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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台北/重陽南山，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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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稻埕六館街的輝煌時光：訪談翁東城先生
大稻埕耆老翁東城先生訪談(台北/羅斯福路五段，2010.10.22)
說起對於台灣歌謠的研究，從紀露霞一路走到現在的回到過去看時空裡的流行音樂與社會空間關連，發現大稻埕與艋舺是台灣正港藝術精神性的表現地域，並且是充滿異質，傳統，開放，與混種可能的表現。大稻埕區域，繁華雍容文化深厚的台灣人市街並非是一個抽象的存在，而是具體而微地，活生生地存於記憶裡，雖然物質空間中已經被摧毀，如清代被稱為六館街，日治時期被稱為港町，今天貴德街一帶的英國經營茶葉的洋行，與荷蘭，德國，美國等各國領事館聚集的區域，全數拆除改建，狹窄斑駁的小巷，今天已經完全無法得見其興盛繁榮的面貌。我在閱讀歷史文獻時，每讀於此，對於那從深廣良港處處的淡水河眺望洋行茶館林立的河岸美麗景觀，及其背後的階級與族群革命意義脈絡理解，均深深嚮往之。
而今日能夠訪談到明治時期就已經是大稻埕六館街英國洋行的總舖師翁車之子翁東城先生，談他父親與自己，是一個偶然。我指導的東吳大學碩士生徐培堯，一個從小受到良好音樂培養卻毅然轉研究台客音樂社會學的獨立思維學生。有天在我研究室看到一張1903年的台北市地圖，他端詳良久後跟我說，「老師，我家以前就住在太原路，我外公他爸爸就是六館街的外國領事館的廚師。」我聽了心中一振，覺得實在難得，竟然過去只能仰賴莊永明先生零星說明的幾乎是像神話般的六館街，今日竟然有一個大稻埕耆老可以親口告訴你一切，乃請學生思樺安排，約定這樣重要的深度訪談。
生於大正十年，西曆1920年，今高壽九十的翁東城先生記憶力驚人的好，他完全記得小時候與父親怎樣在六館街至河溝頭街之間的英國洋行，領事館出入，在大花園與洋樓遊玩的場景，以及船如何從深遒淡水河入港，英國人，廣東人，台灣人與日本人是如何在這充滿異國風味又十分本土的大稻埕，台北首善之地產生既合作又競爭的生意與文化關係。他的父親翁車，是台灣第一個作西餐的總舖師(如何學得這門廚藝，還需進一步訪談)，受到德記，怡和等六個洋行和領事館的委託，作每日三餐的食物與有時宴會時的總舖工作。薪水好得不得了，一般工人一月工資為七塊半，翁車先生一月一家洋行給他三十五元，三家就超過一百元。而日本三井株式會社的出現，企圖進入茶行生意，彼時也無法撼動英國人的基業。翁東城先生也提到他去第一劇場，第三世界館，永樂座與淡水戲園(新舞台)看影片，聽歌的經驗，其中一個待考證問題，皓瑜與我都察覺了，是翁東城說新舞台看的是歌仔戲，沒有正音(京劇)，就目前史料顯示，辜顯榮從日人手中買下新舞台後，是從上海，福州引進京劇班為主。一個可能是大稻埕既是台灣人市街，京劇的欣賞主要是在知識份子階層，一般人基本上聽不懂，所以新舞台為了吸引票房，會穿插上演歌仔戲等台語戲碼與音樂。翁東城也說到去太平町通，延平北路上的古倫美亞唱片行聽台灣流行歌的經驗，更說到一件非常特別的事情，約是大正十五年間，1926年，他在永樂市場附近看過一個彈著日式三味線的台灣歌手，名字不記得，只記得有爆牙，在邊教人唱台語歌，邊賣歌本。我懷疑是陳君玉或者是誰。這事情是比戰後洪一峰，楊三郎，葉俊麟他們在圓環作同樣的事情早了三十年，十分有台灣流行音樂史的意義，必須進一步比對文獻與交叉訪談確認。瑪丹也希望未來能問翁先生關於聆聽流行小曲的經驗，我說好。
翁東城的妻子蔣粉女士，現年也八十多歲，令我十分驚喜地說出她是台灣歌謠作詞家李臨秋在公路局時期的同事，十分熟悉，辦公桌就在對面。出身也是大稻埕世家，為位於大光明戲院(日治時期第三世界館)的松茂茶行掌上明珠(下次深入訪談其父親與茶行事宜)。她說本來公路局有六個會社，她當時當到主任職，辦公室就在博愛路七重天菊元百貨上，因為結婚必須辭職，但又需離家近點的工作。李臨秋遂介紹她先去永樂町第一劇場擔任剪票員，因工作時間在晚上，不適合已婚婦女，又轉至大稻埕陳天來的錦記茶行擔任出納(需進一步問她與李臨秋關係，特別是台灣歌謠這塊)。他們倆夫妻還談了國民政府軍隊從火車站走出的敗軍之象，與後來二二八當時的實況。也說到戰後六０年代越南總理阮高祺來台北跟翁東城設於衡陽路的外幣匯兌處交易的事宜。因為已經讓翁先生連續講了三個小時，從早上十點半到下午一點，我覺得應該停止訪談，適可而止。遂帶領一起來訪談進行照相錄影錄音工作的學生皓瑜，瑪丹與汝育禮貌告辭，培堯送我們至捷運站。我說你外公喜歡攝影，剛才他說那時就照了很多相片，改天整理好，我們再來拜訪，一定也是對於台灣土地珍貴的記錄。
所謂的颱風的雨直直落下，吃飯喝咖啡時和皓瑜討論了舊約出埃及記裡的一些信仰問題，後來大家一起討論。瑪丹則問我，老師，你這研究訪談的熱情是不是你過去做學生運動的延續？我說，不是，我本來以為經歷杜鵑花城那段沒有明天的戒嚴時期運動後，實質上的熱情已經結束了，因為不會比那段時間更激烈熱情的生命投入了。但是，自從於地下電台聽到紀露霞老師的台灣歌謠青春嶺後，迄今五年，我知道，通過流行歌研究，對於土地的熱情，一點一滴地回來了，以更為成熟之姿，如同一種對於邏輯神，而非功能神的信仰。
DRA，關於愛與土地的熱情這一切，他需要的是被靠近，被喚醒。
(石計生田野後記，2010,10,23凌晨)
大稻埕異托邦(詳細內容精選II)
大稻埕異托邦(詳細內容精選II)
石計生等(DRA)著
「這昔日水線一直從歸綏街延伸至貴德街(昔日之千秋街，建昌街)的著名台灣茶商陳天來的後文藝復興巴洛克風格豪宅，兩側凸窗塔樓立柱拱廊雕飾著台灣蓮霧與香蕉，同樣傲然沒落貴族的景觀。」在街上行走這段描寫陳天來洋樓豪宅的景象，在日治時期，「巴洛克裝飾之洋樓的立面處理成為商品化符號所需要的表皮包裝，西式彩色的店屋立面豎立於傳統的長形街屋平面之上。與之相對的鄉土意識，則採取典型的清代造型如淡水戲臺，江山樓，或者是在洋樓立面山頭上加上中國的裝飾，如人物花鳥走獸，人參，書卷，八卦等形式包裝[1]。」走在大稻埕，其他如鳳梨大王葉金塗宅[2]，迪化街的商行等均有類似的中西混種洋樓設計。而陳天來洋樓「兩側凸窗塔樓立柱拱廊雕飾著台灣蓮霧與香蕉」，台灣常見的水果蓮霧與香蕉巧妙地裝飾在巴洛克式洋樓立面山頭，事實上具有鄉土意識與西化混種的普遍性，呈現的不是組織台灣民眾黨的蔣渭水的普羅反抗；而是為著商業利益的與日人的妥協，採取了西式洋樓又不放棄台灣的元素，呈現建築上的兼容並蓄。這也表現在當時台灣仕紳的妥協，周旋于台日之間的性格。如霞海城隍廟繞境上陳天來的角色，他常是祭典的祭祀委員長：「昭和十年(1935)年六月十一日，稻江迎城隍，九份怡和堂參加續報行列。續於席上選舉陳天來，張東華，楊深，蘇穀保，莊輝玉，張清港六氏為祭典委員。而陳天來氏為委員長。一同會議後，聯袂赴北署，訪問井上署長，將同會議定事項，周詳報告，並就此後手續進行上，有種種接洽，井上署長亦頗諒解，且許以後務計方便，一同滿足，同四時告退。[3]」而昭和七年(1932)年的繞境，陳天來宅成為日本殖民統治者由上而下俯視城隍繞境的親善地點：「是日督府安武文教，殖田，殖產兩局長，中瀨州知識，西澤市尹等，聯袂往港町陳天來氏樓上觀覽。[4]」
[1] 陳章瑞，台北大稻埕的都市轉化(1851-1989)，台大土木工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p.54，1989。
[2]葉金塗古宅位於重慶北路二段172號，在重慶北路與保安街交叉口上，葉宅建於西元1926年，於1929年落成，是由生產鳳梨罐頭致富的葉金塗所興建。葉金塗所開的商行名為的「金泰享商行」，人稱「鳳梨王」，是當時大稻埕的富商之一，從葉宅豪華奢麗的及外觀，即可想見葉金塗雄厚的財富實力。可參http://tw.myblog.yahoo.com/puffy-chu/article?mid=861&prev=874&next=838&page=1
[3]宋光宇，林明雪(1992)，日據時期大稻埕宗教活動節錄(下)，台北文獻，直字101節，頁38，台北文獻委員會發行。
[4] 同上註，頁27。
「一座高不可攀的堤防如城牆隔絕了大稻埕跨越至二十一世紀的記憶」，這條堤防的興建是民國五十三年(1964)「淡水河防洪計畫」的一部份，主要應是因應1963年嚴重肆虐台灣中部與北部，造成共363死，450傷的嚴重傷亡的葛樂禮強烈颱風[1]所建。1975年後則因為有個「萬大計劃」，所謂萬大計劃是萬華大稻埕重新再規劃，主要的交通工程是拓寬環河南路、北路，成為台北市重要外環道。而堤防內的環河北路，基本上是將清代的河溝頭街、港邊街、港邊後街、大有街等打通而成，是民國六十七年(1978)完成的拓寬長安西路及環河北路的工程[2]。該工程造成的結果，讓光緒初年以來的英商德記，怡和在千秋街，建昌街建的洋樓，與美國(建昌街渡船頭附近，今之民生西路尾偏北)、荷蘭、法國、德國等領事館依序位建於六館街至河溝頭之間的城市地景逐漸消失。昔日佔地千餘坪的洋樓改建為現代化大樓，怡和大樓正門由貴德街改向環河北路，始於清代的貴德街，原來是台北市最早的洋樓街，也是領事館洋行茶商聚集之地，盛況空前，一世紀後景況蕭條，行人稀少，反成後巷。「民國六十六年，怡和洋行遷離，德記洋行則於次年最後搬離生意逐漸式微的大稻埕」(吳密察等，1984)。德記洋行的搬離就實質上讓貴德街的倖存洋樓成為遺跡，一些零星古蹟如著名台灣歌謠作詞人李臨秋故居(西寧北路86巷)、千秋街店屋(昔日之「莊協發商店」，位於貴德街51、53號) 、店屋對面的建於昭和五年(1930)著名茶商李春生紀念教堂和陳天來故居等還留下，見證風霜歷史。
對於日常生活的台灣人而言，大稻埕「夢址」指的是台灣人的市街，它直接與城內總都府所在的日本人領域相對。大稻埕是蘊含革命潛能(如蔣渭水的大安醫院)與休閒極致(如江山樓)的「夢址」。而對於日本帝國乃至於國民政府而言，大稻埕「夢址」是被國家權力控制篩選過濾後的地域秩序所刻意劃分的差異空間，是隨時可能遊行，聚會與暴動的需要被監視與堤防的地域。既然此區域為叛逆之地，大稻埕「夢址」在權力擁有者眼中就是必須刻意遺忘，刻意蕭條，刻意邊緣化的地方。
而讓「面水」的大稻埕轉為「背水」的河堤建設背後，其實是國民政府延續日治時期的台北市持續向東發展的城市意識型態，對大稻埕城市文化的「反政府」性格—日治時期蔣渭水領導組織的台灣人第一個政黨「台灣民眾黨」(1927年成立，在蓬萊閣召開「第二屆中央委員會」)抗日與國民政府時期的「二二八事件」(1947年，在法主公廟附近)—均在這裡活動發生的恐懼，城市發展的向度從城內不往北邊大稻埕而往東發展乃有其歷史的社會原因。