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唱片行:我的大稻埕初體驗和台灣歌謠研究起點(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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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第一唱片行老闆娘李淑美和二代負責人李玲玲(保安街和延平北路口,大稻埕,2012.03.03)


那日在大稻埕迪化街小藝埕演講完大稻埕異托邦後,想起還有一個重要訪談段落未完成,就直接走到第一唱片行,這2006年偶然搭計程車時聽到我那時已經聽了三個月的地下電台fm96.3正播放著的台灣歌謠所指引轉向開往的地方,像一個通往1960年代的跨越時空的通道,那時買了所有亞洲唱片行出的歌謠CD後指認出紀露霞的聲音。這刺點,讓我的眼睛打開,生命發出了光輝,找到生命的意義–去歷史灰燼裡創造完美的空間,以彰顯現在的不完美;或者,像現在的重回這真實的第一唱片行,與曾經以為我是日本人的老闆娘與她女兒合照,在這有一百年歷史的台北城老區角落,是我第一次知道大稻埕三個字意義的角落,詩人奎澤石頭與學者石計生難得合一的角落,我完成演歌台北的訪談,充滿感謝土地給我穿梭大稻埕異托邦的力量。讓失落的台灣歌謠所在的真實當下不完美,通過我們的行走行動,成為完美,並且,慢慢不使我暈眩。(2012.03.05後記)



大稻埕奇妙的基督徒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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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春生紀念教堂前不期而遇基督徒教友郭重興及其兄弟(臺北/大稻埕,2010.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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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龍斌牧師授職禮拜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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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生教堂二樓


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自一八六○年代傳入台灣之後,至今已超過一百年,除了傳教活動之外,其所引進的現代教育、思想及醫療觀念,也對台灣有著重大影響。然而,基督教終究是屬於近代才傳入的外來宗教,許多教義也與漢人傳統的觀念有所衝突,使得許多台灣人對於基督教義及其傳來的西方事物,往往不分好壞就加以排拒。不過,李春生是個例外,他在很年輕的時候就受洗成為基督徒,對於所接觸的西方事物都能充分接受和學習,成為往後有用的資產。

  李春生於一八三八年(清道光十八年)出生於福建廈門,父親是船伕,家境並不富裕。小時候為貼補家用,經常和鄰居小孩帶著糖果沿街叫賣,從而立下日後從商的志向。十三歲那一年,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裡,李春生在廈門受洗成為長老教會信徒。十五歲時,李春生的父親將他送到廈門的錢莊當伙計,由於經常與外國人交往,李春生藉此學會了英語及商業經營。

  一八五七年(清咸豐七年),李春生受聘在廈門英商怡記洋行擔任掌櫃,從事洋貨及茶葉買賣,這段期間,李春生因為做買賣的關係,遊歷許多地方,眼界因而大開。

  一八六六年(清同治五年),李春生受聘來到台灣的艋舺(今萬華)擔任寶順洋行的總辦,負責管理茶葉種植與生產,同時還協助一名英國商人多德(John Dodd)從福建的安溪引進茶種,勸導淡水農戶種植。數年後,多德引進的茶在台灣種植成功,由淡水銷往紐約,大受歡迎,台灣茶(註1)從此揚名海外。不久,李春生也自製茶葉外銷,並經銷煤油,由於經營成功,使他的財富迅速累積,很快就與板橋林家並稱為北台灣最有錢的兩戶人家。 一八八九年(清光緒十五年),李春生與板橋林家的林維源共同建造千秋、建昌二街(今貴德街),並出租給洋商,從事茶葉的買賣,帶動大稻埕初期的繁榮。

  另一方面,由於李春生精通英語、熟悉洋務,很受洋人及官府的信賴,每當官府與洋人有所交涉時,都會邀請他提供意見或擔任翻譯,也因此得到「番勢李仔春」的稱號。同時,李春生在劉銘傳駐台期間,還協助清政府推展各項工業建設,不僅擔任募集委員,並不惜投下巨資,積極推動各項公共工程,如台北城的建造、鐵路的興建、八堵煤礦的修復、大稻埕港岸堤防的興建、大稻埕新市街的營造工程,以及擔任蠶桑局副總辦等,後因功獲朝廷頒給五品同知,賞戴藍翎功名。

  經商致富的李春生,並沒有一般商人的市儈銅臭味,而有著深邃透徹的思想內涵。他的為人行事、思想作風都受基督教義影響頗深,甚至著書宣揚基督教創造說的觀點(上帝為創造之手,沒有任何事可以超越上帝之創造),對科學家達爾文、斯賓塞、赫胥黎與穆勒等人的「進化論」、「自由論」提出嚴厲批判。

  除對宗教問題提出獨到的見解之外,李春生也關懷各種社會、文化現象。那時候,由於西方文化的勢力強大,有許多知識份子主張全面西化,並全盤否定傳統文化。李春生對此提出反駁,認為「文化不是全盤都不好,將好的精神保留,不好的現象斬除,而不是為反對而反對,將它們連根拔起」。這樣的想法,在那個全盤否定傳統的年代裡,更顯得理性,可看出李春生雖然接觸很多西方文化,卻不會因此完全「崇洋媚外」,在思想見解上展現了哲學家的風範。

  另外,針對一八七四年(清同治十三年)日軍發動侵台的牡丹社事件(註2),李春生也寫了<台事>七篇,以他對台灣資源的了解及對國際情勢的認識,建議和日本議和,並加強對台灣的防務工作與開發台灣豐富的資源,是極早對台灣提出具體經營策略的人。

  一八九五年(清光緒二十一年)五月,清廷決定將台灣割讓給日本,全台官紳震驚。五月二十三日,台灣巡撫唐景崧發佈「台灣民主國自主宣言」,建立「台灣民主國」,宣示捍衛台灣主權。不久,日軍從澳底登陸後,瑞芳不守,基隆也落入日軍之手,信誓旦旦要死守台灣的唐景崧,眼看情勢不保,很快就乘船逃回廈門。唐景崧逃走後,台北城內一片混亂,土匪蜂起,官兵為盜,局勢混亂,人心惶惶。以李春生為主的紳商於是召開緊急會議,商討如何安撫局勢,最後決議由辜顯榮前往基隆迎接日軍進城,以維持台北城的新秩序。

  日本在台的殖民政權建立之初,為了攏絡地方士紳,不但敘勳授章,還延攬有聲望的人出任街庄社長(即現在的鄉里長),又邀請他們到日本參觀。一八九六年(日本明治二十九年)春天,李春生帶著家人隨第一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到日本遊覽,順便送六名子弟到日本留學,打開了台灣富豪子弟留學日本的風氣。

  李春生雖然叱吒商場,接觸過不少外國人,出國卻是頭一遭,對在日本的所見所聞都感到很新鮮,甚至表示:「出門便是佳景,竭盡心力都看不完、玩不完!」

  六十四天的日本之行,讓李春生驚覺現代化的重要,更加深他對改革台灣教育文化的期許。

  在日本,李春生剪掉前清所遺留的長辮子,換上西式服裝,行動變得自由敏捷、有自信。回台後,鑒於以前清朝時期台灣人留辮子及綁小腳風俗不但不符合衛生觀念,也限制了行動自由,因此與大稻埕中醫師黃玉階籌組「台北天然足會」,宣揚斷髮放足的改革。除此之外,一旦日本政府要籌建公學校、國語傳習所等教育機構時,李春生也一定捐獻巨款、大力資助,以振興地方學風。

  李春生深深認為西方的力量和成功來自基督教,日本的富強也是因為對基督教的支持,而得到上帝的福佑。所以從日本回來之後,李春生便更積極地宣傳基督教義,推動基督教事務。
一九○一年(日本明治三十四年),李春生出任大龍峒教會(今台北市大橋長老教會)長老一職。除了自己的教會之外,對於其他教會的各項硬體建設、宣教工作,更是不遺餘力地加以支援,現今坐落於台北市甘州街的長老教會禮拜堂,就是他一手奉獻的,而在中山南路的濟南長老教會,李春生也是主要的奉獻者之一。
 
  李春生於一九二四年(日本大正十三年)過世,享年八十六歲。現在在甘州街附近的貴德街有一座李春生紀念長老教會禮拜堂,是子孫輩與其信徒為紀念李春生而特別興建的。

  綜觀李春生的一生,可說是一位具有特殊地位的歷史人物;他是一位生在清朝、崛起於台灣的富有企業家,其思想混合著漢人的意識型態、西方的思維模式、企業理念,以及基督教的精神。在日本殖民統治下,面對西方思潮和科技的威脅與衝擊,李春生勇於從基督教信仰中尋得有力的觀點,並加以實踐,化思想為具體行動,也展現了最完美的宗教家精神。(鄭玩香執筆)引自
http://www.tipi.com.tw/taiwanhistory_detail.php?twhis_type=2&twhis_id=118

註1 根據記載,早在荷蘭時代,台灣就已經有野生茶樹的存在,不過直到一八六○年代台灣開港之前,台灣的茶都只有零星的種植。等到一八六六年(清同治五年),多德在李春生的協助下,從福建安溪引進茶種獲得成功之後,大量的茶樹才開始在台灣種植,並與糖、樟腦並稱為清末台灣的三大出口商品。其中台北的大稻埕,就是清末因從事茶加工及買賣而興起的一個大聚落。
註2 牡丹社事件:日本藉口五十四名琉球人在南台灣被原住民殺害,出兵攻打南台灣。日軍登陸牡丹社之後,便開始建築營寨,與居民簽租地合同,屯田闢荒,有長居的打算,這才讓清朝政府警覺到事態嚴重,於是一方面派欽差大臣沈葆楨前往防備,另一方面則準備議和。經過這件事後,清朝政府了解到台灣在國防上的重要,於是取消封山禁海的命令,增設行政區,廢除渡台耕墾及販賣鐵、竹的禁令,並在廈門、汕頭及香港設招墾局,招募人民渡台耕墾。這是自台灣入清版圖之後一百九十年來,清朝政府首次注意台灣、積極治理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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