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籤: 開國忠烈
開國忠烈的文化資產:十九世紀以來影響世界的重要思潮
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為鬼雄 –屈原/國殤
◎ 石計生
(以下為全文摘要)
忠烈祠作為開國忠烈的文化資產,其有形性在於建築本身的文化意象,其無形性則體現在其所供奉的為國犧牲的精神及其影響的歷史意義。就有形資產而言,顧名思義,忠烈祠基本上是祠廟的一種,為歷代褒揚忠義精神,建祠追祀為國殉難忠臣烈士的獨立建築物,祠名「忠烈」、「忠魂」等。台灣現存多為國民政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所建,目的是為了「消除日本國家神道信仰痕跡」,原日治時期神社逐一改為忠烈祠,不少建物今日仍有神社遺跡,亦即,除了專門為供奉忠臣烈士而興建的祠廟外,亦有些是以其他建築改建而成,如桃園忠烈祠的神社構造,蔡錦堂(2004)曾以「國殤聖域」來針對忠烈祠建立的歷史沿革進行研究,這些看法基本上有助於我們理解忠烈祠的有形資產的歷史與文化批評上的意涵。
但忠烈祠的無形資產部份,我們則可以看到表面上是由於儒家提倡忠、義等品德,興建忠烈祠除紀念和奉祀殉國忠臣烈士外,還有著道德教化的作用;但事實上如蔡榮任(2001)指出,忠烈祠是屬於國家權力技術運作下的象徵性建築,其道德教化背後有其日本殖民政權與國民政府等權力運作的痕跡。更何況就忠烈祠所供奉的英靈而言,我們可以看到幾種奉祀包括中華民國建國以來各階段國內外戰爭的犧牲將士,黃花崗起義、中華民國開國、討袁、護法、東征、北伐、勦匪、討逆、抗戰及戡亂各階段的烈士團體;也奉祀台灣地區的烈士,例如鄭成功、台灣民主國、武裝及非武裝的抗日志士;另中華民國在台灣,海峽戰爭的烈士,當然也包括各縣市籍烈士在各縣市忠烈祠奉祀。這些各種保家衛國的「忠烈」、「忠魂」的精神,因為思潮的影響差異,我們將指出,諸英靈所保家衛國的「國」其實不同。因此,「儒家」並不能涵蓋忠烈祠的內容,而是受到更為多元的,複雜甚至相互矛盾的思潮所驅動慷慨犧牲、從容就義,但卻被拼貼於「忠烈祠」這樣的建築之中。在今日連「中華民國」作為一個國家符號也被質疑,無法完全被認同的台灣現實,本文的目的乃在探究忠烈祠中的英靈看來「差異化」甚至「荒謬性」的並列,其背後的十九世紀以降的影響世界的重要思潮與當代意涵。
「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為鬼雄」,戰國時代我們的大詩人屈原在《楚辭‧國殤》的詩中這樣追悼著於戰爭中英勇犧牲的「德行高超,有功於國,有德於民,死則祀之」的靈魂。儘管本文從歷史剖析而言,在戰爭中犧牲的靈魂是基於不同的思潮驅動,這些思潮如社會主義,民族主義,軍國主義等甚至可能是對立的,矛盾地結合的,但這些都無損於這裡我們所論述的台灣忠烈祠中的各類為「國」效忠的英靈的偉大。本文一開始曾指出這多元的,複雜甚至相互矛盾的思潮所驅動慷慨犧牲、從容就義,但卻被拼貼於「忠烈祠」這樣的建築之中,這些「鬼雄」的差異性誠然很大,效忠的「國」可能不同,這特別是台灣歷史因多階段外力進入且長期有統獨之爭有關,以致台灣的歷史、文化詮釋多有歧義,中國/台灣陷入詮釋泥沼。忠烈衛國保家與歷史背景,如本文所論述的社會和民族主義等至今仍影響世界的思潮。雖然我們可以從權力向度的「解構」去分析忠烈祠與其奉祀的英靈意義,但本文認為應該回歸英靈本身的忠烈與勇敢的精神去思考其行動的啟示,其所信仰的思潮或許會過時,但其為大我犧牲的德行,將永垂不朽,為我們後世瞻仰者懷念。
四月 26日 (星期日) 09:30-10:10 明鄭忠烈的文化資產: 世界大航海時代和海洋台灣(翁佳音) 10:20-11:00 開國忠烈的文化資產: 十九世紀以來影響世界的重要思潮(石計生) 11:20-12:00 台灣抗日忠烈的文化資產: 民族意識、鄉土意識及社會思想(陳政三) 午餐 14:00-14:40 桃園縣忠烈祠的有形和無形文化資產: 中國古典建築工法、自然信仰和農業文化(東年) 14:50-15:30 集錦影片簡報各縣市忠烈祠現貌 15:50-16:50 忠烈祠文史、教育資源的戶外教學活用以及 擴編忠烈名單之座談(五位中小學校長) 地點 桃園市成功路三段200號桃園縣忠烈祠文化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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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忠烈祠名單及事略
桃園縣忠烈祠供奉忠烈有團體及個人兩種。
忠烈團體
有黃花崗起義、中華民國開國、討袁、護法、東征、北伐、勦匪、討逆、
抗戰及戡亂各階段的烈士團體,以及陸軍清河七號演習等殉難軍民。
個人忠烈
有毛廉中、王仰維、王啟榮、王發達、王耀廷、田建邦、白清哲、任平治、
吳發棟、呂學春、李小玉、李四、李自生、李東山、李振海、李硯田、
李劍光、周炳煊、林紫聰、林禮惠、林競新、保東祥、姜樹文、姚震方、
柳正國、計策、師建國、徐茂章、徐振曉、郝海艇、馬瑞卿、崔華堂、
張興安、陳書馨、陳桂房、傅長德、彭自成、黃春強、黃庭珍、黃鳳珍、
楊廣善、楊鴻勳、路可元、廖運廣、臧韶光、劉以普、劉懷謙、魯利東、
魯朝舉、魯開典、薛俊卿、謝玉生、謝敏澤、聶冠鑫、羅正文、羅德崇等
烈士。
另,桃園縣籍的個人忠烈,可以明確忠烈事蹟說明的有:
被征台灣日軍起義抗日:
1937年9月,台灣總督府第一次強徵的台灣兵,派往松滬戰役擔任槍砲
彈藥的運補工作;這一批約四百五十名的台灣兵,主要從台南徵調。1938
年,台灣總督府在台灣徵召一千名軍屬,到戰地栽培蔬菜,稱為「台灣
農業義勇隊」,其後又徵召「台灣特設勞務奉公團」,派往菲律賓、新
幾內亞等地;另又以海軍工員招徵召到海南島擔任警察的助手,但是在
戰地不久,就編入海軍陸戰隊參加戰爭。1941年6月起,日本政府在台
灣實施志願兵制;名為志願,卻仍有多數人受脅迫而加入。為了因應叢
林作戰,日本政府另秘密徵調台灣各族原住民約八、九千人,組成「高
砂義勇隊」,遠赴新幾內亞等蠻荒之地打游擊。
被征台灣日軍起義抗日有邱創德、莊金敏、李庸、張新林、陳進添、游
松壽、楊火樹、藍茂盛、羅濟信等烈士。
海軍戰鬥殉職:
台灣海峽因為國共分裂,常發生艦艇及小島的海面戰鬥,因此殉職的有
林友郎、許應煥、陳文山、陳東容、陳德川、黃逢章等烈士。
陸軍戰鬥殉職:
前往金門或外島等前線,因戰鬥或砲戰殉職有莊武郎、許來旺、陳木和、
陳官亮、傅進來、曾茂培、游象固、蔡添福、鄭文慶、謝清隆、鍾慶良。
金門砲戰殉職:
民國
金門猛烈砲擊,引起震驚全世界的「金門八二三砲戰」;砲戰持續44
天,於
共軍前後一共向金門全島濫射47萬4910發砲彈;由於平均每平方公尺
落彈4枚,全毀房屋2649間,半毀2397間。中華民國國軍,實施反砲
擊82次射擊砲彈12萬8千發,另在海、空戰中各以1比27和1比31
的損失重創中共機、艦。
在金門八三砲戰以及其他海峽砲戰中殉職的有吳正雄、吳義湧、呂傳
維、李和福、李總用、張文泉、陳金全、陳阿貴、陳信雄等烈士。
空軍戰鬥殉職:邱現財、廖運琰烈士。
敵後戰鬥或工作:卓乾坤、徐元稿、許萬順烈士。
憲兵殉職:邵國仁。
縣內義行殉職或罹難:陳朝熙、黃清輝、藍石城、吳金鈕、邱振城、張
上院、黃成祥。
桃園縣本籍以外的其他個人忠烈,大約可分為:
台灣開拓:鄭成功烈士。
台灣民主國:邱逢甲、劉永福烈士。
北埔事件:
北埔事件為1907年11月,發生於台灣新竹北埔的反日事件,領導人
為蔡清琳。蔡清琳本為基層警員,後因理念不合離職。1907年11月
府警方前往北埔支援日方警力,並就此事逮捕百餘人。
經審判後,該事件的首從共有9人被台灣總督府判處死刑,有期徒刑
或行政處分者則為97人。
苗栗事件:
1912-1913年間,台灣相繼發生羅福星事件、台南關帝廟事件、台中
東勢角事件、新竹事件、南投事件等五個抗日事件。日本政府將這五次
事件鎮壓後,合併處理,稱為苗栗事件。苗栗有江亮能、傅清鳳、黃員
敬、謝德香、羅福星烈士,東勢角有賴來烈士,林杞埔(南投)有劉乾
烈士。
大甲事件首腦羅臭頭,因仇日避居山中並結交同志。1914年攻擊大甲
支廳,經8個日夜戰鬥羅軍敗退,戰亡及自殺10名,被捕100餘名。
大甲事件有張火爐、羅臭頭烈士。
西來庵武裝抗日事件:
發生在1915夏天,日人稱西來庵事件,又稱吧哖事件。余清芳率約
百名義士襲擊噍吧哖支廳下南庄派出所,後聚集千餘人踞虎頭山,準備
襲擊噍吧哖支廳,遭遇日警大隊及正規軍夾擊,死傷慘烈。
事後,被判死刑860名,有期徒刑453名。西來庵武裝抗日事件有余清
芳、江定、呂清池、謝成、羅俊烈士。
台灣文化協會:李明德、黃春生、潘盧、吳拱照、林幼春、蔣渭水烈士。
農民組合:吳久烈、吳盛連、林銳、林巃、邱天送、徐阿番、張茂良、
莊垂郎、郭常、陳天麟、陳神助、陳結、陳德興、黃信國、黃雲漢、董
抱、劉千烈、劉俊木、劉喜順、劉慶雲、劉雙鼎烈士。
工會抗日:王細松烈士。
台北工友協會:盧清潭、薛玉虎烈士。
船員工會:劉纘周烈士。
台灣勞働互助社:蔡秋宗烈士。
上海、廈門台灣學生的反帝大同盟:
1928年流亡上海的台灣左翼知識分子在上海成立上海青年反帝大同
盟,提議由東方各弱小民族組成「東方被壓迫民族反帝同盟」。另於
1931年在廈門成立廈門反帝同盟台灣分盟,同樣從事反帝國主義的鬥
爭和宣傳。上海、廈門台灣學生的反帝大同盟有陳麗水、蔣文來、陳炳
譽烈士以及董文霖、高水生、康續烈士。
國民黨台灣黨部:陳哲生、翁俊明
被征台籍日軍反正:吳清塗、林玉山、林庚泉、邱金元、邱垂木、邱顯
結、黃安居、簡三日、羅乞烈。
台灣黑色青年聯盟:
1926年成立的左翼組織,是台灣日據時期少見的,主張無政府主義的
左派組織;有周和成烈士。
眾友會:
1927年由臺中大甲人曾宗發起,以祕密結社抗日;最初以傳統父母會
或武藝團體活動,招募下層民眾。眾友會與台灣中華會館及中國方面往
來密切,1929年蔡淑悔自返台,開始募集資金並購置武器,祕密進行
武裝革命的計畫;原訂1935年間起事,但1934年9月遭日警發現,台
中與高雄兩州遭牽連會員共427人。眾友會有曾宗、楊馬、蔡雙加烈士。
霧社事件:
襲擊附近的警察分駐所十三處、警察分室、學校、郵政局、日本人官舍
等。台灣總督府調派各地警察、軍隊和飛機進攻霧社。由於日軍使用化
武毒氣進行鎮壓,嚴重違反海牙公約,引發國際,甚至於日本國會的強
烈譴責,導致日本陸軍、拓殖、總理大臣辭職負責。霧社事件有花岡一
郎(拉奇斯‧諾敏)、花岡二郎烈士;這兩位烈士是日本當局刻意培植
的原住民精英,因此在日本人與泰雅同胞感受極大矛盾而自殺,但在他
們的遺書中留有「蕃人公憤引發此一事件,因勞役過多」的話。
抗日及反共:吉星文、章傑、趙家驤烈士。
反共救國軍:
民國38年,大陸淪陷後,國軍在大陳島整編江浙、閩粵東南沿海各路
反共游擊部隊,名為反共救國軍;民國44年11月,總部移往東引。國
民政府轉進台灣時,另有許多軍民轉進滇緬泰寮邊境,繼續對抗共軍,
稱為雲南反共救國軍;民國50年,其中一部份續留在當地,其他撤回
台灣開墾出今天的清境農場。
反共救國軍有石炳麟、艾小文、李泰旺、李祿、李樹榮、邵有芝、南華
禮、段小雙、張天佩、張文華、張正興、陳俊發、華寶德、趙雙泰、何
德烈烈士。
台灣海峽海戰及砲戰有吳曉民、李新安、劉世奎、歐陽儒新、謝煌烈士。
反共敵後戰鬥或工作有喻金民、刁天文、王宇偉、呂善亭、李炎之、李
國樑、李德全、李潭火、李蔭濤、孟恒昌、時修明、高蘭軒、康洛、張
雲亭、曹晉希、陳國盛、陳壽山、彭海秋、黃紹宗、楊國光、董春玉、
詹生發、蒙寶葉、薛德高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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慘敗之後:民進黨需要黨外精神
〈蘭陽平原的雨夜四十八日〉
「那黨外的無私奉獻精神今日何在?」
1.
「人創造自己的歷史,卻無法隨心所欲地創造;他們不能在自己選擇的環境下產生,而是直接得到,給予和從過去繼承而來。」(Men make their own history, but they do not make it just as they please; they do not make it under circumstances, chosen by themselves, but under circumstances directly found, given and transmitted from the past.)(Marx, 1978)
馬克思以這段話,評論偉大的拿破崙一世的「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姪子路易‧拿破崙‧波拿巴(Louis Napoleon Bonaparte),如何能籠絡並代表各方勢力當上法國皇帝,主要是在一個結構上政經衰頹的亂世,利用其家族歷史的光環、黨派之間的合縱連橫,虛應地建立法國「第二共和」,旋即又以真正想要的「第二帝國」毀滅「第二共和」。一八四六年以來的法國當時失業率高、工資下降、貨幣市場崩潰、股價慘跌等經濟蕭條現象嚴重;在包括擁護波旁王室的保皇黨派、溫和共和派、社會黨人(左派共和派)、擁護拿破崙王室的波拿巴派、和考量其生存經濟條件與社會連帶層級形成「是又不是一個階級」的農民等競逐權力下,一八四八年十二月,路易波拿巴獲得廣大農民的支持,以囊括75%選票的五百萬票當選法國「第二共和」總統,卻又在一年後背叛農民與工人政變稱帝,「逮捕三百名市議員、在巴黎殘殺四百名工人、大動亂,七萬農民與城鎮居民起義、法國32個省宣布戒嚴(共130個行省)、兩萬六千人被逮捕,一萬人充軍。」(Sauvigny, Bertier and PinKeny, 1989)希冀民主共和的「人民的力量」化為泡影。馬克思的這本政治社會學名著《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以經典的辯證分析說明了人在政治的開創與限制性質,主要是受到「結構與事件」(structure and event)兩方面力量的過程和交互影響:政治與經濟等結構式問題與客觀現實,會和由人所發動的事件與運動的主觀意圖交織,產生有機的變化;但意圖的行動卻常常產生非意圖的結果。因為歷史的幽魂總是飄盪在結構、人的意識與實踐的天空深處,讓那錯綜複雜的政治權力競逐與社會變化顯得益發弔詭與戲劇化。
2.
而「人民的力量」在台灣卻曾十分成功地展現,雖然從「黨外」到「民主進步黨」,拉長歷史距離後現在看來,昔日無私奉獻的理想今日也戲劇化呈現傾頹腐敗之勢。
如果說,「權力是對社會有深遠影響的強制性決定的社會能力」(Power is defined as the social capacity to make binding decisions that have far-reaching consequences for society.)(Orum, 1989 ),則我們這裡所研究的,是權力如何在社會場域裡被競逐與運作。只不過是從馬克思筆下的法國總統/皇帝大位,轉換為宜蘭地方縣長/省議員的具備「強制性決定的社會能力」的權力追逐而已。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七日,一個選在宜蘭縣羅東鎮鄉下的看來微不足道的地方所召開的選舉協調會議,歷史卻顯示,那現在幾乎被遺忘與淹沒的「廣興會議」及其在四十八日後所產生的結果,是從台灣的東北部所昇起的巨浪,呼應著一九七九年台灣西岸南邊的美麗島事件所在地的高雄呼嚎,成為顛覆國民黨戒嚴體制,整體黨外民主運動大浪潮的最關鍵性戰役之一;其前後發展過程中,開啟了二十四年的宜蘭綠色執政與民主進步黨的取得中央政權,並且,因緣際會地,直接或間接產出了許多全國性政治人物:林義雄、黃煌雄、游錫堃和陳定南等,他們分別擔任或曾經擔任民主進步黨主席、監察委員、行政院長和法務部長等黨政要職,功在國家。然而,在今日弊案頻傳,民怨四起的新政治形勢下,岌岌可危的民進黨政權,似乎陷於一種我們可稱之為「權力的高度均衡陷阱」—政治人口的利益需求高於合理的資源分配現象—使得派系的共生共犯結構傾向,無法在黨政利益與人民期盼間做出理想回應。首先看出這個問題的人是林義雄,他毅然選擇離開了民進黨;而昔日為清廉、進步象徵的其他幾個人,陳定南爾今罹患癌症重病在床,游錫堃續任民進黨主席卻顯得優柔寡斷建樹有限。這時,幾乎這幾年來算是最為潛沈的黃煌雄,卻由其主持的台灣研究基金會策劃以一本書《人民的力量》(台北:玉山社出版,2006),把那蘭陽平原的雨月四十八日的記憶重新喚醒,在這曾由黨外主導,人民希望之所託的台灣民主運動風雨飄搖之際,產生了震聾發聵的作用,本質上透過對於「廣興會議」的歷史回顧問了一個石破天驚的問題:
「那黨外的無私奉獻精神今日何在?」
3.
歷史並非由一個人創造,偉大的精神也是,或許我們該這麼說,是集體意識所匯聚的一群人創造了歷史。但這段歷史由黃煌雄來問這個問題極為合理,雖然之後的二十年目前歷史主角似乎轉向擔任更具實權公職的游錫堃等人。文獻顯示,黃煌雄從為林義雄因美麗島事件入獄而巡迴台灣演說的一九八0年開始政治生涯,他這個人曾經擔任過三屆立委、一屆國大代表、一屆監察委員,問政的認真與嚴謹向來被稱為是「立法院的模範生」,但是,他介於「學者」與「政治家」間的個性,在民進黨內總是被視為是不結盟的「孤鳥」、「獨行俠」。而其被「邊緣化」的歷史弔詭,卻在二十年後顯示出其「真金不怕火鍊」的價值。令人不勝欷噓的是,他竟和林義雄一樣,成為現在的民主進步黨少數拿的出來的清廉、進步和有理想形象的人。黃煌雄其堅持原則與理想,給人略顯單面向與沈悶印象,有點「古代人」意味的一貫性格,數十年不變;而在當今民進黨一片重拾創黨精神的緊急呼籲中,這書中他的角色,卻又給人與時俱進的樣貌。我們發現,原來在今日後現代社會中,保持「原則」是一件歷久彌新的事情。而從《人民的力量》書中,雖然出場人物眾多,如果細讀會發現,作為這場會議「關鍵貢獻者」(key trigger)的黃煌雄,究竟怎樣將其力量貫注於並贏得這場關鍵戰役呢?那蘭陽平原的雨月四十八日的記憶,還需要更多的細緻分析。
4.
可以這樣說,從歷史角度來看,沒有一個人是完美的。凡是完美的人格就是握有詮釋權力的作者針對文本的美化,會喪失真實性,也早晚會被翻案。所以近來許多重拍歷史偉人,如電視劇「大漢風」的項羽和劉邦的楚漢相爭、西方電影「亞歷山大大帝」等,均顯露了經典人物的致命缺點和其面對的悲喜劇方式。如性好漁色市井粗魯但為人豪邁能「用人不疑」、有「容人之量」的劉邦,若沒有呂后的節制與道家高人張良戰術上指導,體察社會局勢與民心需求息兵養生,則不可能成就霸業;而剛愎自用卻有著高超品德真情至愛的項羽,擄獲了天下美人虞姬之心卻因暴戾脾氣,不能察納雅言徒有百萬大軍失了江山。這些歷史中的人物,啟迪我們的是,除了主觀的意圖外,如馬克思在《霧月十八日》中所言,並且是受制於政治、社會與經濟結構,和歷史的幽靈作用的。因此,若說起《人民的力量》這本書的弱點,就是在於欠缺對於出場人物性格的立體描繪,讀者讀來總是少了那麼一點情感澎湃起伏的故事性,這或許是這些人都還健在的緣故;但其優點卻是,以忠於歷史原貌的「學術式」訪談和敘述,將幾乎隨老成凋零的民主運動重要一頁保留了下來,並且透過當時的場景紀錄(field record)活靈活現地呈現了選舉過程的焦慮、緊張與幽默,從一些細微的部分,也讓讀者見到了所謂無私奉獻的「黨外精神」。如:
「…林和國繼續說道:「我們如果叫你不要選,你會不會硬是要選?」,陳定南無奈答道:「當然不能硬選。」,林和國於是提議:「這樣好,你剛才說認同我們二十四個代表,現在我請你去選縣長。」,「對對對…」與會代表一窩蜂鼓掌叫好,陳定南抱起六法全書不情願的說道:「這不是叫我去做犧牲打嗎?」。」
「『我問陳定南他過去曾不曾演講,他說不會,不得了…』擔心這場選舉不知道怎樣選下去。在當天演講的過程中,台下的觀眾也不斷提供陳定南演講改進意見。」
「幾位老師也經常親身參與文宣張貼工作,在當時情治單位的嚴密監控下,為避免身份曝光,他們多半是頭戴帽子身著雨衣悄悄的進行著這項工作。」
「吃國民黨投黨外…在游錫堃競選總部中,由於便當數量有限,菜色也只能算是尋常,常常不能滿足助選人員的需求,某日中午,…整批助選人員,浩浩蕩蕩的走到附近國民黨縣長候選人李讚成競選總部的用餐地點,抵達時,一群人就著桌子拿起碗筷就開始大吃特吃起來,整桌的飯菜比起游錫堃競選總部便當裡的飯菜當然好上很多,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意猶未盡。之後持續吃了一段時間後,終為李讚成競選總部人士所發覺,面對這一批食量頗大的黨外不速之客,李讚成競選總部頗感吃不消,後來遂將整個競選總部工作人員用餐地點遷移,才總算結束這種尷尬的場面。」
「在一九八一年縣長選戰過程中,當時擔任黨外縣長候選人陳定南競選總幹事的黃煌雄,手上經常有處理不完的大小選舉事務,有一次,黃煌雄的太太吳月娥碰巧由台北回到宜蘭,到陳定南競選總部走走時,正好看到黃煌雄要陳定南早點回去休息,以儲備明日行程所需的精力,接著又繼續忙著交代總部相關人員後續相關事務。深夜三、四點回到家時,吳月娥打趣的跟黃煌雄說:『煌雄,是你在選縣長還是定南在選縣長…』」
從人物的個性來說,以上書中片段所提供的,雖嫌扁平,仍可勾勒出「廣興會議」這一歷史事件的主要演出者的特色。從馬克思《霧月十八日》所啟迪的研究方法來說,「人物」是創造「事件」的施為者(agency),是一切事情發生的開始。即使有再悲慘的經濟蕭條,社會的戒嚴與動盪,若沒有不滿現實的先行者發出第一聲怒吼,與規劃行動的智慧,則社會結構永遠也不會轉變,世界還是在腐爛,不公義的軌道自我蒙蔽地運行。
《人民的力量》書中的這群先行者:已經是當時在宜蘭唯一一席黨外立委的黃煌雄,是理所當然的有全國性聲望的在地領袖。他對於要把將要選省議員的游錫堃、新參選宜蘭縣長的生澀新手陳定南、和新生代的省議員參選人張川田擺在怎樣的政治層次思考,對於這宜蘭黨外,乃至整個台灣民主運動而言,至為重要。讀者從書中的紀實敘述可以發現:黃煌雄的考量是拉高到一個全國層級的戰略高度,考慮的是「最大勝選,最小成本」避免分裂的面面俱到因素,而沒有從在宜蘭縣政治實力消長的一己之私角度思考。可以反面思考地說,如果當時黃煌雄並非從台灣民主運動全局考量,他事實上可以為了保全自己之實力而虛應故事支持陳定南,當一個假的縣長競選總幹事,只讓有地方經營實力的游錫堃當選省議員後收為己用,而發展其蘭陽平原的政治影響力;這點,相較於霧月十八日裡的路易‧波拿巴,其以權謀和稱帝私心過河拆橋殘殺異己,顯得格外「過於理想地」醒目。黃煌雄其堅持原則與理想,有點前面說過的「古代人」意味的一貫性格讓他在「廣興會議」中,堅持主持最大勝選可能、無私避免分裂的大局:陳定南選縣長,游錫堃選省議員,也歡迎張川田參選。以當時的政治實力而言,黃煌雄的決定一言九鼎。雖然競選過程衝突不斷,各方勢力也因忌憚黃煌雄的影響而未敢過度逾越。但現實是,黃煌雄承襲份量過重的蔣渭水以降的歷史責任感,這少了一份權謀,多了一份品格的決定,我們可說乃其政治性格上「下不了重手」的弱點,讓陳定南崛起,游錫堃壯大;黃煌雄在接下來的二十年在宜蘭的影響力逐步被吞噬,所以轉戰台北縣與中央。而這裡我們要思考的是:「品格」是否是政治場域中的第一原則?還是「權謀」才是?還是兩者必須交互應用?項羽和劉邦的楚漢相爭,劉邦爭得了一時,而今日讓人掬一把同情之淚的項羽是否爭得了千秋?在沒有完美人格的政治人物的今日,當民進黨政權陷入空前危機,「品格」、「清廉」、「道德」和「操守」又被推上政治前線時,《人民的力量》一書所敘述的人物類型,值得讀者深深思索。
5.
而從結構面思考,或許更能看出「廣興會議」的馬克思歷史分析的「意圖的非意圖結果」(intentional-unintended consequence)。從書中我們會發現,在後美麗島事件的第二年,當時整個台灣可以說仍處於風聲鶴唳的肅殺氣息中。全國黨外領袖黃信介、張俊宏、林義雄、姚嘉文、施明德、呂秀蓮等均鋃鐺入獄,現在的總統陳水扁當年是後生晚輩、年輕的辯護律師之一,而政治與社會結構處於保守、恐懼和噤若寒蟬的狀態。從書裡可以看到國民黨當時趾高氣昂的相信,取得宜蘭縣長與省議員的席次是輕而易舉之事。這事不但國民黨相信,事實上,連當時的黨外所有人,包括領導的黃煌雄,和參選的游錫堃、陳定南、和張川田都心知肚明,勝過擅長打組織戰的國民黨是件非常困難的事。
但正如本書書名《人民的力量》所顯示,宜蘭作為一塊台灣「民主聖地」有其特殊性。就在全國各地因美麗島事件大逮捕而懼不敢言時,曾經在日據時代出現抗日英雄蔣渭水,也於國民政府統治初期產出過郭雨新等黨外先輩的宜蘭,人民反而因為高雄這壓制民主的作為而累積了抵抗的能量。這股能量所等待的,就是不怕死的「揭竿而起」、奮不顧身的「登高一呼」!這點,我們認為,在「廣興會議」時事實上並不知道的,或者說是模糊不清的;證據是,從書中描述的當時的各自盤算可以知道:意圖上當時沒有人相信可以當選。如陳定南覺得自己是「犧牲打」、游錫堃力阻張川田參選,因為省議員黨外基本盤不可能當選兩席、當時民眾也曾傳出黃煌雄要出馬選縣長,結果也沒行動、黃煌雄雖從黨外民主發展角度有堅強意志力協調保持和諧,但也必須承擔讓張川田參選後的游系不滿,對於陳定南的輔選勝選也完全沒把握等。
因此,從馬克思的「結構與事件」歷史過程分析方法來看:從一九八一年九月二七日召開「廣興會議」至十一月十四日的投票日的四十八天,台灣最著名的,時常陰雨綿綿的蘭陽平原的政治局勢,也產生了天翻地覆的轉變。政治結構上是國民黨已經從二次戰後連續三十年在地方執政,可說是盤根錯節,牢不可破。而整個台灣的社會經濟形勢,也因為美麗島事件大逮捕後,人民雖然政治上有白色恐怖,但是經濟狀態處於繼續成長、日常生活作息也趨正常的情況。而台灣民主力量之所以能夠增長,以媒體輿論為主體的市民社會(civic society)得以形成,弔詭地卻是因為人民在經濟上是從生存的滿足朝向生活的追求轉變,衣食足而知榮辱,也要言論自由與出版自由。而一九八二至八五年間,白色恐怖的箝制亦深入大學校園,我們在台大的學生運動參與,和許許多多的同學產生的集體意識,「那時代的理想青年,憂心戒嚴的烏雲罩頂不知何時解脫的痛苦」(石計生,2006),也作出了校園言論與出版自由的要求,正是這整個大的台灣社會結構轉變下的市民社會先行呼聲。
地方客觀結構上而言:一九八一年十月十三日選舉截止登記,創造「事件」的施為者,出場的人物包括(1)縣長部分,應選一名,登記三名:李讚成(國民黨)、陳定南、許仁修(無黨籍);(2)省議員部分,應選兩名,登記五名:陳泊汾、官來壽(國民黨),張川田、游錫堃、張文鵠(無黨籍)。而國民黨部分的主導,是由當時的縣長李鳳鳴與立委林坤鐘、國大代表羅文堂與監委許文政、前縣長陳進東和代議長陳進富等三股力量中的諸人操刀;無黨籍(黨外)則單由唯一黨外立委黃煌雄主持大局。這份領導名單,可以看出一個事實:國民黨因為長期地方執政而產生政治派系的結構功能分化嚴重,所以想於選後分一杯羹的各股勢力多元而複雜;黨外則因為是新興的政治力量,在林義雄身陷牢獄的情況下,顯得同仇敵概而相對單純,黃煌雄的指揮與運作效率上相對有效。更重要的是,宜蘭地方因為「民主聖地」歷史傳統特殊性,則更能嗅及大政治與經濟等結構式問題與客觀現實,從而能會和由人所發動的事件與運動的主觀意圖交織,產生有機的變化。
但可見的是,當時黨外的選舉政治並非「菁英—人民」二元施為者,而是「菁英—中間—人民」的集體運作。屬於檯面上的政治「菁英」:黃煌雄、游錫堃、陳定南、張川田等,說實話,除了前二者比較經驗老到外,其他人都屬剛剛嶄露頭角,在與人民之間顯有鴻溝,難以成事;必須依賴「中間」層級的「次菁英」—如黨外志工、中學老師等—的宣傳戰略討論、行動執行與衝突轉圜排解;這些如李清煌等不支薪的黨工與地方傑出知識份子徐惠隆等的在地無私加入,宜蘭黨外的「空前」團結,終究使得人民的熱情被喚醒。選舉過程仍然暗潮洶湧,衝突不斷,雖然不應如書中被過份高估其影響力,但事實是,建立在「廣興會議」價值倫理約束力共識,確實使得「菁英—中間—人民」的三位一體產生「非意圖」連結或共振,終究是讓國民黨在宜蘭經歷有史以來最為嚴重的慘敗。
這場精彩追逐「深遠影響的強制性決定的社會能力」的地方權力大戲的戲劇張力在於「事件」的發生:當黨外的菁英們在宜蘭街頭巷尾,開始散發由競選總幹事黃煌雄設計的聲東擊西的「打破國民黨三十年縣長專賣局面」的陳定南競選縣長的傳單時,當由中央請來的助講團和地方名嘴結合溪南溪北到處演講時,奇妙的化學作用開始了。到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投票前,已經經過多次政見發表洗禮的陳定南,在「菁英—中間—人民」的三位一體運作啟蒙下,終究展現他的個人演說魅力,也看到他日後連任縣長與擔任中央要職的實力。如《人民的力量》書中訪問稿所述,他邀國民黨縣長候選人李讚成出來發誓不買票做票,去溪北礁溪帝君廟發誓,去溪南羅東城隍廟發誓,對著國父遺像下跪發誓等戲碼,均是宜蘭未曾見過的戲碼,也使得人民從家中、鄰里、學校和工作地站出來了;黨外的演講場子幾乎場場爆滿,擠得水洩不通。黨外到今日民進黨選舉時所最擅長的「宣傳戰」,在當時看到了驚人的成效,聲勢看漲後,就這樣蘭陽平原的雨月四十八日後徹底擊垮了國民黨的「組織戰」。其原因無它,因為當時宜蘭執政的國民黨的貪污腐化已經到了極點,組織早已經僵化生鏽了;而當時形象清新的黨外參選集體就因為點燃了民眾的積壓的對於全國性的大逮捕不滿與對於宜蘭地方新局的開創熱情,將縣長與省議員政治權力的權柄,第一次不交給國民黨,而是當時的由黃煌雄所組織,領導的黨外。「廣興會議」意圖上勝選的沒把握,選舉的「非意圖結果」卻是黨外大獲全勝:陳定南以九萬零三百八十票當選縣長,游錫堃如願以四萬一千六百三十一票為黨外搶下一席省議員,張川田雖然以兩萬九千兩百一十五票敬陪末座落選,卻也如願累積了政治實力,逐漸在宜蘭地方嶄露頭角,目前是宜蘭民進黨籍立法委員。勝選當天,蘭陽平原的雨月四十八日終於有了政治上象徵雨過天晴的這一天,如《人民的力量》書中所述,黨外志工和地方知識份子
「徐惠隆的日記裡記載著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四日晚間勝選時人聲鼎沸的情景,當時鞭炮煙硝瀰漫,助選員一個個走上臺上演講並接受歡呼,說出彼時心情,高鈴鴻紅炵炵的臉上滿堆著笑意,邊越過人群邊說著:『倒下去了吧!騙我不懂,選久了,國民黨也會倒下去。』」
6.
「黑格爾在某個地方曾說過,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會出場兩次;但是,他忘了補充一點: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滑稽劇出現」 (Hegel remarks somewhere that all great world-historic facts and personages appear, so to speak, twice. He forgot to add: the first time as tragedy, the second time as farce.)(Marx, 1978)
「霧月十八日」,嚴格來說,應是「十八霧月」,按法語習慣,先說日期,後說月份。它指的是法國第一共和八年的霧月十八日,即1799年11月9日,是拿破崙一世發動政變,改共和體制為軍事獨裁,取得第一執政頭銜的日子;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效法他的叔父拿破崙一世發動政變,使得馬克思在書中,就借用「霧月十八」,這個法國共和曆紀元,被稱為「霧月」(Brumaire)的日子,作為「政變」的代名詞,並藉以諷刺庸碌的路易‧波拿巴的意味。今日,當我們以這篇長文評論發生於二十五年前的「廣興會議」與其所激發的人民的力量時,再重讀馬克思經典名言時,有著特別深刻的感觸。歷史的「悲劇—滑稽劇」所引發的弔詭思考在於,前面所述,慶祝黨外空前勝利的話語:「倒下去了吧!騙我不懂,選久了,國民黨也會倒下去。」在二00五年的宜蘭縣長選舉中,變成了「倒下去了吧!騙我不懂,選久了,民進黨也會倒下去。」出場兩次的「黨外—民進黨」,第一次是「喜劇」,第二次是「悲劇」。
從一九八一年陳定南勝選開始,經歷游錫堃、劉守成等數任執政長達二十四年的「黨外—民進黨」地方政權,竟然又終結在已經擔任過兩屆八年縣長,從法務部長職位辭官執意回宜蘭參選,不願世代交替的陳定南手裡。三十年國民黨手裡腐化專權的宜蘭地方政權,歷史輪迴地讓人民重新做出了選擇,以選票質疑僵化了的綠色執政、欠缺世代交替決心的民進黨地方政權。但這並不是偶發事件,環伺其地方乃至全國的氛圍,宜蘭地方的社會經濟失業率排行全國前五名,而陳水扁總統政權目前正面臨弊案纏身,貪污腐化的人民嚴厲質疑,連支持綠色政權最有力的中央研究院院長,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李遠哲也說出「政績有限、弊案不少」的譴責話語。而昔日無私奉獻的「黨外精神」,說穿了,就是台灣人民對於實現一個理想社會所願意出錢出力、奮不顧身,寄託政治菁英在民主選舉中實踐的精神。從前,國民黨令人十分失望,所以,「黨外精神」就出現了;但是,宜蘭地方的二十四年綠色執政,中央的民進黨政權的六年執政,結果卻是令人民更為失望的地方無能發展,中央結黨營私、上下交相利的貪污腐化現象。民主的可貴在於,可以經由選票的力量讓喪失品格與理想的一方下台反省。我們或許可以重覆馬克思在《霧月十八日》的經典話語:「人創造自己的歷史,卻無法隨心所欲地發生;他們不能在自己選擇的環境下產生,而是直接得到,給予和從過去繼承而來。」以此說明,蘭陽平原的雨月四十八日現在成為一個鮮明的印記,過去黨外的「結構—事件」的過程、「菁英—中間—人民」的集體運作,「意圖的非意圖」結果,過去並非完全過去,它會成為一個陰影,一個幽魂,時時纏繞著現在的施為;大凡不能以史為鑑者,面臨唾棄是必然,但其中果有高難度的堅持原則與理想,既能高超品德、又能「用人不疑」、有「容人之量」者,終能在與時俱進的自我學習中,掌握人物本身的價值,伺時而動,融入歷史洪流,在潮起潮落間,與大海共處成為陽光溫暖照耀。
(二00六、七)
參考書目
1. 石計生,就在木棉花開時,公館/溫羅汀的那個年代。台北:歷史智庫出版社,2006。
2. 德索維尼、品克尼(De Sauvigny,G. de Bertier, Pinkney, David H.)等著,蔡百銓譯,法國史(History of France),臺北市:五南出版社,1989。
3. Anthony M. Orum: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ociology : the Social Anatomy of the Body Politic. Englewood Cliffs, N.J. : Prentice Hall, 1989.
4. Karl Marx,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Selected from The Marx-Engels Reader Robert C. Tucker(ed.), Norton Press,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