呈現數倍或數十倍於前兩者的次數與成長。而1991年稍有下降之外,一直到1994年達到另一個高峰,總抗議次數突破萬件,政治性社會運動高達九成以上,社會與經濟性的不公抗議緊追在後,這凸顯了整個台灣社會發展的「上層建築」政治體制正遭受到來自社會性的「中間層次」民間社會力量的挑戰。我們的「論證圖式」中的解嚴前的「非對抗的壓抑社會」,逐漸轉型為「對抗性社會」。台灣人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過去雖然高壓但非常平靜的政治領域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永無寧日的佔領主要街道、最高民意機構立法院的每天打架與所謂「電視名嘴」的在call in秀中的陳腔濫調。台灣民主政治的代價是把威權體制崩壞,「對抗性社會」的誕生同時瓦解集體社會感與建立了只相信商品的個人主義外,最為明顯的是這樣的鉅變中社會發展,也讓「下層建築」的經濟結構起了重大變化:從「壟斷」走向「自由市場經濟」卻因為社會的「對抗性」使得整體經濟發展走向下坡,原來不過問政治專心「拼經濟」的台灣人民,卻因為享有了過度的政治自由而陷入了自我編織的論述陷阱與現實泥沼,「自由市場經濟」弔詭地在未來成為「「政治」經濟」—為政治非藍(國民黨)即綠(民進黨)政黨政治意識型態所支配的欠缺供需彈性的「自由」經濟。

這個解嚴後的台灣「對抗型社會」對於經濟發展的重大衝擊,可以用以下兩的表來解釋。從「解嚴前後台灣主要經濟指標與社會運動次數表」來看,在1987年戒嚴解除後的那年開始,社會運動總次數從前一年的538次驟增至1233次,再逐年不斷的增加。主要經濟指標的GNP雖然仍呈增加趨勢,但經濟成長率卻開始明顯下滑,1986年是12.57、1987年11.87,到了解嚴後第二年的1988年竟然驟降至7.84,降幅達4個百分點,相當的大。這顯示解嚴後雖然台灣每人實質國民生產毛額仍然在增加,但是從事各種經濟活動的總成果指標的「經濟成長率」卻陷入嚴重的衰退狀況,台灣經濟規模增大的速度開始減緩,以經濟成長率(Economic Growth Rate)的用實質國內生產毛額(GDP)對上年(或上年度)之增加率來衡量來思考,當年生產總值增加的百分比的下降,均令人懷疑受到是受到街頭運動的衝撞體制驟增、社會動盪不安、民心浮動、價值混亂所影響。

解嚴前後台灣主要經濟指標與社會運動次數表(選擇年)

西元年 經濟成長率*(%) GNP** 社會運動次數

1966 8.79 37627 —
1971 13.01 55419 —
1976 13.70 77340 —
1981 5.76 108592 —
1986 12.57 151101 538
1987 11.87 167352 1233
1988 7.84 178439 1433
1989 7.33 189349 5431
1990 5.02 196645 7775
1991 7.24 208583 3846
1992 6.02 219033 4205
1993 5.87 228651 5971

*經濟成長率:以實質國內生產毛額(GDP),對上年(或上年度)的增加率來衡量,一般常住居民,在一特定期間(通常指一年),在本國領土內從事各種經濟活動的總成果指標。經濟成長率=(當年的國內生產毛額(GDP)/前一年的國內生產毛額(GDP))- 1
**平均每人實質國民生產毛額 (Gross National Product; GNP)的意義是:一個國家的國民,在一定時間內(通常為一年),所生產最終財貨與勞務按市場價格計算的總價值。
經濟指標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國民所得,行政院主計處,1994
社會運動指標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出版的〈跨世紀社會發展趨勢與策略研討會〉數據,7-14,1996

而「解嚴前後台灣經濟成長率與社會運動次數Pearson相關表」基本上是針對上述懷疑的統計上的支持。我們擷取上表的部分,1986-1993,這戒嚴解除前後的部分年代,取經濟成長率和社會運動次數兩個變項進行社會學統計SPSS的相關(correlation)分析,發現兩者呈現強烈負相關:在相關係數達顯著水準下,當社會運動次數增加一單位時, 經濟成長率會減少0.856個單位。雖然兩者不是絕對的因果關係,這在社會發展上可以被詮釋為:在戒嚴解除劇烈變遷中的台灣社會中,原來全心進行經濟活動的民心產生了迷惘與轉向,因為「上層建築」的威權體制瓦解與民間社會「社會力」的釋放,那段時間現實生活中的媒體頭版頭條幾乎都是「佔據××街頭」「×××大規模示威遊行,違反集會遊行法」「立法院×××與×××大打出手,陷入混戰」「××團體集結抗議」等等,原來戒嚴時期的經濟生產是政治的函數,還會經由民間社會的中小企業「拼經濟」找出路,解嚴後上街頭的正是民間社會本身,「求生存」的原始經濟活力被「求生活」、「求解放」的分眾社會運動所取代;戒嚴解除前的「去政治」「拼經濟」的社會發展,被戒嚴解除後的「拼政治」「去經濟」所取代,結果弔詭的情況出現:理論上解嚴後國營黨營事業逐漸瓦解,應呈現更為公平的自由市場經濟環境,有利於經濟生產,卻導致了解嚴後經濟生產成為「社會」的函數,雖然台灣在民主化的過程中經濟持續發展,所得亦繼續提升,卻在邁向二十一世紀後逐漸出現的兩極化的「階級」社會。

解嚴前後台灣經濟成長率與社會運動次數Pearson相關表(1986-1993)

經濟成長率 社運總次數
經濟成長率 Pearson Correlation 1 -.856(**)
Sig. (2-tailed) . .007
N 8 8
社運總次數 Pearson Correlation -.856(**) 1
Sig. (2-tailed) .007 .
N 8 8
**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 (2-tailed).

3. 結論:由「對抗性」產生的「零合」的社會轉型效應

本文根據作者思考的「論證圖式」針對解嚴前後的台灣現實進行研究並指出,從歷史向度解析,單純從「社會力」、「經濟力」或「政治力」均無法完整解釋台灣的經驗,因為三者具有內在相互關連的辯證關係。但是,本文也不相信從線性時間或進步史觀的強調「後來」的比「過去」的好,而是從1980-90年代的這段經驗的現實理解到,在社會劇烈變遷或轉型時,任何決策本身均同時具有「崩壞」與「建立」某些東西的可能,均需負擔極高的風險。就台灣的國民政府關鍵性的解除戒嚴經驗而言,主要是「威權體制」與「資本主義」的衝突與謀合的辯證過程。經由民間社會的努力加上財經決策的優越性讓經濟上的豐衣足食,資本積累既已充沛,乃意圖找尋集會結社、精神解放的自由,但當時政治上的威權高壓體制已經走道到了無路可走的地步,不斷的體制外衝撞與挑戰遂讓執政的國民黨進退維谷:「究竟是要維持住蔣家天下的威權體制,還是繼續民主化解除社會管制?」我認為蔣經國總統晚年的重大戰略決定是「以民為本」的思維: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與資本積累給了台灣人民富裕的生活,這是不可能倒退的事實;也不可能為了維持蔣家政權而違背人民追求民主的意志,因此,他選擇了「解除戒嚴」的民主化歷程而放棄了威權統治。但是,他在世的最後時刻仍然遭受到在陽明山中山樓開國民大會時的翻桌子、拉白布條抗議的當眾羞辱,蔣經國不敢置信地說:「我對他們(指黨外/民主進步黨)這麼好,為什麼還要這樣對我?」 。這個晚年宣稱自己是「台灣人」的總統,最後據說是含恨而死。歷史給予我們的啟示是,意願的決策也常會有非意願性的結果,所想「建立的」可能最後是「崩壞的」開始,所想「崩壞的」也可能最後是「建立的」開始。蔣經國所象徵的國民政府在台灣的施政,幾乎可以說從他決定解除戒嚴的那一刻開始,就把民主化台灣帶向一個完全不知向何處去的新領域,這也是中國人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經驗,充滿了實驗性,仍未有完全的定論可言。

但從二十一世紀的台灣現況回顧這段劇烈變遷「崩壞」、「建立」的社會轉型,我們可以這樣說,蔣經國「以民為本」的解除戒嚴的代價是現在的「零合」政治、後現代社會與「政治」經濟 。解嚴想要追求自由與民主,卻在1990年代創造了一個「對抗性社會」,分眾的人人為己的團體,逐漸侵蝕了中華文化儒家文化的「集體社會」的根基,致使一個「去中心」「意義喪失」的後現代社會慢慢浮現於當代的台灣氛圍中,人們沈迷消費,追求時尚、名牌,活在一個以金錢為公分母的社會,分子可以是任何東西,包括肉體,價值與靈魂。而曾經以為威權瓦解後邁向民主體制的自由,也逐漸成為一種政黨上的「非藍即綠」加上「外省或本省」族群矛盾的「零合」政治狀態,中國意識異化為台獨意識的對立,那種每逢選舉時的無謂甚至愚蠢的仇視對方,顯示了「零合」政治的荒謬性。經濟上的曾經以為建立了「自由市場經濟」可以融入世界體系或全球化,但是因為「對抗性社會」的社會上的「後現代化」與政治上的「零合化」,以致於整體化的社會發展趨於分裂,終至侵蝕了台灣的「下層建築」的經濟結構,過去民主進步黨批評國民政府時期的「政經臍帶」–「黨庫通國庫」的壟斷獨佔與貪污現象,在現今的民主進步黨政權中變本加厲,陳水扁自己和家族弊案纏身,其政府不但「政經臍帶」未斷,還成為綠色政權直接控制經濟的「政治」經濟:不是從財經專業著眼治國,而是縱容政治酬庸者來制訂經濟的政策。解嚴前原來十分活潑獨立的知識份子,原來支持民主化與自由化,卻在這樣歷史的轉折與社會變化中喪失了發言位置或直接被吸納入官僚體系馴化,所謂「民間社會」的「社會力」竟然在短短的二十年間消耗殆盡。台灣整體的氛圍現今弔詭萬分:生活內在分裂為千千萬萬人人為己的小分眾,崇拜供奉著屬於流行的、時尚的、宗教的假象實則為商品化的神祇,在自己的詮釋中自給自足,卻越來越看不到外在全球化的局勢變化;政治上的零合在形式上劃分了不可跨越的南北象徵性對立的濁水溪,一種奇怪的族群恨意被意識型態化的政黨對立強化著。沈溺於消費與媒體影音觀看的人們感覺有問題,卻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想要理性的分析卻亂七八糟地感性化面對蘋果日報化的文化。想要介入社會,貢獻一己之力,卻發覺已經找不到自己的發聲位置。想要遠離政治對立的紛擾卻發覺每逢選舉時還是必須被一種必須從「兩個壞蘋果中選一個好的」莫名其妙的選擇綁架去投票,然後用之後的四年或六年去罵選出來的人。這些典型的後現代社會症候群在當下的台灣是種流行病。其原因或許不只是解除戒嚴的社會發展影響,但是,解嚴絕對不可忽略。本文指出,解嚴這「以民為本」的代價,由「對抗性」產生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的「零合」效應,正是任何面對社會劇烈轉型的決策者必須嚴肅思考,快速經濟發展中的社會轉折不能不有戰略思考與更為遠見的整體觀。

(2007.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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