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門町異人館相見:與台灣映畫研究專家川瀨健一和林福地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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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川瀨健一,林福地與石計生(2012.11.19西門町異人館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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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門町異人館相見:與台灣映畫研究專家川瀨健一和林福地導演

接到周藍萍女兒揚明來電,說林福地導演又再找我。趕忙回電,原來昨天聊到的他的日本好友,研究日治時期在台灣的日本電影專家川瀨健一(Kawase Kenichi)從奈良來台,時間有限,機會難得。我早就聞名川瀨先生,就立刻趕往西門町異人館咖啡廳見面,訪談。立刻遞上名片加上手機號碼,以免林導有事又麻煩揚明,真的不好意思。相談甚歡,也獲得更多的林福地導演的訊息,糾正不少昨天的問題。川瀨先生三十年前就開始研究台灣電影,累積非常豐厚的訪談與資料,他說日治時期台灣上映的日本電影有一萬三千多部,著實驚人,已經完成著書。林導把我當成自己人,立刻介紹川瀨先生給我,他們對我目前思考的台灣歌謠地下迴路論點,甚有助益。

林導終於記起影響他日後導演文學性風格的中學老師名字,是來自哈爾濱的王濟平老師。而在台北線貢寮附近的雙頂溪戲院擔任經理後,又至台北公論報當過編輯,也同時靠寫劇本賺錢。1961年「李世民遊地府」一片就是當時所寫的劇本,被東興影業公司看上,再邀邵羅輝導演。而1958年的「望你早歸」,林福地確定是南洋影業投資,不是電影欣賞雙月刊(1991年9月,台語片特輯)所說的必達影業。「望你早歸導演涂良材是我的嘉義朴子國小的學長,他和南洋影業老闆林章的兒子是台大外文系同學,這事情我記得很清楚,不會錯的!」林導說,
「那時我當化妝師,還去白克導演的台南霧夜大血案片中擔任燈光師,女主角是白蘭」。這都是林福地擔任正是導演前的黑手工作,試煉。在1962-65年間,林福地說他幾乎每個月拍2~3部台語片電影,這樣說來,拍了五六十部電影跑不掉!但目前國家電影資料館的資料事實上顯示林福地拍不到十部,顯示缺漏甚多。

而和林導與川瀨先生一起討論當時電影銷路問題時,台語片電影「隨片登台」成為焦點。林福地說:「我的電影而言,水準較高都是在台北的大戲院上映,就是走自己創造的台語片管道,是大稻埕的國泰戲院,大同戲院,大中華戲院和艋舺的萬華戲院(本來放歌仔戲)等,根本不用「隨片登台」,台北市也很少有隨片登台,大都是在台北以外的全省戲院才有。這類型電影通常是獨立製片但片量很大,壓榨演員,片酬很低,需和台語歌星合作拉抬聲勢,所以才需要隨片登台。地點都是在台北以外的鄉下。林導的說法引起我很大的思考反省。之前我認為的地下迴路論,指的地上是政治的壓制,地下是交織流竄的台灣歌謠,電影,廣播和戲院歌舞廳的根莖逃逸線運動,現在,根據林福地講法,還有空間分化的意涵了:地上是天龍國台北,地下是台北以外的全省。

我深感興趣接著問:那台北的管道和之外的全省的銷路是怎樣進行?林導說:「以1963年橫掃全台的梁山泊與祝英台來說,當時是包了台北三家第一流的戲院:大稻埕台北圓環旁的遠東戲院,西門町西寧南路127號的中國戲院和東區的寶宮戲院。當時最好的專映西洋片的新生大戲院根本不願意讓梁祝包,因為看不上眼!當時國片是沒有人要看的。直到第一個禮拜後聲勢看漲然後大賣,才在台北口碑擴散開來,延燒至全台灣!」那出了台北城後,怎麼產銷呢?林導說:「基本上台北是看檔期,由片商挑片,試片,每次檔期是以一週為基準,票房好,就繼續,不好就下檔。片商和戲院間基本上是6:4分帳,有時也會5:5分,這要談判。台語電影強勢片商就是台聯和永新影業,永新老闆是周大來,我很多片子都是他投資的。在台北市排不上檔期的片子,就到台北之外的西部城市,如台中,嘉義,台南和高雄等繼續找檔期。然後才輪到鄉鎮城市,如嘉義朴子, 大林等,到這層次就是買斷,直接把片子買回去賭,在鄉下的戲院,譬如說包一天3萬,票房好,多的就是你的,差,就殺價,一天變1萬,就這樣。」我聽了後就繼續問:這是成文的規定嗎?林導說,當然不是。這是默契。是以台北為中心的票房考量傳統,片商的獲利評估都是這樣,台北若收1百萬,台北以外的全省就是1百萬。川瀨先生接著也說,這台北和台北以外的電影銷路分化現象,不僅僅是在1960年代,到現在也是一樣。而且,若帶著台灣味的庶民文化可以加碼,如加個25%雞排英雄」就是這樣。

我想,這種片商與戲院,台北與台北之外的全省的獲利分配與層級化的影片銷售與放映,其默契是一種我過去說過的隱蔽知識,其層級化則是地下迴路的作用。1960年代的政治戒嚴與對於日語和台語的壓制,地上的政策作用在梁祝之前拉抬國語片電影與歌曲很有限,主要是台灣人的閱聽經驗有其歷史的連續性,來自台日的臍帶關係,地下的日常生活還是以看日片,台語片電影,聽演歌和台灣歌謠為主。而從台語片電影隨片登台的空間分化可以看出地下迴路的特殊效果:空間上台北城內鮮有隨片登台,原因確實可能如林福地所說,水準太差才隨片登台,好片子是要看電影不是看唱歌。但台北以外的全省則有大量隨片登台紀錄,一方面可以是林導所說的水準差,片酬低,所以和歌星合作;但我認為國民政府的打壓台語政策也是讓大量獨立製片的台語片電影,在市場誘因之下,紛紛投入市場,卻又得不到官方奧援情況下,乃產生通權達變的類似德勒茲(G. Deleuze)所說的異質連結,和台灣歌謠歌手,廣播電台(正聲等等民營電台)與歌舞廳,戲院等聯手產生逃逸線,在很低的獲利邊際效用之下,用全省的大量人口進場看電影,拉高了整體獲利。但因為規模小,風險高,獨立製片影業公司通常拍沒幾部就收手或者倒閉。這種地下迴路的逃逸線連結,或許正是在地上國語中心的台北世界外,台灣歌謠與台語片電影在1960年代曾經興盛繁榮成為時代盛行曲與時代領航電影形式的原因吧!

這真是有趣的一天,我們在謝別林導與川瀨健一後,深深感覺深度訪談的威力在於誠懇與信任,之後,大家都成了朋友。

(2012.11.19_20_石計生後記)。

他背著生命行囊創造藝術:訪談跨越台,國語鴻溝的大導演林福地

他背著生命行囊創造藝術:訪談跨越台,國語鴻溝的大導演林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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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1.18) 經由那日在台大評論沈冬教授周藍萍文章的機緣,在周藍萍女兒周揚明的介紹下,這天帶著助理與學生於下午兩點,和1960年代以來的台灣電影電視劇大導演林福地在中山堂二樓堡壘咖啡見面,進行深度訪談。林福地導演1934年生,是嘉義朴子人,哥哥林份(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生)二二八事件時,因率眾攻打二水機場與國民政府激戰,後遠避台東任職,兄弟感情很好,就把小他八歲的林福地也帶到台東,就讀台東師範學院。彼時,遇見影響他一生電影藝術創作十分深遠的姓王的國文老師。老師來自哈爾濱,平時喜歡寫小說投稿,因字較不好看,常請林福地為他謄稿。青年時期的林導邊謄邊看邊學,兼以王老師常鼓勵他去讀1930年代的小說家,如茅盾, 錢鍾書,郁達夫和蕭紅等作品,養成很好的文學素養,奠定了林福地日後電影藝術最重要的帶著文學性的寫實主義風格。

後來疼愛林福地的哥哥林份,工作從台東調往台南,林福地也從台東師範轉至台南師範學院美術科。林導在台南十分活躍,是校內話劇社的社長,時常希望能從事舞台工作。畢業後,分發至南投水里中學教書,曾短暫擔任美術科老師。1957年左右,林福地深感藝術之吸引力,乃孑然一身背著生命行囊就上了台北,和朋友合夥開了當時非常稀少的廣告公司,多為日本公司電影設計海報圖案,看板和報紙宣傳文字等(當時美國八大電影公司有自己的廣告宣傳公司),獲利不錯,但因合夥人挪用利潤去結婚沒有了錢,又適逢另一朋友蔡陽明(後為台語片電影火紅男明星)要去當兵,邀林福地去台北縣貢寮附近的頂雙溪戲院擔任戲院經理,頂替他的位置。我在那裡因為工作所需,常需要反覆看電影,學會了數鏡頭的本領,奠定日後成為導演的基本功!林福地說。

1958年,林福地的台南師院學長涂良材,當時受南洋影業(其實是必達影業)所託擔任台語片電影「望你早歸」的導演,當時設備簡陋,且非常欠缺化妝師,就邀林福地進入電影圈擔任化妝師。其後陸續擔任燈光師,攝影助理等等工作。 1961年擔任邵羅輝 (1955第一位拍台語片「六才子西廂記」的導演,在日本遊學時,進入東映擔任武行而習得電影相關拍知識攝)的副導演,那個作品是「李世民遊地府」,「那個電影啊,是暗中諷刺國民政府的專制!,後來我就成為國民黨眼中的紅字第一號,眼中釘!我拍的台語片子時常受到刁難,剪片,我很生氣,時常去吵!」林福地說。

我問:一般認為台語片電影分為兩期:1955-60是第一期,1961-1970(之後至1981片量很少)是第二期,林導應該可說是第二期中的佼佼者。大家說1962年由邵羅輝導演的「舊情綿綿」,因為寶島歌王洪一峰的同名台灣歌謠流行歌而大賣是台語片第二期的興盛關鍵,您覺得如何?林福地說:這事情我記得,「舊情綿綿」我當時是邵羅輝的副導演兼編劇,那時「舊情綿綿」原本是電台廣播劇,厚厚一疊幾十冊,我從中反覆翻閱製作成電影劇本才能開拍。而邵導也很有才華,他受日本教育中文不是很懂,就直接在劇本上分鏡,寫上阿拉伯數字就開拍,一切都在他腦海裡啦。但洪一峰雖是歌王,卻不會演戲,表情僵硬,連走路都不會走,很難調整,邵羅輝生氣沒耐心就要我處理,我那時花很多時間溝通,甚至後來主要都成為我在拍戲,也和洪一峰成為好友。但我認為,真正第二期台語片興盛的關鍵不是「舊情綿綿」,而是我拍的「相思枝」。
 
1962-63年間,林導說他拍了生平第一部電影:「相思枝」(應該是第三部,前兩部為十二星相1962, 西門町男兒1963, 相思枝也是1963),主角是尤娟和劉明。這台語片電影是恆春戲院老闆請他到恆春搭景拍攝,也在野柳取景,搭配台灣民謠思想起,輝映地方風光與愛情故事,據說唯美動人,可惜沒有流傳下來。「相思枝」還有一重要特點就是音樂,林福地說,我將民謠思想起原本簡單樂器形式轉變,聘請省立交響樂團演奏與變奏,貫穿整齣戲以感染人心,這手法就成為我日後所有電影的韻律基礎。為何如此做?我問。林導說:因為我是學美術的,而年青時就知道繪畫構圖與西方古典音樂是無法區分的,後來拍電影,其實重點就在美術構圖形成畫面,音樂性就自然在裡面。我聽了打心裡佩服。

而「相思枝」之所以令林福地印象深刻認為是影響第二期台語片興盛繁榮的關鍵,,是因為該片曾經使得當時國民黨文工會的高階文膽(恰好在澎湖戲院看到本片)在中央日報社論上點名批判當時的中央電影公司,說

「竟然堂堂國營的中央影業的片子,拍的連林福地導演的台語片電影相思枝都不如!」

引發當時受批判的中影經理龔弘震驚,乃召林福地見面深談研究拍攝技巧,力邀林導加入中影拍戲未果,就交給李嘉導演彩色國語片「蚵女」發憤圖強。此事的有趣之處,證明了1960年代台語片其興盛繁榮遠非國語片所能及!也顯現了林福地27歲當導演後的藝術高度,讓當時被認為粗製濫造,抄襲一窩風的台語片電影進入一新的境界。

而國語片和台語片的黃金交叉點是在哪裡?1963年黃梅調電影「梁山泊與祝英台」橫掃台灣票房,林導說:「這事情對於台語片電影有著致命的影響,台語片從此走上必然衰弱之境,原來是被台語電影佔領的全台戲院,國語片完全不受歡迎沒有票房的狀態,因為梁祝而完全改觀,從台北到全省的戲院,要梁祝,國語片商就附帶要放一系列的國語片,從此打入台灣人的生活世界!」我說,我一直懷疑梁祝是讓台灣人的影視認同從日本轉向文化中國的關鍵,林福地也十分認同我的看法。

1965-66年間,因為導演李翰祥之邀,名氣如日中天的林福地終於加入了台灣的國聯影業(後面是香港挺國民黨的陸運濤的資金支持,後來飛台中途中墬機身亡)開拍國語片,與中影的李嘉,李行等導演分庭抗禮。這件事情看來沒什麼,其實就台灣電影史來說意義重大。「因為當時台語和國語間其實距離有鴻溝般深,台語片電影一直是被國語看不起的,認為水準不夠。我作為台灣人能夠進入國語電影圈其實很少…」這是實情,翻開電影史,林福地應是台語片導演轉入國語片的唯一一人,跨足台語和國語的電影拍攝。1966年,林福地拍攝了他生平第一部國語電影「海誓山盟」,陽明和焦姣擔任男女主角,崔小萍也首次擔綱演出,極為轟動!當時的著名插曲是:在全台最大的台北西門町中華路衡陽路口的新生大戲院首演時,竟遇大火將整個戲院燒個精光!但這無損該片的票房與林福地導演的必屬佳片的口碑。同時,林導也應獨立電影公司之邀,到日本的琉球與廣島等地拍攝台日合作的「琉球之戀」「夕陽西下」等電影,由他一手捧紅的金玫,(蔡)陽明等演出。

1969年,受邀至香港加入國聯的相關公司國泰影業拍片,進入林福地事業的另一顛峰,在香港,他和著名作曲家周藍萍有了歷史性的會面,當時周藍萍二度進香港在邵氏拍一系列的黃梅調電影。林導當時導演的「我愛莎莎」本有希望獲得亞洲影展最佳影片,卻因故被邵氏奪去。但因為此片引起邵氏老闆邵逸夫注意,就挖角林福地至邵氏影業拍片。「當時的片酬是港幣3萬,極為優渥,但因為理念不合,我待不到一年就離開邵氏」林福地說。當時他仍然在香港拍片,同時來回台灣–香港間。也就是這個往返機緣,無意之間,竟然讓林福地成為台灣的電視八點檔連續劇的長紅奇蹟創造者,從1970-80間連續不斷創造新的收視率與票房!

中間林福地導演說要上廁所與抽煙,我就陪他在中山堂二樓堡壘咖啡外露天庭園,寒風細雨裡一起抽個跟煙,感覺十分溫暖,也像忘年哥們般。

當林福地導演講出他製作的華視當時晚上6:30-7:00半小時的台語電視連續劇「錢來也」時,我驚呼不斷!那是我國中時期的印象很深刻的電視劇,主題曲我都會哼兩句(應是1972年連續劇俠士行的主角叫錢來也)。接下來的國語八點檔連續劇「香格格」(夏玲玲主演)和「盲女神龍」(台視港星苗可秀主演,1980年),「巴黎機場」(裴在美主演,台視,1982年),「巴黎機場」( 1982年,陳震雷、李依珠主演,台視)到後來賺人熱淚,舉國皆知的「星星知我心」(捧紅吳靜嫻, 石安妮等, 1983年台視)等,對於林福地導演的意義是,我說,他的無心插柳柳成蔭的台國語電視連續劇製作,是徹底翻轉了當時大螢幕導演看不起小螢幕編導的心態,讓電視凌駕電影之上,成為當時的影音主流!其秘訣在於,林導自己說,是因為他用拍電影的十六釐米單機作業手法拍電視,打破當時的三機作業,舞台劇再現的呆板表現手法,走出棚內,以鏡頭不動,借地位方式在野外拍攝,創造出嶄新的電視劇印象,深受歡迎。

而在訪問近三小時接近尾聲時,林福地也說出了1960年代當時電影的空間流傳途徑:基本上,一級片首輪是以西洋片為主,在西門町的遠東,大世界,國賓和中國戲院等(國民政府接收日治時期一流戲院),台語片電影則主要在大稻埕的大光明戲院和艋舺的大觀戲院。林福地以他當時的影響力,自己創造了一條台語片管道,是大稻埕的國泰戲院,大同戲院,大中華戲院和艋舺的萬華戲院(本來放歌仔戲)等。國語片銷路很差,只有在新世界戲院。當時林福地拍台語片製作費約是30-35萬間(比一般台語片導演的18-20萬高),但票房在台北市可以收到1百萬,再加上全省票房1百萬,扣掉必要支出,可以獲得淨利60萬台幣!與當時國語片票房只有30萬來說,說60年代是台語片的黃金時期,乃得到真實的印證!所以當李翰祥邀林福地去國聯拍國語片時,說給他一片3萬元,林導總說談不攏原因就是再這裡。當時台灣銀行總經理的月薪是5千台幣,一棟房子3萬5千元。因為考慮台語片已經沒落,林福地後來答應去當國聯導演時,片酬就是3萬5千元。

最後,林福地也評價了台語片導演,對於他的老師邵羅輝和第一期導演辛奇均表達了他的尊敬。而國語片導演,他對李翰祥,李嘉,李行和胡金銓等在香港的好友們的友誼也念念不忘。他感人地說:李翰祥找我去聊天時,問我西施拍得如何?我直言:很爛!七仙女如何?唯美,但沒有焦點。說了一些電影的文學性,音樂性等觀點,深受李翰祥讚賞,就介紹林福地認識李行,胡金銓等其他外省人名導。李翰祥當大家面說:

「這個台灣土小孩,竟然有這等程度!」

當時大家哈哈大笑!把酒言歡,奠定不分省籍族群的終生友誼,成為哥們。

在中山堂門口道別前,寒風細雨裡又一起抽個跟煙,感覺十分溫暖,也像忘年哥們般。我心想,林福地的成就長期被台灣文化界所忽略,這天的訪談十分感動於林導的跨越台國語鴻溝的藝術成就,那年隻身背著生命行囊北上找尋藝術創作出口的年青人,數十年來為台語片電影電視連續去打開一片天,也為國語片同樣創造出台灣人的執導奇蹟。我想,這一切的原因是來自於才華,一個受到哈爾濱來的老師啟蒙文學性的林福地,加上他自認笨拙而認真研究日本導演黑澤明,市川崑等藝術手法而超越60年代的一般水準,創造出屬於自己的我稱為帶有文學性的寫實主義風格,實非偶然。通過今天的訪談,我想,林福地終將在台灣獲得真正公允的評價與藝術高度認同,我還會繼續追問下去(2012.11.19凌晨後記, 2012.11.19中午修)。



 

打開一頁廣播黃金史II:正聲嘉義台播送頭陳明訪談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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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正聲嘉義台現任台長戎藩國先生,正聲老台長著名播送頭陳明先生與石計生教授(嘉義,垂楊路,2012.10.28)


(2012.10.25)經由正聲廣播電台台北總台的副總經理吳芳如安排,這天在正聲嘉義台訪談老台長陳明(江龍)先生,並拜會現任台長戎藩國。受到戎台長熱忱接待與接送,甚感嘉義人的熱情!幾年前其實陸續有訪談過陳先生,不過都是以寶島歌后紀露霞為問問題的重心。這次,因為研究上視角轉換擴展到粉絲行動與唱片的地下迴路運作,今年七月和學生陳良輔到雲林虎尾訪談播送頭周蓬霖時,看見一張報紙記載著周蓬霖與陳明同時出現在嘉義大光明戲院擔任歌唱比賽主持人,發現廣播播音員在整個台灣歌謠傳播上佔有極為關鍵的位置,遂決定南下至嘉義進行這次訪談。

陳明是嘉義人,出道前其實已經被台北亞洲影業公司招考台語片基本演員時,入選為台語片電影的明星,但是因為家裡母親認為當明星要和別人親嘴很不雅,遂放棄良機。但終究上天檢選為不凡之人仍然還是要踏上明星之路。陳明當不成電影明星,卻成為廣播明星。受到正聲嘉義台第三任台長黃懷中的提拔,1959年陳明得以進入正聲成為正式播音員,並展開他的正聲奇幻之旅,正聲一共有七個電台,除了宜蘭台他沒去擔任過職務外,包括嘉義公益台,雲林虎尾台, 台北總台,高雄台, 臺中台和台東台都擔任過台長或其他重要職務。而四進四出的故鄉嘉義正聲公益台,是他的廣播生涯起點與終點,可說一生奉獻給正聲與他最愛的播音事業。1964年,陳明的生命史與寶島歌后紀露霞產生了奇妙的交會。紀露霞因為嫁給空軍飛官高必達而從故鄉台北艋舺搬家至嘉義空軍眷村,受正聲電台力邀,乃進入正聲嘉義公益台也成為播音員,並且主持紀露霞時間,轟動一時。日後,陳明就時常與紀露霞一起主持大型歌唱或勞軍晚會,成為默契極佳的拍檔。1965年,當時的廣播明星陳明與寶島歌后紀露霞在中南部深受歡迎,為當時地方音樂人吉他手李國隆所注意,乃力邀和他一起創立新聲音樂研究會,會址設在蘭井街85-1號,上課的音樂教室設在勝山行,即吳鳳北路132號3樓。發行新聲台語歌選,新聲歌友雜誌和進行音樂教唱,許多紀露霞與陳明粉絲均熱烈加入,親炙心目中的大明星。這歌唱班持續兩年,在地方帶起學習台灣歌謠風潮,很有影響力,但因為公務事情太多,陳明與紀露霞先後退出。

陳明不但是60年代廣播明星,也是台灣歌謠唱片公司投資者與作詞者。他說,約是1965-66年間,台北三重的雷達唱片,五龍唱片等他都有投資合股。也有時在唱片灌錄時插一腳。如和他的同事紀露霞,洪第七,羅一良等歌星到台南亞洲唱片公司灌錄台語合唱版的意難忘等電影主題曲。並且在新聲音樂研究會時,也幫學員出版神鷹唱片兩張,包括嘉義迎城隍,少女的心情和來去看熱鬧等歌詞均是陳明所寫。也創作妻在何處等國語歌詞給嘉義市的嘉星唱片出版。另外,受到台南南星歌謠研究所的郭一男的邀請,陳明憶及:那天他就來嘉義正聲找我,說要請我幫他寫一些台灣歌謠歌曲的歌詞,我說,我不會寫啦,郭一男說,你名氣大,寫沒問題。陳明其實會寫,因為長久主持電台節目,不論台語或國語的唱片播送不知凡幾,對於韻律和歌詞早就十分熟悉,寫起歌來自然而流暢。共寫了近十首台語歌歌詞,其中有一首歌,陳明說,旅途戀歌,還被選為當時的主要流行歌呢。

多才多藝的陳明,在訪談時擔任過一個我在研究台灣歌謠時從來沒有聽過的角色:有聲電影辯士(電影解說員)。一般我們理解,1930年代日治以來,電影基本上開始是默片,而默片就會有辯士來解說電影情節,最有名的辯士就是二二八事件的發生地天馬茶坊主人詹天馬,是台北大稻埕士紳。辯士通常是坐在戲院的右角,在電影放映過程中邊看邊講給觀眾聽,需要有很好的口才與即興反應能力。因為不可能照著翻譯,只能依靠辯士照著劇情解說個大概,所以是電影解說員,又因為都是用台語解說,所以所有的電影都成為台語電影。但有趣的是,1963年左右,陳明應嘉義市國際戲院老闆劉晉福之邀,擔任外語片的有聲電影辯士,電影解說員。他說,當時片子來就先從頭到尾看一遍,然後第二遍就要開始用台語錄音,即席解說,時間總共也要花好幾個小時,很累人,但那時因為年輕,剛出道,覺得很有意思。我問:當時都解說什麼電影,陳明說,像什麼十誡等美國電影,和日語片的愛染桂,君在何處,青色山脈等。我就說,研究文獻上說,那些日語片,是最受台灣人歡迎的電影,來到嘉義,果然印證。

1965年,聲望如日中天的播送頭陳明,也終於受到台語片電影的注意,圓了他年青時的電影明星夢。陳明先後受邀演出兩部台語片電影:懷念的播音員與歡喜做新娘,陳明說:懷念的播音員就只有一個鏡頭,因為劇情需要一個播音員透過廣播尋人,所以電影公司來嘉義公益台找我,叫我擔任那個播音員角色,拍兩三下就好了。另一部歡喜做新娘則時間比較久,他說:那時電影公司派人請我一早到臺中歌廳那裡拍戲,先讀劇本,在那裡等了很久,到了晚上很晚才輪到我,我反覆拍了好幾個小時,劇組才讓我離開,後來我就不想再去拍電影,事實上比播音還麻煩繁瑣啦!但無論如何,從現在陳明保留的電影海報來看,這部由著名台語片電影李泉溪導演,黑松影業公司投資的緊張笑科歌唱愛情倫理文藝鉅片,陳明被標示在顯著位置,封為電台紅星,與男女主角性格諧星金塗,美艷紅星李鳳並列。下方較小字體裡還有兩個台北廣播界名人吳非宋與武拉運,顯示陳明在當時的聲勢甚至凌駕台北的播送頭。

60年代陳明的走紅,如何顯示那是一個廣播的黃金時代?當我們看見他的鉅細靡遺的剪報資料時就能得到答案:作為與廣播有競爭關係的電視台的成立,是從1962年台視公司開始,陸續有中視和華視出現,但真正產生支配性影響還是要到80年代末。1977年,陳明在雲林虎尾台擔任業務科長,受聘在北港主持影視歌星聯合大公演,他的頭像被放在宣傳單的右上角最為顯著的位置,寫著:正聲公司雲林台名節目主持人陳明。而宣傳賣點是鳳飛飛來了!!台視我愛週末,中視你愛週末節目主持人鳳飛飛。其他參與亮相的有余天,謝雷,陳盈潔和中視台語電視劇雷峰塔男女主角李滔,陳佩伶等22人。這顯示電視雖已經有了,但是真正普及到中南部仍然有限,所以到了雲林北港公演,仍然需要借助播送頭陳明之力,才能達到影響力與宣傳效果。而陳明資料亦顯示,從60-80年間,找他的襄助主持宣傳與拜會的影視歌星真的不計其數,台語,國語的有,包括:翁倩玉,葉啟田,尤雅,陳芬蘭,歐陽菲菲.夏心,張淑美,陳今佩,文夏,蔡咪咪,文鶯,張美瑤,謝雷,金玫,魏少朋,劉福助,洪一峰,楊小萍,吳晉淮,夏台鳳鄭日清,張琪和田文仲等一字排開,是五六年級生耳熟能詳的明星,相當驚人!

我當然也將問周蓬霖的問題問陳明:台灣歌謠洪一峰,文夏與紀露霞的二王一后封號是怎樣產生的?比周蓬霖早出道的陳明講法比較謹慎,他說當然播音員是有影響力的,那是一種共識,公認的好。但是以50-60年代當時的音樂環境來說,因為歌手少,唱片公司也很少,主要就是台南的亞洲唱片行最具影響力,其灌錄的台語流行歌也最多,剛開始就是文夏,紀露霞和洪一峰,之後才有其他的歌手,比較之下,自然而然就產生了二王一后的稱謂。

我也繼續追問和問周蓬霖同樣的問題:究竟台灣歌謠的唱片是怎樣在戒嚴時期仍繼續大量銷售與流行?陳明說:主要還是通過像我這樣的播送頭與其他播送頭的串連,在節目裡放送唱片時,除了警總的禁歌外,很多好的台語歌,受公司之託或自己覺得歌好時,也會同時幫忙打歌,聽眾就會寫信或打電話進來問,哪裡可以買得到。但銷路的打開,唱片公司本身還是要自己去勤跑,佈點。關鍵當然還是在我們播音員,沒有我們的加持,聽眾也無法分辨好壞,我們說一句,勝過唱片公司廣告千言萬語吧,這應該是事實。

從早上十一點多一直講到過中午的一點半,接近訪談結束時,我特別請陳明在嘉義市地圖上標示他曾經登台擔任主持人的戲院或歌廳,未來會用地理資訊系統(GIS)做成數位地圖給他一份。於是他很高興記憶力驚人地直接在地圖上標了十一個點位,包括1.慶昇戲院(放日片),2. 嘉義戲院(日治時期的嘉義座,放國語片),3. 遠東戲院(放洋片,如十誡,賓漢等),4. 興中戲院(放布袋戲,脫衣舞等),5. 國民戲院(日治時期的南座, 放歌仔戲, 台語片電影), 6. 羅山戲院(放台語片), 7.三山戲院(放台語片), 8.新都戲院(放洋片, 日片), 9.華南戲院(放藝霞歌舞團, 歌仔戲楊麗花公演處),10. 天榮戲院(放台語片, 國語片電影)和11. 大光明戲院(放台語片電影,金玫隨片登台,與周蓬霖共同主持)等。位置均集中在嘉義火車站到圓環一帶的老嘉義市區,北起林森西路,南至民族路,東至中山路,西到新生路。這相當程度地呈現了60-80年間台語片電影,廣播電台和台灣歌謠的交織產生的空間展演聚集性,也說明了陳明的生命事業–廣播的黃金史在他的故鄉嘉義的輝煌時光。

嘉義的娛樂事業的衰敗,我們討論,應該和戰後二二八事件有關,嘉義曾經是武裝抵抗最為激烈的地方,在二水機場曾經激戰,而台灣代表性畫家嘉義人陳澄波就在和談過程中壯烈犧牲。戰前就繁華的首輪電影放映都市的嘉義,應該和阿里山的木材有關,但戰後卻因二二八被降格為二級城市,十分可惜。通過打開一頁廣播黃金史,我們有必要將這美麗而重要的記憶記錄傳承,讓後世也能知道,嘉義的美麗與哀愁,其中有台灣歌謠不滅的歌聲,通過廣播與台語片電影,在戲院曾感動過無數粉絲,深藏在記憶,並指向未來。(2012.10.28石計生補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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