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的現實與定錨的超現實—以《台灣霹靂火》看龍應台的「文化精神分裂症」
⊙石計生
我繼續約30秒的旅程，出士林站搭公車回到我的研究室後，面對一篇說台灣有「文化精神分裂症」的文章。龍應台以她一貫令人尊敬燃燒野火的批判宏觀視野，企圖將政黨輪替後的台灣政經文化，以拉回歷史的方式進行總清算。但事實上，當過台北市文化局長的龍應台所描寫的城市文化與五十年來的家園，這次卻是脫離流動的台灣全球化現實而以兩極化的觀念所做的定錨的超現實論述。這個「定錨」就是「文化中國」和「政治中國」的論述，所面對的卻是早已領先政治惡鬥，進行跨界流動、全球拼貼的「文化台灣」。
龍應台於文中舉德國的「威瑪共和」覆亡的例子，說明「相似的歷史元素」：外力「謀殺」的威脅、本身「痼疾」的無力擺脫、與脖子上纏著權力鬥爭的「自殺」傾向，也都在台灣作用著。「文化中國」和「政治中國」是基於龍應台所說的「中共不等於中國，『本土化』不等於『去中國化』」而被區分開來。外力「謀殺」的威脅意指「政治中國」的「沙文主義」窒息台灣，其代理人包括中共與蔣家政權的作用；本身「痼疾」的無力擺脫是針對容易腐化的理想主義發聲，力陳人民所寄望改革的化身民進黨，執政之後換來的卻是「被民主綁架的人民」、「一堆冷敗的灰燼」；而權力鬥爭的「自殺」傾向就是將文化視為政治權力的函數，而嘆息台灣患有「文化的『精神分裂症』」：兩極化地不是崇拜從沒看過的大中國的地理，就是神聖化、圖騰化狂熱的台灣土地之愛。雖然龍應台提出了廣納在台灣生存的各民族的「本土化」是天經地義的看法，但是，她的「文化中國」的「定錨」意識始終佔著絕對支配的位置，以致於龍應台野火就燒到了「超現實」的地方去了。兩極化的思考，使得她將政治光譜中的台獨基要派的粗俗的政治與文化主張視為主要的論敵對象，以致於陷入切割「中國」「台灣」的文化成分的論述陷阱，然而就當代文化台灣的真實而言，事實上，這是一個過度推論，一個超現實；台灣文化所涵蓋的各種內容隨著時間展現更為豐富的多元性，人民的「由下而下」，透過文化與娛樂的結合，某種程度上解構了政客的單行道劃分，也讓「文化台灣」具有全球化色彩。
平心而論，龍應台的論述確實看到流動的政治經濟現實作用，拉到極高的制高點，以鳥瞰的方式闡述現今所有台灣的居民都感受得到的政治黨派動盪、經濟不景氣等民進黨政府與在野的國親各黨都必須擔起責任的事實，這點確實和威瑪共和時期的政治生活的「冷淡中帶著滑稽好笑的成分」、「議會裡的辯論充滿衙門式官僚氣息，有時還相當活潑激烈，但整個看來則不免充斥著一種不實在的氣氛：黨派相互謾罵，大家大放獗詞，甚至相互」、「污辱個不停，完全無視於外在成千上萬正在挨餓的人」的狀況雷同。但是，龍應台的類比，卻忽略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那就是「威瑪共和」同時是德國歷史上最為璀璨偉大的「威瑪文化」時代。
威瑪文化。人在顛沛流離的安靜中，敏銳地生活創作讓自己表現為時代的印記，因為害怕自己不偉大。龍應台所說的「台灣是中國文化的暗夜燈塔，中國文化是台灣的珍貴資產」現在沒有那麼重要，「人民素質是夢想的基礎」則很重要。龍應台完全說對了一件事：政客不可寄望，人民素質是夢想的基礎。在這奇爛無比的台灣現況下，我們的時代的危機不在政治(因為人民即使投了票也選不出像樣的未來)，而在欠缺文化創造精神。這種精神，應該是能夠在商品拜物的現代中，印記短暫的歡愉，永恆的浮水印，展現抵抗的精神。威瑪文化的體驗汪洋大海一般的澎湃感情的詩人里爾克、尋找苦悶時代新人性的表現主義，都在一個亂世醞釀著文化的風暴與潮流。「不帶馴服的態度和魯莽的現代化風格，以及透過科學去解剖現實的方法，形成了真正的威瑪精神」。這種威瑪精神，將德意志的文化再一次推向世界的舞台。
而不管你喜不喜歡，《台灣霹靂火》反映了政黨輪替後，在地文化成為主流，是一種興盛繁榮的台灣文化象徵。我們這個時代所看到的不是一種以「文化中國」為主軸的表現型態，而是，台灣作為一塊能夠鑲嵌世界文化的土地，它能吸納包括台灣本土、中華文化、日本、韓國、與歐美等各式文化的養分。《台灣霹靂火》展現全球化、資訊化的即時性與後現代的拼貼現象，不僅編劇與演員有來自香港，劇情除了發生在台灣環境，也牽扯到德國、日本與美國等不同的文化環境，劇中人物國台語夾雜偶而還會說幾句英語，連SARS都即時被編入劇本，這是以往台語劇不曾有過的現象。而一個操著台語、有錢、年輕、漂泊、重義氣、情緒化，帶著暴力的解決問題方式的現代資產階級流氓劉文聰，成為當前台灣人在政治、經濟與法律困境的苦悶現實提供抒發的出口，遠比龍應台超現實的「文化中國」來得有效。
但是，《台灣霹靂火》反映的流動的現實，並不表示它就可以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威瑪精神」的代表。從龍應台令人同意的「人民的素養是所有夢想的基礎」的結論看來，《台灣霹靂火》的速食文化風格，可以印記短暫的歡愉，但仍欠缺在商品拜物的現代中，印象永恆的浮水印，展現抵抗的精神。它的流行文化的消費特質，也同時是「文化台灣」的全球性與後現代性的警訊。即時性與拼貼的後果，一方面可能豐富我們的文化內涵，但另一方面，我們可能喪失的更多，如果這些只是消極的娛樂與全民亂講式的抒發，其背後的金錢邏輯遠遠大於文化精神性的形塑。這時龍應台用以「定錨」的「文化中國」的「超現實」力量就顯得格外醒目。「文化中國」的價值中心意涵和發散式的「文化台灣」顯得格格不入，像是在作夢一樣。當「文化中
國」成為龍應台所提倡的夢想時，在流動的現實中，「定錨」竟然就成為「起錨」，成為超現現運動所強調的夢的流動性，近看事物，以轉化現實的不滿的可能，形成抵抗的精神，雖然可能是個人式的、分眾式的抵抗，印象永恆的浮水印就在這種姿態中出現。於是，龍應台的「文化精神分裂症」的批判，才真正是台灣「威瑪文化」的可能璀璨的一部份，如此「不帶馴服的態度」「魯莽的現代化風格」，原本是脫離現實的力道強烈的兩極化論述，在一個腐爛掉的政治經濟，動盪與衰退的現實氛圍中，超越享樂主義的歡愉和拼貼的反歷史快感，震聾發聵地標舉一種價值，一種威瑪文化式的「對生命新的完整性的追求」。我們可以不同意「文化中國」這面旗幟，可以換上另外一面，甚至多面旗幟，但是，不能沒有旗幟，或者，多到不知道有多少
旗幟。旗幟不用以黨同伐異，旗幟用以迎風，航行，讓台灣的所有人民都在其中，有個嚮往的未來。如此，流動的現實與定錨的超現實，流行的《台灣霹靂火》和龍應台的「文化精神分裂症」論述相互激盪，交織，向離心靠攏，向中心錘鍊。
中國時報人間副刊7月26日
參考資料：
中時電子報新聞專輯「野火再燃 龍應台城市文化效應」
http://forums.chinatimes.com.tw/report/lonin/l_main.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