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道藏源流考 向輝
陈国符先生的《道藏源流考》一书是道藏学术研究的经典之作。该书从书籍的生产视域，全方位讨论了古代道家著述的内容、制作和影响等历史课题，第一次运用了现代的书籍学术方法研究了“道藏”这一主题书籍的历史形态，具有永久的价值。从该书出发，探究道藏及相关学术课题，是从事书籍史研究者的题中应有之义。
十几年前（2005年），石计生教授应谢老师之邀到北大讲演。当时石先生讲的什么我都忘了，只记得，他是“左手写诗，右手写思想”的社会理论研究者。除了搞社会学理论之外，石先生写了很多有趣的诗篇，也出版了好几部诗集。这个年头写诗的人多如牛毛，但是搞思想理论的诗人并不多见。《诗·卷阿》首章云“有卷者阿，飘风自南。岂弟君子，来游来歌，以矢其音。”“岂弟君子，来游来歌”的确让人感觉非常不同。前几年（2016/2018），石先生再次到北大讲学，我又有幸聆听了两次。不过，石先生开始讲的是他的新研究——道家社会学。这与社会理论教授的专业似乎还是有点距离，至少我所熟知的社会学教授们比较少做这样的专业之外的涉猎。
后来，我才知道台湾老一辈的学者中，除了主业之外，有其他各种文史爱好（副业）的人似乎是一个传统。比如，博士论文研究《诗经》的王靖献是台湾有名的诗人杨牧（1940-2020）。他做完《诗经》的研究之后，似乎并没有在这个领域再做什么精细化的内卷化的钻研，而是继续诗歌的创作，对台湾的诗歌界做出过很特出的贡献。石先生与杨先生也是相熟的。不过，杨先生今年去世了，我也没见过他本人，只是看过他的《钟与鼓》和另外一部自传的书。“一代风流尽，修文地下深”，大概如此方为历史，方为诗篇。
台湾学术圈中的不少老一辈学者都在好几个领域中游走，并且有相当多的著述可以看。相比较于大陆出版越来越麻烦而言，台湾的出版则要更开放一些。我的博士论文就在台湾的花木兰出版社免费出版的，得了三十册样书，虽然这个出版社的书并不单册零卖，但总是有机构会收藏他们的书，也就能有读者。一个做研究的人，发表作品，出版著作自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我们可以说，没有出版，学术就是空谈。瞎子拉琴，瞎扯而已。
当然，一个人的著述如果能得到一些人的认可，甚至产生比较持久的影响，是很多人的，包括诗人在内的期待。暮年的杜甫说过：“梦兰他日应，折桂早年知。烂漫通经术，光芒刷羽仪。”又说“春兴不知凡几首，衡阳纸价顿能高。”最好是能发表的作品能洛阳纸贵，能够让诗人欢喜一场，不过，这样的愿望往往都不现实。可是，万一成了呢？本来是搞儒学经典谋出身的杜甫，留下的只有他的副业产品，并且最终成了一个时代的典型。一千年长盛不衰，从上到下，喜欢杜甫的人、研究杜甫诗的学者，很多很多。或许，这就是古今之间的相通处？
社会学理论教授石先生，除了写诗之外，还修炼过道术，最近若干年又开始尝试做道家社会学的研究。因为石计生教授搞道教思想研究的缘故，我也蒐集了一点道教资料，但从来没有看过任何一种，对这方面没有什么研究。不过，也因此多少知道了一点点道教方面的知识，至少知道国图的老馆长任继愈曾主持过《道藏提要》（1992年初版，1995年修订版），是一千五百多页的煌煌巨制。该提要撰写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道教研究室研究人员为主力，从1981年开始撰写，1983年定稿，1991年出版，共撰写提要1473篇。我的一位同事李德范先生编集过《敦煌道藏》，有资料蒐集之功。
有一次，石先生曾问我，现在国图还有谁做道教研究？我想了想，还真是不知道。李老师编书的事儿，我也是后来才知道。任先生编提要也不在国图任职期间，他在国图没有带过道教文献研究的团队。或许，以后国图还会有人专门做这方面的研究？即便不做这方面的研究，能给学界提供更多的可读的研究资料也是一件功德。据我所知，道教协会编《续道藏》的工程，就得到了国图的同仁的支持。
二 特出的副业
任继愈先生说，当年编纂《道藏提要》时，他们参考了刘师培、陈垣、陈寅恪、汤用彤、陈国符、王明、陈撄宁、翁独健诸先生的著作。这几位学者中，陈国符（1914-2000）最为特殊。
陈国符《道藏源流考（新修订版）》（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定价98元，印数1000。好像也就是一版一印之后就宣告结束了，没有所谓的再刷一说。时至今日，在京东、当当等购书网站已经买不到了，除非出三五百的高价在孔夫子上买。好在现在的电子书技术越来越流行，很多书都有人制作了电子版，有电子版看看就行。费孝通先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设想过未来互联网给图书馆带来的巨大改变，随着新及技术的升级，每个人的书斋都可能成为世界图书馆的节点。我们在自己家中，只要有了网络，通过各种搜索工具和网络资源大咖们的帮助，能看各种前人颇不易得的书，也能比较容易地获得各种学术研究成果。如果没有网络的话，不仅看陈国符先生的著作不方便，要找其他的资料，也只能“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网络，对学术的促进作用，可能远远超乎了前人的想象。陈国符先生的书，因为有人制作了电子版本，有人发出来共享了，我也下载一份，保存之，浏览之。
此前，我仅仅知道陈国符先生是道教研究方面非常重要的人物，但是并没有去看的他著作，也没有了解过相关的情况，也不知道这方面的知识。
据盖建民、扬子路《陈国符先生学术年谱》，陈国符先生是搞化学研究的，主业就是关于造纸方面的化学研究和教学。他父亲陈熙成毕业于京师大学堂理科，算是有家学渊源。而且，陈氏有姊妹四，他排行老二，三妹陈树德在美国密执安大学获博士学位，并在美国加利福利亚大学做数学教授。另有一姐、一妹亦大学毕业。其家族成员在文化教育方面是颇为成功的。陈氏本人在上海中山医学院、浙江大学化工系学习，之后到德国留学，1942年年初（28岁）在德国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化学系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浆在黄酸酯化时之反应能力》。1942年回国，3月即执教于西南联大，初聘副教授，次年升等为教授（29岁）。随后，在北京大学、天津大学、天津轻工业学院、天津大学任教，是北大首任化工系系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纤维化学，有《植物纤维化学》教科书出版。
在德国留学时，据说美国人大卫斯曾给陈氏三百五十美金，要他翻译《丹经要诀》为英文。他又曾翻译过老外研究道经的论文，大概从此开始对道经相关知识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或许正是因此机缘，让他后来把道经研究作为研究的副业？在西南联大任教期间，除了工学院课程外，陈教授主要的阅读兴趣都在《道藏》上。在昆明时，他在北京大学的藏书中看到了涵芬楼影印的《正统道藏》5305卷和《续道藏》180卷，共1467种5485卷。这一影印本，共印了一百来套。当时有不少大学采购了，北大作为学科最高学府，自然也会入藏一套。这就给了陈教授看书的机缘。
从1943年开始，花了八个月多的时间把道藏全书影印本1120册初步地通读一过，即每个月140册，每天4-5册23卷左右。“当时西南联合大学为有秩序之大学，故我能在此研究《道藏》四年而无任何干扰。此外我一人独身，无需为照顾家庭生活而努力。”（《陈国符道藏研究论文集》，第399页）一个比较不错的研究环境，是研究者弄出来成果的关键，如果没有这样的环境，他想要搞出来东西，基本上是没有可能的。他一个化学系的教授，去读道经，中文系的教授还以为他只是要找点化学史料就算完了，结果一谈才知道人家远不止是要弄点化学材料那么简单，当时就有一个很宏大的学术构想，希望能够在专业之外开辟出来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东西来。大概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学术追求，和良好的学术训练，以及学术研究条件，他的研究顺利展开了。
关于道经学的研究，陈氏认为要从全部藏经开始。他说：“阅全藏为研究《道藏》经之第一要事。若不然，易于发生错误。因为对于某事，在《道藏》经之某部分如此解释；而在《道藏》经之另一部解释甚至可完全相反。阅全藏则可免以偏概全之误。故研究《道藏》经之某部分，脑中需有全藏之总观念。”近代以来读完全藏的研究者少之又少，在陈国符之前有刘师培（1884-1919）曾在道观看过，一天看上十几册或者更多，并且留下了《读道藏记》的文章。但刘氏因为是在非公藏机构去看原书，和道士还有交恶的传说。顾颉刚（1893-1980）更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他听人说刘师培看到重要的东西就给撕走了。如，1979年10月28日，顾颉刚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施博尔笃志研究《道藏》，予告以同志者有王明，则彼所久知。又告以上海白云观有完整之一部，胜于商务印书馆所印北京白云观所藏为刘师培所剪破者，则彼尚未知也。”（《顾颉刚日记第十一卷》，第699-700页）网上还有一则更狠的，直接论及人品判断，据说出自顾颉刚读书笔记。我在顾氏读书笔记中找到了这则材料：
上海南市白云观亦有《道藏》一部。闻当时北京白云观《道藏》得徐世昌之资助交商务印书馆印行时，[眉批：《道藏》之印，李盛铎、傅增湘倡之，徐世昌赞助之，而森玉先生为之奔走南北以成其事。]住持道士陈明霦热心赞助，以北京本有残缺而上海本完全，因拟借以补足，[眉批：北京白云观本，闻刘师培入观借览，以其有利于古籍校勘，凡其所需，皆被撕下，是已成一残本矣。其无行若此。]而上海白云观之住持不肯，谓如要取印，必须将该观完全修缮一过，并将屋顶改为琉璃瓦。当时既无力承应，陈道士竟一气而死。此君，本系中学教员，中途出家，故开通如是。今上海白云观之《道藏》已肯交与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保管，惜文管会无屋可放，仍存该观。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二日闻诸徐森玉先生。（《顾颉刚读书笔记卷三》第549页）
传闻如何，其实未必为真。顾氏也没有什么兴趣去查实，只是把这个当做一个读书过程中的笑料记载下来。可这种记录，基本上没什么意义，大概写进文章中更是甚无谓的了。事实上，查顾颉刚日记，就会发现他对刘师培的学问是很佩服的，他抄刘师培的书记录不止一条，抄了很多。刘师培撕书为己用，是传闻，不可为据。究竟如何，不得而知。而且，顾氏所谓的商务印书馆印行的《道藏》是残本云云，可能也是道听途说而已，他本人并没有去读过《道藏》。他一生抄书无数，搞了几百本读书笔记，一本专书都没弄出来，比刘师培差远了。他晚年倒是主持点校了《资治通鉴》之类的，造福了很多学者。当然，后来学者们的确发现商务的影印本缺了几十页的样子，是否早在刘氏阅读之前就已经不见了呢？其实，就是全了又能如何？看的人也不会太多，只有像陈国符先生这样的人，或许才会花很大的功夫去细看，而且从中搞出来一部名著来。
关于白云观道藏的缺卷，陈国符先生的考证是：“以白云霁《道藏目录详注》校涵芬楼影印北京白云观《道藏》及其目录，则道书标题卷数稍有不同，且有此存而彼缺者。”（《道藏源流考》，第148页）他的结论是，“北京白云观《道藏》虽经道光中修补，实未能复其旧观，而仍稍有缺卷也。”“疑北京白云观《道藏》于道光二十五年重修后，大光明殿《道藏》经板亦依此藏重行补板。于同治五年补板及重编完毕。光绪十六年上海（白云观）所请《正续道藏》，即用此板印造，故二藏完全符合也，或此乃北方道观旧藏。道光二十五年北京白云观《道藏》重修后，此藏即据以写补，故二藏相同。亦未可知。此二说孰是孰非，须详检此藏以定之。而白云观新任监院李理山于阅藏多方留难，故事未果行。时在1946至1948年间。”（《道藏源流考》，第153页）白云观的《道藏》经过了好几回修版，其中有缺失在所难免。
之所以历代有修补，是书籍阅读过程中的自然现象。陈氏录道光二十五年《白云观重修道藏记》有“盖此藏之存于观中者非一日矣，阅藏者不一其人，主事者弗介乎意，遂至二洞真经颇多残缺。”（《道藏源流考》，第147页）书籍不看就没有什么学术上的价值，看的话，就会有损耗，这是不可避免的。到目前为止，任何一种书籍，不管是何种材质载体，都面临着损耗、灭失的问题。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未必就是认为破坏，时间久了，一切坚固的东西都会烟消云散，何况是书册呢。正因为如此，才有累代的保护措施，但是以保护的名义，将书籍锁起来，秘不示人，绝非善法。不管是道藏，还是其他书籍，既然是刷印出来的，其目的之一就在于让学者去利用，如此才能增益书籍作为智慧的价值。同样的道理，如果一个人以某种名义来固持偏见的话，其偏执之见所带来的后果，往往也会被后人明见之。
当然，我们往往都只能有后见之明，很难有先见之明。即便是大咖，也不例外。
顾颉刚是知道陈国符的。1942年他们见过好几次，都是陈国符去拜访他，只见“陈国符来”，没见顾颉刚往；1958年又见过至少1次。不过，顾氏日记中未记录他与陈氏的交情。1942年是陈国符刚回国，开始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看道藏的时期。显然，顾颉刚并不知道或者并不重视陈的研究，或者他根本没有兴趣了解一个年轻的德国化工博士搞道藏研究。顾颉刚比陈国符大了二十来岁，当时已经是学术大人物，对于化工和道藏之类的东西，他都是外行，所以他们后来几乎就没有什么交往了。
扎实读书的年轻人，更可为师。顾氏被称之为国学大师，除了一生的日记和读书笔记之外就是一堆散乱的论文，相比加起来，陈氏在学问上更加扎实、可靠些。当然，每个人的学术生涯和学术旨趣完全不同，在各自的生命旅途中总能搞出来点花样，顾颉刚数百万字的日记和读书笔记，也足以傲视群雄了。
在阅读过程中，陈氏开始有意识地进行学术考证工作，特别是源流的疏通证明，汇成了一部大书——《道藏源流考》。该稿于194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时年三十五岁。1958年（四十四岁），该书由中华书局再版。1963年（四十九岁）增订版出版。
罗常培在给陈著的序言中说：该书“于《三洞四辅》之渊源，历代道书目录，唐宋金元明道藏之纂修镂板，及各处《道藏》之异同，均能究源探本，括举无遗。其功力之勤，蒐讨之富，实前所为覩。”（《道藏源流考》，第6页）据胡孚琛和李显光的后记，该书1949年出版后，获得佳评较多，陈氏又曾予以增订，并于1963年再版。
此后，陈国符曾想修订，在原书上做了不少批注和签条。没有完成，不过出版了两部新的作品，即《道藏源流续考》（1983）、《中国外丹黄白法考》（1997）。2000年陈氏去世后，其子嗣将修订《道藏源流考》任务交给社科院研究员胡孚琛（1945-），并给他陈先生生前关于这部书的相关资料四麻袋。胡氏是天津南开大学化学系本科，中山大学研究生（1979级），1984年考取社科院博士，其导师是道教研究学者王明。胡博士于1988年毕业（43岁），并入职社科院哲学所，此后一直在这个单位，直到2010年退休。他说，原计划在2006年底完成修订工作，结果这一年发现得了细胞癌，感觉自己时日不多，又有钱学森（1911-2009）催他完成一部书稿，他就放下修订陈著，花了两年多弄出来他的专书《丹道法诀十二讲》，完成这部书的出版时，胡到了退休年龄。
陈国符先生《道藏源流考》的修订工作，除了他家人的支持之外，还有国家的资助起了作用。胡氏说，这个书得到了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立了项。是不是胡孚琛本人申请的项目就不得而知了。为了结项，胡孚琛想到了台湾学者道教研究者李显光，他邀约李显光参加整理陈著，并将陈氏家属给的四麻袋资料转给李显光。李采取的整理办法是，先用陈著的台湾版本（1976）进行文字识别和加工，凡校对文字八遍，共改正错字230个，还利用陈国符家属提供的四麻袋资料补充新内容数百条，增加陈氏关于道教音乐的考证文章两篇等。
经过胡、李二位的共同努力，《道藏源流考》的修订本完成了，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比较不错的读本。该书按照陈先生生前出版的旧版，仍分两大部分，即（1）三洞四辅经之渊源及传授（三洞、十二部、七部、六部、上清经考证、五符经考证、灵宝经考证、三皇文考证、太玄经考证、太平经考证、太清经考证、正一经考证、三洞四辅经之孳乳及道藏分部法、正统道藏分布混淆）和（2）历代道书目及道藏之纂修与镂板。除此之外，还有七个附录，即附录（1）引用传记提要、（2）道藏劄记、（3）道教音乐研究、（4）南北朝天师道考稿、（5）中国外丹黄白术考略论稿、（6）说周易参同契与内丹外丹、（7）道学传集佚。
陈国符先生研究道经的学术意义何在，不容我去评判。我想，他的工作对我而言，最大的启示是，如果自己准备做一个经学家的话，那就慢慢去读经书，全经的了解，持续的关注，把想法诉诸文字，深入的钻研，大概能做出点主业之外的副产品来，这样的研究或许和那些专门的研究者比起来会差不少，像顾颉刚一样的老同志肯定就不会觉得年轻的陈国符能够研读出来多少东西，但谁知道呢？
1949年7月，初版的《道教源流考》一书，正文306页，繁体竖排，定价八元。彼时，中华书局还在上海，是一个出版行业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代表人是李虞杰。书前有语言学家罗常培（1899-1958）的《道藏源流考叙》一篇，新版改作《罗莘田原版序》。这篇叙中，罗常培先生首先说明的是道经纂集的历史分期，他认为可以分为三期，分别是：第一期，东汉至南北朝，从《汉书艺文志》的著录（道家37，书993篇；房中8家186卷；神仙10家205卷）到葛洪（《抱朴子·遐览篇》著录道书约670卷，符500余卷，共1200卷）、陆修静（《三洞经书目录》总1228卷）、孟法师（《玉纬七部经书目》，三洞四辅七部分类）、陶弘景、阮孝绪（《七录·仙道录》经戒、服饵、房中、符图四部425种459帙1138卷）、北周王延（于通道观（通玄观）校道书，作《珠囊经目》七卷）等人的著录。这一时期，道经各书见于目录，以类相从，各书单行。佛学研究者高观如（1906-1979）先生曾告之陈国符，要他注意，佛教典籍的汇集为藏经并编制经律论目录要早一点。南北朝时期，佛典已经分为经律论并开始汇为经藏，见于《三藏记集》《广弘明集》。（《道教源流考》，第101-102页）
第二期，由唐到宋。《隋朝道书总目》载书377部1216卷，唐尹文操《玉纬经目》载7300卷。唐高宗上元二年（674）曾有《一切道经》的制作，传说曾写经七万卷。唐玄宗先天时代，曾编《一切道经音义》；开元时代汇集道经为《三洞琼纲》（宋人称此为道藏），收书总3744卷（亦有5700卷之说）。此书曾于天宝七年（748）下诏传写。（《道教源流考》，第95页）值得注意的是，唐广成先生杜光庭删《太上黄箓斋仪》卷五十二记录，唐玄宗时所作为《琼刚经目》，著录道书7300卷。（《道教源流考》，第100页）与前述数目不相吻合，其原因是道书目录著录和后世所理解的书目略有差异，古代书目著录除了已有书，还有所谓的“虚目”，即“不可教受”“世无足传”“并未出世”的部分（后世有所谓的乌托邦，殆其类型），有目无书。这一类在道书目录或者道经著录中比较多，故陈国符先生有《道书虚目》条考证之。另外，陈国符先生还注意到，“道书载历代道藏卷数每多歧义，或可以此说解之。即或记道藏卷数，或记所收道书总卷数也。”（《道教源流考》，第101页）
第三期，自金（元）至明。金人南下，获北宋官板书籍，可能连道藏版片也没放过。所以，到了金章宗（1196-1208在位）时，还有一部分板片存留。金章宗令道士孙明道搜访补辑，刊《大金玄都宝藏》6455卷。元人宋德方（丘处机弟子）增刊，卷数已达7800余卷，仍名《玄都宝藏》。不过，元世祖时，释道学术争议变成政治斗争，此道经及刊板被政府于至元十八年（1281）下旨焚毁。前此数代道人、学者的工作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可谓道藏浩劫。直到明正统十年（1445）时，才有重编道藏的工作，从“天”字（第1）到“英”字（第480）。万历三十五年（1607），续至“缨”字（第512），共5485册，雕版印行。这一板刻的刷印本传承至今，仍可见到。明天启丙寅（六年，1626）又有袖珍本，不过很少见。
以上三期，纯从书籍制作而言，不涉及其他内容，特别是所谓的道教发展之类。我们看到，任继愈先生对道教的分期采取的是组织影响说，与从书籍制作说不同。任氏认为道教可以分为四个发展期，即（1）晋、南北朝时期、（2）隋唐、（3）北宋、（4）明朝中期。（见任继愈《道藏提要序》《云笈七签李永晟点校本序》）任先生认为，从书籍史而言，道教典籍在这四个时期有四次结集，分别是南朝陆修静《三洞经书目录》，该书创立的三洞四辅分类法一直延续至今。任氏强调道经与佛经之间的密切关系，比如认为早期道经纂集仿佛经《一切经》称《一切道经》，仿照佛经的大小乘流派分类和经典内容分类，仿照佛教《开元释教录》分类编目，按千字文分帙编号等。似乎道经的分类种种，皆与佛典分类相对而来。然而未必皆如其说。比如，潘雨廷先生的意见是，《道藏》编目分类承接的是儒典《七略》：
“考唐代儒典，已用经史子集四部为次。《道藏》有其长而尚能保存专业文献的地位，盖承《七略》的系统。又佛典编目定型于《开元释教录》，凡大小乘各分经律论。曰大乘者，犹洞玄度人；小乘者，犹洞真自度；属二分法。道教取义三分法，更及由大小而一之之义。故道教有洞神，实为影响大乘佛教在我国大发展的思想基础，尤其是对天台宗之建立。且道经分本文、神符二部，当佛教之显与密。于唐代佛教，虽有密宗而尚未盛。而道教本具相似于佛教中的密法，汉末郑隐时已出现在分类中。惟佛经有般若、宝积、大集、华严、涅槃五大部成五大类，道经难与相比，此不必为道教讳言，而教义则各有所主。”（《道藏书目提要》，第324页）
从书籍史来说，道经的三期历程延续了二千年以上，不管是书籍的品种还是卷册，都越来越多，“记载缺略，卷帙浩繁。儒者畏难，羽士不学”，多辗转途说，少精密考校，甚至有以日本人的说法为依据来讲道经故事。辨明道经的书籍编纂史，也就具有了相当重要的学术意义，陈著的学术价值也正在于此。我们要根据陈先生的研究进一步讨论相关的问题，从而推进我们的认识。比如，从书籍史来说，北宋的结集为藏的道书刊本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一般来说，在北宋之前，道书几乎都是写本；或者至少要认为，写本的道书在北宋以前最为主流。唐代时，“代宗大历间，道士冲虚先生殿中监申甫海内搜扬，京师缮写，又及七千卷。穆宗长庆之后，至懿宗咸通年之间，两街所写，才千三百卷。”（《道教源流考》，第104页）现存有明确纪年的雕版物是存于大英博物馆的咸通九年（868）《金刚经》。或许在此一时期，道书也开始有了雕版制作，不过不见相关记录。但何时有了道书的雕版？道藏的早期雕版又在何时呢？
五代时，道书仍旧以抄写为主。造雷峰塔经的吴越钱氏同时还建造道观，宋人金允中说，钱氏吴越境内天台桐柏崇道观有《道藏》，“藏中诸经，拘集道童及僧寺行者，众共抄录，以实其中。碧纸银书，悉成卷轴。”（《道教源流考》，第106-107页）这说明抄写道书，且以高规格的“碧纸银书”的卷轴样式，是皇室宫廷的标准操作。但是，普通人或者一般的道观所藏的道书呢？
唐末五代时，道人、学者收集的道书上千卷的故事多见于史册，甚至正史《旧五代史》也有记录，或许当时雕版道书已经开始流传开来？陈国符先生说：“道教史种种问题，因史料之缺乏，不得解答。”书籍制造、流传、保存过程更无甚史料，唯有传说：杜光庭《录异记》说，“长安富平县北定陵后，……旁有崖龛，梯蹬而上，屈区甚广。龛内有道经书万卷，皆置于柏木板床之上。”（《道教源流考》，第107页）晚清时，的确有人在山洞发现了书籍，不过不是在长安，而是长安西北方向的遥远的敦煌，藏经洞中也不止道书，各种书籍皆有，的确是数以万卷计。
北宋时期，唐代的古本道藏（写本）尚未亡佚，仍存放于皇宫。（《道教源流考》，第103页）故宋真宗时，王钦若等曾奉敕校勘。其后张君房踵其后，题为《大宋宫宝藏》（或称《宝文统录》），收书4565卷，用《千字文》排序分函，从“天”（第1函）至“宫”字（第425函）。该藏有提要，即《雲笈七籤》（《云笈七签》，有中华书局点校本）。宋徽宗时，蒐求遗书，将道藏增补到了5387卷。陈先生认为，正是在宋徽宗政和（1111-1118）时期，道藏有了刻本，即《政和万寿道藏》，凡540函（从“天”至“阜”字）。卿希泰《中国道教史》（第2册，第810页）说，徽宗政和三年、四年（1114-1115）两次下诏蒐求道书，且在政和四年设立了经局，令黄裳到福建主持刊行道经事，“事毕，进经板于东京。所刊《道藏》称《政和万寿道藏》或《万寿道藏》，共分540函。”卿氏又说，“道书雕板约始于唐，至此，全藏付刊。南宋、金代，其经板尚存。《大金玄都宝藏》就是在这部残藏的基础上形成的，而《大金玄都宝藏》又是元刊《玄都宝藏》的蓝本。”不过，陈国符与卿希泰先生似乎都没有把北宋早期道藏的刊刻事宜予以进一步讨论。
我们看到，陈国符先生引《天台山志》，大中祥符三年（1010）《重建道藏经》说：“冲一天师稽常一等请掌斯藏。至雍熙二年（985），有诏悉索是经（按谓桐柏宫《道藏》）付余杭传本。既毕，运使谏议大夫雷公德祥命舟载以还，从师请也。”（《道教源流考》，第108页）“付余杭传本”四字需要认真对待。这里的“传本”就抄写一部，还是雕版印行呢？如果只是抄写的话，似乎不必送到杭州，书籍史中关于宋代刊书送到杭州刻板的记录多有记载，或许当时就是在杭州完成了这一道经的刊行？如此一来就要早于徽宗政和年间了。
余杭刊道经持续了很长时间。陈国符先生说：“大中祥符初年，宋真宗以秘阁道书《太清宝蕴》出降余杭郡，俾知郡枢密直学士戚纶、漕运使陈尧佐，选道士冲素大师朱益谦、冯德之等，专修其校。又命司徒王钦若总统其事，俾成藏而进之。于是依照旧目刊补：凡《洞真部》六百二十卷，《洞玄部》一千一百一十三卷，《洞神部》一百七十二卷，《太玄部》一千四百七卷，《太平部》一百九十二卷，《太清部》五百七十六卷，《正一部》三百七十卷，合为新录，凡四千三百五十九卷。又撰篇目上献，赐名《宝文统录》。”（《道教源流考》，第108-109页）也就是说，早先以桐柏宫为底本的刊刻工作完成后，朝廷又在此基础上继续刊刻道书，并且完成了《道藏》的第一次结集刊刻。事实上，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修订版）》（第二册，第797页）中还提到了日本学者吉冈义丰的观点，即《道藏》编集的提案时间在太平兴国八年（983）左右，正式施行是是雍熙二年（985），完成时间则在淳化元年或二年（990-991）。另据宿白《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第15-20页），宋太宗时期的雕版事业有刊御制书、经书、史书、小说、类书、总集、医书、《释藏》等。特别是，《宋会要辑稿》册二百《道释二》“雍熙三年九月，诏自今新译经论并刊板摹印，以广流传。”宿白先生还说：“太宗时期，诸经正义、字书、史书、医方和较大卷帙的类书、小说、文章总集以及御制文、法帖等，都第一次镂板摹印。由于雕版数量激增，杭州开始承担国子监新刊史书的镂板任务。五千余卷《释藏》官板反映了印经院的刷印工作量，有时还要超过国子监。”（《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第20页）
可见，刊行典籍已经是当时的常规操作，道藏在这时刊行是合理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北宋早期的书籍史中增加新的内容，即宋太宗时期道藏的刊行工作也已经启动。由于传统书籍制作是以板刻的形式完成的，刷版和时间都会造成版片的损毁，因此需要不断地重新修整，或者再版。加上宋代时道藏处于结集的关键时期，北宋皇室与道教团体共同完成了这一道教史上具有关键意义的文化事业。然而，在元朝人的毁灭打击之下，这一成果的载体被彻底销毁，但是这种野蛮行为无法消灭文化。事实上，正是因为从北宋开始的雕版印刷事业，让包括道藏在内的各种书籍广为传播，为后世重新整理典籍提供了历史的前提。
陈国符：《道藏源流考（新修订版）》，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
陈国符：《道藏源流考》，上海：中华书局，1949年。
陈国符：《陈国符道藏研究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张君房：《云笈七签》，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
任继愈：《道藏提要（修订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潘雨廷：《潘雨廷著作集 道藏书目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宿白：《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
卿希泰：《中国道教史（修订本）》，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