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皮膚在四處的行走–北京、上海、東京與台北(I)

⊙石計生


楔子

黃皮膚在四處的行走,是一種跨越歷史與國度的人種城市生活觀察,它立基於我巨蟹座蟄伏已久的忽然綿密的學術之旅,在酷熱的七月間,連續造訪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上海復旦大學、上海大學和日本的東京大學等驛馬星停後,重回台北的東吳大學研究室,在滿山的蟬聲與蔽天榕樹中沈澱回首向來。

不管現在如何,我旅次所見的黃皮膚,我想,都曾經或仍然處於中華文化圈的作用力下。二十一世紀的現在感覺是,離這同心圓最遠的是東京,然後是台北,然後是上海,最近的是北京。這同心圓並不是穩定的,隨時都會因為新的離心力而產生新的變化;而且,我深切感覺到,黃皮膚在四處的行走,最終都會在資本主義的商品所產生的拜物新核心中享受,體驗,掙扎,反省與創造。

隱藏在中華文化圈中的這些城市,在歷史的縱深與文化的全球混同下,各個城市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和西方文化交織,變種,甚至解構原來圈囿的張力。

西化最早的日本,一八六八年以「殖產興業」、「富國強兵」為目標明治天皇親政後的日本邁向「現代化」的歷程,這「明治維新」使得東京城市的最早進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從而使得現在的這城市充滿了混種、拼貼的「後現代感」;一八九四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使得相對陷於傳統主義、積弱的清廷屈辱地割地賠償,成為海峽兩岸讀過中國史的華人痛苦萬分的記憶一部份,以及一八五六至一八六0年「英法聯軍」與一九00年英、美、日、俄、法、德、奧、意等「八國聯軍」的燒殺淫掠既往。那些民脂民膏的天文數字的賠款,成為日本推行西化政策的鉅大資金來源:充當海軍與陸軍的擴張費、發展實業,興建鐵路、充實運輸通信等基礎建設費,以及經營台灣新殖民地的費用。

「甲午戰爭」所象徵的那兵荒馬亂的帝國主義侵略時代,將我的旅次的四個城市推向現實的關連。北京,當一八六0年「英法聯軍」攻陷時,一把火燒掉了極盛時期「東西長六華里、南北寬四華里,有五千兩百餘畝地」的圓明園。這中國著名的皇家園林,就在北京大學北邊隔一條清華西路,現在,我所見到的,只剩落寞盛開的荷花伴隨偌大的空盪。而上海,一八四三年開港,一八五八年「中俄條約」後被訂為通商口岸之一,其西化的影響,也就成為華洋雜處,混同的社會生活局面。我現在所定居的台北城,則是一八九0年馬關條約後,台灣連同遼東半島與澎湖列島一起割讓給明治維新下的日本,忽然就成為了日本帝國的殖民地,在明治神宮建立時,也是一起貢獻十萬株樹木的「全國」的一員,恍惚一夢五十年。

而戰爭的屈辱與殘酷又過了五十年後,來到了二十一世紀,
認同也因政治的分合產生了微妙的變化。

黃皮膚在四處的行走,形象與崛起,旅次所見,一種複雜的亞洲情緒。

曾經為白皮膚或黃皮膚自己所侵略,所殖民;現在,白皮膚、黃皮膚和我一樣走在北京、上海、東京與台北,吃著一樣的包子、水餃、拉麵和麥當勞。

黃皮膚,不管說著北京話的、上海腔、台語的或日語的,我感受到這些四處的行走,充滿了力量的形象與差異的崛起。


一、 當紫槐刺桐花開時

這到處都是的花的名稱是車行前往首都機場時,公交車司機斬釘截鐵說的,端詳那類似台灣巒樹的羽狀複葉,搭配青蘋果色的花朵,很難想像與其花名的關連這樣的迷惑象徵性地顯示,相對於一九九二年,我的二00五年北京印象的不對稱記憶

在城市的西北角,被稱為「大學區」的中關村一帶,分佈了著名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人民大學和北京外國語大學等幾十所學校,這區域往南一點延伸和紫竹院公園連成一氣,形成一獨特的文化地景所在。

十三年前一到這城市我就病了。躺在紫玉飯店昏昏沈沈,只記得幾個浮光掠影:埋葬全真派丘處機道長衣冠塚的白雲觀,香煙裊裊中幾個表情肅穆留著比我還長鬍子的道人,穿著藏青的道服在中庭一株看來非常老的松樹下練習劈腿與看書;另外就是北京大學正門前蘇州街上單車潮一波又一波所發出嘹亮脆耳的鈴鐺聲,我止步微笑地讓開,讓一紮著辮子穿著黑裙白襯衫的學生青春燦爛從右前方而過落葉飄零如雪

蘇州街上,現在看了清楚了,如雪的青蘋果色花瓣遠遠就會泛著白色的光芒,卻是在極度的大小汽車擁塞的道路上不知所措地落著七月酷熱抒情感覺已遠,有一種和十年前台北某種程度上雷同的交通打結與四起的喇叭聲,灰濛濛不見陽光白雲和藍藍的天空,這是一個迅速發展中的大城市必經的反浪漫的過程。我想。

根據官方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年-2020年)」資料,在這張千年古都的未來發展藍圖中,想把北京城市發展目標確定為國家首都、世界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北京,至二00三年,是一個擁有接近一千五百萬人口的大都會;那等於將台灣三分之二的人聚集在一個城市中,將超過五百萬輛所有的各型汽車聚集在其中,其廢氣與空氣污染是十分驚人的若再加上首都煉鋼場與寒冷冬天的燃燒煤球取暖。

我在紫槐刺桐花開時的北京五天,我看不見天空的雲與美麗溫暖的陽光。我很為這個城市與人民健康憂心,特別是二00八年奧運即將在此舉行,如何看見天上的雲朵,將成為一重大準備議題。

見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楊團)、北大(楊善華)、清大(李強,孫立平)與人大(李路路,洪大用)幾個重要的學者與研究生,歸納起來關心與研究的議題不外乎下列幾項:全球化下的城鄉差距與流民問題、地理資訊系統(GIS)的城市決策運用、和胡同等古蹟的保存與規劃等。有的到農村直接做田野調查、蹲點;有的從理論層面探討一九七八年經濟改革之後所面臨的中國社會結構的斷裂與轉型問題;有的從政策面提出社會保障的對應策略;有的直接參與「歐盟援助計畫亞洲城市合作」的保護胡同古蹟項目。

有如如霧起時的每天,低沈的陰鬱感席捲我對這城市的歷史與現實記憶;但所遇見的學者卻是充滿了一種真切的家園關懷與知識份子的使命感,這使我覺得看見了陽光。

這陽光請告慰一個我心儀的靈魂:王國維先生。

「人生過處為存悔,知識增時只益疑。」王國維曾留下這樣悲觀的詩行。

沿著蘇州街北走紫槐刺桐這到處都是的花辦落羽帶路,我來到了頤和園的昆明湖。望著湖光波瀾的水面,遙想一九二七年的王國維,被譽為「中國現代學術奠基人」、「新史學的開山」的一代國學大師,至佛香閣排殿下的昆明湖畔自沈湖底。他在留下遺書中說:「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一種忍耐易幟的恥辱與喂嘆古典中國之飄零,

現在才能理解,你
投湖自盡的決心
身著唐裝一襲深藍
那垂柳只能為古典
搖曳。搖曳的路途
不能長久 所以到哪裡
其實都是一樣的
心愛的時代死了
到處是地獄。

我想起,多年前為他寫的一首詩的句子。

二十一世紀的知識份子認真思索這個城市與國家的出路,黃皮膚在這裡的行走,充滿實踐力與熱情,雖然某些過去社會形式實驗的經驗遺跡猶然困擾著自由思維的心靈,但那畢竟是強弩之末,我想,在一個奮起的全球化年代,紫槐刺桐雖然受到空氣污染干擾,仍然將北京城市點綴地繽紛可喜;黃皮膚在其中行走,在過渡的階段誠心研究出路,以和平大愛之心。


黃皮膚在四處的行走–北京、上海、東京與台北(II)

二、她躺在,紫槐刺桐青蘋果花瓣飄落不到的地方

在從北京飛往上海虹橋機場的途中,我翻開已經改版改得像蘋果日報的文匯報二版,一則消息令我不忍卒讀。大意是在鐵路北京站前,一名農村來的老婦女因故流血躺在地上三天,竟沒人伸手援助而死亡。在短暫下榻的飯店前,我六樓的落地窗可以清楚看到北京站,這位於整個城市核心東南角的重要交通樞紐的晨昏熙攘。拖著行李,六天前,我也是其中的一員,從遙遠的台灣乘著噴射客機而來;而他們大多則是從東北或其他中國農村來到京城討生活的可憐人,以簡單行囊。那老婦人之死,正是整個大環境的社會結構轉變下的犧牲品之一,這裡學者如孫立平所宣稱的「斷裂與轉型」的社會過程的後果,其實就是資本主義化將貧窮邊陲化乃至視而不見的後果。對照在飯店電視所看見的文革時期的訪談回顧,誠然之後是巨大的創傷經驗,但同時我們也看見了一種實踐社會主義的熱情,二十出頭的一批北大學生,為了服務社會的理想,搭上長途火車前往黑龍江墾荒。更早一些時候,在抗戰前後時期,我想著,擠得黑壓壓的入站、出站的人群中,有一名名叫蕭紅的女子,也曾經從這裡勇敢跨出封建家庭的束縛,忍受著寒冷的雪地北方氣候與更冷的感情人心,以自己的動人「越軌的筆鋒」,寫出了《呼蘭河傳》與《生死場》等描寫邊陲之地與農民之不朽名著。我是如此惦記著這樣有血有肉的入世之人,曾以詩句紀錄,雖然她

總是一個人走,越軌的
筆鋒拒絕遺忘內在
痛的感動,你說白樺
洩K俯視光滑表皮紋路
體驗的重點是,走路的
有體溫的歌詠擁抱
比緊抓著地深入的根好。


(北京站出站口,二00五)

集體社會的鄉里連帶與看顧熱情逐漸消失,以個人為基礎的追逐金錢思維正瀰漫在中國,這曾經是商品拜物教的最後對抗的堡壘,終究也得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吸納作用下,弁鄔呇a扮演其角色;問題是誰是資本化的犧牲品?在台灣曾經是農民,在中國大陸也是農民。從社會人口而言,根據學者黃榮清等之研究指出,至二000年為止,中國的跨越縣市與省分的流動人口,保守估計已經超過七千萬人,而在京津唐地區(北京、天津與唐山等)流動人口,相對於長江三角洲與珠江三角洲,在城市的集中程度最高,達到68.65%。就北京城而言,二00三年的資料顯示,北京的人口自然增長所佔份額為12.92%,人口遷移增長為87.08%,顯示流動人口是北京人口增加的主要原因;而從鄉村來的「農民工」則佔全部流動人口的59%,即將近六成。這些為數龐大,動輒千萬人的「盲流」,因為沒有城市戶口,所以無法享受基本社會保障與人權的照顧,必且受到城市居民歧視,成為社會底層中的人。和台灣在資本化的過程一樣,總有那樣看天看海看山吃飯的一群人,被相對或絕對地剝削。但從發展徑路來看,資本主義化的台灣,產業朝向工商服務業轉變的結果,目前農民所佔比例不會超過總人口的5%;但是整個中國目前在資本化的過程,目前農民的比例仍然佔總人口的68%,超過八億人。有識之士都知道,這龐大的不穩定人口,是在經濟高速發展過程中必須正面以對,並且也真切提出政策解決其問題之必要。

老婦人無力如蕭紅以筆紀錄社會不義,但以姿態喚醒良知:

老婦人之死正是這樣一群社會底層人的象徵,

她躺在,紫槐刺桐青蘋果花瓣飄落不到的地方。

黃皮膚在四處的行走–北京、上海、東京與台北(III)

三、法國梧桐與鮑伯迪倫歌聲中的晨舞


(法國梧桐,上海復旦大學,2005)

而上海這裡處處可見的行道樹是法國梧桐,比楓樹還要大上十幾倍的葉子,背面有毛茸茸的軟針,紙質的葉子總是維持常綠的活潑有力。那日清晨,走過這著名的上海復旦大學新建體育場旁,正慶幸這兒的藍天白雲如此動人,陽光尚未完全透視這個城市每日的忙碌,一種熟悉的流行歌曲,從一群欄杆內執扇起舞的婦女熱情動作中傳來;那是,我大學時期最為喜歡的美國民謠歌手鮑伯迪倫(Bob Dylon)的名曲〈有如滾石〉(Like a Rolling Stone)。

迪倫寫這首被稱為全美有史以來最佳500首流行歌曲的第一名的作品時,才二十四歲。

一九六五年,當他發表此曲時說:「我寫了它,我沒有失敗。這曲子很直接。」這是非常典型的美國喜歡挑戰又直接的資本主義精神,用音樂表達喜怒哀樂的感情,在現實生活裡接受歷練,克服挫折並勇往直前。作為中國的門戶,迎接新思維的窗口,上海的歷史上的中西合璧精神,似乎在這校園偶遇表露無遺;那群婦女看來有老有少,聞音起舞的同時,巧妙地將中國的扇子融入了個性中帶著群性的步伐中。經過她們,經過綠油油的法國梧桐,我從學院的南校區走出,走上國權路,到鹿鳴書店買了一張預約的上海地圖,然後折返,回去下榻旅店。

那充滿張力的景象仍然在欄杆的彼處閃爍光芒。已經完全起了床的陽光已燦爛的笑容滋潤著每一個在鮑伯迪倫歌聲中晨舞的上海婦女,扇子忽快忽慢地跟著節奏前進,旋轉,後退與變化著腳步,裙瞻]跟著在微微風中飄逸。

我想,這就是了,非常直接的上海精神。在成本效益考量之下,以一種開放的心態容納各種可能,並且鍥而不捨地實驗著,接受挑戰,盡情享受著人生,在個性中帶著群性行走。這也印證在我所遇見的學者們身上的研究熱情,從復旦到上海大學,見了復旦的梁鴻,張樂天等教授,在上海大學,見了劉玉照,耿敬,張文宏等教授,均入世而務實;其風格,迥異於北京、清華大學學者理論結構思辨的深沈。一個面向港灣的城市如上海,西化繁華中帶著自己的文化韻律軌跡,而內陸大城如北京,則從歷史深厚的重量出發,一切外來的在長時段的過程中,終將為之吸納,成為核心中的組成部分。

法國梧桐常綠地招搖,我在疾行的公交車中告別上海,一個都市系統的複雜度和北京旗鼓相當的城市,多了一份藍天白雲,卻或釵]為只是短暫的停留,感覺少了一分家國憂愁。我吃著手中在下榻飯店牡丹江路上包子店買的早嚏A一個人民幣五毛錢的菜包,竟是這趟中國之旅覺得最為美味可口的食品。我看著比起台北有過之而無不及的高樓大廈,在到浦東機場的漫漫長路沿途到處都是,這些垂直化的在地的與全球的資本,正迅速地為上海創造無數就業機會與龐大商機。包括那包子店的老闆,在一坪見方的小店中,我想起,那天晚上經過門口時,地上是清洗乾淨的水漬痕跡,他帶著老婆與四個小孩擠在一張竹席上眼睛盯著一台舊電視在看,微弱的一個電燈泡,在來襲的颱風尾中晃搖,這一幕卻是十分地感人。

我不知道包子店老闆黝黑的皮膚是否意味著他也是一個由鄉下來的「農民工」,是怎樣的機緣使得他和家人沒有落得和北京站的老婦人一樣的死於非命的下場我也不得而知。只能這樣說:在大都會中的生與死,端賴生存的意志、維繫家庭的儒家倫理、一技之長的能力與某些可遇不可求的運氣。車行經過了揚浦大橋,寬闊的揚子江從這兒就要東流出海了,正所謂浪淘盡千古英雄人物,滾滾長江東逝水,我想我是疲憊了,我甚至沒有習慣性地撿拾一片法國梧桐葉片作為紀念,我看見飛舞的梧桐不知是在夢中還是真實,就這樣隨著氣笛中的輪船風向朝著東方而去,我的靈魂好像也隨著而去…

黃皮膚在四處的行走–北京、上海、東京與台北(IV)

四、失溫百年的台灣紅檜與日本青少女同人誌

氣笛中的輪船風向朝著東方的日本;我來了,這黃皮膚為主流的世界最大的都市:東京。
而印象最為深刻的樹木不在街頭;而是日人國家信仰的中心,明治神宮的台灣紅檜
原木與東京大學校本部的百年銀杏。

特別是在東京這樣一個人口接近二千七百萬,世界第一的大都會,不只是人的聚集,而且
是非常的成熟的城市。這裡所謂的「成熟」,不僅指是城市的基礎建設(如地鐵、交通
運輸、消防、警政、安全等)的完善;而且還指向人的素質的成熟、與對於嶄新的、多元
事物的接納與拼貼的寬廣可能。但是,同樣的,其「成熟」的後果可能是「無所謂」、
「去傳統」、「標新立異」而造成一種「浮士德精神」—與西方資本主義或商品,交換
大和民族的靈魂的結果,是自我文化特質的喪失。這點,日本大文豪三島由紀夫與諾貝爾
文學獎得主川端康成感受或陶戽`。我想起,自己曾經於台北紫藤廬茶館的系列演講:

「三島由紀夫於一九七0年切腹自殺,為了天皇一個人。

為一個人而死必須是一種執著的舉動,超越宗教,超越家庭,超越黨派,超越愛情,乃至
超越生命本身。這個人可以是ㄧ個象徵,一種理想,一種可能是過時的精神性,學說,或者
一行詩;因為察覺在時間之流,光陰的無情推波助瀾之下,被新的主宰力量所拋棄,因為
發呼內心的摯愛,於是以一種流俗與當代所無法理解的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

川端康成,三島的亦師亦友的終生知己,於一九七二年也以吸瓦斯方式自殺。川端早得了
諾貝爾文學獎。三島比川端有實踐力,選擇了以行動死於年輕(至少身體上的鍛鍊是)。
三島之死,川端忽然覺得自己少了什麼。

川端知道,三島帶走的是一種日本非常根本的精神,環繞在ㄧ個人身上所發展出來的美德,
內斂,與勇氣,所謂的武士道。那正是他畢生的寫作迂迴所要展現的美麗,隨著三島之死,
就像櫻花一般的隨風四散了。

瞻仰川端的作品絡繹不絕,川端卻打心底覺得孤獨,一九七0年後。自己站在所有文壇的
高峰,卻很想再與你通通信。川端背手看著細雪,之外逐漸多了起來的汽車與自動電話與
玻璃櫥窗,他是唯一身著和服的憂鬱的老人,讀著日益民主的報紙,用圓形的老花眼鏡,說
著東京新的百貨大樓又要開張了,新幹線貫穿本來遙遠的關東與關西。川端很想念三島,
心中暗暗說著:跟著三島由紀夫走--在這些日子裡,我大概確實是幸福的。

晚上,川端自殺。」

綿密如蜘蛛網的東京地鐵,我搭乘JR(Japanese Railway)線,從品川驛下榻旅館,來到
原宿站的明治神宮,天皇的原始崇拜場域。

釵h移動的眼睛,一個矛盾情緒的起點,不管對黃皮膚的華人還是日本人都是。

明治神宮,是現在台灣人到日本最喜歡去的地方之一,通常是為了據說很有靈驗的御手與
護身符的理由。位於東京正中央澀谷區,明治神宮是東京23區內最大的綠地,總面積七十一
萬餘平方公尺,供奉明治天皇與皇后,此地緊鄰著前衛流行消費文化集散地原宿竹下通,
這一帶,形成日本最具後現代生活風格的地景之一。

其入門神宮的牌坊「大鳥居」看來十分巨大,混雜在日語系中,釵h操台語或北京話的遊客
簇擁在照相。憑著直覺泛起莫名的心情波瀾,我當場知道了這碩大無朋的聳立在南北參道的
檜木,一定是從方成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森林所砍伐運來。「這高十二公尺,寬十七公尺,支柱直徑兩公尺,重達十三噸的紅檜,是在台灣海拔三千公尺的密林深處找到了樹齡一千五百年的大樹。此樹被運往日本,在第一代鳥居遭雷擊損毀後,於昭和五十年(一九七五)年完成日本最大的木製鳥居。」參訪手冊這樣寫著。腦海裡閃過的是日治時期宜蘭縣羅東鎮的「儲木池」,我所曾經仔細研究過的太平山森林,一批又一批珍貴的原生樹種紅檜與扁柏,經由流籠、森林鐵路、五分車來到池中,然後經由蘇澳港或台北轉往東京,其中應有我眼前的這成為神宮門面的台灣紅檜吧。被砍成三截做成一個門面,我觸摸著它百年失溫的身體,無言以對。

神宮的樹種繁複而茂盛,而且是人工林,是全國人民在明治天皇駕崩後,為感念其帶領日本現代化的民Z,而集體捐獻。「植物學家按東京的氣候環境而種植了椎樹,橡樹,楠樹等常綠闊葉樹,開工之後,即從日本各地以及中國東北(舊滿洲),朝鮮貢奉樹木達十萬餘棵。當時
保有的三百六十五種的樹木由於氣候等原因變成了如今的二百四十七種。而數量卻大量增殖,達十七萬株以上。」割地賠款的歷史時代,被納入日本版圖的中國東北與台灣,都成為日本各地的構成元素,而其中原來無憂滋長的樹木卻被橫的移植成為慶祝親手下令入侵的天皇升格為神的林相一部份。

對於黃皮膚的華人,「大鳥居」的台灣紅檜神木與十七萬株樹中的中國東北白樺,在明治神宮中所承擔的歷史記憶似乎在紀念品販賣店的Visa, Master Card的購買人潮中被取代。我張著眼睛看看這些滿足的穿梭,黃皮膚之間一百年前的敵對,完全沒有了蹤影。

(明治神宮前的同人誌,2005)

對於黃皮膚的日本人而言,「浮士德精神」體現在明治神宮與其旁的竹下通這一帶的後現代拼貼人文與社會地景,若不是目睹,你很難想像囂張成為一種公共行為,一方面是莊嚴肅穆的紀念天皇的明治神宮,另一方面竟是奇裝異服的日本青少女的同人誌(Cosplay)的前衛展示。兩個完全不搭軋的景象,就在從竹下通走向明治神宮門面「大鳥居」的路上。以黑白色系為主,穿著如電玩或童話中的人物,公主、公爵,女扮男裝、哈利波特打扮、或直接在明治神宮看板前瞼X3P性交的舉動。人潮洶湧的黃皮膚、白皮膚或黑皮膚,有的視若無睹,有的露出不悅神情,有的猛按快門,有的鼓掌叫好,有的匆匆離去,但沒有人會去干涉她們的活動。而這些扮演同人誌的日本青少女,則肆無忌憚地繼續在三島的天皇象徵前,以猥褻與無俚頭繼續解構一個所謂的「核心」與「信仰」。我按下快門,我回頭走向神宮。

看來十分巨大入門神宮的牌坊「大鳥居」,失溫已經百年的台灣紅檜原木,就這樣孤伶伶地俯視著這批日本青春少女。我想,這歷史的荒謬感的拼貼,確實說明了東京城的獨特性。黃皮膚的東瀛行走,重要的是,在與魔鬼交易後的浮士德,其精神滿溢著善惡交戰的奇葩,在日本淺盤經濟暴露缺點的同時,這東西文化的詭異交織,竟透過人數龐大的觀光人潮見證,一種後現代社會理論的真實實踐。

再也不會發出新芽的台灣紅檜,站立在明治神宮前已然三十年,以其曾經傲立太平山千年的姿態,投給我行將離去的背影深情一瞥。逐漸起了風的東京街頭,據說有一個颱風直撲而來了;我走過日本青少女的同人誌的前衛展示,我揮手道別勇於挑戰與突破但終究對我而言是異化的明治天皇,釵h移動的眼睛,一個矛盾情緒的起點,不管對黃皮膚的華人還是日本人都是,這就是東京這都市的文化地景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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