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大國家發展研究所演講稿(二)

但「地理資訊系統社會學」也可以被表述為一種「後現代社會學」(Postmodern Sociology)。因為不被承認是社會科學的一個學門，我們所宣稱的「地理資訊系統社會學」一開始具有「不在場」(absent)的後現代的性格；但它確實在悄悄崛起：充滿時尚感、距離、電玩般炫麗、又帶著無限可能創意的電腦數位化操作地圖，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以一種原本就具有的資訊技術的威力吸引目光，從軍事用途、自然防災監測、商業利益計算再蔓延到我們的社會學術範疇。「地理資訊系統」的縮寫：GIS，本身就像充滿莫測高深的「符號」，作為一個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所謂的「能指」(signifier)，它不只是成為上一小節實證主義意涵下的地圖疊合與空間分析計算的「所指」(signified)而已；它是一種承載社會複雜意涵，具有多重指涉的「所指」；如羅蘭巴特的「符號學」所主張，符號的「能指」和「所指」之間有「一對多」(one on many)的關係，其間的關係是「任意的」、「約定俗成的」，是被社會集體規範所定義的(Barthes, 1999)。如在教學上以繪製「客家人口分佈」(能指)的主題圖(thematic map)的研究要求，不同的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客家人口」的空間詮釋經由GIS操作、定義與美學感覺去分類、著色、重組設計，而生產完全不同的、多重的數位化地圖(所指)，這就是巴特後現代意涵下的「一對多」的關係；因此，GIS的「向讀者/使用者開放」的「多重所指」決定了它與社會學結合後的第一個後現代性格。

GIS作為一個符號的開放性，也表現在其本身像巴特所說的「文本讀起來很困難，除非把嬝炙@界完全突變的讀者具有生產性」的「可寫式文本」(scriptible text)，而非只是「讀讀就算了、文本無法再重寫」的「可讀式文本」(lisible text) (Barthes, 2000: 56)。「可寫式文本」是一種「作者式文本」(writerly text)，在不忍卒讀中展現文本生產性，在開放的嬝炊勻靻秉隡g，所以具有生產性；「可讀式文本」則是一種「讀者式文本」(readerly text)，這是一種接受式、消極的被規訓化的讀者，將文本視為既成的意義來接受，是相對封閉的文本解讀。每一個GIS使用者都應是「可寫式文本」的讀者，進入地理資訊系統的操作世界當中時，都可以根據自己的創意去改寫原來的地圖樣態；不具備「可寫式文本」的心靈常會不知所措地迷失在看來複雜與眼花撩亂的圖形與介面當中，只好讓自己侷限於操作手冊或相關書籍的「工具理性」式教導，陷入相對自我封閉的「可讀式文本」嬝炕C

具備「可寫式文本」的讀者(使用者)甚至經由和地理資訊系統專家或工程師的討論，去改寫原來的操作介面的弁遄F如三年前，我在使用台灣的MajorGIS軟體時，要求加入社會統計學(social Statistics)時常使用的「社會科學統計套裝軟體」 (SPSS)就是其中一個例子(【插圖二】)；開始時工程師不太瞭解我說的話是什麼意思，不知如何處理，但是溝通後發現SPSS的基本邏輯與介面的處理關鍵是資料開採(data mining)，回歸到電腦資訊的0與1的基本問題時，一切在程式設計層次迎刃而解。這時，GIS又像布希亞(J. Baudrillard, 1983)所說的超現實的當代的「模擬」(simulation)，是「第三層級擬像」(the third order simulacrum)，也是當代的擬像層級，「模擬」的對社會的革命性變化在於它是基於「二元符碼」(a binary code)的機械再生產，這是由電腦所解讀的數位符碼(digital code)，可以將所有的問題與解答，所有的現實全部翻譯為0和1的編碼組合。這種地理資訊系統社會學的「擬像」現象，決定了它與社會學結合後的第二個後現代性格。

「擬像」現象反映真實的「內爆」(implosion)，這樣，就呼應了布希亞(有點誇張)所說的，當今社會擬像與真實之間的界線已經內爆，數位符碼看來上已經控制了整個意義創造的過程，所謂「真實」的體驗已經消失。在「第三層級擬像」中，「符號本身也已經是符號化的結束。」(Baudrillard, 1983: 106) 要區分客體和符號、所指與能指、客觀真實與技術介入的結果已經成為不可能，問題與答案也不可區分，均被符碼所製造和再生產。布希亞認為，這樣的二元符碼機械再生產創造了一個革命性的結果：所有我們所熟悉，習以為常的物質性真實(material reality)都被轉化為擬像，這徹底改變了客體和符號的關係；所謂的「真實」已經消失，因為以電腦科技為基礎的二元模型已經將模擬本身推向了極限，從而產生了自己「客體」的真實，電腦化的數位形式讓資料能跨界流動，其後果是產生了一個「超現實客體」(hyperreal objects)。雖然不一定相信這「超現實客體」的存在，但可以理解的是，布希亞的0和1，以「電腦科技為基礎二元模型」的擬像確實在地理資訊系統社會學領域中創造了一種「異化」(alienation)：所有接觸GIS的人一開始都感覺到一種難以言喻的「進入障礙」(Into-barrier)，以及隨著熟悉其操作之後的自以為是(其實只是技術人員)的「驕傲」。我們因此在運用GIS時要特別小心，是否被科技的炫麗表象所迷惑了呢？是否以為這數位地圖的「擬像」就是真實本身了呢？要時時提醒自己，GIS不僅僅是一種符號遊戲而已，而且需將其作為一種社會關係和社會力量來看待，總是要時時回到地圖的原本之地：我們所俯仰呼吸的實際生活中印證、修正與建構(重構)。

地理資訊系統社會學的第三個後現代性格來自於它的「解構」(Deconstruct)特性。這裡，羅蘭巴特和德希達都是該提到的後現代思想家。GIS的文本可寫式所產生的「作者式文本」，是一種巴特的能指的放縱，沒有匯合點，也沒有終點、一再被往後移的所指，它建築在「文本互涉性」(intertexuality)上呈現岐義紛紜，它所呼喚的是一種拆解。GIS的「作者」(author)在這裡是一個非常不穩定的概念，其強烈「在不忍卒讀中展現文本生產性，在開放的嬝炊勻靻秉隡g」的「可寫式文本」的特質，是因為地理資訊系統的開放性造成地圖的繪製本身的易於變動性，對於圖層的任何增加或取消均會立刻改變了原來圖層的「文本」意涵(【插圖三】)；，在這層意義下，也呼應了巴特所說的「作者已死」(Author is dead)：巴特的「文本」(text)本義就是「織物」、「織品」、「編物」的意思(Barthes, 2000: 57)。但是巴特的「文本」不是已然織好的產品，而是強調其生成、編織的不斷延展。在意指過程中，主體隱沒在這編織生成物，這文(紋)理內，自我消融了，一如蜘蛛疊化於蜘蛛網這極富創造性的分泌物內。(Barthes, 2000: 58)「作者已死」就是因為主體處於似有若無間，本身也已經是編結著的織物了。因此，地理資訊系統的「作者」既不是文本的源頭，也不是文本的終極，「作者」只能造訪文本。文本向讀者開放，由同時作為「作者」與「消費者」的「讀者」所驅動和創造。GIS的文本指向「地圖」烏托邦的快感。而GIS的這種巴特式的文本烏托邦，其實就是德希達(J. Derrida, 1930-)所謂的「解構」(Deconstruct)。

這裡，借用德希達(J. Derrida)的「解構」術語：「疑難」(aporias)的解釋：「不知道往何處去」也標舉了當GIS的技術層次上日新月異進步當中時，所產生的另一個危機感。德希達也批判索緒爾的堅持「能指」（signifier）的存在，說明索緒爾心中仍然假設著一種意義的方向性，即「關連」是可以被建立的，「所指」（signified）是可以被建立的，能指與所指之間不可能發生任何其他關係，這就將整個思考方向落入「意義」導向、「語言至上」，與「真理中心」的「邏各斯中心主義」，原來精彩的語言的任意性原則就「離開了成果豐碩的道路(形式化)，而通向了一種等級化的目的論。」(Derrida, 1972: 21) 索緒爾的符號學顯示，「文本」就是語言系統中，因為差異而相互關連、相互參照而構成的符號系統，無論人在場或不在場，文本恆存。但當達希德以「延異」(differánce)取代「邏各斯」之後，「文本」的意義遂陷入無窮的差異遊戲之中，因為，就一個「能指」系統而言，意義的產生是經由「空間上的差異、時間上的延宕」的人的解釋，從無數可能的、可以選擇的意義的差異中產生，所以，一個確定的文本、一個中心幾乎是不可能的，「邏各斯中心主義」因此面臨被顛覆的命運。因此德希達認為，「中心是不存在的，不能把中心視為在場的存在，中心沒有自然的處所，它沒有固定的位置，而只是一種弁遄A是一種符號之間的無限更替。」(Derrida, 1978: 280)文本於是就成為一種符號鏈，其中「只有痕跡的差異和痕跡的無所不在」。(Derrida, 1978: 26) 就GIS社會學的數位化地圖操作而言，正是這樣不斷「拆解/重構」的「解構」過程：在建構任何「主題圖」(thematic map)之前，每一個使用者/讀者都會感受到一種「解構」，在可以無限延伸的「圖層」(layers)中，當它們被完全取消勾選時，我們面對的是完全的空白、空虛(void)；之後，我們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增添或刪減圖層以創造思想的顏色，如增刪村里圖、街廓圖、屋形圖、河川湖泊圖、行政地標、道路巷弄圖、捷運圖、房地產、資訊通信、銀行、人壽險、地方仕紳、人口、異國曙U分佈圖等(【插圖四】)；這動態變化的地圖文本中，「中心是不存在的」、「是符號之間的無限更替」、「只有痕跡的差異和痕跡的無所不在」。德希達顛覆邏各斯中心主義後，主張「解構」必須負擔起雙重解讀的任務：「一方面，它必須在文本分析的過程中，對於文本論證的步驟和方式進行描述，對於文本的前提提出質疑；另一方面，它還要利用文本的概念體系，對於延異和增補等概念進行建構，向概念體系本身的連貫性提出挑戰。」(Culler, 1982: 205) 地理資訊系統社會學的「作者已死」與「去中心」的「解構」後現代意涵，它完全與我們現在所知強調「因果首要性」(causal primacy) 的任何社會學研究方法不同，而展現一種「空間—社會辯證」的非常後現代的「靈活的專業化」(a flexible specialization)(Soja, 1989: 73)，其針對德希達式的「質疑文本前提」與「挑戰概念體系」目前看來有其充分的潛能，它只是需要一個處在更高的制高點的開放的心靈來看清這一切。

我們因此明白，地理資訊系統社會學既可以是實證的「應用社會學」，也可以是「多重所指」、「擬像」、「解構」的「後現代社會學」。回到一開始所說地理資訊系統社會學的存在，處在一個發展的過程，一種將長久以來被社會學界所忽略的「空間」帶回來的發展的過程，就有必要將GIS與目前對於空間與人文社會科學最為深入討論的後現代地理學家蘇賈(Edward W. Soja)進行對話。如前所述，GIS的「擬像」性格說明了人們對於社會學的「地理資訊系統化」(gislization)的擔憂，其憂心是基於前述的「實證主義」式理解所造成。如蘇賈(Edward W. Soja, 1989: 76)所指出的社會學傳統的質疑：對於空間的過份強調，是否會把社會學導向一種「空間拜物教」(space fetishment)？乍看之下，確實，GIS的潛在危險在於我們耽沈於電腦構圖的炫麗，而將「數位化社會地圖」視為是「真實」(reality)本身，蘇賈稱之為強調「感知的」(perceived)、「分析性解釋」、「過度封閉」、「偏重客觀性與物質性，以建立空間的形式科學」的「第一空間」(the first space)(Soja, 1996: 75-6)；這是對於欠缺「可寫式文本」能力的使用者，滿足於地圖的客觀性與物質性的後果，它確實發生於我們所觀察到某些GIS社會學現象中，這是長期被實證主義宰制的社會科學界的懶惰與想像力日益貧乏的悲哀。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就我們今日所看到的GIS社會學的發展，它似乎已經不再只是一種蒐集與組織實證主義空間資料模式化的量化與數學描述，或者建立大量的資料庫而已；而是經由對於GIS軟體日新月異的實驗創新與研究者的洞察，一種能涵酸爰貑q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空間理論家列斐伏爾(H. Lefebvre)所轉化而來的「構想的」(conceived)、想像的「第二空間」(the second space)；與另一個他者(an-other)所構成的「生活的」(lived)「第三空間」(the third space)的可能，這中間的關鍵我們認為其實是在於「技術上的人性化GIS軟體」與「理論上的超越米爾斯的空間社會學想像(spatial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說的明白一點，蘇賈對於GIS的敵視在於認為它只能是資料的收集與經驗形式的空間呈現，欠缺對於人類心靈想像與日常生活的多層次空間捕捉；但是從我們的地理資訊系統社會學所認識到的系統「開放性」而言，這個問題似乎可以被從「技術」與「理論」兩方面下手解決(或者獲得舒緩)。「技術」上，GIS的模擬現實的本質，可以繼續發展與掌握如前所述的多重的(數字、文字、聲音、照片和影像等)資料型態，並且這種「多重性」十分有助於我們將蘇賈(與列斐伏爾)所謂的「透過心靈的空間運轉」所生產出來的「第二空間」納入GIS社會學的版圖。即使是蘇賈自己所舉的「第二空間」的例子：「窮人相較於富人，有極度地域化的心靈地圖，富人的心靈地圖則跡近於複製字加油站的良好道路地圖」(Soja, 1996: 80)，在不斷人性化的技術進步今天，我們也看不出來以GIS表達有任何困難；從「理論」上而言，蘇賈所在意的是過度強調地圖的形式而喪失了心靈想像空間的「自由度」(degree of freedom)，但是，事實是，心靈想像的空間無論如何馳騁，終究會在我們眼見的世界中有其某種對應的呈現(如上面例子中的富人心靈地圖的「加油站」)，這是無法被否認的「真實」，不必為了壯大心靈地圖而忽視那土地上對應的參考點。

因此，我們認為，地理資訊系統社會學對於「第二空間」的後現代捕捉，就在於必須找到一種方法：一方面能將心靈地圖的現實世界的對應加以具體呈現(找到加油站的相關位置)，另一方面則需在理論層次上合法地把對於「加油站」背後的心靈地圖意涵加以詮釋，得到安定的位置，我們認為，這是使用者/讀者經由「看圖說故事」的能力而達成，並且，這並非常識地「看圖說故事」，而是以超越米爾斯的空間社會學想像的能力來完成；這也同樣適用於蘇賈的「第三空間」或傅柯(M. Foucault)的「差異地點」(heterotopias) 的對於墓園、花園、圖書館、遊樂場、度假村、殖民地等「邊緣的」、「其他空間」(other space)的探索。這樣，地理資訊系統社會學，這種在「技術」與「理論」層次的結合所產生的能夠掌握「感知的」物理空間(第一空間)、和詮釋「構想的」心靈空間(第二空間)、與將「生活的」不管邊緣或者是他者的呈現的第三空間。石計生(2004)的所提出的「SCG方法」關於台北士林區的產業生態研究顯示地理資訊系統社會學的這方面解決方案的初步探索。該方法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的2001年工商及服務業普查資料，使用MajorGIS軟體的繪製數位化社會地圖與空間分析弁遄A和社會統計SPSS的群集分析(cluster analysis)結合，而發展出來一個可稱為「SCG方法」(SPSS-Cluster-GIS Method)，以視覺化呈現產業的計量結果與空間位移狀態。這個方法分為四個步驟：(1)從SPSS的群集分析到 GIS的圖層顯示；(2) GIS本身的空間分析(可包括主要的群集分析和按實際需要運用的其他環域、距離或落入分析等)後的圖層顯示；(3) 比對SPSS群集分析和GIS空間分析圖層歸納分佈類型；(4) 進行地圖細部的解釋，以田野調查回到敘述的傳統，成為一個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1968)所謂的「說故事的人」(Storyteller) (【插圖五】)；。

這裡所借用的班雅明，其社會學分析裡的這個「說故事的人」，可以「細數遠古流傳家鄉逸事」，具有班雅明所謂的「素樸凝斂」(chaste compactness)的說書特質，「可以從一遍遍不同的重新口述中顯露出來」的能力，是一種能夠「有效地「空間化」時間，透過文本實踐，打破各個片刻有如磁鐵般緊貼一起的史學鎖鍊，從而取代了歷史敘事編碼。」(Gregory, 1994: 234) 所謂的「空間化時間」是一種面對城市當中快速流轉的人事物能讓之「流動停止」(flow stop)的能力，這就是班雅明著名但難以被理解的「靜止辯證法」(dialectics at a standstill)的作用。每一個人，經由「靜止辯證法」的疊合印象(image)的能力，過去與未來在現在遭遇。人的自我經過和他人的過去(追憶式)、現在、未來(想像式)的「靠近」後產生了「印象」，這印象會和其他印象相互疊合，在此時此刻(NOW)展現，成為我們當下喜怒哀樂的感情流露的來源，這些在人的身體或靈魂流進流出的「靠近」其實並沒有線性時間軸上的意義的(石計生，2005)。「SCG方法」在這樣的「空間化時間」的實現上，地理資訊系統社會學可以從GIS的空間圖層疊合和分析所創造的「第一空間」，經由混合田野資料收集「看圖說故事」的心靈詮釋過程，在保持空間在保持「空間社會學想像」的開放前提下，提供我們融入「第二空間」的可能性，亦能顧及能邊緣與他者性的「第三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