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9)全球化？现代化？—从北京说起
第一部分 北京城的景象
引子
从天安门说起。不到三岁的时候，有一次坐公交车去看外公，途经长安街，到天安门东边的时候，看到道路北边的一个拱门上写着几个字，就念了出来——“子池南”。公交车上的人们高兴的看着这个认识不少字的小孩儿，虽然他念错了。爸爸告诉我说，古代中国字都是从右向左写的，应该念“南池子”。长安街、玉兰花、“子池南”，这就是我对那时北京的记忆。
1990年代初
1990年代初，城区大杂院的居民们开始向城外拆迁。我家也在那时从菜市口（清朝死刑犯的刑场）迁到了广安门外（北京城西南）。虽然是从平房迁入了楼房，但房间的格局还很传统，主卧室依然承担着起居室的作用，而所谓的客厅只能摆下一张饭桌吃饭。那套房子的位置在北京的二环路边，现在看来，虽然在欠发达的南城，但也属于城里了。但当时，向南走一公里就是菜地，可以闻到粪肥的恶臭；向北走一公里就是首钢特种钢厂，有一个排污口日夜不停的向一条“臭水河”中排着污水。
记得搬家时乘坐的是一辆北京汽车制造厂生产的121型软顶吉普车，人和家具挤在帆布下。当时大街上大多都是这种车，其特点是所到之处留下一股强烈的汽油味，在幼小的我的鼻腔中显得格外刺激。剩下就是一些东欧国家生产的轿车，但总的来说，数量很少。
121越野车走的是那条臭水河边的路，每天早晨都会有上百小贩在这条路上聚集，有卖蔬菜的、卖生肉的、买香料的、买水产的，当时饭桌上的绝大部分食材采购于这个农贸市场。
北京当时只有一家洋快餐——位于前门的肯德基。它一度是北京年轻人追求潮流的选择。小时我父母也曾带我去过一次，具体已经不记得了，但我可以肯定，在此后的几年中，我曾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站在前门的公交车站，看马路对面的三个英文字母——KFC。
至于文化，当时还很小的我只记得一个动画片——变形金刚（恰刚被翻拍为电影），这个进口动画片当时的火爆程度绝对可以以风靡来形容。相关的玩具极为抢手。记得我五岁时的儿童节，父亲买了一个大号的变形金刚给我作为礼物，当时在王府井唯一的特许经销商排了队，花了180元买到。现在看来不算什么，当时却是我父亲半个月的工资。
1990年代中
这时我长大了一些，记得的事情更多了。我家是一个大家庭，父亲兄弟姐妹八人，每逢假日便到北池子附近，北京大学红楼对面，沙滩南巷中的老宅中聚会。据说这本是一户大户人家下人住的地方，清朝灭亡后成了北京大学的学生公寓，后来1949年解放军包围了北京城，学生已经走光了，我家也从朝阳门外躲进城里，就找了此处暂住，希冀围城结束后搬回原处，不料就在这里安家了。房子很高，上面铺满筒瓦，瓦当上有花样，但年头长了，看不太清楚。那时聚会常吃涮羊肉，用传统的紫铜锅子，先用火柴点燃纸，再用纸点燃炭。
记忆中北京当时也有了高楼大厦，代表是建国门外的国贸大厦，差不多有40层高。但在一个小孩儿眼里，只不过是一根黑色的柱子，一个角圆，三个角方，如是而已，没有任何其他意义。同时在建国门附近还出现了高档的公寓，有一个楼盘叫“华侨城”，因为当时很多的富人是华侨或归国的80年代移民到外国的人。我所住的广安门立交桥旁当时也有了高层建筑，这几乎也成了我反驳别人南城比北城落后论调的证据。
1994年家中出了变故，祖父住院了，当时到北大医院（当时全称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一临床医院）去探望。记得是坐车到了一个叫厂桥的地方，感觉那里很远，而且路很窄。
那时路上的汽车已经多了一些，最多的是北京当时的出租车——“小黄虫”，黄色的微型面包车（Mini Van）。这种车因为价格很低，1元/公里，十分受大家欢迎。当然还有其他车，主要是夏利（Toyota公司1970年代的车型，天津生产），Cherokee（Chrysler公司1970年代末的车型，北京生产），Santana（Volkswagen巴西分公司1980年代的车型，上海生产），剩下的就是一些造型很古板的进口车Benz、BMW、Lincoln、Cadillac。虽然这些车造型十分古板，但当时却是绝对财富的象征。但事实上街上车的总量并不多，尤其是晚上，车很少。在有电车线路的地方，几分钟才能电线反射的车灯的反光。
后来知道原来父亲就在出产Cherokee的北京Jeep公司做工程师。第一次知道了合资、外资、美资这些概念，知道公司中有由美国Chrysler派来的管理人员和专家（实际上北京Jeep在1984年就成立了）。
这个时间，麦当劳也进入了中国，第一家位于王府井路口。随后在我家附近的一个大型购物中心又开了分店。从此，洋快餐不止有炸鸡，还有了汉堡；后来又有了Pizza Hut和Dominos，于是有了匹萨和意大利粉；再后来又有了Sizzler和Outback，于是有了美式猪扒饭。但这些一直是高消费和潮流的代表。
同时，一些国际名品也进入北京。随着德国大使馆附近Lufthansa中心和Kempinski酒店的建成， LV、Cartier、Dunhill、Swarovski等国际品牌的专卖店开到了北京，但这些名品店位于北京最高档的酒店区中，平常人少有涉足。
不止在高端消费品和奢侈品领域，大众消费也出现了革命。先是出现了名如“点点利”，“九点利”之类的食品、日用品小超市。然后大型综合性超市出现了：外资的如家乐福、普尔斯马特；中资的如华联超市。短短几年，日用品市场中，超市这种新形式已经几乎完全取代了旧有的柜台模式。例证之一就是我的一些亲戚从售货员摇身一变成了超市的收银员。与此同时，河边的农贸市场也由于卫生状况堪忧和影响市容取消了。
文化方面。对大陆影响最深的是港台的流行音乐和影视，张国荣、周华健、“四大天王”、成龙、林青霞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或者说文化偶像。同时进入的还有台湾、新加坡的电视剧，以琼瑶系列为代表。虽然在我看来又臭又长，毫无吸引力，但仍是不少人的最爱。随着开放的扩大，美国的电影也开始进入国内。主要方式有两条：正式引进，代表是《狮子王》，其中Elton John的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给人们留下了太深印象。另一条路径是对香港的VCD影碟进行盗版。但实际上後一条路径更为广泛，影响力更大。于是，阿诺舒华辛力嘉（当时盗版盘上的香港翻译，阿诺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成了最有名的影星之一。当然，技术上，VCD影碟机的普遍家用化成为了先决条件（VCD的成本是以往录像带的几十分之一）。
服饰文化也随之改变，记忆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情是，我上小学三四年级时，初三年级的表姐开始穿露脐装。
体育方面，国际赛事开始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在这段时间意大利的AC Milan和UC Sampodoria先后来到中国进行了比赛。同时电视台对欧洲五大足球联赛、F1锦标赛、NBA开始进行转播。Roberto Baggio，Michael Schumacher，Michael Jordan这些世界的明星成为了中国的明星。另一事件是保龄球在北京的盛行，在1997年左右，保龄球馆被大量建造，电视体育节目中很长的时间被保龄球比赛所占领。
世纪之交
1998年，我家购置了第一台私家车，Jetta（Volkswagen公司1970年代末车型，长春生产），从此生活模式大大改变了。城市中心因为道路信号灯相对密集基本成为了进去。而相对交通方便的环路沿线则成为了常经过的地方。
路上的车此时也已有了变化。小黄虫早因为污染问题被从北京市清除，私家车越来越多。2000年之前，高端车方面Audi（Volkswagen集团1990年代车型，长春生产）因为政府采购的原因而盛行。中高端方面主导为Passat B4（Volkswagen1990年代车型，上海生产），中端车以Santana、Jetta、富康（Peugeot公司1980年代车型，湖北十堰生产）为主。高档进口车依然是绝对财富的象征，但其中笨重愚蠢的美国车Lincoln和Cadillac已十分少见，更多的是新造型的Benz和BMW等欧洲车型。另外，因为质量得以信赖，一些外国产的中档轿车也被进口，主要包括Toyota Camry，Honda Accord，Renault Magne，Fiat Uno等，但由于中国当时整车进口关税很高，售价基本是国际上的两三倍。
我家在这时搬到了北京城东北的东直门地区，这里因为靠近使馆区、Lufthansa中心和其他一些商务场所被认为是发达地区。时至此时，房子的格局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起居室的地位得到了提升，成为真正的起居室；隔离的厨房被代之以开放式厨房。在房子的装修过程中，更是感受到了家装这一新概念，高级的建材、家具、灯饰、洁具几乎都是外资品牌、外国设计。装修的风格早已远离了八仙桌、太师椅这样的中式传统。
住进东直门新家的第一印象是外国人多，在人行道上经常遇见外国人，有白人、黑人以及穆斯林。这些人基本都是附近使馆的工作人员以及到使馆办事的外籍居民。第二印象就是外地人多，因为东直门是从城市周边区进入城区的交通枢纽，很多因为房租低廉而住在城市周边的外地来京务工人员要来这里换车。在这里，大街上外地人明显超过了北京人。
这段时间北京已经建立了更多的高层建筑，但由于北京的特殊政治原因，层数被严格限定，因此北京的高层建筑都成了一种矮胖的造型，从审美上来讲十分丑陋。高层建筑开始集群分布，主要在西二环路的金融街——中资银行北京总部，建国门外-朝阳门外——驻有外资企业北京代理处的写字楼，Lufthansa中心周边——航空公司和酒店。同时，老城区不断被改造拆迁，我家最早居住的菜市口地区的很多民房被拆除，居民被移走，用以拓宽道路。但这个时段并没有听到很多反对的声音。
北京市的道路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我2002年高中进入北京四中学习。惊奇的发现，原来学校后面就是当年祖父住的北大医院（此时已是北京大学附属第一临床医院），学校地处的位置就叫厂桥。此时的厂桥，记忆中狭窄崎岖的道路已经被一条命名为平安大道的道路取代，与之同时发生的是当年周边老屋的拆除和重建。虽然重建似乎保持着原来的风格，但原来的人气儿已随着拆迁一去不再。风光不再的另一条街道是“鬼街”。这条餐饮街最初因为常有工作到很晚的出租司机到此吃夜宵而得名，人气相当足。但随着政府的道路拓宽工程，以前的小店改头换面成了中型餐厅，档次提高了，价格提高了，顾客就变少了。而且风格也变了，就像这条街的名字一样：“鬼街”被政府规范名称为“簋街”。
城市发展也在此时期更大的显现出不均衡的一面，以东直门为例。在道路南侧为现代化的银座购物中心，而北边因为是公交换乘站显得破烂不堪，可以用脏乱差三个字概括。
此时人们生活的一项重大变革来源于手机的广泛使用。寻找、联络不再像过去那样困难。同时人们知道了Nokia，Ericson这样的通讯企业以及GE、SONY、P&G和更多的外企。到外企找工作成为此时大学生最理想的职业归宿。
同时，创业Entrepreneur这个外来词进入了先锋一代的视野。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北大毕业生王志东、清华毕业生张朝阳（前者创立了Sina网，后者Sohu网）成为了人们心中的偶像。这样一批以IT、高科、信息、网络冠名的公司成立了，不少创造了商业的奇迹。网络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这个时间，大多数家庭购置了自己的PC机，社会上也有了不胜数的网吧，这带来了网络的普及。因为网络的出现，信息传播的速度无限扩大，时间代价几近忽略，来源空前多样，真实性全无保证，人们真实的领悟到了信息爆炸这个词的含义。这时已经有了网络一族，但大多是乐于游戏和网上聊天（Instant Messenger）的学生。
随之而来的还有丰富的夜生活，这种西方的生活方式被广大新一代所接受。这个时间段三里屯酒吧区、什刹海酒吧区开始兴起；沸点等歌舞厅异常火爆。电视台节目的结束时间也从22时左右推延到了午夜后。人们的作息时间被向后推延。在热闹的街道上，午夜之后仍然人声鼎沸。
零售业对这种方式也有了新的适应，24小时超市开始大量出现，中资的以快客为代表，外资以Seven-Eleven为代表。便利店真正做到了全天的便利。大型的Arcade型的购物区不再是高档酒店区的独有，香港的李嘉诚投资在东长安街修建了东方广场，广场地下较高档的商业街区成为更多市民的选择。
餐饮业方面，洋快餐的开店数依然不断增多，几乎覆盖全城，但显然已经失去了风尚的意义。麦当劳和肯德基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快餐——人们乐于在找不到另外就餐地点的时候去这里充饥，活在夏日找地方吹吹冷气，喝杯冰镇饮料；Sizzler和Outback作为换个口味的地方；但Pizza Hut却热度不减，它以相较之下安静、宽松的就餐环境成为不少年轻恋人约会的场所。同时，日本料理和韩国料理在北京不断升温，和食、韩食成了新的高档风尚。传统的饮食也有了新的变化，便捷火锅店出现在写字楼和商业区，传统的紫铜锅烧炭被洁净的电磁炉通电所代替。
文化方面，美国电影的影响力已经超过了香港电影，提到电影明星大家先想到的已经不是刘德华而是Brat Pitt，Jude Law，Jack Nicolson，Julia Roberts。同时，英美音乐也有了更多受众，电影Titanic让人们知道了Celine Dion，英美的流行歌手包括Back Street Boys等，成了一部分新一代的新偶像。对欧美60～70年代的Beatles、Led Zeppelin等先锋乐队的关注和研究也变多，成为了青年学生中间一个能显示自己宽阔知识面的议题。
体育方面，随着对国际体育赛事的直播增多，以及网络普及的便利条件，出现了很多“专业球迷”，他们熟知Beckham、Zidane的兴趣爱好胜过自己的父母，熟知Man. Utd，Arsenal，Bayern Munchen的历史胜过自己的城市。相较之下，本土的体育联赛因为明星较少、水平较低已经逐渐失去了国人的眼球，其中以足球为最。同时，网球运动开始在北京兴起，虽然这项运动在1990年代初就登陆了北京，但到这个时代才真正成为了较大受众的运动——网球拍从富人到了年轻人手中。
此外，人们更多地接受了西方度假的概念，随着政府改革了全国公假，有了五一、十一两个长一周的假期。都市的人们开始向更远的地方前进。城市的有车族开始在假期自驾到城市远郊散心，带来了城市郊区民俗旅游区的发展；国内旅游线路火热，所有知名景点长假期间全部爆满；国际旅游市场也被开拓，更多的人们到了欧洲、日本旅游。
21世纪
北京又一大变化的开始应该是中国加入WTO。随着最近几年来WTO协议逐渐生效，贸易壁垒逐渐被破除，外国货、外资、外国人更自由的进入中国。
仍以汽车为例，这段时间内，Honda在广州和十堰建厂，Toyota在广州和天津建厂，Nissan在郑州建厂，GM在上海建厂，Ford在西安建厂，Fiat在南京建厂，Volvo在西安建厂，BMW在沈阳建厂。世界上几乎所有知名的大汽车厂均在中国实现了本土化。市场上的高、中、低档车全部换成了各大汽车厂正流行的车型，其中很多为全球同步发售，如Ford的Mondeo。城市道路上的汽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丰富多彩。随着关税的降低和供应量的增大，进口车的数量增多，同时车型也不局限在了炫耀财富的高级轿车，更多的人选择彰显个性。包括BMW Z3，Porsche Boxter，Jeep Liberty，Audi TT这样并不算天价，但却十分惹眼的车型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北京的道路上。
城市的中心区继续快速发展，CBD区，Lufthansa中心区，和新兴的中关村区继续向着高楼林立的方向发展，这是一种国际化的风貌，因为站在这里，仅看这些楼，是分不清自己在哪里的。同时，配套的高档公寓在这些地区周边拔地而起，相应的是严格的门禁管理等一些列“先进”技术手段确保业主的安全。
城市的道路越修越宽，但依然满足不了膨胀的车流。于是，轨道交通被大量修建，出现了凌驾于道路之上的高架铁路，和里边穿梭的“Space Shuttle”。
但是，更加严重的不均衡化随着外地劳工流愈演愈烈。当下，北京的建筑工人、餐厅服务员、汽车修理工基本全部为外乡人。他们劳动的报酬很低，所以聚群居住在“城乡结合部”。这里的卫生条件、居住条件很差。仅借用我母亲的一段评价“我都想不到，北京还有这样的地方。路上全是土，还脏水横流。大街上都是人，男的光着膀子，见到汽车也没反应，就在大马路中间走，扎着堆，比王府井还热闹”。我家现在迁到了另一处周边进入城区的交通枢纽，可以在附近的公交车站看到，几乎百分之九十五的乘客是外乡人。
城里的北京人亦不容乐观。城里的老屋是有很多问题的，房屋夏季漏雨、冬季存在供暖煤气中毒的危险，屋内没有下水，如厕需要到远处的公共厕所中去，电线普遍老化，等等。很多人居住在传统的胡同里的人并不是心甘情愿住在这里，而是没有钱买房子——这里住的很多都是退休、失业人员，北京的房价对他们来说是天价。当然，也有一部分人是无法离开这种平房的生活。我叔父就是其中之一，他住在我家沙滩的老屋，后来又出资将隔壁的一间平房买了下来。政府做了一些事来改造这些老屋，2006年10月后，我叔夫的这两间平房被拆除，在原址上按古建的样子重建，在屋内接通了上下水，安装了新线路，于2007年3月建好。这样改造后，确实十分漂亮，有风韵。但是，这样的改造把之前人为建出去的私搭乱建部分拆除了，两间小屋根本无法支持一家人的生活。于是，他又自己出资将盖好的房子接出一部分，作为厨房和浴室。生活方便了，但美丽的筒瓦、椽柱却不见踪影——更多人需要的是生活，而非审美。
餐饮方面，值得一提的是Starbucks的盛行，喝咖啡已经成为了一种风尚，也是学生一族最爱采取的消解困倦的方式，一些新白领的休闲方法。有趣的是，与之同时兴起的是杭式或闽式茶楼，而且光顾这些地方的不止是上岁数的人，很多年轻人也以此为风尚。类似的是，精品中餐馆、私房菜馆的盛行。以俏江南为代表。俏江南主营川菜，而川菜之前正是大众菜的代表。俏江南利用有格调的装修，高素质的服务人员，符合新健康规范的改良菜品，地处写字楼的便利位置，虽然价格很高且反常的加收15%服务费，但仍然很受欢迎。
企业方面，大学生们已经不单在单纯谈“外企”，而是在谈投资银行，在谈风险投资基金，在谈咨询公司，在谈四大会计师事务所。Morgan Stanley，Golden Sachs，City Group，BCG，McKinsey成为了精英学生们的焦点。有志创业的学生不停的盯着美国、欧洲、日本的事业走向，盯着风险投资基金的投资方向。
文化方面，好莱坞大片越来越多的采取全球同步发行策略，外国的畅销书也越来越快的被翻译成中文——《达芬奇密码》，《哈利波特》。北京的中小学生爱戴Dumbledore院长绝不亚于伦敦、纽约、东京的孩子们。同时，传统史书《三国志》因为一位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易中天在中央电视台里的讲授重回了人们的视野，易中天教授也因此声名鹊起，甚至有人喊出了“嫁人就嫁易中天”的口号。音乐亦然，随着Universe、EMI在中国市场的开拓，Avril的Under My Skin不止在一个人的iPod里响起。同时，还有一个经常以中国风为题的歌手——周杰伦，也受到前所未有的欢迎。连八十岁的老人都听到过他的歌——电视里、手机铃、音像店，到处在放《东风破》、《七里香》、《夜曲》、《听妈妈的话》、《千里之外》、《菊花台》，人人都记住了这位歌手母亲的名字——叶惠美。我认识的一位心理系的副教授曾说“他就是天才，谁能保证200年后他不是莫扎特呢？”
体育上，众所周知北京将举办2008年的奥运会，鸟巢建起来了，水立方建起来了，新闻中心建起来了，运动员村建起来了。北京的北城从此有了一系列新的地标。F1世锦赛设立了上海大奖赛，一位同学观战归来，兴奋地对我说“赛车换档跟打雷一样！不带耳塞根本受不了！”。另外一条有趣的，北京大学传出新闻，决定在校内修建高尔夫练习场。
也许还有更深层的，2005年，我的表姐——我上小学时穿露脐装的表姐，嫁到了台湾；我最好的朋友之一去了美国上大学。我另一位密友的外甥女也在同年出生了，名字叫渡边爱华。
暂时的尾声
父亲决定在顺义（北京近郊区）的工作地附近再购置一套房子，那个楼盘的名字叫作阿凯迪亚庄园，据说在希腊文里有个不坏的意思，房子是加拿大的一家公司设计的。社区的布景采用地中海风格，房子分为意大利、西班牙、法兰西三个系列。。。去参观那天，社区欧式布置的会所中正在进行一项活动——清华大学计算机系1987级同学20年重聚。1987年，正是我出生的那年
以上就是北京城留给我这双二十年的眼睛的记忆，也许老师看起来杂乱无章，但对于我，写下这些不失为一种享受
器物方面
以汽车为例，由单纯的仿制苏联的车型，到最先进的汽车成集团的跑在北京的道路上，国际汽车巨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980年代改革开放的中国给这些工商业巨头提供了市场和商机，于是最早的Chrysler以及紧随其后的Volkswagen开始将目光投向了这片处女地。巨头们最早的策略是将已经过时的产品生产线输出到中国，在国内生产在本国过时但在中国依然现金的车型。这种策略在刚开始的十年内是十分成功的。但随着中国的资本积累，以及随着互联网技术发展，在20世纪末，这种策略已经不能满足市民的需求了。于是随着中国加入WTO后带来的贸易、投资等多方面便利，接近所有大型汽车公司开始在中国设厂生产。别的行业，如家电、快速消费品也一样，都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低档到接轨的过程。总之，虽然是本着商人逐利的原则，跨国工业企业的介入作为全球化的一种体现是造成了现在中国物资极为丰富的力量之一。
公众传媒方面
网络普及，网络文化盛行。任何问题只要于网络上讨论，就永远得不出一个确定的答案。MM（美眉，称呼漂亮的年轻女孩）这样的本地用语随着Internet这个西方的产物在广大网民中蔓延。开始有人叫东西为东东，开始有人说Faint表示自己的惊愕。
媒体制造偶像的步伐较任何时代都加快了，大陆的电视台借鉴了美国American Idol的经验，大众选秀节目层出不穷。最著名的是湖南电视台的《超级女声》和《快乐男生》节目。一些普通的年轻人籍由此方式瞬间成为最炙手可热的明星。
生活方式方面
最明显的是Suburbanization。随着北京城机动车保有量的上升，北京市内的地上交通已经不堪重负。从城市边缘开车到城市中心的时间在高峰时段可能比从北京开车到天津的时间还长。这样，随着私家车的普及，更多的人选择居住在城市周边的新社区中。这里环境相对安静，交通方面对于私家车一族也十分便利。在这个新的时代家庭主妇的比例已经很少，更多人选择每周进行一次大型购物，采购好一周或更长时间的生活所需。
另一方面是夜生活的丰富，KTV、酒吧、咖啡屋、茶楼、影剧院，为人们提供了夜间娱乐的场所，渐渐有更多人向欧洲人一样在足球世界杯举行时，在酒吧中看球。有更多人在冬天选择城市近郊的夜场滑雪作为休闲。
再比如婚前同居和婚前性行为的接受程度。有调查显示其支持率不管在学生中间还是年长一些的人群中都在近些年有显著提高。一方面，社会竞争日趋激烈，婚姻成本（经济、生活、感情）成本日益增高；一方面，年轻人感情和生理的感受驱使；当然，最后包括好莱坞影剧的传播作用。都是这种现象盛行的原因。
文化
实际这才是一切问题的核心。曾经和一位台湾师大的同学谈论过文化的问题，他说文化是一种不可捉摸的东西，不能用一种封闭的观点看问题。
实际上，北京就是这样，北京自古是一个要塞城市，历来受北方少数民族影响。后来明朝在这里建都，北京的文化才开始完全被正统汉族儒家思想所支配。清朝开始统治中国后，这个游牧民族粗旷顽强的精神，也在一定程度上改造着这个城市。等到清朝灭亡，满清遗老遗少更是成了北京人的典型代表，在老舍先生的《茶馆》中显露无遗。1949年后，新政府和新官员们将苏俄马克思列宁主义暴力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带到了北京，实际上这已经是一种外源的文化了，那个时代，俄式的“洋葱头”屋顶成为新时代建筑的代表。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国门又一次大开，所谓的蓝色文明随着汽车飞机涌进了这个城市。实际上，这个城市的文化从未有一刻纯净过，它一直是个杂烩。
有人说，全球化正在破坏着这个城市乃至这个民族的文化和精神。实际上，与其说罪魁祸首是全球化，倒不如说罪魁祸首是现代化。可以关注罪恶的源头——美国。有人说世界都被美国化了，但是实际上，美国已经最先被“美国化”了。美国，最早的居民（除印第安人）是无法忍受英国政府“宗教迫害”的清教徒。实际上，这些清教徒是极端保守的。他们抵制娱乐，在英格兰烧毁剧院；他们禁欲，一切声色之娱都要被审慎对待；他们排斥异端，曾经因为并不可靠的证据在马萨诸塞用火刑处死了所谓的“女巫”。也许这些都太过遥远，但在1945年战争结束时，美国还十分保守，讲究自由，讲究虔诚，热爱和平。但此时此刻，美国以性、暴力、毒品、军队蜚声国际。美国大城市的新一代们已经少有了到教堂礼拜的习惯，其中的不少甘愿为了财富或追求财富的刺激从事一些自由实质上被剥削的职业。而这些与发生在中国的情形很类似——新一代的信仰就是一切信仰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一切向一个词看齐，效率。所以，与其说是全球化导致了北京，或是说中国的巨变，倒不如说这都是现代化的后果。现在的表现是美国化，只是因为美国现代化的程度最高罢了。
前几日与我的外甥女（今年14岁，上初中二年级）聊天，她说现在她觉得特别累。我问她知道原因么？她不知道。我说，因为社会发展了。社会发展到了新的高度，就需要更高强度的支撑，社会发展的速度已经超过了自然劳动力增长率，所以，单位效率必须提升。一方面靠技术的进步，另一方面则靠人用自己的精力来弥补。美国纽约、硅谷（矽谷）这些高活力地区工作的高强度就是最好的例证。
同样，效率的提升有时需要文化及深层价值的变化。如果按照中国的古训——父母在，不远游，那工业区里的劳动力从何而来？如果按照老子所说，“知雄守雌”企业如何从浩如烟海的候选者中找到自己满意的雇员。实际上，上述的两条在中国古代就早已被科举的考生们打得支离破碎了。
文化是活的。我很欣赏梁思成先生当时提出的在北京城西建立新城的提议，我为北京的城墙、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四合院感到遗憾，因为我有时候可以感到，这里的天空是我的。可是，假若这个计划当时施行了，谁又应该住在这个古城中呢？有多少社会精英愿意放弃现代化交通（汽车、轨道交通），娱乐（影城、咖啡厅）而住在这个城中呢？毕竟只有全面的隔离才能保证原来的文化的纯净。那样，也许北京能保证古城风貌，但却注定是一座死城。
我的专业是生命科学，学习越深入，越能领悟大自然的奇妙无比。我相信，自然的力量是无尽的。纵然有无数随机因素，也许，宇宙的大爆炸已经注定了地球的形成，继而注定了生命的出现；第一个细胞形成时已经注定了人类的诞生，注定了神经元这一最复杂网络的形成；神经元形成的刹那，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已经注定了。可能微观上人类能左右一切，宏观上却早已陷入了一个最复杂计算机也无法清除的程序中。就像梁思成先生无法阻止北京城墙的拆除一样，人在这个程序面前显得渺小而无能为力。
结语
出于感情，作为一个没有什么真正现实压力的学生而言，我有时更希望高楼大厦被建在上海的陆家嘴，而非北京的呼家楼。我希望北京城中尽是四合院，人们早晨如古代那样问好。但是，我又算什么呢？从小吃面包，喝牛奶，看《变形金刚》，《猫和老鼠》长大。人是一个城市活的灵魂，这个城市的灵魂已经变化了，外形怎会维持原样。
有一次到皇城脚下遛弯儿，拍下下面这张照片。不知我们这代人老去时，还有没有这样的情趣和地方任我们肆意垂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